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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歌的流行與早期的五、七言詩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隨着楚人占據了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用楚地方言歌唱、楚地音樂伴奏的楚歌，也就成為社會上、特別是宮廷中最流行的歌謠。《詩經》借着古老經典的身份，為士人所普遍誦習，但那種四言詩體的寫作不見興旺，今傳只有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等呆板的模擬之作。而楚歌則由形形色色的風雲人物，以隨意而活潑的形式，傷感而富於激情的調子，詠唱着新時代的心聲。
　　漢代最早的楚歌，可以追溯到項羽的《垓下歌》——雖然他是漢王朝的失敗的對手。那是在漢五年（前２０２），項羽被劉邦的各路大軍圍困於垓下，山窮水盡，走投無路，對着他心愛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這支歌和“霸王別姬”的故事，常被作一種愛情意義上的解釋，但這是不充分的。在女性作為男性附屬品而存在的時代，一個權勢人物遭受失敗的最明確最嚴酷的標誌，是他的女人將作為財產為勝利者所占有並重新分配。倘若虞姬不自殺，那就是她的未來。對項羽這位曾經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英雄來說，虞姬這個活生生的人物，以最刺激感情的方式，顯示着他在短短幾年內登上成功的絕頂而主宰天下，復又墜落失敗的深淵而不能保護一個心愛的女人，如此急劇的變遷。他愈是對個人的能力保持驕傲和自信，就愈是感覺到在歷史與命運的巨大壓迫下，個人的渺小和無力。這種關於個人的自主欲望與外界控制力量——所謂“命運”——相互衝突的意識，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命運無常的悲觀意識，在先秦詩歌中，幾乎是不存在的。而自《垓下歌》以後，漢代詩歌中充滿了這樣的感嘆，並且在漢末魏晉間達到高潮。
　　與《垓下歌》相呼應的，是劉邦的《大風歌》。雖然，劉邦是戰勝了項羽的成功的英雄，他的《大風歌》卻貫穿着相似的關於命運無常的感慨：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劉邦借着秦末農民戰爭的大風暴登上皇位，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從社會底層出身的最高統治者。他的人生之路的方向與項羽相反，境遇的劇變卻是相同。支配這種劇變的命運力量同樣是劉邦所難以理解的；並且，他也無法預料他所打下的江山未來命運究竟如何。
　　從秦末大動亂到漢王朝建立，中國歷史經歷了劇烈的變遷；這歷史的變遷又造成歷史人物同樣劇烈的人生變遷。由此而產生的失敗英雄項羽的《垓下歌》和成功英雄劉邦的《大風歌》，表現出關於人在世界中的處境的新的思考。雖然他們的思考只是以困惑和感慨為主，卻預示了文學的主題將會有深入的發展。
　　從西漢前期到中期，還有許多上層人物創作的楚歌為史籍所記載。而且，儘管作品的背景和內容互異，在感嘆人不能支配自己的命運這一點上，卻有驚人的相似。如武帝時遠嫁烏孫王的公主劉細君的思鄉之歌，被迫投降匈奴而全家被殺、欲歸無路的李陵的別蘇武歌，宣帝時因覬覦帝位而被殺的廣陵王劉胥的臨終歌① ，等等。並且，這種意識還擴大到其他體式，例如漢武帝劉徹著名的《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本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這是一首優美的作品。篇中描寫了典型的秋色，抒發了樂極生悲、人生無常的感傷。雖然，武帝坐穩了江山，他的感慨與生活於歷史劇變中的項羽、劉邦不同，但作為一個強大帝國的至高無上、功業煊赫的專制君主，在沉湎於神仙方術的同時，他深知自己難以逃脫老與死的威脅，從根本上說，這也是人不能支配自己命運的意識。
　　在楚歌盛行的同時，新的詩歌形式也在萌芽。
　　五言詩方面，如果要說零散的五言詩句，早在《詩經》中就有了，楚辭中，若去掉語氣詞“兮”字，更為普遍。但到了漢代才有非常接近五言詩形式的作品。最早的當數漢高祖姬戚夫人《春歌》② ：
　　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這首詩也是楚歌。但一個顯著的特點，是沒有用楚辭和楚歌特徵強烈的“兮”字，而且除了開頭兩句，都是五言詩句。以後，在武帝時代，又有李延年的《佳人歌》，除一句外，通篇都是五言：
　　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如果聯繫樂府民歌來看，五言詩在漢代的進展就更為清楚。一般認為系武帝時代採錄的“吳楚汝南歌詩”之一的《江南》，便已經是完整的五言詩：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不過，五言詩在西漢始終沒有成為通行的文學樣式，要到東漢才逐步興盛起來。但並不是說西漢時寫出完整的五言詩尚存在何種技術上的困難，只是人們還沒有充分發掘出這一詩體的優越之處，因而也就沒有形成寫作的風氣。
　　七言詩形成的過程同樣很長。典型的上四下三結構的七言詩句，在漢代以前已經很多見。《荀子》中篇幅相當長的雜言體的《成相辭》，就是以這種七言句為主的。其格式大體如：
　　“請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悵悵。”近年在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簡中，也有好幾首類似的歌辭，可見這種歌謠體曾經很流行。楚辭中《橘頌》那一類四言形式，與《詩經》不同，如將兩句連續，去掉句尾的“兮”字，也就成為上四下三的七言句：“後皇嘉樹橘徠服，受命不遷生南國，深固難徙更壹志。……”可以說，在先秦文學中已經存在形成七言詩體的必要條件。
　　從現存資料來看，七言詩在西漢前期似並無發展，至西漢中期方顯示明顯的進步。武帝時由司馬相如等宮廷文人製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門》、《景星》三章，均含有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後半部分十二句，完全是七言：
　　……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鍾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並。穰穰復正直往寧，馮蠵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像這樣集中連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詩，在過去是沒有的。另外，《漢書·東方朔傳》說東方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意思說他作有八言詩七言詩各上下篇；《文選·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由此可見，武帝時代已經存在“七言詩”這樣的概念。不過據殘存的東方朔七言詩句來看，這種“七言詩”仍可以帶有語氣詞“兮”字。還有，相傳為武帝君臣聯句寫作的《柏梁台詩》，是完整的七言詩。雖然不少研究者對它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但以當時詩歌寫作的情況來看，它的存在不是不可能的。不過，七言詩的優越之處得到充分發掘，從而成為流行的詩體，還要經過漫長的時間。
　　在西漢中期初步形成的五言詩和接近於形成的七言詩，當時雖然還只是楚歌的附庸，但在後來的文學史上，它們的地位卻越來越重要，所以值得給予注意。

①這些作品在史書中均只載歌辭，不題篇目。
②相傳為虞姬和項羽的一首歌，是完整的五言四句，但其真偽尚有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