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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 序
送交者: 西龍 2006年05月08日09:22:2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明朝後期,許多親身經歷了那次通貨膨脹的人們認為,當時的經濟困難主要
是由經濟的貨幣化引起的。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人們普遍對社會經濟的商業化
感到不滿,而對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捲入商品市場時的那種更具自給自足性
質的簡樸生活倍加推崇。②一部修於17世紀初的地方志,曾將弘治朝(1488—1505)
寧靜的道德與經濟生活,同嘉靖朝(1522—15 66 )社會的混亂與瓦解進行了對
比:前者田宅豐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寧,盜賊匿跡;後者則財產頻繁易主,物
價不穩,貧富分化,市場繁雜混亂。進入17世紀後,情況更加惡化。人民大量破
產,十室九貧;少數豪富,依財仗勢,奴役窮人;天地之間,金錢似乎支配着一
切。③也有人認為明末的經濟衰退,是由於制度的破壞導致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崩
潰。④按明朝舊制,田賦由里甲鄉官徵收,軍餉由自給自足的世襲軍戶承擔,丁
役則通過徵發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襲匠戶提供。這種制度的運轉,依賴於中央
政府維持有效的戶口登記和賦役分派程序的能力。①然而,經濟的貨幣化,都城
遷至遠離長江三角洲主要產糧區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機構缺乏合理程序以維持
理想的、自治的社會組織單位,全都促使這一制度日趨瓦解。②例如,官僚和貴
族靠朝廷俸祿為生。明初建都南京時,俸祿按稻米若干斗計算;都城北遷後,原
來的實物俸祿改以貨幣支付。起初是紙幣,後來是布帛,最後是白銀。兌換比率
以當時谷價為準。此後兩個世紀,谷價不斷上漲,而以銀兩計算的俸祿則保持着
相對的穩定。③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貴族(僅在京城的就多達4
萬人左右)發放的俸祿,只有1 5 萬兩,不到國家財政預算的1 %。④這點兒俸
祿當然少得可憐,所以,各級官吏不得不通過貪污受賄等非法途徑獲取額外收入,
以維持生活。①1643年,崇禎帝決定檢查一下軍隊供給系統的可靠性,遂遣人暗
中查核撥給兵部的4 萬兩軍餉究竟有多少發到了駐守遼東的士兵手中。結果他得
到的報告是:全部軍餉均未到達目的地,都在下發過程中無影無蹤了。②許多大
臣認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別人,應該對此負責。尤其是萬曆皇帝(1573—
1619年在位),屢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開支修建宮室,並允許主管其膳食的官
吏從所有花費中照例扣除20%作為酬金,而不問他們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
③儘管萬曆皇帝特別昏庸和不負責任,但他也不過是在紫禁城內豢養着一大群奴
仆的明朝諸位皇帝中的一個而已。17世紀初,北京皇宮中有3000名宮女和近兩萬
名宦官。④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這只是其全部職責中的一小部分。作
為皇上的私人奴僕,他們支配着由12監組成的龐大機構,控制朝廷的稅收與國庫,
管理由國家壟斷經營的鹽業和銅業,徵收皇莊土地的田租(有一個時期,皇莊田
土占全國私人田產總數的1/7 ,京畿8 個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歸皇莊所有),
統轄護衛京師的禁軍,並組成一個完全脫離正常司法系統,擁有逮捕、審訊乃至
處決之全權的秘密警察機構(即令人聞風喪膽的東廠)。①明朝皇帝以宦官為左
膀右臂,致使宦官數量遽增,逐漸超出了朝廷的供養能力。②他們在宮內貪污受
賄的機會無窮無盡;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機構終因朝廷無法承受這一巨大財政負
擔而被撤銷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經常以欽派稅監之身份,在商稅、
關稅等固定稅收之外,進行額外搜刮,但他們仍不能養活自己。③1618年,儘管
為應邊關緊急而加天下田賦,戶部仍然只僥倖收到210 萬兩應收稅銀的70%。①
部分地靠國庫帑銀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發生在1643年的宮
內軼事,雖有點兒滑稽,卻恰當地反映了當時內廷府庫虛竭的情況。這年秋季,
崇禎帝打算清點其寶庫。守門人被傳喚後,卻一再推脫說找不到啟門的鑰匙。最
後,巨大的寶庫還是打開了,只見室內空空如也,唯有一隻小紅箱,盛着幾張早
已褪色的收條。②宦官不僅是個明顯的財政負擔,對大眾來說,他們還是晚明許
多皇帝與外朝大臣隔絕的象徵。③作為內廷與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監們不久
便承擔了向皇上傳遞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責任,並為皇上起草詔書和敕令。於是,
皇上便無須親自處理日常事務了。④由於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
樂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務來強化對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勢力遂不斷增長,致使
明朝後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與權威,有時甚至淪為專權宦官的傀
儡,而幾乎完全見不到其他大臣。從1469年到1497年,沒有舉行過一次朝會。進
入16世紀後,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萬曆皇帝)都僅僅主持過一次各部大臣
參加的朝會。①於是,那些從未見過皇上——那個深居宮中的幽靈——的大臣們
必然會失去對他的信賴。為了實現自己的意志,他們便與某個掌印太監結成聯盟,
或組成他們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團,以推行自己的主張②。由科
舉制派生而來的政治庇護的慣例,進一步加深了這種派系活動。至17世紀20年代,
朝廷終於出現了深刻裂痕,爆發了一場政治清洗,以及東林黨等文人士大夫集團
同專權宦官魏忠賢之閹黨間的殘酷黨爭。由於派系活動的影響,甚至細小的分歧
也會激起軒然大波,而結果常常是雙方僵持不決。③在這種經濟和政治形勢下,
明王朝的社會結構開始瓦解。到崇禎年間(1628—1644),大量饑民湧進城市,
以乞討或偷盜為生;中原農村一片荒涼。④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在這些年中,
窮苦人民的不滿日益增長,士大夫們也因貧富之間不斷增強的敵意而大為震驚。
⑤當時流傳的一首民謠生動地唱道:

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
你看不見人,也聽不見話。
吃齋念佛的活活餓死,殺人放火的享受榮華。
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吧!。①

此外,公用事業也崩潰了。②1629年,朝廷為縮減開支,將驛遞系統砍去
了30%,結果導致了通信的中斷,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錢僱人傳遞文書。③由
於驛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脈”嚴重阻塞,1630年以後,地方官府甚至不能
肯定他們的奏章最後能否送達京師。④整個30年代,全國各地由私人經營的公
用事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
賑濟等,甚至還包括公共法律與社會秩序的維護。⑤一些謹慎的地方官出錢雇
人組建私人武裝,許多鄉紳也紛紛訓練他們自己的“鄉兵”,用以自保。①
因為門外的敵人可能是造反的農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將。1636年,明將左良
玉率三萬軍隊入湖北追剿張獻忠,當地居民為保護妻女的貞操和自己的性命,
紛紛逃入山寨。②至1642和1643年間左良玉倒戈反明時,江南人民感到他的軍
隊比起義軍更為可怕。③無論是為皇帝而戰,還是和農民軍一起致力於推翻明
朝的統治,像左良玉部這樣的軍隊始終代表着明朝最後幾十年間那些不受約束
的軍閥勢力的一般活動方式。於是,穩定的社會組織逐漸讓位於游動的軍事政權。
最後,一個早已被它無法控制的社會力量所擊潰的王朝,便被推翻了。④1645年,
即清軍占領北京的第二年,攝政王多爾袞對明朝的滅亡作了中肯的評述:崇禎皇
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虛功冒賞,文官貪贓壞法,所以把天下失了。①清朝統治
者最終奪取了崇禎帝及其祖先的天下,並認為這是他們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長期努
力的結果。清王朝的這一宏偉事業,早在1644年以前——約1618年攻克撫順之時
——就開始了,經過約2/3 個世紀才宣告完成,而17世紀80年代初,康熙帝(1662
—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灣鄭氏政權的勝利,則是這一事業的頂峰。因此,
清朝統治的鞏固,也經歷了一個漫長過程。它開始於在明朝北邊的準備階段,經
過入關後對明朝舊制加以沿用和調整的試驗階段,最後造成了一種漢、滿兩種統
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這種統治方式下,滿人和漢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
最高權力這一現實,儘管這一權力原來不是它所擁有的。

那些幫助滿族統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發展的漢人,在這一起步、協調和完
成的政治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們在不同時期充當了不同角色,其社會
背景也分別與這一征服過程的幾個階段相適應:最早的是一批在努爾哈赤草創之
時便獲得了女真貴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爾後則有在北方各省淪陷後組成漢八
旗軍的遼東軍戶、教會滿族人使用洋槍洋炮的山東海盜、為獵取高官厚祿而幫助
多爾袞攻占北京的北方鄉紳,以及充當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
江南學子。也許除了第一種人以外,所有擁護清朝的漢人,對滿族人都懷有矛盾
的心理。同時,滿族人也警惕着與其合作的漢人。滿族的君主若不聯合漢官,去
擊敗本族的貴族勢力,便不可能有所作為;但他們也意識到,若全按漢族傳統方
式進行統治,則會變得過於漢化,從而失去本族人民對他們的忠誠和愛戴。他們
十分感激與其合作的漢人教會了他們如何按儒家方式統治中國,又同樣地輕蔑這
些明朝的叛徒,鄙視其苟且偷生,譴責其變節賣國。

雙方的和解導致了滿族統治下的和平,使18世紀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時
期之一,其直接代價則是某種道義上的不安。①為清朝效力的漢人,拋棄了明朝
末年那種虛幻的道德英雄主義;作為補償,則獲得了實行各種政治改革的現實機
會。這些改革確實起到了穩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這正是崇禎時期那些浮誇的文
人學士永遠不可能做到的。與滿族合作的漢人,有權說他們以“救民於水火”的
實際行動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還是失去了舊日自我標榜的社會理想主義者的自
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產生了兩大後果。其一,是放棄了某種理性自主和道義
上的承諾,致使道學家變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領袖轉化為朝廷官僚。其二,是達
官貴人對有限改革的熱忱日益增強——當朝廷的力量發展到足以使中國比世界上
其他國家更快地從17世紀經濟危機中恢復過來時,這種有限的改革便結束了。②
儘管這種復興顯得並不徹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畢竟使舊的統治體製得以在新時
期中繼續存在下去。①因此,滿族人完全有理由為他們以獨特方式重建了傳統的
帝國制度而驕傲;他們雖被視為夷狄,卻以自己設計的有效措施解決了中原王朝
面臨的困境。單為了這一點,漢人對清朝之“洪業”②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長
期存在下去,只要這個異族王朝對他們的家園依然維持着牢固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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