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國賊，兩黨黨父

馮勝平

前言

孫中山是一個處於歷史盲點的人物。他是國民黨的國父，又是共產黨推崇的先行者。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際，我們看到無論是海峽兩岸的國共，還是海外僑界和民運團體，都在紀念這位據說是推翻了帝制的偉人。

其實，這是對歷史的誤讀。結束滿清帝制的真正功臣，不是孫中山，而是手握重兵、控制北洋六鎮的袁世凱。沒有袁世凱的逼宮和清室優待條例，清室不可能和平退位。辛亥革命之成功，不在於推翻滿清，而在於和平結束帝制。1911年清廷退位，是當時中國政治家——袁世凱、孫中山、立憲派和滿清貴族——合作促成的一個經典傑作，堪稱中國版的光榮革命。借用一句毛澤東的話，“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在中國，一個王朝生的偉大不難，死的光榮幾乎絕無僅有。滿清是中國歷史第一個光榮退休的王朝。

遺憾的是，失去總統權位的孫中山，心理嚴重失衡，逐漸退出了這一合作。作為一個職業革命家，孫中山勤於破壞，拙於建設。二次革命以來，中國戰亂不斷，民不聊生，其根源無不與孫中山的革命實踐有關。

一、革命、女人、讀書

孫中山曾對他的日本友人犬養毅說，生平第一興趣是革命，第二是女人，第三是讀書。我們不妨按照這個順序來看看孫中山的人生軌跡。

1）革命：從一個立志改造中國的熱血青年，到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冷血職業革命家，孫中山開啟了中國近代史上百年動亂的先河，是中國現代極權制度的始作俑者。革命是孫中山的最愛，也是近代中國一系列悲劇的根源。權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墮落。如果權力腐化當權者，革命則通常使那些追求權力者墮落。這一規律完全適用於孫中山和他的革命拜物教的追隨者。為奪取最高權力，孫中山不惜出賣國家權益，換取日本、德國、蘇聯的金錢，把中國一次次推入內戰的血海。辛亥之前，他接受日本政府津貼，遊走於英、法、美政府之間，以東北、新疆、西藏、外蒙領土為條件，試圖換取列強支持，不果。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他主動與日本政府簽訂十一條（原件在日本檔案館發現），是為二十一條之源本。為此，孫得到日本軍部140萬日元資助。1917年，孫通過留英學生曹亞伯從德國政府拿到200萬鷹洋，在廣州建立政府，向支持英法的段祺瑞政府宣戰，又不果。

1923年，孫與蘇聯大使越飛簽訂“孫文越飛宣言”，放棄中國對外蒙和中東路的權益，換取蘇俄三千萬盧布，遂有以後的黃埔建軍和北伐。正如梁啓超所說：“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梁啓超家書5/5/27）

值得注意的是，蘇俄花費巨款，支持孫文革命，並非希望中國進步，而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維辛斯基）

同樣，不少支持孫中山的“日本友人”也並非真正把他當作朋友：“彼等（指孫黃等人）雖是一批廢物，但現在願以重金購置之”。（犬養毅）

讀史人知道，百年前中國國脈如絲，列強環伺，瓜分迫在眉睫，亡國危在旦夕。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孫中山與境外反華勢力勾結，發起一次又一次旨在推翻本國政府的革命，鍥而不舍，努力賣國，集數十年之努力，終於成功。

2）女人：孫中山的確愛女人，而且是博愛。孫一生愛過的女人已不可考，但有名的至少7位，他們是盧慕貞，陳粹芳，宋慶齡，宋藹齡，梅子，淺田春和大月熏。英雄愛美女，這本無可非議。路德名言：一個人如果不愛詩詞、美酒和女人，他就終生是個大傻瓜。美女愛英雄，亦是人之常情，尤其對那些有國母情節的女人更是如此。問題是，國父也好，國母也罷，都應遵守人類基本倫常。人家已有妻室，就不該取而代之；朋友女兒尚未成年，自己又居人家中，受其恩惠，就不該強求新歡；更不該對其博愛的後果不負責任。

3）讀書：沒有證據表明孫中山是一個好學生。他的三民主義是對林肯的拙劣抄襲，《倫敦蒙難記》更是毫無文采，純屬政治煽情之作。孫真正的一篇好文章是《上李鴻章書》（1894），那時的孫還在夢想走體制內的仕途。可惜李中堂老眼昏花，不識英雄，遂使大清少了一個忠臣，中國多了一次劫難。孫一生以博士自居，其實並無博士學位。國民黨正史聲稱孫天資聰明，成績優異，考試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確是事實。但同樣的事實是，孫就讀的香港西醫書院是一所沒有註冊、不受港英政府承認的野雞大學，班上一共只有兩名學生——孫中山和江英華。

二、孫中山的政治遺產

孫中山對中國的最大傷害，不是他的賣國，不是他的假博士，也不是他對女人的博愛，而是他與四個朋友的決裂。這四個朋友分別是：章太炎，宋教仁，黃興和陳炯明。

1909年，章太炎因反對孫中山專制獨裁退出同盟會，重建光復會。孫罵章太炎為滿清暗探，並指使蔣介石於辛亥革命後暗殺章太炎的好友、光復會二號人物陶成章。

1912年，孫與熱衷議會政治、組建國民黨與梁啓超的進步黨進行議會鬥爭的宋教仁分道揚鑣。據當時報刊記載，為爭奪領導權，孫宋關係惡劣，形同水火。鑒於孫宋的歷史恩怨和宋教仁在國民黨內的實際領袖地位，有理由相信宋案的主謀不是趙秉鈞而是孫中山。1913年宋教仁被刺，黃興力主法律解決宋案，孫則一意孤行，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後又指責黃興無能，強行組建中華革命黨，要求入黨者按指模向他個人宣誓效忠，終於迫使黃興遠走美國。

1922年，孫與主張“聯省自治”的廣東實力派軍人、黃花崗起義敢死隊隊長陳炯明決裂，兵戎相見。分歧的焦點是：孫主張統一中國，不惜以外蒙、中東鐵路等國家權益交換盧布；陳炯明效仿吳佩孚，主張建設地方，反對蘇聯兼併外蒙，拒絕做其在中國的傀儡。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孫中山和他四位朋友的決裂，分別堵死了四條可能使中國走向光明的道路。無論是章太炎的自由主義，還是宋教仁的議會道路，或是黃興的法制道路，抑或陳炯明的聯邦制，都可能把中國帶出黑暗，但它們都敗於孫中山的革命。歷史證明，孫中山的革命道路，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孫中山的勝利，是中國的失敗。

不是沒有好人，也不是沒有好路。但好人總是失敗，好路總是走不通。

三、革命是中國的劫數，中國在劫難逃。

“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黨國體制，是孫中山的政治遺產。蔣介石繼承了這個遺產，毛澤東也繼承了這個遺產。不同的只是中華民國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民黨變成了中國共產黨，三民主義變成了共產主義。為爭奪這一遺產，國共兩黨進行了22年的殊死搏鬥。鑒於孫中山的賣國紀錄和國共兩黨對其的尊崇，“一國國賊，兩黨黨父”應是他當之無愧的稱號。

（2011年10月8日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