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帖]“金三角”的緬共時代(2) |
| 送交者: 一葉扁舟 2006年05月04日09:26:1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
1971年11月,東北軍區與果敢、棒賽、北佤等縣的縣大隊共計3000餘兵力,進 攻重鎮滾弄。與緬甸政府軍惡戰42天,消耗了政府軍大量的人力財力,顯示了人民 軍的強大威力。 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揚。邦桑成為緬共中央所在地。德欽巴登 頂、楊光、林天、余建、德欽培丁等人紛紛進入邦桑。同時,在中央所在地,開設 了對外廣播。與此同時,緬共人民軍“八一五”軍區成立,林明賢任司令,其轄區 在中央附近的根據地。林明賢是東北軍區副司令彭家聲的女婿,海南人,當時僅30 歲出頭。 至此,緬甸撣邦薩爾溫江上游流域的廣大地區,均在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人民 軍手中。當時大致的分界線是景棟,其北部,由緬共控制;以南地區,分別控制在 政府軍、羅星漢武裝、坤沙武裝、莫亨武裝、佤族麻哈散武裝的手中。 1968年緬共首先攻占的果敢地區,1972年時,已經完全成為了“解放區”根據 地。果敢縣的建製成為了70年代緬共統治區的一個縮影。我們重點用一些描述。 果敢當時行政上分4級領導,縣、區、鄉、村。設置了縣長、區長、鄉長和村 長。1968年至1972年,彭家聲兼任縣長。縣裡有行政機構三大塊,政治、政法、財 政。政治部負責宣傳、組織工作;政法部負責司法之責,在實施法律行為上,可以 判處死刑及終身監禁;財政部是稅收機關,設有稅務處。武裝力量上,有一個500 餘人的縣大隊,維護本地安全。 除此而外,還有黨委系統。1973年,緬族幹部余建出任果敢縣委書記。1975 年,余建調任東北軍區參謀長後,四川人黃文蘭任縣委書記。這個嫁給了緬族人為 妻的女子,一直至緬共於1989年瓦解,她都是果敢縣委書記。在果敢地區,她贏得 了人民的擁戴。她的丈夫緬族人蘇莫,在1972年的勃固反圍剿中犧牲。果敢縣中, 楊茂良曾任副縣長,楊茂安任財政部長。 在緬共統治的貴概縣、棒賽縣、北佤縣、勐固等縣,大體與果敢縣的建制一 樣。目前,在佤邦聯合黨任總書記的趙尼來,就是緬共後補中央委員、北佤縣縣 長。 在緬共人民軍的編制上,分別成立了4個軍區:東北軍區、中部軍區、“八一 五”軍區,後又組建了以克欽族為主的101軍區,同時成立了中央直屬警衛旅。 東北軍區主要負責緬甸臘戍以北的“解放區”,有二個正規旅,兵力總數在 5000人左右。司令員趙明,副司令員彭家聲,參謀長余建,財政部長劉國璽,內務 處長楊茂安。1旅長魏超仁,2旅長彭家富,副參謀長蔣志明; 中部軍區根據地在緬共中央所在地邦桑一帶,主要轄區是邦桑以南的區域。中 部軍區司令是李自如,副司令是佤族頭人的後裔鮑友祥。下轄5旅、12旅等武裝, 兵力在4000人左右。中部軍區以佤族為主,是當時緬共中一支較為能吃苦能作戰的 部隊。 八一五軍區,當時的轄區一直沿湄公河至緬老邊境。緬甸景棟以北的廣大地 區,均是他們的根據地。八一五下轄768旅和683旅,768旅的旅長是宰弄板。司令 員林明賢。 101軍區轄區在“史迪威公路”的北線靠近中國的一段,屬於克欽邦。部隊成 員以克欽族為主,司令員丁英,克欽族。這個軍區一度是緬共人民軍在克欽獨立軍 轄區內的唯一的根據地,戰略位置十分重要。 另外在緬共中央所在地-邦桑,駐有中央警衛旅,旅政委是羅常保。 用簡潔的筆墨描繪一下原緬共部隊的情況,對於我們了解目前緬甸北部四支獨 立的割據武裝力量,是非常有幫助的。隨着我們敘述的深入,你就會發現,以上四 大塊緬共武裝,實際上,也就是今天緬北各支割據勢力的雛形。 1968年至1970年,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進入高峰時期,城市中大批閒散的年青 人一時沒有了着落。畢竟,“紅衛兵”的革命行動解決不了人們的吃飯問題。於 是,毛澤東果斷地決定:“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當時的 歷史階段,的確不失為一種解決失業人口的好辦法。從政治層面上講,疏散密集的 城市人口,尤其是當時具有異常“革命衝動”的待業學生,有利於中央政權對當時 幾乎處於失控狀態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必要的調控。鞏固中央集權領導。 年青的紅衛兵們沒有經過任何思考,抱着充滿熱情的情懷,打着紅旗奔赴各 地。 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進一步擴大。 在雲南,新成立了準軍事單位,配備武裝的生產建設兵團。昆明軍區、雲南軍 區派出了從軍級至士兵不同層次和級別的官兵,進入到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的領導崗 位。 上海、北京、四川、昆明的“老三屆”們,在中緬邊境地區的鄉鎮、山寨“扎 下了根”。儘管,很快他們發現自已仿佛被人愚弄了,從一個紅色的極端走向了另 一個極端,許多人當時都認為是一種個人的悲劇。但是,近30年後的今天,再來回 味這段歷史,應該說,一種現代的文明,當時已經進入到雲南邊遠山區還處於原始 自然經濟狀態的地區。這股清新的空氣,對於目前雲南邊境經濟的繁榮與發展,起 到了不可估量的歷史性作用。 這種作用當時並沒有人看到。“知識青年”生活中所具有了,更多得是苦悶、 寂寞、悲觀和彷徨。 雲南境外,緬共武裝如火如荼的發展,給了這批青年中的活動分子以極大的啟 示。當時被認為,緬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義不容辭的 “國際主義義務”。在那樣極“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緬共人民軍,政策也就定為 是參加“革命工作”,有了與生產建設兵團戰士截然不同的待遇。在七十年代的雲 南邊疆,兵團戰士與後來“農場工人”的戶口,是最低一級。這種戶口還不如農村 戶口。因為,農村戶口還有“農轉非”的可能,然而,兵團與“農場”戶口,意為 着一輩子在這裡“紮根”,沒有一點希望。 於是,從1970年底至1971年,數百名抱着找出路的“知青”們跨出的國界。在 “國內”,他們被有關文件規定確定為“正式參加革命”。 這一批中國人進入緬甸北部,很快參加了果敢地區的“滾弄戰役”,在與緬軍 對峙衝突的42天裡,剛學會打槍的“知青”們真正嘗到的戰爭的苦頭。許多人在這 一戰鬥中犧牲。少數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緬北,有的走投無路,唯有靠肉體出賣維 持生計。這一仗後,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團,並且阻止了更大 量的知青們出境“革命”。沉綻在緬共隊伍中的知青,許多終於熬過了“吃苦 關”,一些人走上了“領導崗位”。 到1989年3月緬共瓦解,已經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崗位上。雲南知青羅常 保升任中央警衛旅政委,雲南知青蔣志明升任東北軍區副參謀長,李自如升任中部 軍區司令員,車炬升任中部軍區旅長。這些人,至今絕大部分仍然活躍在緬北的各 支武裝之中。 用歷史客觀的態度看問題,在整個70年代,緬甸國內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裝就 是緬甸共產黨與人民軍。至1975年與緬政府軍處於對峙膠着狀態時,緬共已經控制 了薩爾溫江以東的大塊土地,在薩爾溫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據地。它的勢力範圍, 北邊是幾乎所有的緬中邊界地帶,除了雲南瑞麗對面的木姐縣形式上還在政府軍手 中外,其它的國境線上,全是緬共被人民軍占據。往南走,它的勢力範圍已達緬老 邊境,在緬泰邊境的萊朗等地,也有緬共的正規武裝與游擊隊。其鼎盛時期,緬共 控制了近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萬人口,武裝力量達到近3萬人。 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得以在緬北地區東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的“國 際主義援助”與支持,這已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並且,中國方面為支援緬甸共產黨 的正義事業,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力。動員了可能動員的力量。應該客觀地 承認,在整個70年代,對於緬甸共產黨的援助,是中國對中南半島其它國家“共產 主義事業”支援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文革”時期極“左”路線的必然產物。 雲南與緬甸接壤的德宏、西雙版納、思茅、臨滄、保山等地,建有為支援緬共 的機構與基地。“105”、“106”、“108”、“326”等等代號單位,當時都是與 緬甸共產黨及人民軍有關。在雲南潞西的遮放公社,這裡曾是“知青”們雲集的地 方。為了便利與境外勐固的緬共東北軍區與北方分局聯繫,專門修建了一條從這裡 至中國邊境芒海口岸的公路,全長39公里。我芒海口岸,因為與緬共的往來,變得 知名度大增,現在已是遠近小有名氣的邊貿口岸。在與緬共中央所在地邦桑相連的 中國孟連縣,更是“外事”繁忙,有時緬共的廣播電台,乾脆就架設在了中國境 內。緬共中央的領導“同志”,進入中國境內更是如同“回家”一般,受到了好客 的中國人熱情款待。原昆明軍區首長小車班的師傅,至今仍說得出德欽巴登頂坐過 的車輛,以及他的“謙遜”。德欽巴登頂在緬北作戰時的小車司機,雖早已回國, 但至今還念及過去的往事。 對於中國與緬共的極為密切的關係,引起緬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兩國領導人 接觸的不同場合,緬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國支援緬共武裝以及供給各種物質 的情報,成為當時緬甸軍事偵探部首要的任務之一。政府軍在與緬共武裝交火中多 次受挫後,採取了僵持對峙,等待時機的策略,待情況變化後,再伺機下手。 轉眼已經是70年代中期。中國與緬甸共產黨都在發生變化。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已經接近尾聲,緬甸共產黨也已進入了內部矛盾衝突不斷加劇的階段。 中國的毛澤東主席去逝前後,中國派往緬共人民軍的軍事“顧問組”,分批分 期的撤回了國內。 由此,緬共也進入了多事之秋。 60年代末期重新發展起來的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實際上,與原來意義上的緬 甸共產黨已經有了許多的不同。這不僅僅是他們分別所處的歷史時期與環境不同, 也還有許許多多政治上、民族上、經濟上的因素。 歷史上的緬共,政治目標是以爭取民族解放與獨立為己任,在整個四十年代順 應了當時整個世界的歷史潮流。在緬甸國內,民族矛盾相對弱化,而反帝反殖民統 治成為廣大群眾的一致。共產黨與其它政治社團,正是順應了這股洪流,率領人民 進行着不懈的努力與鬥爭。因而得到人民廣泛的支持與擁戴。70年代的緬甸共產 黨,儘管追求為實現共產主義、全人類解放的政治目標,但其照搬中國共產黨的歷 史經驗,而不顧緬甸國家的實際情況,有些極“左”的作法,較之當時的中國是有 之過而無不及。“緬共之聲廣播電台”,開播必念“毛主席語錄”,大講“路線斗 爭與階級鬥爭”。這樣的定式,一直延續至80年代初期。而此時,中國國內的情況 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改變。這些大量極“左”的理論思想與實際作法,掩蓋 了緬共中央內部深層次的矛盾衝突,在諸如“農村武裝包圍城市”、“深入發動群 眾,進行階級分析”、“民主集中制”等問題上,長期展開了無休止的爭論。至 1976年,中央政治局開會,多時是圍繞着“理論與主義”的爭論而進行。 更有甚者,在某些局部地區,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也被照樣的運用了 下來。在果敢地區,1973年,就搞過“破四舊、立四新,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 一時間人心惶惶,四方不得安寧。 緬甸的國情與中國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有着天壤之別。中國農民歷史 上的反叛,多時是因食不裹肚而“逼上梁山”。緬甸不是這樣,其富庶的土地使緬 甸在近代就成為世界上著名的“四大糧倉”之一。緬甸的耕地大多是採取輪種法, 許多土地四年才得以耕種一次。北部山區的缺糧與經濟不發達問題,主要是因民族 矛盾衝突而造成的,不是土地和資源的因素造成的。因此,緬共革命的理論基礎就 成為了一個“問題”,究竟有多少“飢餓”的農民跟着你去革命?然而,緬共中央 仍然堅持其“三大路線”,認為緬甸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這種不顧 本國情況,嚴重脫離實際的作法,導致了總體戰略與路線的錯誤,因而失去重要的 存在與發展之根本。 緬共根據地的北部山區,是傳統的撣族與克欽族的“領地”。本身以緬族為主 體的緬甸共產黨,在別人的“寨子”里打天下,主人怎會容納於你?更何況,後期 緬共內部的民族矛盾問題已經發展的不可收拾。“大緬族主義”已經出現,壓制排 擠其它民族包括漢族幹部的事件時有發生,部分作戰有功之臣如彭家聲兄弟等人, 長期被“冷處理”一邊。彭家聲當了“寓公”,彭家富去做“生意”。緬共的中級 以上的幹部,3/4是緬族。而處於基層作戰的部隊,又大多是佤族、克欽族還有漢 族。在中央政治局裡,幾乎是清一色的緬族,其它少數民族幹部被排擠,受到了歧 視。到後來,宗派已使得人們紛紛打算另謀出路。 經濟上長期對中國的嚴重依靠,使得緬共自身幾乎沒有任何造血的財政收入功 能。長時間的打仗,軍費與根據地的巨大開支越來越成為了問題。尤其是在被“斷 奶”之後,更是亂了章法,終於做起了鴉片生意。毒品的巨額利潤,反過來又使許 多中高級幹部私慾膨脹,成為了“拜金主義”者。後期緬共中出現了不同的利益集 團,已經無心去實現什麼主義。由腐敗最終走向了崩潰。 宗派與小集團的政治鬥爭,是中南半島許多共產黨組織走向終結的重要因素。 泰共、馬共均如此。緬共也沒有突破這體制上的系絆。 終於,緬甸政府軍抓住了被他們自已認為是最為有利的時機,再一次向緬共武 裝發起了圍剿的攻勢。 中國的毛澤東逝世僅兩個月的時間,緬甸政府判斷中國,由於毛澤東的故去必 然將對過去的“國際主義義務”作出一些調整和改變。緬甸政府通過不同的渠道, 轉達了他們自已處理“內部事務”的意願。這時的中國,與緬共的關係,已經發生 了微妙的變化。“獨立自主,互不干涉”開始付諸實現。 前面提及的緬北“水鏡灣”之戰,中國政府已經不允許攜帶槍械的緬共軍事人 員入境,處於人道主義的考慮,傷員與緬甸難民,被做了妥善的安置。打共產黨與 國民黨殘軍從來是輸多贏少的緬甸政府軍,這回總算打了一個勝仗。 從70年代開始就與緬共人民軍作戰的緬軍99師,曾在1971年滾弄戰役中損失慘 重。但其主力,仍然在緬北地區堅持作戰,這回,99師不僅挽回了臉面,而且還有 一大批軍官作為骨幹提拔到其它兵種與仰光總部。丹瑞將軍就是第99師提拔上去 的。 緬軍奪回的棒賽口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史迪威公路”南線與滇緬戰略公 路的交匯點,地理位置重要。緬軍將這一次勝利,看成了戰略性的一次勝利,其實 際意義就更加深遠。這是在緬甸與中國接壤的2千餘公里的國境線上,繼木姐口岸 之後的又一重要的國家級口岸。擴大了與中國的經貿交流和人員往來,便利了雙方 的各種合作。 緬共北方分局與東北軍區,歷來將棒賽視為戰略要地。在中央與人民群眾中也 有“小延安”之稱。此次將其丟掉,緬共中許多人痛心疾首。當時,筆者在中國一 側坐上觀,過來的“難民”對我們說,在1977年1月3日,緬共正式決定放棄棒賽 後,在棒賽的小學操場開了最後一個群眾大會。“縣委書記”說了一大堆鼓動士氣 的話語。最後,他滿懷深情地說:“毛主席當年撤離延安的時侯,說過一句名言, ‘鄉親們,我們還會回來的。’今天,我也要告訴大家,我們也還會回來的。”二 十年過去了,筆者除了在回想起這段話語時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外,歷史已證 明,當年這位“縣委書記”的話是不可能再實現了。目前,雙邊的經貿繁榮已經代 替了過去的荒涼,緬共時期的歷史陳跡大多也不復存在。 1995年,開放後的棒賽,中國遊人如織。筆者有意不與行人同路,想去找一下 當年棒賽縣委的舊址,那裡還有過去的蹤影? 退守到勐固的緬共北方分局和東北軍區,開始總結這次失敗的原因。許多人感 到了一種惶恐,仿佛預感着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一般。緬共中央也召開了相關的高級 會議,德欽巴登頂總書記在會議上嚴肅地批評了北方分局的“保守”,指出放棄棒 賽,等於將標誌着緬共新時代到來的象徵,輕而易舉地抹殺了。他的意見得到了副 總書記德欽佩丁的贊同。北方分局與東北軍區的趙明、余建等人紛紛“自我批 評”。可是,緬共高層領導集團,也心中有數,憑藉目前的實力,重新奪回棒賽, 已經是不大現實了。 此次會議之後,東北軍區打了一些襲擊哨所之類的小仗。這些“戰果”,被緬 共廣播電台吹得神乎其神,認為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偉大勝利,是緬共為推翻半 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的積極貢獻。”極“左”之風,依然很盛。 然而,畢竟如昨日黃花。這些極為“認真”的作法,它更多地成為茶餘飯後的 一種笑料。本身已經失去任何意義。 緬甸獨立後,國內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裝-緬甸共產黨終於走到了自已的盡 頭。它再也沒能把握住任何有利的時機,“向錢看”如蛆蟲般地腐朽着原以健康的 肌體。 緬北的老百姓,對人民軍的看法也越來越多。一般在他們的農忙季節,緬政府 軍有時還下田幫助收割。除了打仗派夫派車,平時對於百姓,還算友善。而在老百 姓口中的人民軍,確從末有過什麼“愛民”的舉止,倒是課稅時,人民軍從來沒有 忘記。 毛澤東曾用魚和水的關係比喻軍隊與老百姓,熟讀毛著的緬甸共產黨人,確忘 記了這一真諦。 話題終於又要回到“金三角”上來了。美麗無比的罌粟花,在緬共後期已經盛 開。正因為有了緬共人民軍這段鴉片貿易的歷史,4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地理“金 三角”因此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緬甸北部的撣邦地區,成為當今世界上最為注目 的鴉片產區。“金三角”鴉片經濟圈因此而更加廣大,同時,它賦予了傳統的鴉片 貿易與鴉片商道以更加豐富的意義。 了解今天的“金三角”,不要忘卻緬共的這段鴉片貿易史。
五、緬共與鴉片貿易 1976年,秋天的炎熱天氣並沒有阻擋住雲南德宏武裝警察支隊戰士們的步伐。 在龍陵縣的國境線上,潛伏着警惕的軍人。他們得到可靠的消息,一批被稱為“黃 砒”的毒品可能要進入我境。 當時的中緬邊境一線,除了傳統的鴉片走私入境外,還沒有發現其它各類的毒 品。“黃砒”到底是什麼東西,當時還真讓人納悶。 這一年,也正好是中國邊防武裝警察部隊正式大規模組建與完善的一年。查緝 毒品對於年青的官兵來說,仿佛還是一個新的課題。 目標終於出現了。 幾十匹騾馬,一個班人員的武裝押送。真槍實彈,虎視眈眈。來者個個穿着沒 有軍銜的軍服,滿臉疲憊。在他們身上,攜帶着五六式衝鋒鎗、六二式輕機槍。 隨着命令的下達,戰士們如利劍般地出擊了。 數分鐘過後,這伙不法之 徒,只有束手就擒。 經過審問,原來這些“黃砒”,是緬共人民軍的“特貨”,奉命準備借道中國 前往“南部”地區,販賣謀利。 這裡的“南部”,自然是指的泰緬邊境一線。 這是中國武裝邊防人員破獲的第一起緬共人民軍參與鴉片貿易的案件。實際 上,這也預示着一種不祥之兆。為了解決經費問題,緬共部分單位已經開始選擇了 這一見效快的“傳統貿易”。 應該說,緬甸共產黨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於組織較為嚴密及中國的影響,對 於鴉片貿易,採取了嚴厲禁止的措施。中央發文明令禁止進行各種與鴉片有關的交 易。更不准各級幹部與官兵參與,如有發現,從重處罰。這些規定和措施,在一定 時期內,起到了局部的作用。對於老百姓的傳統種植,緬共中央也根據實際情況, 給予了適當放寬。下面是鴉片傳統產地-果敢在緬共控制時期的狀況。筆者將有關 資料引用如下: 彭家聲任縣長時期,果敢正處在動亂階段,許多民眾被迫移至江西(薩爾溫江 以西)居住。彭家聲深知民間疾苦,在“解放戰爭”勝利後,不搞“鬥爭”、“鎮 壓”,用和平方式分配土地,准許鴉片照常種植,民心安定。 財政方面:初期只象徵性地收些糧米,以後逐年增多。鴉片則由公家統購,禁 止私人交易;另在老街設立稅務處,由唐朝文任處長。東北軍區也在老街成立貿易 公司,楊茂安主持工作。70年代中,每年上交利潤數百萬緬元,成為緬共中央重要 的財政來源。另一處由東北軍區財政部副部長兼貴概縣財政部長劉國璽負責,每年 上繳軍區稅額十分可觀。 以上史料清楚的記載着緬共東北軍區允許老百姓進行傳統鴉片種植的情況,同 時,它還向我們披露了緬共當時的“政府行為”。然而,由於史料作者的局限,所 以不可能了解到更多、更加祥實的材料,實際上的緬甸共產黨武裝,從70年代中期 開始,已經介入到毒品的交易之中。開始是一種所謂的集體行為,後來是少數個人 和集團打着“集體”的旗號進行謀利活動,最後根本無法收拾。 早在中國“顧問組”正式撤出之後,緬共領導層感到這是一個“預兆”,開始 考慮今後經費的來源問題。然而,在地下資源十分豐富,地上條件極為惡劣的緬 北,一下着實還找不到生財之道。除了繼續遊說中國而外,尚無更好的法子。緬共 中央政治局討論多次,有人提出利用鴉片貿易解決經費來源,均被德欽巴登頂主席 否決。 4個軍區與近10個縣委、縣政府的各種開支,都的中央解決,當時每年需要上 億緬元的經費。稅收僅為支出的1/10。戰士們過着極為艱苦的日子,在部分克欽族 的部隊裡,有時僅能吃上鹽水泡飯。在這般情形下,在緬共中央“創收”口號的鼓 勵下,各軍區紛紛各顯神通,開始自籌經費。 東北軍區的司令員林天調往緬共中央後,趙明繼任司令。這些聽起來仿佛是中 國人的名字,實際上都是緬族人,由於他們有一段長期在中國居住的經歷,所以都 有了一個中國的名字。趙明任司令後,權利進一步收緊。功勳赫赫的彭家聲副司 令,很快被曬在一旁,其弟彭家富的2旅旅長的職位很快由他人取代。 鴉片在許多非常的時期,在緬北地區被稱之為“特貨”,一般不直接稱呼大煙 生意。中國“顧問組”回國後,東北軍區首先成立了“特貨貿易小組”。 其正式運作的時間是1976年5月1日,所以,後來東北軍區乾脆不稱其為什麼 “貿易小組”,而稱其為“5.1組”。“5.1組”直接由東北軍區財政部長吳覺敏主 管,由財政部副部長劉某某具體負責。 “5.1組”成立之初,屬於內部的秘密機構,只有高層小範圍知道。由於這在 緬共內部是一個“創造”,所以當時東北軍區規定“5.1組”,只准許課收鴉片 稅,而不准收購鴉片。儘管有這些所謂的規定,但我們在上文已經看到,鴉片的收 購也在此時開始了。 緬北撣邦的煙農們,又有了出路。播種的時節,可以從“5.1組”的“公司” 中貸款,收穫時,可以交錢,也可以交鴉片。一時間,緬北果敢地區、貴概、勐固 和棒賽地區的鴉片幾乎被東北軍區所壟斷。 這個“小組”,當時每年給東北軍區提供近千萬緬元的收入,成為其最為重要 的財政來源。 於是,1978年,東北軍區決定乾脆將“5.1組”由暗轉明,公開進行徵收鴉片 與課稅的活動。採取了統購統銷的方式進行。 緬共人民軍東北軍區鑑於考慮到中國的利益,以及解放區的穩定,內部規定不 准向中國販運鴉片,也不准在“解放區”做“特貨”交易。於是,權力擴大的 “5.1組”將大量鴉片提煉成“黃砒”,由自已掌控,利用秘密渠道向泰緬邊境輸 送。 筆者曾經尋問過緬共的有關人士,為什麼要將鴉片加工成“黃砒”的緣由。這 位極了解情況的人士問答說,加工成“黃砒”主要處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是“黃 砒”體積較之鴉片要小得多,便於運輸。“黃砒”不能食用,達到不毒害解放區人 民的要求,老百姓即使得到了“黃砒”也沒有用。因為他既不能吸食,又沒有能力 加工成海洛因。如果一次性將鴉片加工成海洛因,那將毒害“人民”,後果不堪設 想;二是從“黃砒”的利潤上考慮,因為交給泰緬邊境毒品集團“黃砒”,其利潤 遠比鴉片獲利要高得多。如果自已有能力,可以在泰緬邊境直接加工成海洛因出 售。在當時,泰國通道是走私海洛因的主要渠道,那裡賣得起“好價”。 正因為是如此的原因,“5.1組”乾脆鼓勵煙農們“以煙代稅”,收購後,送 到被軍隊嚴密控制的“加工廠”加工。一時間,加工廠雲集東北軍區各地。而這些 “生產活動”,又是在名正言順的“為公”的幌子下進行的。 東北軍區因此而“先富”了起來。其它軍區與單位,當時已經或明或暗的知道 東北軍區的“生財之道”,也在蠢蠢欲動,躍躍欲試。 緬甸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東北軍區的財政來源,在其它軍區擬各自為 陣之前,於1980年8月29日,將東北軍區財政部、“5.1組”及其成員統統收歸中央 直屬。這個機構的代號就是“8.19”。“8.19”的總負責人是緬共中央副主席德欽 佩丁。主要成員是吳覺敏、吳覺男(趙華)、蘇康成、張德文和楊德茂。張與楊均 是果敢人。 “8.19”的成立,不僅標誌着緬共進行鴉片貿易與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時,鴉 片貿易的利潤成為其各種經費的重要來源。 1985年以前,中國與緬甸接壤的雲南邊境地區,幾乎並沒有出現過精製毒品海 洛因。邊疆鄉鎮中少數50年代遺留下的癮君子們,多以吸食鴉片為主。因此,走私 入境的毒品,就是大煙土。由於鴉片膏的氣味很大,查緝工作相對較為容易。再 則,抽大煙相對比較麻煩,所以不太受年青人的睛睞。 |
|
![]() |
![]() |
| 實用資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