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蓮月》讀後

啟之

我不知道北京師大女附中的老三屆里出了多少作家，只知道馮敬蘭是其中一位。新世紀以降，我對中國作協就沒有了好感，並非酸葡萄心理，而是因為“歌德派”漸漸得勢。所以，我敬佩退出作協的獨立作家王力雄之屬，厭惡抄《講話》表忠心的周小平之流。當然，像套話說的那樣：留在作協的作家，大部分是好的或比較好的。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被禁，方方的《軟埋》挨批，就足以證明“洪洞縣里有好人”。

我寫過小說，編過劇本，出過散文集，也被什麼協會吸納為理事，儘管從來沒搭理過它，但是，我對文學造詣的高低深淺還略有所知——馮敬蘭的文學造詣是上乘的。讀一讀她的《關於父親的故事》，就知道，她並非浪得虛名。

一

馮敬蘭之出名，並非緣於她的文學，而是因為她替宋彬彬辯誣——宋彬彬是開國上將宋任窮的女兒，師大女附中的高三學生，文革初是該校學生代表會負責人之一。僑居美國的文革研究者，原女附中高一3班的王友琴在《卞仲耘之死》一文中，言之鑿鑿地指認宋彬彬是1966年8月5日紅衛兵打死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的負責人。一大群“公知”學者也對宋彬彬群起而攻之，並將“紅八月”的殺人與宋彬彬給毛澤東戴紅衛兵的袖章一事聯系起來，認為宋彬彬應該為當年的“紅色恐怖”負責。甚至還有學者把“宋彬彬組織殺人比賽，打死七八個人”的謠傳編進“文革年譜”之中。

2007年12月13日，馮敬蘭寫下《請放開宋彬彬》一文，發在她的搜狐博客上。她明確提出，不要再繼續妖魔化宋彬彬了，應該給她轉圜的餘地，讓她站出來，公開說出自己的文革經歷。作為同一所學校姐妹班的學生，此前她和宋彬彬從來沒有說過話，連招呼都沒打過。發文前，她只是從宋彬彬同班同學那裡詢問了她的簡單情況。

當代國中，替“紅五類”說話的大有人在，但是替宋彬彬說話的罕見。研究國史的學者中，為宋彬彬討公道的不乏其人，但出身“黑五類”，受過高乾子女的欺辱，頂着海內外的壓力，仍堅持不懈地為宋彬彬討公道的，舉國上下，唯馮敬蘭一人而已。

我知道，公開為宋彬彬說話是一件冒險的事，事實也是如此。文章一出，即引來許多謾罵和侮辱。政治掛帥者批我“為文革翻案、為紅衛兵翻案”，自恃高貴者譏我為“小可憐、小市民，拍幹部子弟馬屁”，聰明伶俐者罵我是“蠢婦、不要臉，是學校的恥上加恥”，知我根底者斥我“忘了生父是怎麼死的”（運動中自殺）。一時間在一些博客和實驗中學的博客網站留言板上，罵我的聲浪甚至超過了對宋彬彬的討伐。

文革初我十六歲，僅因為對個別幹部子弟有意見，就被上綱為“仇視幹部子弟、仇視黨的階級路線”而被批鬥被孤立，臨近六十歲時，因為反對妖魔化宋彬彬，又被斥“為文革翻案，為紅衛兵翻案”。這些未脫文革窠臼的霸道語言像一面鏡子，讓我看到了非黑即白的絕對化思維如此根深蒂固，蠻橫的姿態和狂暴的語言除了發泄憤怒，難道更能接近事實真相嗎？

上面的文字摘自馮敬蘭十三年前寫的文章，題目是《我為什麼要替宋彬彬說話》，該文作於2010年5月17日，發表於《記憶》第49期。 二十年來，因“八五事件”引發的爭論有四次(第一次是 2004 年紀錄片《八九點鍾的太陽》上映；第二次是2007年實驗中學評選“榮譽校友”（最初的提法為“知名校友”——編者）； 第三次是2010年宋彬彬發表《四十多年我要說的話》。)，第四次 是2013/2014年間陳小魯和宋彬彬的道歉。這四次爭論，一次比一次規模大，一次比一次人數多，一次比一次議題廣。第四次爭論把輿情推向了高潮。2014 年初，應網易新媒體之約，馮敬蘭開始了以《我的文革紀事》為題的專欄寫作，每周一篇，為“八五事件”正本清源，以親身經歷說明了“血統論”對一代青年學子的毒害，為網易帶來了大量的點擊率。《風起蓮月》的上卷就是這些文章的結集。對於忌諱這段歷史的有司來說，這是很可怕的事。如今，這些文字付梓域外， 躋身於歐美大學的圖書館。藏之名校而傳之其人。可謂得其 所哉。宋人鄭思肖將《心史》裝在鐵函里封臘沉井，二百年 後人們淘井，此書才重見天日。現如今，只消敲幾下鍵盤， 就可以看到數不盡的文革著作。文網尚有罅隙，有司仍須努 力。

二

2020年，美國華憶出版了三卷本的《北京盛夏一日——1966年“八五”事件回憶·思考·爭論》一書（下簡稱《盛夏一日》），儘管酷愛歷史的人們，仍舊酷愛故事而漠視真相； 儘管王友琴的粉絲擁躉，仍舊堅信其宋彬彬打死校長的演繹而不顧史實的調查；儘管受到廣泛愛戴的大康也在傳播宋彬彬打死校長的流言。但是，所有的喧囂與華彩，都將在現實中褪色，在歷史里消聲。而《盛夏一日》則會在時間的磨礪中彰顯其學術的價值和理性的光輝。

馮敬蘭的《風起蓮月》是繼此書之後的又一本關於卞仲耘之死的著作。如果說《盛夏一日》是“八五”事件的面，那麼《風起蓮月》則是這一事件的點。正是這個點，將卞校長之死的導因——袁淑娥揭發卞仲耘的來龍去脈詳盡地展示在讀者面前。這個大連外語學院的俄文教師，因為與其夫丁德泗的婚姻破裂，由愛而恨，將滿腔怨毒和憤恚全部轉嫁到卞仲耘身上。她寫給毛澤東的萬言長信，在政治上造謠誣蔑，抹黑卞仲耘；在生活上胡編亂造，醜化卞仲耘。曾經把她當作摯友，為其家庭團聚，夫妻恢復感情而竭盡心力的卞校長，成了她一切痛苦一切災難的罪魁禍首，卞校長為她所做的一切都成了不可告人的陰謀。

鄧小平剛聽完工作組的匯報，就明確地說，袁淑娥不是好人。但工作組即使知道袁是個惡毒婦，也不敢否定袁對卞的政治誣陷。於是，批鬥會上女生們就用木製長槍把卞校長捅倒在地，致她當場嘔吐，傷痕累累。卞仲耘寫給中央的求救信反而成了她反攻倒算的證據。可以說，在工作組放任袁淑娥上台聲討卞仲耘的那一刻，就打開了群眾暴力之門，卞仲耘的生命就進入了倒計時。

趙園在論述“四大”時說：“（文革的大字報）使人之於人的怨毒與嫉恨，得到了恣意釋放的機會。不唯對高層人士 可以‘自由地’攻訐，發露其丑聞、緋聞、秘聞，更可以對無從設防的他人，由同事到街坊鄰里，肆無忌憚地發泄私怨，包括積久的‘羨慕嫉妒恨’——尤其針對才華、名望、待遇。血氣健旺或為人陰險者，不難於快意恩仇。橈橈者易折，那就放任摧折；蛾眉曾有人妒，正可假借大義引燃妒火。” (趙園：《非常年代（1964--1978）》上，第64--65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9。)文革中的“大民主”，是以社會失序，法律廢弛為代價的，而這種無政府主義帶來的暴力又是以當局的縱容為依託的。

文革後，袁淑娥先被拘押，後被釋放。理由是過了追訴 期。文革是無法無天的特殊時期，不可以通常的法規法條衡之。所謂的依法辦案，實際上是出於政治需要的包庇。它包庇的何止一個袁淑娥，“紅八月”中的那些殺人兇手藉此逍遙法外。文革之初，鄧小平就意識到，共產黨又要欠債。擔心“欠債太多，我們還不起。”什麼是“還債”，是承認罪錯，還社會以公正。一個追悼會，一紙平反證書就能抵債嗎？放過“天下大亂”元兇，放過殺人的老兵，把文革的一切罪責都推到林彪、“四人幫”身上有何公正可言！

三

要還社會以公正，首要的一條就是找出兇手，使之受到懲罰。卞仲耘雖然是被群毆致死，但誰毆打、折磨得最凶？ 你們女附中團隊調查了半天為什麼不說出她們的姓名？你們是不是在包庇這些紅二代？這是公眾質疑女附中團隊的焦點。

在這個問題上，我與馮敬蘭、劉進等人的觀點不同。我認為，如果你們知道其人，就應該說出來。我還在《記憶》 點出了打卞校長最凶的劉南南的名字。但是，她們認為指認兇手的事無法做到。同時，王友琴除了指控宋彬彬負有領導責任外，作為游斗校領導的親歷者、目擊者，她也從未另有具體所指。縱觀理由，第一，毆打與折磨的過程歷時整個下午，沒法判斷哪一拳哪一腳是致命的。第二，調查是民間自 發，不代表公權力。女附中的調查者不是公檢法，沒有資格指認罪犯。在2014年2月女附中召開的“師生溝通會”上，劉進有一個發言——《做文革調查的一些情況和體會》。在這個發言中，她對沒有披露打人者姓名一事做了更有力的說明——“如果我這樣做，才真正是為洗刷自己而撿起本已拋棄的垃圾，是重蹈覆轍，而不是一個公民的依法而為。我理解現在很多人這樣問這樣說這樣寫的合理性，我也要說出我的合理性。”(王本中、啟之編:《北京盛夏一日——1966年“八五”事件回憶·思考·爭論》編者前言。美國華憶出版社，2020。)

劉進還有一條沒說，那就是，指認兇手，就要拿出證據，否則人家會告你誣陷罪。而舉證的人又出於各種原因不可能出庭作證。劉南南沒反告我誣陷罪，算我幸運。話說回來，清理“三種人”時，她被雙開，惶惶不可終日之際，忽傳喜訊——陳雲批示，賀鵬飛等紅衛兵不算“三種人”，這些人中的優秀分子還要提拔到第三梯隊。劉南南旋即恢復了黨籍軍籍。這過山車般的人生經歷，肯定把她嚇得夠嗆，再也不 敢顯山露水。（女三中校長沙坪也是她參與打死的。一人打死倆校長。《宋正容：我曾目睹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被打死那一幕》）

關於卞校長之死的責任問題，葉維麗說得最清楚：宋彬彬等校籌委會的責任是八個字：“勸阻無力，反應遲緩”。“勸阻無力”是指在游斗校領導的過程中她們曾幾次出面干預，但在客觀效果上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反應遲緩”指的是對卞仲耘的搶救行動遲緩。”(馮敬蘭、劉進、宋彬彬、於羚、葉維麗：《也談卞仲耘之死》《記憶》第47期（2010年4月28日）。)毆打折磨卞校長致死的主體是女附中的學生，王友琴所在的高一3班是最先揪斗卞校長的前鋒先導。她們的後台，是偉大領袖。《人民日報社》的高級記者劉衡說：“毛主席雖然不贊成打人，可是他從未想過用法律保護人民不被打。”(劉衡：《直立行走的水》第178頁，自印書，時間不詳。)這就是古人所說的“禍自上始”。延安搶救中刑訊逼供的那些人受到什麼處罰嗎？沒有，不但沒有，還會被視為忠於黨忠於領袖。

延安的傳統在中共建政後得到發揚光大，歷次政治運動都說不要搞逼供信，可所有的運動都離不開逼供信。土改時地富們不但被分了浮財和土地，很多人還被活活打死。晉綏土改，“‘搬石頭’斗幹部，結果沒幾天工夫就打死了一批基層幹部。”(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第13頁，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肅反時，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徐晃把打人作為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宋以敏：《往事雜憶——父親單位何方》第198--199頁，自印書，2023。 宋以敏談到，雖然張聞天對徐晃多次批評，但徐並不以為錯。1957年整風時，全司幹部給他提意見，徐晃“一臉不服氣”。)。五十年代的農業合作化和大躍進，運動中，徵收過頭糧，打人抄家的事更是屢見不鮮。

沒有懲辦，就會有更大的施暴。文革把這一傳統推向巔峰。北大歷史系的學生高海林以毆打侮辱本系教師為樂(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見“轉押太平莊”“閻文儒侍師如親”“斷崖夜鬥楊人楩”“再押太平莊”“晚點名”等章節，台灣，大塊文化出版社，2014。)，中文系學生黃介山等人將陳一咨幾乎打死(陳一諮：《我在北大文革中的遭遇》載叢樟等編《燕園風雲錄——北京大學文革回憶資料匯編》（三），第23-31頁，自印書，2014。)，清華“紅色恐怖”的指揮者，學生賀鵬飛率領紅衛兵，砸毀“二校門”，在 8月24日對大批教師幹部進行嚴刑毒打。清華學生馬楠把副校長錢偉長的後背“抽打得全是紫色淤血，慘不忍睹”。(羅徵啟：《《清華大學文革親歷記》，第12--19頁，美國華憶出版社，2022。)後來，高海林到河南當了教師，黃介山平安無事，賀鵬飛官至海軍中將，以用鐵鉗子給教師幹部拔牙逼供的馬楠沒受到任何刑事處分。這些人都是確鑿的打人兇手，在依法辦事的時代，他們都沒有受到懲罰。

1958年11月1日，毛澤東在河北邯鄲對幹部們說：“已經打了，也不要到處潑冷水，以後不再打了，以後改正也就算了，因為他打人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劉衡：《直立行走的水》第178頁，出處同上。)知道了吧， 就像農業集體化、“除四害”、大煉鋼鐵，學大慶學大寨學雷鋒一樣，打人施暴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明白了吧，就像個人崇拜、黨指揮槍、興無滅資一樣，踐踏人權，漠視生命是 “黨文化”的組成部分。

四

王友琴為什麼揪住宋彬彬不放，非要把她與卞校長之死放到一個邏輯鏈條之中，有兩個原因，一是宋彬彬是頂級“紅二代”，二是作為政治符號，她有新聞價值，足以吸引媒體 的關注和大眾的眼球。麥克法考爾和余英時兩位學界大佬為 她的《文革受害者》作序，震住了幾乎所有的海內外學者。 殊不知，大佬們也會百慮一疏，也會犯錯誤。我一再高度評價王友琴在文革歷史上的貢獻，對老麥和余英時的學術成就也深為敬佩，但在這一點上，我必須提醒人們，第一，大佬不會自封自己一貫正確，更不會禁止不同的聲音。第二，作序者要謹慎從事，讀書人要獨立思考，以免被媒體忽悠，被輿情誤導，被“大腕”引入歧途。(2021年4月4日，北大的朋友告訴我，王友琴在公眾號“熊窩”里告訴晉陽遺民：“據王晶堯說，宋彬彬給了吳迪銀行卡。據清華一位老師說，吳迪的妻子是電影局副局長。”自從《記憶》在 2010年推出女附中專輯之後，此類來自王友琴的謠言，就不絕於耳。王友琴習慣 用“據說”著書立說，這是她的自由。遺憾的是，她針對我個人的種種“據說”，比她的考證更不靠譜。這種借他人之口造謠惑眾的嗜好，愈發讓了解真相的人們失去了對她的信任和尊重。王友琴之所以堅持不懈地抹黑我，蓋因《記憶》搭建了揭示“八五事件”真相的民間平台，使該校的文革親歷者有機會說出與王不同的事實和觀點。)

馮敬蘭在為宋彬彬討還公道的同時，也給我們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怎麼評價“紅二代”？準確地說，怎麼評價那些革干、革軍，尤其是高乾子女。與“紅五類”“黑五類”一樣，“紅二代”是“血統論”的產物，把他們聯系在一起的只是出身。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選擇。不同的選擇，使這個群體一開始就走向了分裂。除了那些打人抄家的老兵，那些依仗父權，占盡好處的幹部子女之外。還有反對對聯的 “紅二代”，有帶頭下鄉的“紅二代”，有自外於體制，敢說真話的“紅二代”，有貶斥“黨文化”，批判現實政治，主張普世價值的“紅二代”。

陳雲堅信，自己的孩子不會“挖祖墳”。事實狠狠打了這位老牌“血統論”者的臉——“挖祖墳”最勇敢最堅決的人中不乏“紅二代”。

五

道歉在這本書占有很大的比重，作者從陳小魯、劉進、宋彬彬等人的道歉講到同學對她本人的道歉。遲到了幾十年的一聲“對不起”，讓作者感動不已。道歉的目的是和解，和解的前提是真相。真相是什麼？請看“學生斗學生，再掀狂瀾”的摘錄——

初一（3）班的仉乃華，其父親因當過“資方代理人” 被關了起來，身為中學教師的母親跳龍潭湖自殺，每天中午她被初一的幾個高乾子弟罰站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她們坐在陰涼處，一邊吃冰棍一邊辱罵她，不時有人騎車圍着她打轉，看她東躲西閃的狼狽樣子，她們哈哈大笑，極為開心。那年，她們都是14歲。

1966年8月3日晚，突然有三四個“紅五類”同學找到初二（4）班張鴻敏的家，非常嚴厲地說：“你明天早晨必須到學校，如果不去，格殺勿論！”說完轉身離去。8月4日上午，她心懷恐懼走進教室。課桌靠邊，當中擺着幾排椅子，全班四十多個同學，被分成三類，“紅五類”坐在椅子上，“黑五類”站在黑板前，面對大家站成一排，十幾個出身一般家庭的同學坐在地上，批鬥會開始，„„20個正牌“紅 五類”圍上來，扯下她們的紅領巾，警告“永遠不許再戴！”接着，“毆打開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腳踢，刷大字報的漿糊、墨汁從頭上澆下來，要我們揭發父母的反動言行，承認自己是狗崽子。”

一個初二女孩，被同學押着從二樓樓梯手腳着地向下爬， 脖子上還掛着一個馬扎。一個出身不好的同學路過初二（4）班門口，被這個班叫“掃敵”的幹部子弟叫住，當眾扇了耳 光。

初二（3）班學生羅玉平（點點）在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入另冊„„。比她更倒霉的還有初三（2）班的黃梅，受父親黃克誠大將的牽累，她從上初一就遭到了歧視，對聯出來後班裡學生分成三六九等，黃梅和另一同學成為最低一等，受到的欺辱加了倍。“掃敵”的驕狂、冷酷，留在不同年級同學的記憶里，她對卞校長的侮辱，也以親筆字跡保存在王晶垚先生那裡。

心靈的瘡疤會被幾十年的歷史塵埃掩埋，可是它沒有消失，一碰就會出血。受害人不堪回首、不能原諒，加害者不以為然、不願面對。

我出身職員，當時在北京四中上初二。早早就遠離了運動，躲到北圖看書。雖然爺爺奶奶家也被抄了，但班裡並沒有學生斗學生。二十年來，我讀到這類施暴的著述無數，心靈似乎麻木，馮敬蘭的文字，卻讓我驚悚不已。

作者告訴那些施暴者，儘管過了四十多年，無論那些被侮辱被迫害的同學今在何方，她們少女時代受到的傷害都是終生不能抹去的記憶。作者對那些折磨同學的“紅五類”發出了凜然一問：“侮辱她們折磨她們的同學，你們會忘在腦後嗎？”

她們未必會忘掉，但是她們有一萬個理由原諒自己。甚至會反攻倒算，像書中提到的那個一貫欺凌馮敬蘭，反倒要求馮給她道歉的同學。作者希望用文字喚醒良知——

如果那年的8月，借對聯之威欺負過同學的“掃敵”們能夠讀到這段文字，我希望你們勇敢地走出心靈的困境，去向曾經被你們傷害過的同學、老師登門道歉。道歉，是對自 己精神的洗滌和解脫，無關乎受害者。因為她們沒有你的道歉，也有自己的成長、自己的人生。不要用“那時我只是個孩子，文革幹嘛讓我負責”來開脫，道理很淺顯，你是孩子，同學也是孩子，為什麼人家要受你的欺辱、挨你的耳光？

豁出去，道歉吧！哪怕要忍受謾罵也不要退縮，不要把自己應受的懲罰留給下一代。 „„

道歉真就那麼難嗎？為自己少年時的不懂事道歉，會損失什麼呢？”

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沒有和解，就沒有道歉。“豁出去，道歉吧！哪怕要忍受謾罵也不要退縮”，這只是作者單方面的善良心願。道歉真的很難很難，而且越來越難。蓋因有司在苦心孤詣地要人們忘記那段歷史。

這本書是歷史紀實，也是人性紀錄，“黑五類”的出身和遭遇，使作者對人性有着特殊的敏感和體悟。在她的筆下，有對道歉的叩問，有對弱者的同情，有對小人物的關懷，有對羨慕嫉妒恨的理解和包容„„。她的教育和經歷，使她眼睛向下，關注着那些在政治碾壓下掙扎求生的人們。她也寫女附中的老師，但是卻選擇了“最邊上最邊上最邊上”的三位。這些前輩默默無聞的人生，在她的筆下閃耀着善與美的 光華。

這本書寫的是文革，它不是學術著作，而是通俗讀物。 科學有“科普”，歷史也應該有“史普”。大部頭的文革通史出了五六部，斷代史也有三四部。據我所知，至少還有三位老者，在寫通史。大部頭是給專家看的，要讓年輕人了解文革，就應該像《風起蓮月》一樣，走普羅大眾的路子。這應該是今後文革寫作的一個方向。“作為文革親歷者，我慶幸自己在有生之年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兒。”希望這種難得的成就感，屬於更多的親歷者。 2023年1月

*收集文革死難者名單絕對是善舉。問題是王友琴恨宋彬彬入骨，不惜一輩子打光棍也非要把並無刑事責任的宋彬彬咬成主凶；而對真正主打的，她自己所在的高 一3班卻隻字不提。宋彬彬和她並無個人恩怨，互相也不認識，不知何以窮凶極惡到如此地步。—馬悲鳴

* 我今天告訴啟之，全國第一個公開為宋彬彬鳴不平的是馬悲鳴。瞧這筆名！——為宋彬彬鳴不平是很悲愴的事。 因為不在新聞風暴眼上，注意的人不多。而我是在宋彬彬遭受網暴時公開為她討公道的，也被卷進旋渦折騰一頓。—馮敬蘭

北師大女附中1966年在校學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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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屆高中畢業學生(1966年的高一)

1968屆高中3班  邊惠珍 楊團 葉小魯 周勝利 常青 陳凌寧 陳小寧 鄧方 丁潤生 丁燕申 顧媛 郭雁行 侯小麗 胡南萍 黃頌康 蔣力 李凡 李佳 李培澄 李幼幼 厲仁俠 梁良 廖勝東 林言 劉木金 劉新平 柳天青 馬彤華 潘梅 齊大錚 齊克琛 邵其環 生敏 蘇江 孫曉紅 王濱生 王靜芳 王美德 王小林 王友琴 王鎮江 吳潤玉 邢家珍 楊津文 楊雷 楊瑩 曾小蘭 張汩 張淮野 張穎琦 鄭毅力 周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