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歐洲社會對爭論趨之若鶩
歷百年之久的“禮儀之爭”，使歐洲人士注意到中國民間宗教與基督教神學之異同。歐洲知識界，包括宗教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都轉而注意中國問題。戈爾狄在《中國學書目》中開列的歐洲關於此次爭論的書目多達262種，未出版的日記、文書有幾百種。許多反對耶穌會士的西方學者都十分珍愛中國哲學思想（但中國“禮儀”是例外）。朱謙之說，這“實即中國思想輸入歐洲之一個良好的時機”，“給歐洲思想界以一大刺激。” 與此之形成對照的是，中國學者對“禮儀之爭”卻缺乏有力的著作和文章。另一個顯著對比是，中國哲學傳入歐洲，是西方學者主動引進的，而西學初傳中國，則是傳教士輸入的，中國人多加拒斥。值得注意的是，對這次爭論，中國皇帝雖然介入，但中國知識界卻很少發表評論，並且這個爭論在歐洲引起的反響比在中國還要巨大。“禮儀之爭”在歐洲激發了“中國儒家思想研究風潮”，進而發展成為對中國百家學說的探討。法國耶穌會從1702年起，連續70餘年刊行“耶穌會通訊集”，成為傳播中國思想的工具。在英國發行的“學術提要”，也經常刊登主教們的爭論。相比之下，在中國則冷冷清清，一人獨“鳴”。“禮儀之爭”在中國國內由皇帝一人拍案定奪。而在歐洲，這一爭論絕非毫無意義。它演變為一場學術爭論。歐洲文化人由此開展了一次學術討論。這裡，沒有“西、東”、“歐、中”之分，只有文化興趣。“禮儀之爭”在歐洲叫“中國問題”。達百年之久的爭論使歐洲知識界注意到中國古代信仰與基督教神學之異同。不少歐洲宗教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經濟學家都集中注意力研究“中國問題”。在宗教研究方面，除耶穌會士外，其他神學家都着眼於儒學與基督教的異同。
馬克思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封建王朝）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必然要解體一樣。” 馬克思說得多麼形象！仿佛預知一遇外界空氣就會解體那樣，清王朝對待基督教的態度，從他自己一方面來理解，是非常明智的。中國傳統社會不重爭論，而在地球的另一邊的歐洲，學術討論則是另一番景象。在中國皇帝管轄範圍之外的歐洲，不通漢書的洋人津津樂道中國文化。他們不通漢書，卻努力學習中國文化。一大批漢學家出現了。與此相反，對“禮儀之爭”，中國的文化人卻出奇地冷靜，諱莫如深。這是因為，一切都由皇帝解決了。康熙皇帝早就決定了理論是非，中國士人無須動腦筋爭論。在中國皇帝看來，學術上的“百家爭鳴”與自由探討只能帶來“混亂”，一人決斷乃是正常的。“各抒己見”只能導致“天下大亂”。
歐洲人自古希臘起就適應了論辯的傳統。他們追求真理的執着令人起敬。“禮儀之爭”不是歐洲人與中國人爭論，而是西方人自己在爭論，中國人則認為是“內訌”。在歐洲，哲學家和思想家們恰恰是從耶穌會士的介紹中看到中國文化與基督教不可混淆，而不是如同耶穌會士那樣將二者等量齊觀。學術爭鳴給歐洲帶來的好處大於中國。在看到二者差異的人中，有些人轉而仰慕中國文化（如伏爾泰），有些人卻攻擊中國哲學（如馬勒伯朗士）。然而，恰恰是這些“站在大門外議論人家家裡事”（康熙語）的人確有真知灼見。哲學家們也認為孔子的學說與基督教不同，不過他們不是以此為出發點去否定孔子的學說，而是以孔學作為啟蒙運動的旗幟，實行“全盤東化”。因此，在宗教活動家方面，大多數人反對耶穌會士，而在哲學家方面（如萊布尼茨、伏爾泰），大都為耶穌會士辯護。中西文化對比的研究如果立足於“求異”，即指出二者的差異，進而改造、重塑既有文化，或許對民族更有益。
德國的赫爾德在《中華帝國的基督化》中稱讚耶穌會士說：“為了這場‘禮儀之爭’，羅馬教廷多少次地召集主教會議（會議！外國人總那麼集思廣益！），中國朝廷有多少次地密謀（密謀！多麼具有中國特色！）……中國的一切事理都源於孩子般的順服！……他們的所有文字、格言、所有的經典、所有的家庭內部的和社會的風俗習慣以及他們所有的生活方式，統統都建立在這個原則基礎之上……那種廝守於自己的土地，受祖宗遺留下來的傳統束縛，與外部世界隔絕的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這種情況或許還將千百年地存在下去。” 受祖宗遺傳束縛的古代中國人唯上、唯書、唯古，不知爭論。他還說：“在中國，羅馬人自然敵不過那古老永恆的帝國傳統。羅馬教皇的權力敵不過中華帝國皇帝這位天子的威力。皇帝的寥寥數筆詔書就了結了這場官司……在中國，就享有自由而論，基督徒不及猶太人和穆斯林。” 然而，這同一個赫爾德在《中國》一文中又說：“（中國）這個民族在科學上建樹甚微，幾千年來，他們始終停滯不前。”這一觀點正合吾意。中國的思想界沒有爭論，故技術、商業進步不大。中國的農耕民居仍停留在秦磚漢瓦時代，幾乎沒有進步，近代改革開放才解放了農民吃飯問題。他又說：“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所以它對一切外來事物都採取隔絕、窺測、阻撓的態度，它對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愛，終日沉浸在自我比較的自負之中（比如同解放前比，同17年比，同“文革”時比，同幾千年前比——本文作者注），這是地球上一個閉塞的民族。” 我認為閉塞的顯著特點是缺乏競爭和爭論。
德國哲學大師黑格爾對中國的宗教評價不那麼高。他說：“中國人在大家長的專制政體下並不需要和‘最高的存在’有這樣的聯繫，因為這樣的聯繫已經包羅在教育、道德和禮制的法律以及皇帝的命令和行政當中了。天子是一國之元首，也是宗教的教主。結果，宗教在中國簡直是‘國教’。……我們所謂的宗教……人們便從他和國家的關係中抽身而出。終究能夠在這種退隱中使得他自己從世俗政府的權力下解放出來。但是在中國……宗教並沒有發達到這種程度，因為真正的信仰只有潛退自修的個人……才能具有。在中國，個人……是依賴自然界中的各種對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質的上天。”黑格爾說，因此，天只是‘自然’的意義。他說：“耶穌會士順從了中國的稱呼，把基督教的上帝叫做‘天’，但他們便被其他基督教派控到了教皇那裡。”黑格爾並指出，中國宗教中的“天”，通常與皇帝本人有關。如說“真命天子”。西方的國王斷無“君權神授”、“替天行道”一理。“中國宗教還有以人事影響天然的那種巫術的成分，就是認為人的行為絕對地決定了事情的途徑。” 中國的人治源於此。他認為中國人沒有“精神性”。黑格爾認為宗教應當是精神退回到自身之內，專事想象它自己的主要性質，它自己最內在的存在！因而，中國皇帝還操持“天”的各種職責。皇帝成了皇天后土的立法者。在中國，神靈的廟宇多得不可勝數。“這種情形是由於缺乏內在的獨立性而起，結果，便造成了和‘精神’自由恰巧相反的勢力。”黑格爾的結論是：“在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他們的沒有精神性。” 總之，中國人的迷信是極深的，西洋傳教士深深觸動了中國禮教，未嘗不有益於中國。缺乏精神性有時也缺乏爭鳴的勇氣。
謝和耐這樣理解中國人的“天”：敬天乃國家事務一部分，“基督教的信仰關繫到一種人格的和超越宇宙的純精神的上帝，相信在人類不能把握本身命運的下界與全然不可同日而語的‘彼岸世界’之間是對立的。相形之下，中國人的天是一個融俗事與宗教為一體的概念。而對基督徒來說，‘天’字純粹是上帝與天使以及天國及其選民的隱喻，不象中國人那樣，含有多重意思：既是神靈的，又是自然的；既是社會的，又是宇宙的。” 中西對比應當立足於求異，而不是存異。
傳教士們為了一個良心上的問題爭執不休。這種探求真理的精神委實可敬。康熙、雍正簡單禁教，固然進入了“後宗派時期”，但也從此沒有了探求真理的熱忱。據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歸根到底是“兩家”，即“無產階級一家”和“資產階級一家”爭鳴，而“無產階級香花”又絕不允許“資產階級毒草”生長，因而結果便只能是“無產階級”一家獨鳴。宗派紛爭好，還是一人獨鳴好？中國基督教新教原本是教派林立的，後來成了“一種”宗教（與天主教、道教、佛教並峙的獨立一教）。宗教從寬容變得不寬容。愛的宗教成了“恨”的宗教。愛是愛自己，而不是愛別人。宗教居然也倡“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使人有點納罕。“禮儀之爭”貴在“爭”。爭論的精神滲透到華夏文化中。“爭”是社會文化的動力，百舸爭流、百鳥爭春、百獸爭雄。
三百年前發生在中國的“禮儀之爭”，在現代中國重新受人注目，是因為開放的中國的確再次碰到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衝突與差異。近年中國學人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和幾百年前學者的冷漠及幾十年前的僵化思維有所不同。李天綱先生專著《中國禮儀之爭》是這方面的翹楚。他一掃上世紀60-80年代的沉悶和浮泛空氣，把“禮儀之爭”當作歷史文化學術問題詳細挖掘整理。近年來國門大開，開放的概念不止是經濟的，更包括文化宗教。關於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最近幾年比較顯著的譯著有：[法]安田朴：《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耿升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其中第19、20、21章討論“中國禮儀之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法]艾田蒲《中國之歐洲》（上、下），錢林森譯，就是同一本書不同譯本。艾田蒲即安田朴）；[法]維吉爾•畢諾：《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商務印書館，2000年（其中第七章為“中國禮儀之爭”）。其它討論“禮儀之爭”的著作尚有很多。
李天綱先生似有一段論述較公允：“有資料表明，在康熙朝，漢族官員比滿族官員更排斥天主教。這其中有漢人面對‘西學’必須維護漢族文化尊嚴的因素，也有漢官在朝廷內與西方人爭寵的因素。” 漢人雖亡於清，但“威風”不減。中國有句成語叫“漢官威儀”，原指漢代朝廷官吏的服飾制度，後指漢族人的服飾制度。這都是不可破除的。清朝吳趼人專談“漢官威儀”云：“上海之談逐滿者，動言僧道衣服，尚似漢制；一入劇場，則漢官威儀，歷歷在目雲。其心醉漢官威儀，力圖光復，已於言表見之。”然而滿族統治者也熱衷於維護“漢官威儀”，即“舊禮儀”。禮儀與中國的禮教不可分。李天綱先生有一段話也值得玩味：“康熙開始並不想排教，只是想用自己的權威保全中國禮儀和天子的體面。他醞釀的重大計劃是：把有一百多年歷史的中國天主教會收為國有，辦法是讓所有在華的傳教士效忠於他自己，並脫離與羅馬梵蒂岡的關係。” 把天主教“收歸國有”，變為民族宗教，使之為皇室服務。可這樣一來，就沒有天主教（大而公）而只有中國的什麼特殊“宗教”了。拜天祭地，那基督教又回到自然崇拜和自然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