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科玄之爭”還有許多話要說，咱們還是先說說個體方面的原因吧。1928年，廢止中醫的事端與一位“大人物”有關，即早年為鐵血革命家，革命成功後身居高位，到後來又淪為大漢奸的汪精衛，當時北伐剛剛成功，建都南京，汪當時還在武漢，據當時抗爭組織者陳存仁先生回憶，汪到處作演講，大談日本的明治維新。第一件事就是廢止漢醫，中國要效法日本改革，就要廢止中醫。在他支持下，由余雲岫起草的提案中這樣寫道：“今日之衛生行政，乃純粹以科學新醫為基礎，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義者也，今舊醫所用理論，皆憑空結構，阻礙科學化，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云云。汪派言論的錯誤在於把中醫理論與科學啟蒙對立起來，他們的中醫觀與廢止舉動完全是一種政治姿態，一種照搬日本變革辦法的盲動(就汪本人的求醫行為來說，並不排斥中醫，尤其是晚年)。稍稍了解一些日本近代史的人定會知道，在日本採取廢止漢醫的舉措是中醫與荷蘭醫學龍虎交爭的反彈，應了《紅樓夢》中的一句諺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1849年，阿部伊世發布《(荷)蘭方醫禁止令》。1858年霍亂流行，漢醫治療不力，將軍德川家也傳染此病，無奈又發布《(荷)蘭方醫解禁令》。1883年，西醫勢力大增，把持衛生行政，發布醫師開業規則，並未明令禁止，但嚴加限制漢醫，規定年輕(30歲以下)漢醫需加考若干西醫科目，強令其研習西醫知識，稱之為“軟刀子”扼殺，但這種集體參學西醫的行動又有中西醫溝通的意義。再說力倡廢止中醫的前台人物余雲岫(余岩)是一位名醫(留學日本)而不是一位職業政客，雖然他廢止中醫的主張錯了，但他有別於汪，他曾花氣力研究過中醫典籍，寫過《靈素商兌》、《醫學革命論》等學術論爭與政治狂言參半的書，於他似乎不能簡單對待。我的意思是要系統地研究他的著作，釐清其思想與學術脈絡。

○：你說到中醫的命運與近代史大人物有關，我還想補充幾位。一是孫中山，他是香港西醫書院最早的畢業生(僅兩人)，儘管他們思想傾向有鮮明的民族主義色彩，但其個人求醫行為卻是偏嗜西醫的，他直到肝癌晚期才在宋慶齡等人的勸說下接受名中醫陸仲安的侍診。新文化運動的幾位主將如胡適、魯迅、周作人都曾經對中醫不恭，一方面是因為其留學生身份、知識、價值背景與傳統中醫相牴牾；另一方面是早年的經驗，如魯迅幼年時有為父親肝病求醫的經歷積澱，以致於周氏兄弟談論醫藥的雜文中都少不了嘲諷、針砭幾句中醫。這對世俗學風與價值觀有一定的示範作用，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名人效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