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禮儀之爭”與20世紀中國學術爭論
“禮儀之爭”乃中西文化的一次衝突和較量。古老封閉的華夏迷信文化第一次受到觸動。這對中國人除舊布新未嘗不是有益的。“禮儀之爭”真正觸動了封建主義文化的精髓，它也嚴重威脅到江河日下的皇權政治。我們今天的文化人對“禮儀之爭”並不心存疑懼。一切圖謀革新的人士，會把基督教看作是對中國百年老病的診治。八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其鋒芒所向，是包括全部文化要素在內的傳統社會體系。陳獨秀將孔教、國粹、禮法、舊倫理（忠、孝、節）、舊政治（特權）、舊人治、舊宗教（鬼、神）、舊文學、舊藝術（中國戲）都包舉在內。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首先抨擊封建專制主義，其次反對禁錮人們意志的封建道德，視封建道德為封建制度的思想基礎。陳獨秀猛烈抨擊“儒者三綱之說”，批判忠、孝、節。對封建道德和迷信的批判啟發了民智，使個性得到張揚。然而，這一反封建任務，早在康熙年代西方傳教士所掀起的“禮儀之爭”中，就已經得到昭示。傳教士碰了一下一向被認為“神聖”的綱常名教。傳教士的批評所指，主要是中國文化中落後的東西，是“腫毒”和“老病”，而不是中國文化“精粹”。傳教士對中國尊孔、祭天、祀祖的舊禮法的觸動，雖不帶有反封建的動機，但畢竟敢於藐視它，“太歲頭上動土”，使封建文化得到觸動。在舊中國，人們只講“禮”，而不講“理”，不重視理性、邏輯，只講特權、皇權、階級權，不講一般意義上的“人權”。實際上，基督教對人的理解，既不是階級的，也不是家族倫理的，乃一切圓顱方趾的人。在這個意義上，基督教挑戰了中國的特權和皇帝的主權。用基督教挑戰中國的文化，對中國人來說不啻是一劑良藥。
“五四”時期是中國學術百家爭春、萬象更新的時代。學術自由的實質是尚新求異、獨闢蹊徑。1922年，錢玄同曾發出這樣沉痛而激烈的呼喚：“你們既做教徒，我要請你們千萬不要再拜那宗法遺毒的祖宗牌位了，千萬不要再拜那主張忠孝的孔丘！千萬不要再拜那殺人魔王關羽和盡忠報國的岳飛（此外如拜灶君、拜土地、拜兔兒爺、拜呂純陽、拜濟顛僧，……這種蒙昧下愚的舉動，我想基督徒決不至於干出來的。）有人說，基督教徒既做了民國的官，就應當服從民國的法律，就應該祀祖祀岳。這是什麼話？請問民國的約法上曾經規定要祀孔祀關岳嗎？” 土地、灶君均與自然有關。宗法宗教實行“祖宗之法不可違”，不鼓勵創新。周作人也說：“我覺得要一新中國的人心，基督教實在是很適宜的……我想最好便是以能容受科學的一神教把中國現在的野蠻殘忍的多神（其實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發達才有點希望。不過這新宗教的神，切不可與舊的神的觀點同化，以至變成一個穿西裝的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與天地人三界有關，是自然界的統治者。張東蓀說：“我覺得中國不提倡宗教則已，如其必須提倡宗教，恐怕孔、佛、耶三大宗教比較起來還是耶教適宜些……耶教或許有許多地方可以矯正中國的習慣。” 陳獨秀主張：“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里。……最可怕的是，現在政客先生們又來利用基督教。他提倡什麼 ‘基督教救國論’來反對鄰國。他忘記了耶穌不會為救國而來，是為了救全人類的永遠生命而來。” 幾位新文化運動的學者主張以基督教打倒孔教，以較高級的宗教取代中國多神多鬼的封建迷信。按照他們的見解，基督教同中國文化的匯合根本不在於向古代六經回歸，而在於同傳統鬼魅文化一“爭”高下。敬天祭祖要不得！
梁啓超先生說過一段發人深思的話：“現在瀰漫中國的下等宗教……邪教，什麼同善社咧、悟善社咧、五教道院咧……實在沒有顏面和基督徒爭是非。” 梁啓超的這段話，對我們認識“禮儀之爭”具有啟發作用。又是梁啓超說得好：“要而言之，信仰是神聖，信仰在一個人為一個人的元氣，在一個社會為一個社會的元氣。中國人現在最大的痛恨，就是沒有信仰……所以和尚廟裡頭會供關帝、供財神、呂祖、濟公的乩壇，日日有釋迦牟尼、耶穌基督來降乩說法。像這樣的國民，說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我實在不能不懷疑。” 我們在20世紀末期聽到有人說：“儒家文化依舊是值得我們繼承的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人甚至說，儒家的核心是“仁”，福音的核心是“愛”，兩者可以和諧地融合在一起。我忽然覺得這些人退到“五四”運動以前的水平了。這些人忘記了，儒家的“仁”是有等級、遠近、親疏的。這裡反對混合主義，正是反對摺衷與混雜，提倡以較高級宗教取而代之。
魯迅先生說：“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蔽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 只有前途無量的人才不懼怕競爭討論，專制者害怕爭論乃因為害怕被俘獲，以為吃了牛羊肉會類乎牛羊。郭嵩燾被清政府任命為駐英、法大使，據說，中國駐外使領自此始。劉錫鴻深文周納，給郭嵩燾加三罪名：一、披過洋人外衣；二、會見小國元首起立為禮；三、在音樂會上，模仿洋人取閱節目單。據說，郭嵩燾出使英國之前，就有人作了一副對聯羞辱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見容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可見，咱們中國的“老禮”是何等頑固。對“新禮”，國人何以總看不慣？總之，對老傳統只能服膺，不能動搖。父母之邦乃自然地理氣候，傳統社會附着其上。
以保存中國文化國粹為由批評“禮儀之爭”本身，是上個世紀的保守思想。這似乎回到了“五四”前的中國。有人批評這場爭論，理由是：當時，“一派教士主張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奉教不能再尊孔敬祖，有的甚至實行教徒一律改名換姓，付洗時不僅領教名，還得姓Diniz，da Costa等，務使他們淪為葡國的順民奴僕。”中國人取了教名或外文名字，就是出賣祖宗嗎？我不這麼看。如今，中國人取外文名字，外國人取中國姓名，已司空見慣。即如傳教士，亦取中文名，這該作何理解？有人甚至說：“當時統治中國的康熙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後來因教皇格來孟十一悍然干預中國內政，禁止尊孔敬祖，便禁教。”難道“孔教”乃“國教”，“反對尊孔讀經”就是“干涉國家活動”嗎？在“禮儀之爭”問題上指責外人，認為傳教士否定三綱五常，否定因循守舊的中國文化，乃一大罪狀，這看法有些牽強。有人還說：“羅馬教廷命令：‘做一個教友，必須放棄自己的文化’（儒家尊祖是中國文化的全部嗎？）。”“反對孔儒學說，否定祖國文化，怎麼去念書識字？子子孫孫作文盲，不敬自己的祖宗老輩，勢必為社會親友所不齒。……時隔200多年（指1939年），羅馬教廷取消了這個禁令，並鼓勵我們尊孔。現在台灣某些教堂的祭台上，孔子像與聖多馬像並放，任人尊敬。”然而，中國教會的民族化、本土化，難道就是要尊孔嗎？“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恰恰是一批愛國的熱血青年發起的。有人還說：“教廷根本不敢觸及當時‘禮儀之爭’的實質，正是羅馬教廷勾結了、支持了殖民勢力，粗暴干涉中國內政，陷中國教會於絕境。” 說“反對祭孔，就是‘殖民勢力’”，說“提倡祭孔敬祖就是愛國主義”，這樣的理解有些問題，這是不准對既有傳統發生任何懷疑，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本人在“禮儀之爭”這樁歷史公案上贊成龍華民，反對利瑪竇。然而，不管我採取何種立場，我都發現大多數學者並不認為“禮儀之爭”是無謂之舉或冒犯中國。今天，大多數人都認為，這一歷史爭論具有學術思想性質。李天綱說：“中國禮儀之爭本來發生在中國，是關於中國文化的大事件，但是長期以來，一直是外國人談論更多，更有興趣，也更有研究。” 然而，當時中國士大夫對西人批評中國禮儀不以為然。我們今天看到，對“禮儀之爭”的關注往往同中國社會的開放程度有關。封閉時代的文人不討論這個問題，而開放時代關注這問題的人越來越多。另外一個規律是，封閉時代中國人對批評中國禮儀的傳教士責罵多，而隨着開放的擴大，對批評中國舊式文化的觀點，中國人越來越寬容和容讓。中國在國民黨時期取消了皇帝祀天祭孔的典禮，這可能是西方影響的結果。李天綱先生也指出1915年全國祭孔大典（袁世凱）、1935年滿洲國祭孔和日本靖國神社參拜禮儀，都旨在恢復東方祭祀典禮，是反信仰自由、反西方文化。這樣看來，“禮儀之爭”有時候並非僅僅涉及民間信仰和習俗，也關乎嚴肅的政治哲學問題。這問題在我們今天似乎越來越有意義！我本人毫不掩飾對華人曲解基督教而落入“中體西用”的厭倦。我想引用班納（G.Bernan）的話“耶穌會在十七世紀驅使更多中國人皈依的功績，歸因於避談耶穌基督的受難奧秘。” 耶穌會士隱瞞了基督教的特性，這可能是多數人的共識。
作者簡介：安希孟：1945年生於山西翼城，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1969年畢業，南京大學1982年畢業哲學碩士，現為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西方哲學和倫理學專業教授。太原，030006，電話：0351-701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