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期的楚化和漢民族文化認同感的形成

尹正馳

[摘要]戰國末期，秦、楚成為最強對手。秦雖滅楚，完成統一，但楚文化仍然保持其獨立性，在地方民眾間影響深遠。秦帝國政治上的統一，迫使人們將楚、秦文化整合接受。秦短命而亡，代之而起的漢王朝則呈現明顯楚化特徵。楚、秦文化正式整合貫通，形成生機勃勃的漢文化。

[關鍵詞]楚文化 秦文化 楚化 整合 漢文化

　　西漢代秦而興，繼承了秦的一些典章制度，但在思想文化、社會習俗、文學藝術及政治制度的一些層面上，卻更多地表現為明顯的楚化，以致有人稱“漢文化就是楚文化”[1]。並且楚文化北上，與秦文化進行融合，使原來各自獨立發展的南、北文化整合成了占統治地位的漢文化，從而促進了漢民族文化認同感的形成。
一、相對獨立發展的楚文化
　　在西周初受封的楚人，帶着周文化的基因南遷，並把它與當地的土著文明融合在一起，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楚文化。考古發現“從楚文化遺存中提取出的最重要的文化分子——楚式鬲，是與殷式鬲、周式鬲平行發展的”[2]。這佐證了楚文化的相對獨立發展。楚人的勵精圖治，使楚實力不斷壯大，楚成為東周時代吞併諸候國最多的國家，並曾一度飲馬黃河，問鼎中原，以至於“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3]。隨着楚的實力增強和國土擴張，楚文化圈不斷擴大，進入長江下游，乃至今山東省境內，楚文化影響達半個中國，並在南中國起了主導作用。
　　楚文化主要表現為自尊尚武的精神理念，幽運玄奧的道家思想和產生在以直觀、想象為特徵的“巫”式思想基礎上的浪漫情愫。處於中原諸候和三苗諸蠻夾縫中的楚人，為了生存發展，培養了自尊尚武的精神。這種精神不但使楚國脫穎而出，而且使楚人“俗剽輕，易發怒”[4]，以至於漢代楚地仍盛產俠士，流行佩劍。楚地雖然開發較晚，但天然條件優越，“地執饒食，無饑饉之患，”[5]楚人生活作風因而相對獨立，有較多的精力去思考哲學問題，逐漸產生了玄奧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也反映了楚人的生活特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與自然的密切聯繫及對自然的依賴，使楚國的社會發展突變性不強，保留了深厚的氏族社會文化遺留，巫風盛行，“信巫鬼，重淫祀”[7]。甚至楚王也“躬執羽紱，起舞壇前，以樂諸神”[8]，扮演起巫師角色。巫風熾烈，使楚地神話豐富，從而為楚騷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並推動了浪漫主義一脈的形成和發展。而此時北方的“巫”早已被“史”取代，講求嚴謹求實、理性的“史”式思維，並形成了以《詩經》為代表的現實主義一脈。
　　因此楚文化與北方文化是相對獨立發展的。北方社會早熟而較早進入階級社會，使形成嚴密的宗法制度和嚴格的禮樂教化，呈現出倫理性、有序性、保守性。而南方的楚國則由於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及社會結構，而呈現出自由性、散漫性、進取性。後來，在中原地區經歷了劇烈的“湯武革命”，引起了社會的和文化的相應明顯變化，但“江漢地區依舊是楚文化的範圍，商周文化僅僅是對它有一定的影響而已”[9]。楚文化一直按照自己固有的模式發展，未被中原文化所同化。
二、秦、楚文化的對立與趨合之勢
　　戰國以降，諸侯爭伐，楚以強大的實力位列七雄，成為各諸侯國競相拉攏的對象。“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10]，實力在韓、趙、魏、燕、齊各國之上。與“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11]的秦國相埒。風雲未定之時，“縱合則楚王，橫成則秦王”[12]，“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13]。可見逐鹿中原，鹿死誰手，抑未可知。
　　楚、秦接壤而不斷有摩擦，秦也屢占上風，然至秦攻楚之大決戰中，仍需“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指秦將王翦，筆者注）”[14]，可見楚的實力之強。導致楚最終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楚錯失吳起、屈原的改革之機，內政腐敗。而秦卻不斷鞏固了商鞅變法以來的成果，使國勢蒸蒸日上，最終滅掉六國，成就大統。
　　隨着秦的統一，秦文化上升為統治文化，推行全國。由秦族文化發展而來的秦文化，經歷了秦族時期、秦國時期和秦朝時期三個階段。秦文化的發展階段表明秦文化由地方文化上升為中央文化，具有地域性又具有超地域性的雙重品格。秦族自東夷溯河而上，關中又一度是周都鎬京所在地，加之黃河的天然溝通和春秋戰國的鬥爭交融，秦統一後，東西文化間的衝突逐漸減弱，集中表現為秦、楚為代表的南北文化的衝突和鬥爭。
　　成為統治文化的秦文化推行到楚地時也不得不有所改變。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日書》和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日書》，雖同屬一個歷史時期，有其共性，但又反映出了南北方各自不同的文化面貌。“如果說雲夢睡虎地的《日書》反映了楚重鬼神而輕政治，代表楚文化的面貌的話，那麼天水放馬灘的《日書》則反映了秦重政治而輕鬼神，是純粹的秦文化的典籍”[15]。同屬一書流布兩地，卻各有差別，可見楚文化仍頑強地保留着自己的傳統，影響着秦文化發生變化，秦、楚代表的兩種文化短期內很難完全融合。
　　北方形成的以法家思想指導的規範、有序、條理化的生活方式，與楚地自由、散漫、獨立的生活方式相牴觸。雲夢睡虎地秦簡雖然與北方秦簡有明顯不同，但也反映一個事實，就是秦的統治思想和規則已在專制政府的權威下推行到楚地，這對浪漫之風盛行的楚文化區無疑過於急躁。因為南、北文化的強制同化，會造成社會的極不穩定。秦的統治者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特別秦二世繼位後，推行急政，“用法益刻深”[16]，這對自由散漫、浪漫之風瀰漫的楚文化區，不啻加重了枷鎖，“亡秦必楚”的預言很快就變成了現實。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陳勝、吳廣等九百多人在大澤鄉舉起了“大楚興，陳勝王”[17]的旗幟，掀起了反抗暴秦的鬥爭。並且了為增強號召力，使更多的人參加到起義隊伍中來，他們還抬出兩個人物——公子扶蘇和楚將項燕，以“從民欲也”[18]。秦、楚人物被列在一起作號召，一方面反映了他們懷戀楚舊人的情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秦的正統合法統治地位也逐漸為楚人所承認和接受，秦、楚文化已呈現趨合跡象。
三、漢王朝初期的楚化
　　楚地一倡，六國殘餘紛紛出動，秦憑藉其固有實力，在初期也進行了有效鎮壓。然而天下已是雲集響應，秦的統治岌岌可危。紛起的局面仍然要打着“楚”這面旗幟進行反秦行動。正如范增說項梁時所云：“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而不反，楚人憐之至今……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19]。可見“楚”在當時代表着人們群體心理的一種指向，只有打“楚”這張牌，才能收到好的反秦效果。楚仿佛又回到了戰國時縱長的地位，六國的復立者在楚的旗號下行動。正如田餘慶先生所講，有秦至漢，其間必有楚的法統地位存在[20]。
　　劉邦建立的漢王朝，仍在楚的旗下脫胎而來。以楚人為主幹的漢王朝的建立，伴之而來的是楚風北上。中央和地方的實力人物，除劉氏諸王外，蕭何、韓信、周昌、曹參、樊噲、王陵、周勃、陸賈、枚乘、嚴忌、周亞夫、司馬相如、朱買臣等，都源自南方楚文化區內，新興的漢王朝也因此呈現出楚化的特徵，“設官多從楚制，置歷一仍楚法，色尚和坐向悉遵楚俗”[21]。甚至連人們的日常生活也顯示出楚化傾向，“變其服，服短衣，楚制”[22]。
出身於楚地的漢初君臣，熾烈地巫風對他們影響很深，他們熱衷於利用巫文化。高祖在即位之初就在　　長安置梁巫、晉巫、秦巫、荊巫、九天巫、南山巫，掌祠天地、雲中君、東君、司命、九天、南山等，從巫官的設置和掌祠的內容看，其中滲透更多的是楚文化的因素。劉邦在起義時稱“赤帝子”、“幟皆赤”、“尚赤”等，也是與楚人崇火、拜日、尚赤、尊鳳的原始巫文化有關。高祖病時曾斥醫不治，認為“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23]，甚至連在場的呂后也未加勸阻，這可能有劉邦的個性原因，但更符合楚人“疾病不事醫藥”[24]的普遍心理。
　　劉邦在功成還鄉時，自為歌詩《大風歌》抒懷，這和項羽的《垓下歌》是傳頌千古的楚聲短歌。楚歌是楚人表達感情和精神風貌的手段。項羽“聞漢軍之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25]，“四面楚歌”打跨了項羽的心理防線。漢高祖想改立自己偏愛的劉如意為太子，朝中大臣群起反對，無可奈何的劉邦對如意之母戚夫人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26]。這位被後人視為流氓的開國之君，在開心和失落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依傍在楚文化的懷中。試想一個人在自己感情完全暴露時，所展現的何嘗不是自己最鍾愛的東西和潛藏的文化底蘊呢？由此我們也看到了劉邦、項羽身上所展現出來的那種楚人的浪漫氣質，和楚文化在他們身上的根深蒂固。劉邦因其至高無上的特殊地位，使得人們不得不遷就，甚至迎合於他的口味，這更加強了漢政權的楚化傾向。
　　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是漢初的指導思想。“蕭、曹為相，鎮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27]，“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28]。在竇太后的影響下，“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29]。產生於楚地的道家思想盛行，固然有矯正秦之弊的不得已，同時也是楚風北上的結果。漢初黃老之治思想是發展了的道家思想，但其主旨仍循着道家思想未改變。新出土的郭店楚簡表明，道家的“無為”並不是無所作為，放棄努力，而是反對違逆自然的造作妄為，反對主體的狂妄自大和主觀任性，而要求在與始源、自然的統一中去獲取自由，即達到“無不為”[30]的境界。這更符合楚人的生活特徵，也沒有消極的意義，我們從文帝、景帝的勤政中可知“無為”之真正含義。
　　此外，有漢一代的文學上盛行漢賦，漢賦直接承繼楚騷而來，是楚的浪漫主義在漢的突出表現。“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31]。可見楚騷對漢賦之影響。漢賦的鋪陳誇張，所體現出的浪漫主義正是楚風北上的結果。正如魯迅先生所講：“漢興好楚聲”[32]。楚文化的馨香洋溢在漢朝廷內外，漢武帝左右親信，如朱買臣等，多以楚辭呈進，司馬相如的賦更深得武帝賞識。中央政府的這種文化傾向，無疑推進了楚風的蔓延和漢初的楚化進程。甚至史學著作《史記》也成了“無韻之離騷”[33]。漢的藝術也強烈體現着楚國浪漫精神的風貌，從漢畫像石和漢代雕塑中，就可深切感覺到這一點，大膽的想象，寫意的勾勒，豐富的神話。“從南方的馬王堆帛畫到北國的卜千秋墓室，兩漢藝術展示給我們的，恰恰就是《楚辭》、《山海經》裡的種種”[34]。
　　總之，秦滅楚和漢代秦，並沒有截斷楚文化的傳播。楚風北上，使楚文化對漢代文化的醞釀形成起了特別重要的影響。楚、秦為代表的南、北文化的融合，逐漸形成了規模恢宏、生機勃勃的漢文化。
四、漢民族文化認同感的形成
　　秦帝國的建立，不但使中國在地域上南北正式統一，而且文化上也呈現趨合跡象。而漢代秦而立，則使楚文化北上，與秦文化一道融入中央的統治文化。漢初的楚化是楚、秦代表的南、北文化進行的重新整合，從而使漢帝國不僅在地域上南北統一，而且在文化上也由黃河流域擴展至長江流域，使南北方逐漸超越了體制特徵和血緣基因的差別，形成了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認同感。 這為漢王朝的長期穩定和統一，以及此後中國大一統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新的世紀，文化的激盪碰撞將更加劇烈，歷史告訴我們，中華文化在保持獨立的同時必須吸納新知，這樣才能使中華文化保持生機和活力，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才會更加強烈，才有利於團結所有的海內外炎黃子孫，從而更好地推進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和現代化建設事業。

注釋：
[1] [34]李澤厚：《美學三書·美的歷程》，第74、75頁，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2] [9]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80、78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
[3]《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4] [5]《史記·貨殖列傳》。
[6]《老子》二十五章。
[7]《漢書·地理志》。
[8] [24]《七國考·楚雜祀》。
[10] [12]《史記·蘇秦列傳》。
[11] [13]《史記·張儀列傳》。
[14]《史記·白起王翦列傳》。
[15]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綜述》，載《文物》1982年第2期。
[16]《史記·秦始皇本紀》。
[17] [18]《史記·陳涉世家》。
[19]《史記·項羽本紀》。
[20]田餘慶《說張楚——關於“亡秦必楚”的問題的探討》載《歷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1]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第19—20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23] [25]《史記·高祖本紀》。
[26]《史記·留侯世家》。
[27]《漢書·刑法志》。
[28]《史記·儒林列傳》。
[29]《史記、外戚世家》。
[30]侯才：《郭店楚簡〈老子〉校讀》，第4頁，大連出版社1999出版。
[31]《宋書·謝靈運傳》。
[32] [33]《魯迅全集》，第9卷422頁，第8卷30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