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杜車別
　　
　　有製造謊言的人，必定有相信謊言的人，這也是鐵律。相信謊言的人，並非一定認為謊言是真的，而是願意謊言是真的。所以許多“明察秋毫”的人會對一些只要略動腦子，稍加考察就可以揭穿的妄誕不經之談深信不疑。人們借着一些“事實”發自己的議論，表現着自己的深邃睿智、悲天憫人，仁慈正義的品格，體驗着居高臨下，審判歷史，臧否人物的快感。歷史上風雲叱咤的人物，在口中筆下乖乖的聽任擺布，被戴上定性的帽子，畫上小丑的油彩，這樣的快感，是賽過喝酒吸煙，可以讓一些人暫時忘卻現實中的壓抑猥瑣，感到興奮戰慄、毛孔擴張、渾身舒暢的，所以興致勃勃、唾沫橫飛，不覺厭倦，樂此不疲。如果這時候有人告訴他們，他們藉以發議論的事實是假的，站不住腳，是謊言，這就煞風景，掃興了，讓他們覺得不快，甚至惱羞成怒。他們寧願忘卻對謊言的揭穿，繼續躺在謊言上面，發着他們的議論。
　　
　　我覺得在所謂朱元璋文字獄的問題上，就可能是這樣的情形。
　　
　　滿清製造的文字獄，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事實清楚，有他們自己的檔案做證，延續一百四十多年，奴才們的奏摺，皇帝的批示，各各顯露着諂媚的凶虐，恣肆的殘暴，還隱約以這樣的凶虐殘暴作為功績而驕傲。朱元璋製造文字獄，卻不一樣，疑點太大，沒有可靠的證據，但似乎成為了定論，流傳廣，相信者多，其中不乏知名學者如吳晗顧頡剛之類。還每每有人以此作為藉口，明清合論，甚至用來開脫滿清文字獄的殘暴罪行。
　　我一直對所謂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說法感到懷疑，但苦於知識匱乏，無力透徹反駁。但後來看到一篇王春瑜寫的文章《功夫文章學子書》，是介紹研究明史的美籍華人學者陳學霖，才有豁然開朗的感覺，原來早就有人進行了這方面的考證。
　　
　　
　　王春瑜說“
　　學霖先生的這些研究成果，對明史學作出了重要貢獻。例如，海內外有相當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響巨大的吳晗《朱元璋傳》，述及明初文字獄，都依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等資料。說朱元璋炮製“表箋之禍”，……並由此而給朱元璋下結論：‘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
　　　學霖先生對此未敢輕信。……　　 經學霖先生考證，徐一夔壽終八秩，何嘗死於明太祖刀下？來復涉嫌與胡惟庸同黨而死，亦與文字獄無關。如此等等，所舉證據，均確鑿、過硬，堪稱鐵板釘釘，有力地廓清了明初史研究中的幾重霧。
　　”
　　
　　陳學霖考證的詳細內容是什麼呢？我在圖書館裡查到了他的兩篇文章，一篇是收錄在陳學霖著的《史林漫識》一書中的《徐一夔刑死辯誣兼論洪武文字獄案》，另一篇是收錄在台灣1981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考古組》第一冊裡面的《明太祖文字獄案考疑》。
　　下面我就把陳學霖的考證的基本內容介紹一下（另外還有王春瑜在《明初二高僧史跡考析》中的考證），然後在此基礎上，說一些我的看法，主要是分析一些下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謠言，產生的原因的是什麼，被大肆散播，以至深入人心的原因又是什麼？
　　
　　陳學霖以及王春瑜考證，在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說法涉及的人物當中，凡是可以考察生平事跡生卒年代的，都和所謂的文字獄沒有關係。他們是徐一夔、釋來復（字見心），蔣清高，守仁，德祥。
　　
　　比如徐一夔，滿清乾隆年間的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中摘引《閒中今古錄》說：“
　　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雉發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為文播天下
　　”
　　陳學霖說“《札記》引文是否采自原本，抑誤抄《翦勝野聞》，未易斷定。無論其出處為何，此故事自趙翼傳錄以後，後代學者多予援引。而徐一夔觸犯文字獄忌諱遭斬之說遂不脛而走，人多以為真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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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揭穿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謊言——讀陳學霖考證後的收穫
　　
　　事實真相又如何呢？在光緒年間就已經有人考證徐一夔死於建文二年，年齡八十多歲，當然就不可能死於什麼文字獄。《始豐稿》跋說“……考陳氏善萬曆《杭府志.職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會當‘革除’，實建文二年（1400），教授為蔣良輔，……約計先生壽終當及八秩矣。世因《翦勝野聞》稱表文忤旨收捕斬之之誣。幾疑不克令終於官，豈非大謬哉”
　　陳學霖則進一步指出可以按照徐一夔自己的著作來證明他死至少也在建文元年以後。徐一夔寫的文章《故文林郎湖廣房縣知縣齊公墓志銘》中說齊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這個齊公生於1267年，死於1298年，明年就是建文元年。徐一夔當然不可能死在齊公前面，所以至少也是死於建文元年之後。再加上一個證據是《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中的記載，徐一夔擔任杭府教授，從洪武六年到建文二年，所以“徐氏至建初卒殆無疑問。《翦勝野聞》之荒誕不攻自破。”
　　
　　關於釋來復，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還是引用《閒中今古錄》說僧來復（見心）的詩句中“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 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
　　
　　事實又如何呢？早在明末清初錢謙益就已經加以辯正過了“野史載見心《應制詩》有‘殊域’字樣，觸上怒，賜死，遂立化於階下。田汝成《西湖志余》則雲逮其師欣笑隱，旋釋之”“見心《應制詩》載在《皇明雅頌》，初無觸怒事，而笑隱為全室之師，入滅於至正四年。俗語流傳，可為一笑也”
　　來復（也就是見心）真正的死因是牽連在胡惟庸黨案內，明朝的釋明河寫的《補續高僧傳》中卷二五說“……時山西太原捕得胡黨僧智聰，供稱胡惟庸謀舉事時，隨*季潭、復見心等往來胡府。二公於是得罪”。在釋元賢《繼燈錄》卷五中說“二十四年，山西捕獲胡黨，舉師等往來胡府，坐罪入滅”
　　
　　再看蔣清高， 還是《閒中今古錄》,說他“系元末遺儒，國初任本縣教諭，以表箋誤注被斬於京師”，按《閒中今古錄》作者黃溥的說法表箋禍始於洪武十七年之後，而按照象山縣誌錄的《蔣氏譜》的記載蔣清高“生於元延佑六年（1319年），而卒於洪武九年（1376）官任，並無罹表箋禍被斬”。
　　
　　接下來是王春瑜考證的明初二高僧守仁和德祥的事跡，按照郎瑛《七修類稿》中的記載，守仁因為《題翡翠》一詩，德祥《夏日西園》一詩，“被太祖罪之，不善終”。而事實上，守仁根本沒有做過《題翡翠》，“是好事者，附會到守仁名下”，“守仁佛教事業上，與朱元璋合作得很不錯，彼此關係融洽，最後‘示寂於寺’，善終天年，所謂不善終云云，實屬無稽之談”。至於德祥，和所謂的不善終，更是沾不上邊，他“一直活到永樂中，有題倪雲林，周履道書畫云：‘東海東吳兩故人，別來二十四番春。’又有為王駙馬賦清真軒詩，有和御製賜赤腳僧詩”，他在永樂中“談笑而逝”，“郎瑛說他因《夏日西園》詩被朱元璋‘罪之而不善終’是無稽之談”
　　
　　以上都是一些可以考證清楚的和牽涉到所謂文字獄中的人物事跡，還有許多是無從考證的，如趙翼《札記》根據的《朝野異聞錄》中的記載，《朝野異聞錄》記載又多半出自梁億的《傳信錄》，裡面說“洪武間凡三司、府、衛、州、縣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為之，當時以聲音字樣可疑而被誅者甚多……”，然後舉了大量的例子，比如什麼因為“天性生知”，因為“睿性生知”，因為“作則垂憲”，因為“垂子孫而做則”，因為“體乾法坤”，因為“藻飾太平”等等語句被誅，據說是因為“生”音同“僧”，“則”音近似“賊”，等等，所以觸犯了朱元璋的避諱，從而被誅。
　　
　　事實真相又如何呢？從這些記載本身來看，所提供的十幾個例子，既沒有具體的年月，也沒有具體的細節，更沒有提供可以用來查證的材料。所以似乎只能“姑而言之，姑而聽之”。更可笑的是不同的書籍，往往把同樣的一個事件，按在不同的人身上，甲說的變成乙說的，乙說的變成丁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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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揭穿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謊言——讀陳學霖考證後的收穫
　　陳學霖教授對這些記載提出了幾個明顯的疑點：
　　首先根據這些大肆渲染所謂朱元璋文字獄的野史所說“表箋禍始於洪武十七年之後”，也就是說明太祖在那以後開始留意天下所進的表箋，因此文字獄大興。“意謂此時之前 ，太祖不甚注意諸司奏章，亦不曉儒臣所進表箋有譏訕之意”。然而根據歷史事實，這種說法根本不能成立，事實上，“太祖在登基以後，即親理政事，勤勞不懈，天下奏章，多親自閱覽批答，有‘一日數百件’之說”。也就是即便真有所謂的文字獄，那也絕不可能是直到洪武十七年之後才開始，應該是從洪武初年就有的。
　　其次，從這些所謂的文字獄的模式來看，幾乎完全是同一個類型，因為“生”諧音“僧”，“則”諧音“賊”，光是這兩個簡單雷同的諧音就占據了大半的案例，那就導致了一個很奇怪的情況，要麼，是這些所謂的文字獄中的當事者同時約好似的使用這些字，而且在洪武初年到洪武十七年都沒有用，突然在洪武十七年之後的同一年用這些字，然後就導致了所謂的文字獄，但這顯然不符合情理；要麼這些案例是有先後的，而且從記載來看，也確實並非是同一個時期，但這又導致一個奇怪的問題，“如此何以既有極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如果說是因為捉摸不定，才先後觸網，但現在的問題是，這些案件的模式實在雷同的近於小學生做練習一樣，“生”諧音“僧”，前面有人因為用了“生”倒霉，那後面的人不用不就行了？怎麼會至少五六個案子雷同的都是這樣？
　　
　　再次，根據這些野史的記載，因為這些文字獄，所以“禮臣大懼，因上請曰：‘愚懵不知忌諱，乞降表式，永為遵守。’帝因自為王傳布天下”，似乎禮臣為了避免文字獄的發生，避免再有人觸犯文字忌諱，就讓朱元璋制定表箋格式，讓人們遵守。但事實的真相又是如何呢？朱元璋確實制定過表箋格式，但是和所謂的文字獄卻是半點關係都扯不上，而是為了遏止文辭華麗，但內容空洞繁冗的文風。
　　
　　根據陳學霖教授的考證，朱元璋頒布“表箋成式”一共有五次。
　　第一次是在洪武六年九月，因為看見上書賀表里“多用四六駢偶，文華而辭蔽，有害直言”，於是就從唐宋名家的表箋，里挑了柳宗元和韓愈的兩篇作為範例，“頒布天下以為成式”
　　第二次是在洪武八年十二月，因為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陳，寫了一萬多字，說的事情卻只有四件，“文繁詞冗”，浪費時間，於是就制定《奏對式》，朱元璋自己做了一個序言，然後“頒示天下諸司”
　　第三次是在洪武十二年八月，朱元璋覺得“官府文移案牘繁冗”，不是多年經驗的老吏不能通曉，可能導致“佞人藉機玩法，殃及百姓”，於是命令“廷臣減去繁文，奏定成式”，讓“諸司有所遵守”
　　第四次是洪武十四年七月，再次申明表箋不能用四六文辭，“務求典雅簡明”，“所有名諱皆依古禮：‘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除了兇惡字樣以外，沒有其他應避忌諱”。
　　最後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朱元璋認為表箋里，“仍多務奇巧，文體駢儷，有傷辭意”，於是讓劉三吾等人“撰表箋成式，頒於天下有司”
　　很顯然，朱元璋頒布“表箋成式”，完全是為了提高辦公效率，改革不切實際的文風，和所謂的文字獄避諱風馬牛不相及。
　　根據上面的事實，陳學霖教授說”野史謂禮臣恐懼觸犯文字忌諱，懇帝頒定表箋成式以為遵守乃無稽之談，事實並非如此也”。
　　
　　最後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野史說因為“生”諧音“僧”，“則”諧音“賊”，有影射朱元璋出身的嫌疑，所以導致文字獄。這一點恰恰是相當荒謬的，因為事實是朱元璋從來就沒有隱諱過自己的出身，甚至相當坦然，毫無隱瞞毫無諱飾的把自己的出身公布於天下。
　　
　　大明皇陵碑現在還在鳳陽明皇陵內，碑上原原本本記述了朱元璋的家世出身，悲慘經歷。摘錄開頭部分
　　“大明皇陵之碑孝子皇帝元璋謹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興建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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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揭穿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謊言——讀陳學霖考證後的收穫
　　　　
　　　　 予時秉鑒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飭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 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
　　　　
　　　　其辭曰: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 傍徨.俄而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廓,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漿.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
　　　　
　　　　 兄雲去此,各度凶荒.兄為我哭,我為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並路,哀動遙蒼.汪氏老母,為我籌量,遣子相送,備醴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未 兩月,寺主封倉,眾各為計,雲水飄飈,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依,侶影相將,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而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俠佯.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
　　
　　顯然,朱元璋對自己的貧賤出身，沒有絲毫諱飾,對當過和尚的經歷,也沒有絲毫隱瞞,“空門禮佛,出入僧房”.而且刻在石碑上,廣布天下，流傳後世.陳學霖還舉出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明太祖御筆》詩文作為證明，現存的《明太祖御筆》中就有三首言僧談禪。說因為朱元璋對自己出身忌諱，怕別人言及，而製造文字獄，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邏輯。他自己都能這麼坦然的去說，還怕別人影射嗎？
　　有的人會說，雖然朱元璋自己可以坦然談及自己的出身，但不等於他可以容許別人來談。就比如一個人自己可以謙虛的說，自己很笨，或者很窮，但如果別人當面來嘲笑他說他是笨蛋或者窮鬼，他肯定是會生氣的。這樣的說法乍聽起來是有道理的，但稍加推敲，便知道謬誤。的確自己說，和別人說不一樣，但現在的問題是根本不存在什麼當面嘲笑或挖苦的事情，而是因為諧音產生的事端。一個能夠相當坦然的把自己某方面公布出來的人，決不會動輒疑神疑鬼認為別人影射自己的這方面的缺陷。就比如一個能夠坦然說自己笨的人，會因為別人讚揚他說“你奔跑的很快”，而認為“奔”和“笨”諧音，認為別人是嘲笑自己笨，從而勃然大怒嗎？這顯然不符合基本的心理規律！如果因為這樣的諧音去責怪別人，那不是等於去承認和強調這是自己的缺陷，是羞恥，而且這個缺陷和羞恥非常非常大，所以連諧音都受不了，原本是要避諱和掩飾結果反而是用最尷尬最難堪的方式去強調和宣傳。確實，世界上是有心理這麼敏感和脆弱的人，但凡是具有這樣心理的人，都必然拼命掩蓋粉飾這個可能被別人詬病的方面，絕對不會有勇氣自己先去坦然承認公布的。從朱元璋對自己出身的坦然來看，說他會因為諧音而製造文字獄顯然是說不通的。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那些可以具體考證人物事跡的案例，還是那些無從考證的案例，都漏洞百出，破綻重重。可以斷言，所謂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說法，基本上是捏造虛構的。正如陳學霖教授所說：“現存有關明初文字獄案史料不宜輕信”，“自趙翼而後學者所論明太祖文字獄案，皆系依據弘治至萬曆間野史稗乘所傳故事，其間牴牾百出，亦有荒誕可笑，不可視為事實”。
　　
　　從陳學霖教授的話可以看出，關於朱元璋文字獄說法的傳播經歷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明朝弘治至萬曆間，以野史稗乘的形式出現，有徐禎卿的《翦勝野聞》（1500年左右）、梁億的《傳信錄》（1520年前後）、郎瑛《七修類稿》（1566年後）、王世貞《弇州史料》（1614年）黃景昉與《國史唯疑》（1644年前後)。
　　這個階段的特點，是一人發端，然後輾轉抄襲，不斷添枝加葉，添油加醋，說的有鼻子有眼。但這個時候，關於朱元璋文字獄的說法，影響力並不算大，相信的人不多，這些書的信譽也不好，比如沈德符就在萬曆野獲編》中譏諷梁億的《傳信錄》說“乃不自揆，僭稱‘傳信’……庸妄人自名為信，他人何嘗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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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揭穿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謊言——讀陳學霖考證後的收穫
　　尤其在明末清初，經過錢謙益的詳細考證，已經指明所謂朱元璋文字獄中大量的案例是虛假的，和事實完全不符合。這個階段算告一段落。
　　第二個階段就是滿清乾隆時期的趙翼（1717-1814），他不知道是沒有看見過錢謙益的考證呢，還是見過之後依然置之不顧——但我猜想有可能是前者，因為這個時候錢謙益寫的所有書都成為了禁書，看禁書或收藏禁書在乾隆統治下是有殺頭危險的——他在《廿二史札記》中，不辨真偽，把過去此類記載全都以為真實加以摘抄記錄，並且說明太祖“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從此之後，關於朱元璋文字獄的說法似乎就成為了定論，被當成了真實歷史對待，一些著名的歷史學者比如顧頡剛、吳晗、羅炳綿等人都根據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大論特論朱元璋的文字獄。
　　
　　現在我按照自己的個人想法來對這兩個階段做一下分析，看看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謊言得以產生和傳播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第一個階段，明朝時期這種謊言的產生和傳播。一個很正常的問題是為什麼這樣的謊言不產生在別人頭上，卻偏偏產生在朱元璋頭上呢？我的想法是這和朱元璋實行的政策有密切的關係。朱元璋的時代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權貴和官僚們生活的最艱難最痛苦日子最不好過的時代。明末的思想巨人王夫之曾經提出過“寬以養民，嚴以治吏”的政治主張，他說“寬之為失，非民之善，馭吏以寬，而民之殘也”。但這樣的主張，在中國歷史上大概從來沒有落實，也不可能落實，但惟獨在朱元璋時代，卻得到了最嚴格最徹底的落實。當時的官員動輒得咎，反貪三大案中的空印案，郭桓案，幾乎把整個官僚階層從上到下都清洗了一遍。　“天下中產以上人家破產大半”。
　　毛佩琦很形象的描繪過當時的情形“當時的官員們惴惴不安，經常是上班的時候，早上起來上班，要跟家裡頭妻子道別，說今天去了，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來。僥倖晚上回到家裡，見了妻子的面兒說，今天又活了一天，明天還不知道怎麼樣。”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朱元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允許普通農民捉拿擾民官吏，嚴禁官吏下鄉
　　在《大誥三編》的《縣官求免於民》中有這樣一件事情，在北平布政使司相當於今天河北省樂亭縣的農民趙罕晨，率領三四十個農民將一幫縣裡的貪官污吏擒拿起來，押送到了首都。
　　在《大誥續編》的《民拿下鄉官吏第十八》中，朱元璋向全國通報表彰了相當於現在的江蘇省常熟縣農民陳壽六。
　　　　陳壽六率領自己的弟弟和外甥3人捆綁了‘害民甚眾’的縣吏顧英，到首都告御狀。結果受到朱元璋大張旗鼓的支持。朱元璋嘉獎他能幹
　　　　，賞了他鈔票20錠（大約相當於今天1萬多元人民幣，免除雜泛差役三年，並通報全國予以嘉獎
　　　　“朱元璋嚴厲警告說：若有敢於無事生非擾害陳壽六者，‘族誅’——殺全家；若有敢於捏造罪名誣陷陳壽六者，‘族誅’——殺全家，此後，陳壽六若有過失，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權力審問他”“最後朱元璋感嘆道‘其陳壽六豈不偉哉？’——這陳壽六難道不是很了不起麼？”
　　
　　我看明末歷史的時候，常常想如果崇禎能夠實行朱元璋的政策的話，還哪裡有什麼狗屁財政問題啊？就算供養一支百萬人的軍隊，打一百年的仗也不是問題。但後來一想就明白了，這是不現實的。任何皇帝除了朱元璋以外都不可能這麼做，也不敢這麼做，如果敢這麼做的話，沒有等農民起來造反，官員肯定先起來造反了。李自成失敗的一個原因就是觸犯了官僚商人階層的利益，以至於把這些人逼的去投靠滿清（當然這種投靠最後結果更慘，但當時他們沒有預見到這點）。大部分人當官是為了發財享受，如果弄的他們比囚犯都不如，他們能不發狂嗎？
　　須知支撐皇帝的權力基礎就是這些官僚階層，權貴階層，觸犯了這個階層的利益，就等於自己抽掉了自己統治的根基，沒有哪一個皇帝會傻到這個地步。但惟獨朱元璋是個異數，他敢於得罪全天下的官吏和權貴，強悍到這個地步，確實是絕無僅有的。要說在這樣的統治下，那些功臣權貴不想造反，才是見鬼了，換了我是那些權貴，我也鐵定造反。似乎有人說過朱元璋殺李善長是殺錯了，因為李善長沒有造反的理由，他本身已經達到了最高的位置，輔佐胡惟庸造反就算成功，也不過依然是那樣的位置，又何必冒險造反，這樣的話初聽很有道理，但其實不對，李善長如果輔佐胡惟庸造反成功，他至少可以覺得自己能夠活的更舒服一點，想侵占民田，就侵占民田，想生活的奢侈一點就奢侈一點，想魚肉百姓就魚肉百姓，肯定不會象在朱元璋統治下那麼活的戰戰兢兢，提心弔膽，拘束無比，因為貪污銀子60兩以上就要被砍頭剝皮，光此一點，就已經可以構成充足的推翻朱元璋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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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揭穿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謊言——讀陳學霖考證後的收穫
　　所以我說，換了任何一個別的皇帝，實行這樣的政策，鐵定要失敗，鐵定要被推翻，鐵定要完蛋。實行這樣的政策，還當皇帝，那就等於把自己放在火山口上。對別的皇帝來說，只要臣僚不造反，別的事情都好商量，貪污就貪污一點，侵占民田就侵占民田，生活奢侈就奢侈一點吧，不但不是壞事，反而說明臣僚沒有政治的野心，不會威脅到自己的地位。所以我們看歷史書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故事，皇帝擔心某個大臣有可能造反，於是這個大臣請求皇帝賞賜給他多少田地多少金銀，於是皇帝就放心了，這說明這個大臣沒有政治野心啊，頓時傳為佳話。可是這樣的故事，這樣的佳話到了朱元璋那裡，卻全變了，根本行不通。在朱元璋時代，如果誰敢這麼做，那無異是自己找死！朱元璋不是那種為了當皇帝而當皇帝的人，只要能當上皇帝，其他都可以商量的人，相反他是一個有着明確政治理想的人，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寧願得罪天下所有的官僚，就算所有的官僚都起來造他的反，他也在所不惜。他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這一點能夠從胡大海在外邊領兵打仗的時候，朱元璋就殺掉他犯法的兒子，並說出“寧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這樣的話得到證明，從理智的角度，這樣的做法其實是相當危險的。任何別人如果效仿這種做法，最後的結果可能都是自取滅亡。
　　我常常覺得朱元璋之所以沒有被推翻，沒有失敗，沒有完蛋，實在不得不歸功於他那超級強悍的個人能力，他等於是憑藉自己一個人的力量，發動了一場暴力革命，和所有的官員權貴階層為敵，進行了利益的再分配。
　　
　　了解了這樣的事實，我們再來看關於朱元璋文字獄的傳說，就可以得到一個清楚的答案了。朱元璋打擊的階層，恰恰是掌握有話語權的階層，這個階層在朱元璋這樣嚴厲的打擊之下，如果說沒有仇恨怨毒，那是不可能的。朱元璋在世的時候，迫於他強大的力量，這種仇恨怨毒沒有辦法發泄出來，朱元璋去世之後，由於時代接近，他們就算想造謠，詆毀抹黑朱元璋，也不太容易辦到，容易被揭穿，所以依然得不到發泄。但仇恨的種子已經播下，仇恨怨毒也一代一代流傳下去，到了弘治正德以後，終於可以發芽成長了。這些人對朱元璋仇恨，對朱元璋的出身當然就更看不起了，覺得他出身貧賤，還當過和尚，於是很容易就從這方面做文章。直接公然的挖苦攻擊，太笨拙，於是就製造出朱元璋文字獄的神話，說是朱元璋因為自己的出身，而有種種忌諱，所以因為字的諧音就殺人，說的活靈活現，真是一箭雙鵰，既把朱元璋醜化成了一個殘暴心理病態的人，又能把朱元璋的貧賤出身渲染挖苦一下，很可以發泄他們心理的仇恨，帶來精神上的滿足。以後，這些謊言就不斷流傳，以訛傳訛，繼續生長，最後居然似乎變成了歷史事實。更何況到了明代後期，那些文官本來就有憑藉道聽途說，捕風捉影，就能對當朝的皇帝誹謗污衊大肆攻擊的習慣，對當朝的皇帝尚且如此，對兩百多年前的朱元璋自然更不會放過。將近兩百多年後的滿清雍正對明朝人的非君風氣還大為光火，他說“昔明嘉靖、萬曆之時稗官野史所以污謗其君者，不一而足，如《憂疑竑議錄》《彈園雜誌》《西山日記》諸書，咸訕誹朝廷，誣及宮壺。當時並未發覺，以至流傳至今，惑人觀聽”（《大義覺迷錄》）（這裡當然是這個暴君的無知了，明代人並非是什麼“當時並未發覺”，而是對明朝人來說，非君是時髦流行的舉動，認為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滿清統治者自然難以理解）
　　明代人因為思想解放，各種各樣的奇談怪論都有，這種對朱元璋的污衊誹謗也不過是其中一種而已，雖然有部分市場，但在當時並不引人矚目，大部分的學者也不把這個作為信史，只當成笑話來看而已。錢謙益考證之後，應該說這些謊言更不值一提了。
　　
　　但是到了滿清乾隆以後，關於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謊言，又突然死灰復燃，甚囂塵上，甚至發展到被相當一部分人當成真實歷史來看待的地步。這又是什麼緣故呢？我覺得這和當時的時代環境歷史背景有着密切的關係。乾隆時期正是中國歷史上製造文字獄最多，文字羅網最嚴密，殘暴程度達到空前絕後的一個時期，因為文字而被凌遲抄家滅門的數以百計算，禁毀書籍更是不計其數，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文化浩劫。在這樣的殘暴統治下，大多數文人除了歌功頌德之外，敢怒不敢言，而滿清統治者的一些官方或者民間的御用文人走狗，為了維護其主子的統治，也覺得有轉移視線，分散注意的必要。於是朱元璋就成了一個合適的目標，反正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謊言是現成的，只要加以收集整理便可，於是趙翼《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就這樣出籠了，而這樣的謊言，又正好迎合了當時文人的內心情緒，於是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說法便廣為流傳，被許多人深信不疑。
　　
　　而到了滿清以後，由於意識形態的緣故，為了把朱元璋塑造成一個封建地主總頭目的形象，一個反動殘暴的封建統治者的形象，這段謊言就更被供奉上了神龕，當成了不容易質疑的歷史事實。
　　
　　從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謊言起源發展來看，謊言仿佛一個有機體生命一樣，經歷了一個孕育，誕生，成長，壯大的過程，但既然是生命，也該有衰老毀滅的時候，現在就應該是這個謊言壽終正寢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