汽車先驅南懷仁--“汽車始祖”在中國

歷史輪迴，今又困惑。我想，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當”汽車始祖”醒來時，汽車已不再是奇技淫巧的玩具了，而是富國強民的利器。

　　北京車公莊6號，外國傳教士的墓地。

　　這是一所院校，大多數人只知道這裡是北京市黨校，行政學院。

　　300多年前，這裡是北京的郊區，叫“藤公柵欄”。現在是北京的二環，繁華的市中心。

　　院牆,樓宇隔斷了車水馬龍的喧囂，樹木,花草歸還於一片寧靜。

　　問閒散遛彎的老人，“這裡的外國人墓地怎找？”

　　“前面那一片樹林就是.”。.老人用平緩的語速，眼都不抬地用手指着說，前面拐彎就能看到了。

　　春暮初夏，一場細雨過後，校園清新，樹枝抽翠，一片生機盎然。

　　校園裡的人都知道，這裡有一塊傳教士的墓地。如果留心的話，就會發現，這寧靜的校園與中國近代史有着密切的關係。每年國外的使節和元首來這裡不少，還有大批的外國的學者教授和留學生來此拜竭。在此徜徉呼吸心情並不輕鬆。

　　“來到這裡，有觸摸歷史的感覺。”

　　這是印象，更是心裡驅散不去的複雜感情在起作用。

　　來此地的人都不會把眼前圍牆圍起來的墓地當作風景，幽靜的四周大有時空倒轉的沉思。

　　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的墳塋就在這裡，康熙皇帝親賜的墓碑依次排列。

　　利瑪竇碑高有3餘米，偉岸聳立，只有在孔廟大殿和皇帝陵墓才能見到。其中南懷仁的墓碑雖然比利瑪竇小一號，但氣勢不凡，獨享龍恩。康熙不僅親撰祭文，還封諡號。

　　“爾南懷仁，秉心質樸，四野淹通。來華既協靈台之掌，復儲武庫之需……可謂蒞來惟精，奉職費懈者矣。邃聞溘逝，深切悼傷。追念成勞，易名勤敏。”

　　康熙此諭用滿漢兩種文字刻在南懷仁碑碑陰，碑陽用漢文和拉丁文鐫刻。迄今為止，用三種文字刻寫碑文實屬少見。

　　南懷仁（FEYDINAND VEBIEST 1623-1688），比利時人，傳教士（耶穌教會教士），在華傳教28年，官至欽天監監正，掌管觀象，推算節氣曆法，是當時在華傳教士中官職做到最大的一位外國人。享此殊榮與至尊別無二人。在眾多的歷史文獻資料中，人們只知道他是一個“傳教士、科學家、工程師、外交家”，卻很少知道他是“汽車始祖”的先驅。

　　“第一部文獻記載的自動機器三百年前就在北京製造和行使了。”

　　這是國外一位叫謝爾的學者（專門研究機動車歷史）在“北京的先驅”一文中的開場白。他認為，這輛車的存在是有文獻切實記載的，根據這一文獻可以複製這輛車。

　　這就是南懷仁1687年發表在德國《歐洲天文學》上介紹“自動機器”的文章。

　　四年前，我在比利時汽車博物館裡看到過南懷仁身穿清朝官服觀看這輛車合影的畫像。後來我把它帶了回來（畫冊）陳列於上汽汽車文化展示廳。儘管國內也有人研究過，只是簡單地提到，並未見到過詳細的資料介紹。上個世紀30年代末，美國人維因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技術評論》上發表“汽車之始祖”一文，介紹了南懷仁的自動機器的成果，認為南懷仁在北京利用蒸汽推動車和船的試驗是前無古人之舉，並將南懷仁用拉丁文寫成的文章譯成英文。1943年，清華大學原副校長劉仙洲又將此英文譯成中文，刊登在上海出版的《東方雜誌》上。抗戰時期，上海耶穌神學院的胡同鐸曾根據此事撰寫過一篇“汽車發明在中國”的文章。後經天津大學魏勵勇教授考證得出結論：“南懷仁系將布蘭卡之汽輪機用之於車輛和船舶上，又加上了轉向機構，最後在原理上作了廣泛的建議。”

　　“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創舉。”

　　中科院院士席澤宗撰文說，在用蒸汽做動力方面，南懷仁的試驗比瓦特製成複式蒸汽機早1115年，比西明頓將蒸汽機應用於輪船早123年，比司蒂芬孫用於火車早150年，比布爾用於汽車早200年……最後，這位院士說，南懷仁不僅在中國科學史上有其地位，在世界蒸汽機史上也應大書一筆。

　　這些介紹和評價散件於零星的學術研究的縫隙里，僅僅隻言片語而已，並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但對於關心汽車史的人來說，則看出了名堂。

　　近年來，圍繞“汽車始祖在中國”我曾收集和查閱了不少資料。令人遺憾的是，多數資料來源還是二手居多(從國外雜誌翻譯過來)，缺少原創。引經據典主要還是緩引外國人的說法，尚未見中國學者在這方面獨到的見解和深入研究。相比較而言，還是國外關注度要比國內高。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在比利時，南懷仁被當作傳播西方文明火種到東方國家的先驅；他的“發明”被當作對人類文明的貢獻陳列在博物館裡，記錄在歷史的史冊上；他的形象被當作聖賢塑造成城雕（穿着清朝官服）留作永久的紀念。而打開中國的汽車史卻沒記載，在清朝的正史和野史中也沒留下蹤影。

　　長期以來，汽車在大多數人的概念中是舶來品，根深蒂固。如果將南懷仁的“自動機器”成果搬出來也許會動搖一些人的看法，會發現早在300多年前中國已經完成了近代汽車雛形的基本原理，用今天的話說，這就是“概念車”。儘管這車並不實用（是為討好皇帝哥哥做的玩的玩具），但卻是當時最具高科技含量的“玩具”，是一種科技發明。這裡我們也不難看出這裡既有中國傳統技巧，又有西學原理相互借鑑柔和的痕跡。而結局如何？在一些守舊之士看來這都是洋人的“奇技淫巧”卻被扔掉了，或束之高閣，被人遺忘了。好在南懷仁是個有心之人，養成了把自己的“科技活動”記述下來的習慣，梳理成論文寄自歐洲發表，這才保住了他的研究成果未被流失。據了解，南懷仁在華的科技活動及研究成果，大量的著書都被保存了下來。他的突出貢獻就是北京現在還保成完好的北京建國門外古觀象台儀器實物。

　　南懷仁是個傳教士，在中國待了有28年，深得康熙皇帝的賞識，官至高位，靠的是西方的科技知識，用他的話說，“歐洲天文學給康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以及西洋機械師給他帶來的怡樂，一定會把它的目光轉向科學背後的信仰.”。這正如有人在剖析傳教士在中國的影響時說，“蜜蜂本意是覓食，但它轉播了花粉。”

　　南懷仁就是憑着傳授科學之便為他在中國的仕途之路掃除了障礙，最終成了康熙皇帝西學的啟蒙老師，實際上的科學顧問。

　　“17世紀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那就是歐洲天文，數學的流入。”

　　這是著名變法維新人物梁啓超對外國傳教士在中國起的作用和產生的影響的所做的中肯評價。他說，這是中國知識界與外國知識界的再次接觸。用縣在的話說就是對外開放。如果從歷史上看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清間的天文便是第二次。後人把最早歐洲科學知識傳入中國過程中起開路先鋒作用的三個人（意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比利時人南懷仁）中就有南懷仁。二月河在創作《康熙大帝》時，曾把這一情節寫了進去。他說，康熙會說七種“夷語”(亞洲國家的語言）。我們今天的數學術語如“元”、“次”、“根”就是此人的創造。據史料記載，康熙十分器重南懷仁，並拜他為師，學習天文，數學和力學。康熙曾將自己的經歷對大臣們說，“爾等惟知朕算數之精，卻不知朕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致大辟。揚光先，南懷仁於午門外九卿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人知其法者，朕思已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應證了二月河之說。

　　然而，好景不長，到了1704年，即康熙四十三年，由於羅馬教廷禁止中國教徒祭祖，拜孔和當朝人士對西學的排斥，中西文化由此中斷。中國由此再次閉關鎖國，失去了對外界的了解，而此時的西方世界在文藝復興的浪潮中正在加快工業化進程的推進，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之後才知落後挨打的滋味是什麼。

　　在南懷仁的墓碑前我在想，假如南懷仁的“發明”不被當作“奇技淫巧”專供皇宮貴族們的玩具，而是用於使用的工具又將是怎樣的結果？假如開明的皇帝把這一成果看成像“古觀象台”製造的火炮那樣重視又將會怎樣的情景？假如當朝的有識之士都有一點科學意識的話又將是怎樣的局面？

　　歷史沒有假如。南懷仁的“發明”付之東流在中國這似乎是命里註定的必然，成為東西方文化衝突的祭品也就在所難免。就像光緒皇帝被囚禁在瀛台病入膏盲之時，在洋人看來“生病的不是中國皇帝的肉體，而是這個龐大帝國的政治”。儘管康熙開明最終還是敵不過受舊勢力，在倒掉西方污濁的同時也倒掉了盆里的嬰兒。這是似乎是一種悖論，鎖住了歷史的車輪。這一困惑就耽誤了幾百年，“汽車始祖”與中國失之交臂，豈能不思痛？

　　歷史輪迴，今又困惑。我想，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當汽車始祖醒來時，汽車已不再是奇技淫巧的玩具了，而是富國強民的利器。

　　儘管扼腕痛惜，但南懷仁還是有幸，恰逢康熙盛世，創下西方傳教士在華最興旺的時期，留有汽車先驅的美名在中國。300多年過後，當院牆外車輪的喧囂穿過樹林，掠過墳塋，縈繞墓碑之時，南懷仁一覺醒來定會大呼：汽車改變了世界。而世界的目光則會在這裡定格：汽車始祖就在這裡。

　　由此，車公莊6號將不再是被人遺忘的角落。撰文/顏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