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解說“文化大革命” |
| 送交者: 樂乎 2006年05月10日12:40:2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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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說“文化大革命”
所謂正統文革史觀者，用“毛澤東錯誤發動──林彪四人幫藉機篡黨奪權──造反派干盡壞事”這樣的三段論法，以“一場浩劫”籠而統之概括了之，不容深究。如此處理，顯屬穩定當前政局的功利主義謀略，一時有助於集中精力實施改革開放、加速發展經濟的需要，但無助於總結歷史經驗以增進“人之所以為人”的必要智慧，無助於中國社會根治痼疾、長治久安、創新發展，無助於突破瓶頸、深化改革，如假包換晉身世界現代先進行列。 至於非正統的文革史觀，由於尚少立足大本大源進行評價，倒因為果、主次不分的誤解俯拾皆是。海內外多有人把毛澤東發動文革簡單化和庸俗化地解釋為與劉少奇之間的權力之爭，以及專制、獨裁、野心、個人崇拜、造神運動等等原因。這些統統不失為發動文革的重要條件，但絕非充分條件，都不足以切中深層要害，反映事物的本質要素。試問古今中外，權力鬥爭、專制、獨裁、野心、個人崇拜、造神運動層出不窮，無時無地無之，可哪有一個搞文化大革命的？哪有一個設想過搞文化大革命的？ 頗有人以為毛澤東命名的“文化大革命”中“文化”兩字文不對題，只能以“大革文化命”相譏取笑作樂了。殊不知這場運動矛頭直指人類社會深層文化意識中的大本大源，旨在剿滅人性之本的私心原動力，是一場意在徹底改造人性，或者說徹底改造“心態文化”的非常事件、地地道道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在文革的“正名”方面並沒有犯錯誤。 毛澤東是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首腦群中的異數。他一面堅持絕對權力，一面又不甘順應絕對權力導向絕對腐化從此沉淪，他不願放過了大權在握大展宏圖的天降大任，他深信已經找到了金不換的非私唯公救世良方，他決意“為民作主”，傾力挽狂瀾於既倒，救黨、救國、救民、救社會主義。 就人性“大本大源”而言，人類天賦靈性創造能力的驅動作用，出自利己的私心。這種私心源自一切生物共有的生存本能，天經地義，理所當然。 如果聽任私心趨於損人利己的“自私”極端，人類特秉的靈性就會導致倫理意義上的犯罪，走上自我否定的不歸路。 “萬物之靈”異於禽獸，人之所以為人，不僅因為得天獨厚擁有靈性，而且因為通過靈性感悟，懂得利他的愛心（公心）的重要性，明白“合作比不合作好”的道理，能夠後天培育、弘揚和運用愛心（公心）調控私心，克服自私傾向，驅使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利己與利人的統一）順暢發揮。唯其如此，人類方得走出叢林，建立社會生活，開創文明紀元，持續發展進步。 有史以來，人類世界兩心（私心與愛心）調諧有成，但步履維艱，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直擺脫不了叢林法則的範疇。一部二十四史或整個世界史，猶如自相殘殺的“相砍書”。 自古以來，人們一直憧憬着與自私“至惡”遙遙相對的另一極端，那就是無私忘我的極端“至善”之境；一旦進入那樣的君子國，從此告別自私原罪，幸福美滿無以復加。 人類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領教了從帝國主義到法西斯主義，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圭臬的自私“至惡”大型社會實驗，國際社會因此建立了一系列血淚釀成的防範共識和對策；卻始終積欠着一筆遙遙相對、另一極端的“至善”實驗債。 要組織實行一場規模宏大的“至善”社會實驗（而非十九世紀烏托邦主義者的小打小鬧），其難度之大，顯然遠過於一切基於原罪正向衝動的“至惡”型實驗。 中國出了一個超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斯汗無數倍，高踞絕對權力頂峰，常懷改造人性理想大志，“僅次於上帝”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有一貫倡導“破私立公”、“大公無私”，藉“階級鬥爭”緊箍咒雷厲風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的中國式千年名教傳統；如果人類史上不可避免上演一場貨真價實的“至善”極端化實驗大戲，那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就成了舉世無匹的當然首選了。 竟有誰像年逾古稀的毛澤東那樣，孤憤孤膽，領導中國人民，粉碎了親自締造的世界上最龐大的“超穩定”型政權機器，以摧朽拉枯之勢，將有誤蒼生的大小眾神打翻在地，“全無敵”，去締造一個往昔多少志士仁人包括空想社會主義者夢寐以求，但始終無從實現的“一大、二公、三純”的紅彤彤理想社會。 這場運動的大批判綱領，就是毫不含糊，替天行道的“鬥私批修”四個金光閃閃的大字。批修實質上也就是斗私，私才是他不共戴天的頭號敵人。他終於找到了另類克敵制勝的方法。 人類需要譴責和克服的是“自私”，絕非出諸生物本能、天經地義的“利己私心”。任何一種生物，一旦喪失了“利己私心”，勢必在生存競爭中淘汰、消亡、滅種；人類也不會例外。 在英語中，“私”與“自私”這兩個詞彙分得一清二楚，既非同義詞，也不算近義詞。糟糕的是，漢語中這兩個詞彙可以混為一談，不分彼此。毛澤東縱有大智大能，其悲劇性在於一樣掉進了這個漢語誤區，犯下了不可原諒的常識性錯誤，把自私當成了私，或者說把私當成了自私，放在一鍋煮了。 蹊蹺的是，中共向全球公告時，一如既往，把文革大批判綱領“鬥私批修”中那個最要緊的“私”（Private Desire）字，譯成了英文中的“自私”(Selfishness），所以在事態發展到瞠目結舌之前，外國人一開始所能想像的是，興許今朝風流人物發動了一場旨在剿滅人性萬惡之源--“自私”的思想改造運動，神秘的東方正在冉冉浮現一個曠古未有道德高尚的人間天堂，敬仰之心油然而生焉。 毛澤東在反右以後，一九五八年起倡導“滅資興無、破私立公”，接着領導開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一九六二年重提階級鬥爭為綱，發明“思想領域裡的階級鬥爭”，一九六三年起堅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以至一九六六年義無反顧地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系列違情悖理的事件，如果沿著毛不屈不撓堅持貫徹其否定“兩心調諧”的“唯公一心”“至善”理想救世良願這樣一條主線，結合毛澤東幾乎完全脫離社會實際，在一片“偉大、光榮、正確”的歡呼聲中，沒有哪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膽敢向他大喝一聲“‘私’字斷斷反不得，你錯了！”的特定背景去觀察，去理解，就是毛式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必然後續發展了。 儘管文革之發生，有政權結構、領袖個性、權力鬥爭、國際形勢等許多背景條件和複雜因素，但從歷史的觀點看來，它根本不是人類常規經驗所能比擬或解釋的傳統已知事物，唯有按其核心內涵定性為“史無前例”、名至實歸，填補了人類文明史上一大闕環的“至善”極端化實驗；這就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至高無上的頭號意義。八億神州中國人民絲毫沒有自主選擇的餘地，無可逃脫地必須全程奉陪這場後來被中共自己形容為“十年浩劫”的奇特社會實驗。 “兩心調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當行之路”。過與不及，各趨極端，皆不足取。“至惡”與“至善”兩種極端，表象迥異，但後果互為伯仲，都是違背中庸之道優化方法論的“賊道”。 文革“至善”極端之想，表面上無限美好，實則因為否定了天經地義的利己私心，那具有七情六慾的中國人，要麼把自己偽裝起來，要麼變成無知無覺的植物人。所謂“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學習雷鋒好榜樣” 、“大公無私”、“無私奉獻”、“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做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只是鏡花水月、空中樓閣、自欺欺人，純屬偽善彌天大謊。把偌大一個國家，折騰成了人人必須靠着裝模作樣、相互欺騙混日子，宛若一座“假大空”鋪天蓋地、響徹雲霄的雜耍大舞台。在“至善”極端化環境中，由於自私原罪披上了形形色色五彩斑斕的偽裝，變得更加陰暗、惡毒、殘酷，事態的發展清楚地表明，其破壞性和危害性，較之“至惡”有過之而無不及。 毛澤東至死不渝，沒有醒悟“唯公一心論”的荒謬性和不可行性。這場實驗堅持不止，無論造反派或老幹部掌權，那“抓革命、促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總是“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每況愈下，“自作之孽，不可逭也”。 毛澤東始終沒有讀懂馬克思，以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必須同思想上的“破私立公”相配套，才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必由之路。這種蒙着無上神聖光輝，貌似高居道德制高點的治世宏論，不僅背離了馬克思主義，也拋棄了他自己青年時期在人性大本大源這個命題上的真知灼見（參見《毛澤東的功過是非》李銳著，香港天地圖書，1996）。 馬克思主義是關於人的解放──每個人的解放的社會科學學說。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他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個體從群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歷史。他從現實的個人出發，批判地考察個人及其現實生存條件，從而指出個人終將從現存的生存條件下解放出來，達到個性自由的境界。 馬克思清醒地識透了，歷史發展的進程中，經濟因素歸根到底是起決定作用的力量，一切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的即追求利益的衝動。換言之，就是人性第一性主動元私心的原動力作用。 馬克思主義不是要廢除一切意義上的私有制或個人所有制，而是要廢除當時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的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嚴格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公有制，作為個體自由為基礎的“聯合”，實質上應該正名為一種“兩心調諧”進入化境而行之的高級意義上的個人所有制或私有制。馬克思主義相信“資本家對這種勞動的異己的所有制，只有通過他的所有制改造為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為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滅。”（《（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馬克思以為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應該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這種個人所有制以反自私，求調諧為前提，根本不同於當時以獸性叢林法則為圭臬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但也不是東方社會主義國家曾經普遍實行的那種片面強調社會和集體（聯合）利益和無私獻身精神，否認個人及其私心的重要性，壓抑以至抹殺個性，以個人私心積極性為恥的公有制。 這就是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雖在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下轟轟烈烈展開，實際上是一場反馬克思主義、反“兩心調諧”原理、反真版孔孟之道，將偽儒“革盡人慾，復盡天理”悖論推向登峰造極的宏大無比的社會實驗。 中國經歷了這場石破天驚的偉大實驗，全黨全民切身體認了“至善”極端化的苦果，才會有回歸正道，向私求教的改革開放大轉折，取得了燦爛輝煌的經濟建設成就，避免了蘇聯、東歐和蒙古的大變局。也正因為諱言文革的史實和性質，無法深刻認識、認真總結文革的寶貴歷史經驗，人性大本大源的公理常識猶在迷失之海，找不到解決道德淪喪、信仰真空，建設先進文化的正確方向，改革大業存在難以突破的自設局限性。 這場奇特的社會實驗，其非同尋常的經驗教訓彌足珍貴，無可取代；不僅是中國的，也是整個人類大家庭的共同精神財富。“萬物之靈”一旦清醒地全面地總結好這場文化大革命的豐富經驗教訓，為這筆揮之不去的“至善”相思債寫下句號，丟掉幻想，大徹大悟，豈不有望“兩心調諧”趨於功德圓滿，輕鬆告別那血淚斑斑的“史前史”，去開創一部馬克思期許的真正的人類史。 重新解說，找出文革的深層意義，完備“人之所以為人”的必要智慧，意味着容不得“至善”或“至惡”極端化繼續肇致社會性人性畸變，釀成“人間浩劫”；在世界任何地方永不重演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或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 鄧小平曾經沉痛地指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黨和國領導制度的改革》，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 為什麼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性質惡劣的極端政治？那兒的政治家特別高明嗎？非也。 關鍵在於這些國家形成了一種以“權力制衡”為保障的不斷求中（中庸之道）的決策機制，儘管難免走彎路，犯錯誤，但這種機制具有的良性反饋調整能力，比較容易及時發現和制止錯誤傾向，進行優化選擇和自我完善。如果不希望中國淪為任憑絕對權力支配的極端政治試驗場，就要設法讓這樣的事件根本不可能發生。 鄧小平是一等明白人，講的是一等明白話。雖然他認識到這一點，但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和其他一些原因的重任，還有待今人大展所長。 重新解說，事不宜遲。
參考鍵接： 《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 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290807&typeid=17
《孔子密碼－儒家學說的現代詮釋》 龐忠甲著，中華書局（香港）2005年12月出版。 http://www.chunghwabook.com.hk/item_newbook/html/962888507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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