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羅河流域文明與地理環境變遷研究zt |
| 送交者: 一葉扁舟 2006年05月11日14:26:3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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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羅河流域文明與地理環境變遷研究zt 王會昌 （華中師範大學地理系） 人文地理199601 提要 本文根據對尼羅河流域文明區地理環境變遷研究的結果，認為正是由於距今９０００—４０００年前亞非季風勢力增強、季風雨量增加給尼羅河流域帶來的濕潤氣候，為文明的形成和初步發展創造了優越的地理環境。因而尼羅河流域文明不僅僅是“尼羅河的贈禮”，而應當更準確地說它是“季風雨的贈禮”。也正是由於季風雨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制約着文明的盛衰，因此，由於從距今４０００年前後開始的季風勢力衰退和季風雨量銳減而導致的乾旱化、沙漠化，則逐步吞噬了這一古老的文明。 關鍵詞 尼羅河流域文明 環境變遷 季風進退 地理上的尼羅河從東非高原的萬山叢中走來，用洪水和泥沙在東非大裂谷帶上塑造了肥沃的河谷平原，它象一條生合之藤伸延在荒涼的撒哈拉大沙漠上；歷史上的尼羅河從新石器時代走來，它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古老的埃及文明。在人類歷史上，尼羅河是文明的化身，在世人心目中，文明總是和尼羅河聯繫在一起。因此，早在兩千多年前，希羅多德就曾指出：“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 的確，沒有尼羅河，就沒有埃及；沒有埃及，也就不會有尼羅河流域文明。然而，最近二十多年來由於環境變遷科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已經使我們逐步認識到，尼羅河流域文明不僅僅是“尼羅河的贈禮”。本文擬從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綜合研究的角度出發，將環境（尤其是氣候環境）變遷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到文明史的研究領域中去，初步分析數千年來亞非季風勢力的進退對尼羅河流域文明的盛衰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１ 文明：在季風雨露中興起 在人類文明史上存在着一種非常奇特的現象：無論是尼羅河流域的埃及文明或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還是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或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都不約而同地分布在北半球２０—４０°Ｎ的地區，形成所謂的“北半球中—低緯度文明帶”［①ａ］；而這條昔日的文明帶又恰恰正是今天的副熱帶高壓沙漠帶；除了華夏文明之外，幾乎所有其它古老的文明都被掩埋於茫茫瀚海之中。面對着這一令人迷惑不解的現象，文明史學者們提出了解釋文明起源的各種理論。但是，無論是“大河文明論”、“綠洲文明論”還是湯因比的“逆境論”［（１）］，都沒有認識到或者是忽略了數千年來北半球中—低緯度文明帶上所發生的環境變遷的事實，因而它們始終未能走出“無休止地爭論文明在沙漠中是怎樣形成的”這條死胡同。事實上，例如在我們即將系統研究的尼羅河流域，文明起源時代的氣候環境是相當優越的。換言之，尼羅河流域文明絕不是、也不可能誕生在被撒哈拉大沙漠包圍的綠洲上；更不是在與“逆境”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 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後，埃及人就已經進入了銅器時代；到距今５１００年左右，他們在完成了上、下埃及統一的基礎上建立了奴隸制國家，在人類歷史上率先邁入了文明世界的門檻。因此，距今６０００—５０００年前這個階段，是尼羅河流域文明創立的關鍵時期。 環境變遷研究的結果已經表明，在尼羅河流域文明誕生的關鍵時期，不僅在整個尼羅河流域，而且從大西洋岸邊到紅海之濱，在橫貫非洲北部的遼闊的撒哈拉大沙漠上，都出現了相當濕潤的氣候〔圖１〕。 在今日極端乾旱的蘇丹西北部地區，距今９３００—４０００年前卻呈現出一派河湖遍野的水鄉景觀［（３）］。巨大的胡瓦爾干河道當年曾經匯集了來自恩內迪高原和達爾富爾高原的豐富徑流而滾滾東注尼羅河；在其中游地段，曾經瀦為一片水深約為４—１２m的遼闊的淡水湖泊［（４）］。在這片湖泊的西邊是水域更為遼闊的古代大乍得湖，它在５０００年前的湖面高度比現代高出５５m左右［（５）］，水面起碼擴展到５０km［２］以上。蘇丹西北部水域聯片的湖泊群和極度擴張的大乍得湖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的蒸發源，必定會引起與蘇丹北部直接毗鄰的埃及、利北亞乃至整個尼羅河中下游地區隆水量的增加，使氣候變得更加濕潤。 貝爾（Ball,１９７０［（６）］，１９７１［（７）］）成功地分析了從埃及早王朝到古王國時期刻在石碑碑文上的尼羅河最早的洪水水位記載，明確無誤地顯示出在文明初創的第一王朝時期，尼羅河洪水的水位比以後的幾代王朝都要高得多，河床在不斷加積。巴策爾（Butxer,１９７６）［（８）］在綜合分析了公元前５０００年以來從撒哈拉到東非地區湖泊容積和河流流量的變化情況之後，繪製了以尼羅河流域為主體的非洲北部河湖水位變化趨勢圖（圖２）。圖中顯示出在整個前王朝時期，尼羅河流域的氣候是相當濕潤的，不僅湖面上升、水域擴張，而且河川流量豐富，水位高漲。 在尼羅河谷地以及在撒哈拉大沙漠中所發現的大批岩畫，同樣證實了距今７０００—５０００年前濕潤氣候的存在。巴策爾（Butzer,１９５８）［（９）］曾經系統指導了岩畫中所表現出來的動物區系。在埃及尼羅河流域，被描繪的是大象和長頸鹿等，但它們在封建時代的藝術作品中都沒有出現；獅子和野羊在封建時代的圖畫中已極為罕見。在撒哈拉大沙漠中，四五千年前的岩畫表現的也是大象、長頸鹿、犀、羚羊、水牛、河馬和鱷魚等，但它們在此後的歲月里亦漸次稀缺了。 上述種種證據不僅說明了五六千年前非洲北部的氣候是濕潤的，而且也支持了阿凱勒在三十多年前所提出的關於人類完全能夠在“新石器時代橫穿撒哈拉”的假說（Arkell,１９６１）［（１０）］。也正是這種濕潤的氣候給大地帶來了勃勃生機，才使得包括尼羅河流域在內的整個撒哈拉的文明都繁榮起來”［（１１）］。 ２ 文明：在乾旱煎熬中掙扎 尼羅河流域文明是幸運的，它在距今９０００—５０００年前的濕潤氣候時期的最後１０００年不失時機地創立起來；然而，尼羅河流域文明又是不幸的，因為直到距今３０００年前，全球性的濕濕氣候才基本結束，而在撒哈拉和尼羅河流域，這種濕潤氣候卻在距今４５００—４０００年前就已經過早地結束了。在此後的歲月里，雖然也曾出現過短暫的濕潤氣候，但總的變化趨勢卻是朝着愈來愈乾旱的方向在發展。尼羅河流域文明伴隨着歷代法老王朝始終在乾旱氣候的煎熬中掙扎。其中最嚴重的乾旱先後出現在古王國到中王國時期（約公元前２７００—前１７１５年）和新王國後期（約公元前１２世紀前後）（圖２）。 古王國前期的氣候還是比較濕潤的，但是後期的二三百年間，氣候非常乾旱。這種乾旱氣候一直持續了１０００多年，到中王國結束才又轉為濕潤氣候。在這１０００多年乾旱氣候期間，最極端的乾旱出現在公元前２２５０—前１９５０年，即第一中間時期到中王國前期的３００年間，尼羅河出現了災難性的低水位。奧克諾爾（O'Connor,１９７２）［（１２）］對上埃及尼羅河一個３５km地段內墓葬群規模變化的分析，是這個時期發生災難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他估計，約公元前２５—２３世紀（古王國中後期）期間，平均每年葬墓１．２個；約公元前２１６０—前２１００年間（第一中間時期），平均每年葬墓１２．２個；公元前２１世紀（中王朝初期）下降到３．５個；到公元前２０世紀（中王國中期）繼續下降到０．６個。第一中間時期是埃及歷史上最混亂的階段，其葬墓速度遠遠大於所研究時段的任何其他階段，“這可能是環境變遷所引起的最典型的變化實例”（O'Connor,１９７２）［（１２）］。 從第二中間時期到新王國前期又是一個氣候相對濕潤的階段。但是到新王國後期，尼羅河流域的氣候再度轉向乾旱。尤其是在公元前１２世紀前後，氣候惡化到自前王朝以來幾千年間最糟糕的程度。尼羅河谷的泛濫平原因乾旱無法灌溉而全部放棄，上面覆蓋着一層厚厚的沙丘沙和風化的鹽粉，努比亞沙漠完全毀壞了肥沃的泛濫平原。即使位於河口三角洲上的派魯斯亞克支流也因氣候乾旱而乾涸消失，導致國都和皇室不得不另遷新址。 關於糧價上漲和社會動亂的記載［（１３）］進一步證實了公元前１２世紀的乾旱氣候對新王國的猛烈衝擊。當公元前１２１０年小亞細亞發生饑荒時，埃及國王曾將大批穀物運往赫梯以賑濟災民；在國內，糧價也一直穩定地保持到１１７０年。此後，糧價便開始迅猛上漲。到公元前１１５３年，國家糧庫空虛，皇糧供應繼絕，以致皇室職員亦因饑饉而發生騷亂。公元前１１３０—前１１２５年，小麥價格上漲到正常年景的２４倍，大麥和油料價格同樣居高不下。因此，從公元前１１５１年到前１１０５年連續發生全國性的糧食暴動。乾旱的肆虐，經濟的崩潰，社會的動亂，這一切天災人禍交織在一起，導致了新王國的傾覆。事實上，早在鐵腕人物拉姆塞斯三世統治的時代（公元前１１８２—前１１５１年），“慷慨大方的尼羅河時代就已經並非突然地、但卻不可避免地結束了”［（８）］。 在拉姆塞斯三世死後的數百年間，埃及缺乏有效的中央權威來維持國家生活的正常運轉。尤其是在後王朝由祭司掌權的時代，國家已經基本上失去了先前那種強大的凝聚力，更無力抵抗周邊異族的入侵。公元前３３２年由馬其頓人建立的托勒密王朝的出現，標誌着輝煌於世的尼羅河流域文明已經最終落下了帷幕。 顯而易見，如果說尼羅河流域文明的興起和初步發展是得益於季風雨露的惠澤、是季風雨的贈禮，那麼，這個偉大的文明在它的中期發展和後期衰落過程中所經受的環境惡化的磨難與衝擊，則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氣候環境的變化、季風雨量的多寡對於尼羅河流域文明的命運來說是多麼重要。換言之，影響尼羅河流域文明興衰榮枯的歷史命運的，不是尼羅河本身，而是灑向尼羅河流域的季風雨。 ３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那麼，又是什麼力量控制着季風雨的多寡、從而主宰着環境的變化、影響着文明的興衰呢？根據筆者近年研究的結果，這種神秘的支配力量來自最近１００００年來冷暖乾濕的氣候變化及其所引起的氣候—自然帶的南北遷移，正是這種內在機制的變化，制約着北非—西亞—南亞季風勢力的進退盛衰。 當全球氣候變暖時，北半球的氣候—自然帶依次向北方遷移；氣候變冷時，則向南回歸。根據拉姆（Lamb,１９７２）［（１４）］的研究，在全球氣候達到最溫暖程度的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後，控制北半球中—低緯度文明帶的副熱帶高壓帶的位置向北平均推移２２００多ｋｍ，到５０°Ｎ附近。與此同時，在全球氣候普遍轉暖的背景下，歐亞大陸腹部因夏季溫度迅速升高而形成了強大的熱低壓中心；而南部海洋上因夏季增溫並不顯著而形成了相對的高壓中心。這樣，在北半球副熱帶高壓帶北移和海陸氣壓差的共同影響下，使得熱帶地區從海洋吹向陸地的西南季風的勢力大大增強，從而給中—低緯度地區帶來了豐沛的季風雨。使得北非、西亞和南亞這些今天為乾旱氣候所困擾的副熱帶沙漠地區，在距今９０００—４０００年前的氣候變得相當濕潤，不僅河流水量豐富，而且湖泊水域擴展，水位高漲。正是在這種十分優越的地理環境中，公元前４０００年前後，兩河流域誕生了蘇美爾文明；公元前３１００年，尼羅河流域出現了埃及文明；公元前２５００年，印度河流域形成了哈拉帕文明。 然而從距今大約４０００年前後開始，由於氣候開始向冷凍方向轉變［①ｂ］，原先向北推進到較高緯度地區的北半球副熱帶高壓帶又再度回歸到３０°Ｎ附近；與此同時，西南季風勢力衰退，季風雨量大幅度減少。作為古典文明發祥地帶的北非、西亞和南亞地區，在副熱帶高壓帶控制下，最近二、三千年來逐步淪為荒疏的沙漠，撒哈拉大少漠席捲了尼羅河流域文明，阿拉伯沙漠吞噬了兩河流域文明，塔爾沙漠掩埋了印度河流域文明。［②ｂ］ 由上述可見，尼羅河流域文明的命運是緊緊和北半球中—低緯度文明帶上的氣候環境的變遷聯繫在一起的。如果沒有最近１００００年來全球氣候的轉暖，包括尼羅河流域在內的整個撒哈拉地區就會仍然處在第四紀大冰期時代乾旱沙漠氣候的控制之下，當然就不會出現農業革命，更不會形成古典的農業文明。如果不是在距今６０００—５０００年前氣候達到最暖濕的程度，就不會發生氣候—自然帶的大幅度遷移，就不會產生海陸氣壓差的懸殊對比，就不會引發西南季風勢力的猛烈擴張，就不會給尼羅河流域帶來如此豐沛的季風雨，文明的花朵也就不會如此鮮艷地開放。當然，發果尼羅河流域的氣候在文明創立並得到初步發展之後還能夠繼續恩受幾千年季風雨的惠澤滋潤的話，那麼，這個偉大的文明就會繼續發展並達到更光輝的頂峰。然而，歷史往往總是給人間留下一些遺憾，它只是讓字塔圪立在尼羅河畔的荒原上，昭示人們去追索對古代文明的回憶和敬仰。 參考文獻 (1). Toynbee,A.J.,1935.A study of history,12 vols.,PP.61.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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