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百年：甄變與彷徨
——中國醫學的人文傳統與科學建構

○ 王一方 □ 邱鴻鍾

○：客觀地講，中醫的百年甄變算不上近現代文化史、思想史領域中的強光帶，但它作為傳統文化中一門關涉民生的應用技藝，與社會生活廣泛關連，且其學其術腳踏義理、實用兩端。所以它的命運恰似一面巨大的文化透鏡，聚斂着百年來中學與西學、傳統與現代、科學與人文、民族主義情緒與科學主義思潮、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都市化與田園情結等各種衝突與張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一個文化標本，值得從文化史、思想史角度作系統的審視與清理，今天的對話只是一些即興的“眉批”與“腳註”。

□：我們今天在這裡談論中醫，首先要清楚的是哪一個“中醫”，因為“中醫”這個詞是“中國醫學”的縮稱，而從地理概念界定的術語不是凝固的，必然伴隨着時代的變遷而變化其內容。當然，這種變化可能是結構性的、本質的，也可能只是知識容量與表述方式上的。所以，嚴謹的表述還應該在“中醫”前面加上時代的限定，可分為古代中醫、近代中醫、當代中醫，或20世紀中醫之類。這三個概念的本質差別在於其知識的純潔性方面，18世紀之前其純潔性相對高一些，可理解為“自然哲學傳統加經驗主義積累”特色的傳統醫學，而近現代的中醫則必然順應東西方文化大撞擊、大交流的潮流，走向雜合與多元。嚴格地講，“20世紀的中國醫學”不僅只包括傳統中醫的部分，還應該包括源於西方，但如今在中國落戶，被相對本土化的現代醫學，以及中西醫學在溝通中部分融合的創新醫學。也就是說它容涵 了常說的“三駕馬車”(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同樣的情形是，“20世紀的美國醫學也包括已經相對普及的源自中國的針灸醫學。

○：說到這裡，我們應該關注近代科學演進的一個趨勢，就是“地域學科”的逐漸消失。在今天，“科學無國界”是一個常識，因此，當代數學譜系中只有一個“阿拉伯數字”的符號概念，而絕找不到“法國數學”、“美國幾何學”、“荷蘭代數”、“德國數論”之類的體系與類型概念。這一點不同於人文學科，譬如日本文學與美國文學相異，法國繪畫與中國繪畫各別。科技領域裡卻偏偏有一個頑強的“中國醫學”概念的存在，實在是一個特例，它說明中西醫學的整合程度尚有一定難度，也說明中國醫學具有較濃的人文特徵。對待這一特徵的存在，人們有兩種立場，一種是“純種馬優勢派”，一種是“雜交稻優勢派”，前者唯“純”，後者尚“雜”，都有相當的道理，免不了相互爭吵，誰也說服不了誰。我倒希望各自堅持自己的主張去發展，不要也不可能既要“純”、又要“雜”這類的調和立場，在我看來，砸碎傳統的大革新家與堅守傳統的大保守家都值得尊重。尤其是在科學革命學說盛行的今天，要充分尊重文化守成主義者的選擇實在不容易。當然，也應該警惕兩者的迷失，我們既不能用知識進化論及科學主義眼光來宣布傳統的低劣與死亡，也不能用哲學循環論、歷史的鐘擺律及民族主義情緒高談傳統的優秀與新生。

□：20世紀中國醫學恰恰穿行於文化激進與文化守成的漩渦之中，知識的激增、觀念的激變、情緒的激盪導向傳統的誤讀與誤解，最後做了一鍋歷史的“夾心飯”。夾心之處就在於將中西知識之別，科學與人文學說之異完全等同於新舊之爭，而價值判定上又推衍到“科學與玄學”、“優與劣”、“先進與落後”、“文明與愚昧”的向度之上，水火冰炭，龍虎爭鬥。甚至還鬧出20年代末(1928年)啟動政令程序“廢止中醫”的極端事件來。當然，迫於各方面壓力及中醫界的抗爭，這項政令流產了。但是事後我們未能從思想史意義上、文化史意義上予以清理與反思，不免有些遺憾。

○：發生在70多年前的這樁政治公案本質上是一樁思想文化公案。如果說“廢止中醫”政令出台是果，那麼“因”在哪裡，是什麼呢?我想可以分兩端來說，一端是群體之因、社會之因，一端是個體之因。當時的中國被迫開放國門已近百年，西學東漸已成大勢，10年前發生了“五四運動”，撇開其救亡意義，其啟蒙意義在於通過反傳統來弘揚科學與民主，既然萬世師表的孔家店都可以打翻，可以批判，又何況黃老思想為軸心的中醫學理論體系呢?發生於該政令出台5年前的“科玄之爭”的大討論實際是“五四”思想啟蒙活動的繼續，吸引了幾乎中國全數的知識精英參與論爭，論爭的理性結論最終沒有決出，但就陣容、氣勢與說理的知識性、邏輯性而言科學派占據絕對上風。這種格局直接影響知識界對作為傳統文化支脈的中醫學與術的立場與姿態。可以說，它為後來醫藥行政決策者確定“廢止中醫”或“廢醫存藥”政綱提供了思想與輿論依託，打倒“玄學鬼”嘛，沒什麼不對。

□：說到“科玄之爭”這場論爭與20世紀中醫命運的話題，我覺得有必要“設專題”、“挖深井”。丁文江的“科學萬能”與梁啓超的“科學文明在歐洲的破產”是一個對子，屬於科學觀這一層面的命題；而丁文江的科學方法優勢論與張君勱的人生觀方法(實際上是傳統的人文方法)的差異論又是另一個對子，屬於方法論層面的命題；包括對邏輯方法、實證方法、實驗方法的評價以及是否有非邏輯通道的存在。人類認識方式的複雜性與唯一性、正統與異端的討論在西方近現代很熱鬧，照今天多元、寬容的學術氛圍來看，我看還是不應該把非正統的路子全都堵死。包括中醫學的“取類比象”、“由臆達悟”、“內景返觀”等通道，尤其是使用先貼上“玄學”、“舊學”的標籤，然後打倒這種簡單的手段。當然丁文江先生並非只有打倒一招，還有“收編”，即整合的一招。譬如他將一些他視為合理的、傳統的人文學方法統歸於大科學方法之中，好象如今的科學分類也包括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不惟只是理論科學、應用科學、技術科學一樣，科學成為一切真理及認知真理方法的總匯，一條超級“大麻袋”，這樣一來是否也有內容泛化以及容易滋生科學主義思潮的弊端，可以討論。在我看來，這個世界很豐富、很精彩，有“科學”，也有“非科學”，還有“反科學”，都不是壞事情。科學精神不是講懷疑、批判嘛，一切正確的東西，一切真理都歸於科學，懷疑、批評不就失去了支點了嗎?如果說有一個反面角色“玄學鬼”的話，那應該是“偽科學”、“迷信妖術”，而不應該是類型有別的非科學門派及其言之成理的反科學營壘。

○：“科玄之爭”中的“第三者”陳獨秀當年注意到這個分類上的問題。他在《科學與人生觀·序》中舉例說出了張君勱遇病求醫的三種選擇，玄學的選擇(張的家族)是求符咒仙方；中間的選擇(張本人)是求漢醫；科學的選擇(丁文江)是看西醫。而中醫學的方法大致是直覺、綜合、個案例舉的，在陳獨秀那裡是應該留下來研究的內容，不應該一概推到玄學圈內。陳的良苦用心還在於縮小丁文江所說的“玄學”的外延，反對橫掃一切，打倒一切，從柏格森的哲學到陸王心學。其實，玄學一詞如不加“鬼”，亦有多重理解，中國人有“玄妙”一說，即“妙不可言”，超越凡常的妙。當然，大多數情況下是指玄虛、虛妄、荒誕之類，但如果執着於玄虛之說研究的主體不是江湖騙子，而是書齋里的學者，這份玄虛之學的探討也應該受到尊重。所謂唯心主義思想、認識體系與方法也不儘是“不結果的花”。再說中醫既是學又是術，術之有效，引領之學即便有唯心的成份也應該研究，那種必須事先將其強拽到“唯物”陣營之內才能研究的做法不是客觀求實的態度，而且是自欺欺人。

□：關於“科玄之爭”還有許多話要說，咱們還是先說說個體方面的原因吧。1928年，廢止中醫的事端與一位“大人物”有關，即早年為鐵血革命家，革命成功後身居高位，到後來又淪為大漢奸的汪精衛，當時北伐剛剛成功，建都南京，汪當時還在武漢，據當時抗爭組織者陳存仁先生回憶，汪到處作演講，大談日本的明治維新。第一件事就是廢止漢醫，中國要效法日本改革，就要廢止中醫。在他支持下，由余雲岫起草的提案中這樣寫道：“今日之衛生行政，乃純粹以科學新醫為基礎，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義者也，今舊醫所用理論，皆憑空結構，阻礙科學化，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云云。汪派言論的錯誤在於把中醫理論與科學啟蒙對立起來，他們的中醫觀與廢止舉動完全是一種政治姿態，一種照搬日本變革辦法的盲動(就汪本人的求醫行為來說，並不排斥中醫，尤其是晚年)。稍稍了解一些日本近代史的人定會知道，在日本採取廢止漢醫的舉措是中醫與荷蘭醫學龍虎交爭的反彈，應了《紅樓夢》中的一句諺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1849年，阿部伊世發布《(荷)蘭方醫禁止令》。1858年霍亂流行，漢醫治療不力，將軍德川家也傳染此病，無奈又發布《(荷)蘭方醫解禁令》。1883年，西醫勢力大增，把持衛生行政，發布醫師開業規則，並未明令禁止，但嚴加限制漢醫，規定年輕(30歲以下)漢醫需加考若干西醫科目，強令其研習西醫知識，稱之為“軟刀子”扼殺，但這種集體參學西醫的行動又有中西醫溝通的意義。再說力倡廢止中醫的前台人物余雲岫(余岩)是一位名醫(留學日本)而不是一位職業政客，雖然他廢止中醫的主張錯了，但他有別於汪，他曾花氣力研究過中醫典籍，寫過《靈素商兌》、《醫學革命論》等學術論爭與政治狂言參半的書，於他似乎不能簡單對待。我的意思是要系統地研究他的著作，釐清其思想與學術脈絡。

○：你說到中醫的命運與近代史大人物有關，我還想補充幾位。一是孫中山，他是香港西醫書院最早的畢業生(僅兩人)，儘管他們思想傾向有鮮明的民族主義色彩，但其個人求醫行為卻是偏嗜西醫的，他直到肝癌晚期才在宋慶齡等人的勸說下接受名中醫陸仲安的侍診。新文化運動的幾位主將如胡適、魯迅、周作人都曾經對中醫不恭，一方面是因為其留學生身份、知識、價值背景與傳統中醫相牴牾；另一方面是早年的經驗，如魯迅幼年時有為父親肝病求醫的經歷積澱，以致於周氏兄弟談論醫藥的雜文中都少不了嘲諷、針砭幾句中醫。這對世俗學風與價值觀有一定的示範作用，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名人效應”吧。

□：挑戰並不可怕，問題是如何清醒、理性地去應對，這方面有許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譬如，迎擊科學“長矛”的兩塊“盾牌”就缺乏謀思，顯得無力。一曰“我是國粹”，二曰：“我也是科學，而且正為進一步科學化而自我更新”。 先說前者，20年代初，“孔家店”被“砸爛”，傳統文化受到挑戰，中醫界當以“國醫”相稱，以表示其國家醫術的正統身份，類同於國語、國文、國旗、國徽、國術、國戲。1928年“廢止中醫提案”起草時還頗為顧忌，於是改為“舊醫”，暗喻落後，必須被淘汰。但是，一部近代史，國粹的聲望日益疲軟，甚至被人視為必須提請國家給予政策性保護的孱弱科目。國粹的命運不濟，自然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其中最基本的是以西方知識體係為主體的現代普通教育的推行。從商務印書館第一套新式教材取代私塾經卷迄今不過80年光景，國人的知識結構、價值體系與行為模式卻已大大改變，使得“京劇”、“國畫、”“中醫”等國粹成了西學汪洋中的幾座文化孤島，不再是必然的選擇，而是多元社會世俗生活的或然選擇。譬如人們的求醫選擇，選擇中醫或西醫，最初都是隨機的，但西醫現代化程度的擴展，機構與規模的顯要，說理系統語碼與生物常識的契合很容易形成選擇優勢。當然，過分分科、冷漠服務、藥禍等因素也會趕走一些病友，使他們在二次選擇中優先選擇中醫。其次是各自的療效優勢，選擇的天平朝着優勢一方傾斜，久之可以形成一種求醫慣性，如急病找西醫，慢性病、疑難病找中醫。中西醫之爭本質上是市場之爭。而且市場占有與學科地位互為因果，坦率地講，在這種消長中，中醫一方失落感更多一些。

○：一個世紀的近代化、現代化過程撩起的不僅僅只是幾位中醫大夫心頭的失落感，而是整個社會生活的變奏與重構。在今天，帶有民族識別特徵的象徵性的大眾符號除了漢語言、方塊字之外，恐怕就只有聽京戲、看中醫、練書法、習武術、收藏國畫寥寥幾項了。在這樣一個社會急劇轉型的文化氛圍中，高談“國粹”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除了前朝的文化遺民，譁眾取寵的政客，作為社會知識階層的主體，無論是文學新軍、科技英才，還是人文社會學者，都不會以“國粹”、文化的純潔性來確定自己的價值坐標或行為準則。當然，中國地域遼闊，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在偏僻的農村，還有許多樂於接受諸如“寒包火”、“邪伏膏肓”等說理形式與內容的樸實鄉民。

□：在論爭中堅守並發展的傳統中醫最忌諱的指責便是“不科學”，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唯心論”、“封建迷信”、“玄學”。辦法之一是理論上、哲學上申辯自身的科學性、唯物論、辯證法；之二是引進現代科學手段、技術論證中醫指標、觀點、方法的客觀性、可重複性、群體性。承認中醫是一門科學這個大前提，那麼它就應該而且可以用主流的自然科學的方法加以研究，它的概念、命題等理論成分和診療方法與技術也就應該而且可以被公認的科學標準和研究程序加以檢驗。現代醫學即是遵循這一規範建立起來的知識體系，於是，現代醫學的方法與指標常常作為衡量中醫藥現代化努力進程中學術研究的金標準。但是50年過去了，依照這種現代化思路建構的科研工作沒有取得“熊掌與魚”兼得的成果，相反還形成老中醫不認同，對提高臨床療效無助益這樣一種龍蛇皆非、無功而返的局面。於是，人們開始追問中醫學的基本性質，中醫學是科學吧?如果是，它又是什麼意義與理解層面上的科學呢?

○：這種懷疑由來已久，4年前，旅美學者聶精葆博士曾著文提出摒棄“是科學則存，非科學則亡”的一元價值觀，走出科學主義的陰影，以歷史的實踐為準則重新發現和認識中醫，尤其應重視被主流醫學遺忘的中醫人文傳統的挖掘、整理和重建。因為中醫存在和發展的優勢恰恰在其類型上的“差異”與方法上的“逃逸”，正是這種差異與逃逸構成了對包括生物醫學在內的近現代醫學的挑戰。這之後，我就20世紀中國醫學思想史的開掘談及“人文傳統與科學建構”的張力，力圖把它確立為具有思想史意義的理性坐標與認識範疇，並由此揭示20世紀中國醫學的思想流脈與特徵。

□：籠統地講科學與人文的張力還不足以揭示出中醫的本質特徵，在我看來，科學精神的世界普同性與認知方法的多樣性應該區別開來。由此可以界定中醫學在本質上認同與接納科學精神，但生長過程中缺乏西方意義上的科學方法(包括形式邏輯方法、數學方法和實驗方法)。中醫學的方法主要是哲學的、個性頓悟的、類比的、生活與臨床體驗的，其核心是以人為中心，從個體的經驗開始，以經驗作為判別和理解一切事物真偽、價值的標準。如果講類型意義的話，中醫是科學精神與人文方法的結合體。認清這一點既有利於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中醫，也有利於保持也挖掘中醫獨特的思想精華。在研究中，不至於迷失，才不會把認知問題混淆於本體論問題；把邏輯問題誤認為實在論問題；把文化差異錯當自然差異；將方法差異當成客體差異。

○：對中醫特質的把握是一回事，當代中醫的發展模式是另一回事，我看不能混淆。譬如你講中醫學是當代科學之林的別一種範式，是科學精神與人文方法結合的典範，並不等於日後的路依然朝着這這兩個方向走。醫學是人學，不是純粹意義上的生物科學。研究也好，臨床也好，教學也好，均有中西體系，人化、物化旨趣之別，但選擇的姿態不同。一部分人主張“揚長避短”，以強化固有模式、慣性發展為策略；一部分人主張“拾遺補缺”，缺什麼補什麼，追求新的整合與平衡。兩種選擇之間存在一定的衝突。不是用“加法”就可以辯證地統一在一起的。另一方面的問題是科學與人文、人化與物化、中學與西學的通約與互洽不容易解決。打一個通俗的比方，油畫畫在坯布上，國畫畫在宣紙上，如果挪一下材料把油畫畫到宣紙上，把國畫畫到坯布上，結果會怎樣呢?或許是兩敗俱傷，或許是新畫種的誕生。

□：陷阱與出路總是共存的。20世紀中醫學的甄變與發展無疑是一次文化突圍，必然要支付相當的代價。我不大同意一些學者對中西醫不可通約性的誇大其辭。“通約性”也是一個歷史的命題，在18、19世紀西方醫學緊緊擁抱形而上學及還原論法則的時代，中西之間的通約性相對差一些，但在系統科學蓬勃興起，文化、學術背景多元，人們普遍注重跨文化、跨學科溝通與交叉整合的時代，這種通約性就會大大提高。如果今天仍然將中西醫的分野類同於芭蕾舞與京劇的關係，無疑也就堵死了中醫更新的路子。使得中醫的現代研究只能在文獻整理、老中醫經驗繼承、教材版本翻新等有限的空間裡踏步，不僅理論上不會有創新，臨床也會日漸滑坡、萎縮，這不僅是中醫界，也是文化界不願接受的局面。

○：考察百年來的中西醫關係實在是一件很嚴謹的學術工作，對通約性理解的變化只是其中的一條線索。其本質是對跨文化生成的兩大醫學體系差異的體驗與認識，當然還夾雜着情緒化、偏激、功利、浮躁等階段學風的裹脅。如今，我們已經腳踏在新世紀的門檻上，理性、從容、寬容地撫摩過去的百年，是思想史學者的使命。但思想史命題完全可以藉助世俗的隱喻來表達、詮釋。由此來說，中國醫學前50年，甚至還可上溯到19世紀，時代舞台上演的是“風馬牛”與“龍虎鬥”；後50年歷史大幕上繪的是“雙峰並峙，二水分流”圖，同時還調了一壺“雞尾酒”，嫁接了幾株“蘋果梨”。“風馬牛”是不相及，“龍虎鬥”是論爭、對抗，“二水分流”是獨立發展，不必多費口舌去解釋。引人思考的是’雞尾酒”與“蘋果梨”，它們都是一種文化上的兼併、融合，但很顯然境界有別。前者是形合，阿司匹林加白虎湯；後者是神合。“小夾板骨折固定法”，講的是動靜結合，機理上已融為一體。對未來世紀與未來世界而言，“蘋果梨”的意義更具現代性。如果說中西醫學通過’蘋果梨”的方式完成人文傳統與科學建構的整合，那麼，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換也就找到了鑰匙。這不僅是中醫的新生之途、也是中國文化的新生之途。

2003年5月25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