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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近代教案
廖—中、李運華
教案，是近代中國官紳民聯合發動、反對西方列強在華的基督教
而出現交涉的案件。從1844年浙江定海教案開始到1900年義和團運動
時止， 共發生大小教案1333起①，其中較大教案400餘起。本文就教
案出現的原因、基本特點、教案與義和團運動的關係、對教案的評價
等問題，進行概括性的論述。
產生教案的原因雖說複雜，但概括說來，其基本因素不外以下二
種：
第一、教會的侵略性
近代基督教傳華主要是侵華的產物。它與歷史上傳華的佛教、伊
斯蘭教傳華迥然不同，也不同於景教、也里可溫教的不具侵略性質。
就是與明清的天主教傳華，也不相同。當時因中外文化思想衝突也曾
發生過教案，但其時天主教傳華主要是傳播宗教信仰及西方科技文化，
其後，正因為它逐步具有某種政治性質與文化衝撞，才被中國政府禁
止。然而，到了近代早期，基督教主要是作為侵略工具而出現的，宗
教反而退居次要地位。當時，基督教是列強在政治上、文化上、經濟
上和軍事上侵華的別動隊，是他們“藉以張國威”、“藉以廣土地”、
“為商業之先”的工具②和藉以為保教而發動侵略戰爭。因之，近代
教案之出現，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侵略與反侵略的鬥爭。到了義和
團運動以後，這種侵略性才逐步有所收斂。
由於教會的侵略性直接危害着國家和官紳民的切身利益與尊嚴，
因之，群起而攻之，應屬事理之必然。
第二、中西文化的衝突
中華民族有着悠久而光輝燦爛的文明，它以傳統的孔孟儒學為中
心，綿延二千餘年之久，始終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與儒學
並行不悖，並有所結合的佛教、道教以及民間宗教迷信，在社會生活
中已經根深蒂固。而基督教教義、宗教形式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存在
着明顯的扦格，這種矛盾勢所必然地引起彼此衝突與敵對。與此同時，
一個不可掩飾的因素，就是中國長期閉關鎖國，因愚昧無知、妄自尊
大、以及尊王攘夷的思想與傳統，表現出濃厚的保守性與排外性，與
對洋教輸入的先進文明的誤解，這都是構成中國人民和洋教衝突的一
個重要因素。就這方面來說，它是先進與落後文明的衝撞。
在上述兩種基本原因的影響下，教案發生的直接原因，或者說誘
發者，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五類情況。
第一。外國傳教士和外交官的違法和強橫霸道所直接而引起的教
案，不在少數，略舉數例予以說明。例一，早期爆發的1848年的青浦
教案，是由於英國教士錐魏林三人，違反上海開埠議定的外國人活動
之地以一日往返為限，不得在外過夜的規定，竟擅自離開上海縣城至
相距九十里的青浦傳教，因群眾索取宣傳品而秩序混亂，在此情況下，
錐等競用手杖擊打群眾，引起群眾還擊而出現的教案。例二，1856年
法國教士馬賴不顧傳教只能在五口通商口岸進行的規定，擅自潛入廣
西西林活動而被當地官員逮捕法辦而引起西林教案。例三，1893年湖
北麻城教案和1895年成都教案等等，都是傳教士因細故毆打群眾和幼
童而引起。例四，1870年的天津教案，因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蠻橫
無理，先是命令育嬰堂外國修女推翻其與群眾議定的讓代表進入堂內
檢查幼兒殘廢的協議，繼而又持槍大鬧三口通商衙門，並在衙門內槍
擊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知縣劉傑，使劉的隨從被擊傷，這樣，激
起群眾的更大公憤．才導致爆發了這—教案。美國傳教士衛三畏也說，
如果豐大業“誠意地”會同地方官和士紳商量，是可以防止“這次教
案發生的。”③至於傳教士縱使、支持教徒而引起的教案，為數就更
多了。
第二、由於百姓反對強占土地，或反對建立教堂，或者傳教士要
求“歸還舊址”而引起的教案，比比皆是。如：1862年的衡陽教案，
1868年的揚州教案，1869年的遵義教案，福建川石山島教案，1873年
的黔江教案，1874年的延平教案，1882年的呼蘭教案，1893年和1895
年的臨湘教案，等等，都是因興建教堂土地直接引起的。義和團首義
地的山東冠縣梨園村，更是長期民教多奪廟產而引起的。
第三、人民群眾對教會“采生析割”、“挖眼取心作藥”，以至
把天不雨、地發乾，等等都說成是教堂的罪惡等等誤解而引起的教案，
為數很多。這些無稽之談的廣為流傳，無疑加速和激發了教案的產生。
這些傳聞，由來已久，早在明末清初就已見諸文字，而近代著名夏燮
的《中西紀事》、魏源的《海國圖志》等書都曾提及。但除了曾國藩
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在奏摺中斷言所說挖眼割心云云，“必無其
事”④之外，上至諭詔，下至地方各級官員，均沒有對此進行澄清，
因而，這些謠傳一直到義和團運動時期，始終對教案的爆發起着煽風
點火的作用。
第四、國內政治上一些因素也助長了某些教案的爆發，如太平天
國信奉上帝會，使得湖南和其它一些地方的官紳，把基督教會和太平
天國視同一體面痛恨。又如：安徽等地把教會剪做紙人象徵天使以為
禮拜之用，與白蓮教的紙人紙馬混為一事，引起懷疑與反對。
上述教案爆發的直接因素，彼此牽連，相互影響與作用。而通過
一些官紳和民人如湖南的周漢等所作的反教文書揭帖長期經久不息地
流傳各地，更為其推波助瀾，以至不可收拾。
近代教案的特點
第一、教案是官、紳、民聯合發動的，而官員又是鎮壓教案者。
總的說來，以農民為主的勞動群眾是反教的主力軍，中下級官員
和紳士是鼓動者、組織者或支持者。反教的目的在於“扶清滅洋”⑤。
眾所周知，官員與士紳，在職為官，在籍為紳。士紳是封建地主
階級的基層統治者，是官員的來源與輔助者。因此，官與紳雖有在職
在野之別，但其階級本質是一個整體。然而，由於存在着在職與否的
區別，在執行封建王朝的具體政策時，特別是觸及到紳士所在地區、
宗教及其個人利益時，官與紳不可避免地出現某種不同的態度和矛盾，
從而，在反對洋教的態度方面也不盡相同，紳士參加反教者多於官員。
但作為中華民族內部的各階級、階層，即官、紳、民都在不同程度上，
相當廣泛的捲入了旨在“扶清滅洋”的反洋教鬥爭。
必須指出的是，上述官紳並不包括洋務派官員、維新開明派人士、
革命派。後兩者雖然不滿洋教的侵略行徑，但不參予簡單的反教活動。
洋務派大官僚，包括奕祈、曾國藩、李鴻章、奕匡、張之洞、劉坤一、
袁世凱等以至西太后，儘管他們也痛感洋教禍國殃民，也曾一再與列
強磋商，企求得到一個公正的解決辦法以避免教案的不斷發生。但是，
他們終於屈服於列強的壓力。與此同時，他們又缺乏魄力，向人民群
眾解釋以消除對洋教的某種誤會和認識。這樣，凡遇教案，幾乎都是
犧牲群眾、官、紳以滿足教會的無理要求。當然，這也並非都是他們
的意願，而是“勢不得已也”。唯其如此，對因教案而被懲處的官紳，
往往表現出一種異乎尋常的矛盾現象。如天津教案處理後，曾國藩對
被罷官遣戍的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傑各送三千兩銀子以示愧
意；李鴻章對被殺群眾家屬也各撫恤50兩銀子。在德國的壓力下，西
太后曾將處理巨野教案“不當”的山東巡撫李秉衡罷官，隨後，又升
他為四川總督、巡閱長江水師。這種現象的出現，正說明清王朝在處
理教案問題上的矛盾心理與態度。還必須指出的是，直接或間接參予
教案的官員中間，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衙門小吏，多屬地主階級中的
頑固保守分子，如田興恕、周漢、徐桐、剛毅、載漪等。他們與洋務
派在很多問題上，特別是對外態度上存在着明顯的分歧，這在反對洋
數方面表現得很鮮明。
第二、教案高潮與外國侵華聯繫緊密
據趙樹好同志在《近代教案簡表》(1844—1911年)的統計，近代
教案共出現五次高峰：第一次在1861年，37起，這是第二次鴉片戰爭
簽訂一系列的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所激發的。第
二次在1874年，53起，這是1873年和1874年間，法國把越南變為其保
護國；日本侵入台灣；英國扶持阿古柏在新疆分裂國家等外侮日亟的
反映。第三次在1884年，67次，時值中法戰爭時期，群眾掀起反教做
為反抗法國的一個側面。第四次在1895年67次，這是對中日甲午戰爭
失敗、簽訂空前屈辱的《馬關條約》的反抗。第五次在1900年，這是
對l898年列強掀起瓜分狂潮的大反抗。可見國際資本主義侵華加深之
日，也是中國人民發動教案以圖抗爭之時。
第三，此起按伏，時間長，次數多
從1844年到1911年的60年間，共發生教案1639起之多，70年代以
後更日益增加。平均每年達26至27起之多，就地域而言，遍及全國各
地；就參予反教成員來說，包括農民、商販、手工業者、遊民、紳士、
官員、地主、民團、清軍、會黨和秘密宗教。這樣長時間、反覆地出
現在全國範圍內的教案，是因為外侮日深，教會氣焰愈來愈囂張。而
且教案已由單純地反對洋教逐步與反對列強侵華聯繫起來了，最終爆
發最大的教案——義和團運動。還應指出的是，每次教案，總是以大
量賠償、懲處官民而結案。因教案又引起列強奪地竊權，直至發動侵
華戰爭，喪權辱國其亟。這就是近代中國教案如此循環不息，一案剛
結，彼案又起。甲地未息，乙地又起，直至義和團失敗後，才逐步緩
和的原因。
第四、教案發生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差異
東正數傳華為時雖久，但這個為俄羅斯政府控制的教派，傳華的
主要目的是通過其教士搜集中國情報和研究漢學，並主持其外交官員
和僑民進行宗教活動，因此，與民間直接接觸不多，除義和團運動時
期以外，很少發生教案。
弛禁後的天主教與基督新教，發展極迅速。19世紀末，天主教外
國傳教士800餘人，修會43個，女修會8個，教徒70餘萬；新教外籍傳
教士1500餘人， 差會96個，教徒8萬。⑥據《中國近世史上的教案》
統計，從1856年西林教案到1897年巨野教案期間，共發生重大教案62
起，其中與天主教發生的案件為45起，與新教發生的教案為12起，與
兩教派同時發生者5起。 又據《教務案檔》統計，到1899年止，發生
教案的地點共700餘處。 其中與天主教600餘處，新教100餘處。這說
明，與天主教會發生衝突的占全都教案的四分之三以上，與基督新教
發生的教案則不到四分之一。
為什麼與天主教發生的教案多於基督新教呢? 其基本原因是天主教
會具有較重的封建性、保守性和侵略性；而從天主教革新出來的新教，
則具有資本主義性質，比較開明。
再就其經費來看，新教主要靠民間籌集。大部分靠其傳教國，主
要是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資本家捐助而成立的基金會，以其基金利
息為差會之用，少部分靠中國和傳教國的教徒捐獻。就是說，新教的
經費主要來自中國之外，也不是其傳教國政府所提供。而天主教則不
同。1860年以前主要是依靠法國政府提供；之後，則主要依靠在華向
中國人民進行剝削而來，包括封建性的土地、房屋、高利貸和經營商
業等剝削。其次，向中國教徒收斂和捐獻。天主教會在華占有為數甚
巨的土地和房屋。以土地為例：1900年以前，河北獻縣天主教堂即占
有土地3000餘畝⑦， 在江南占地200餘萬畝，⑧河南靳崗天主教堂占
有土地3000餘畝⑨。據1900年以後統計，綏遠265所天主教共占地500
萬畝，平均每一教堂占18000餘畝。陝西“三邊”，靖邊縣、安邊縣、
定邊縣地區， 天主教所占土地東西長約150公里，南北寬30公里，佃
農達800餘戶。 ⑩天主教會利用占有的土地，甚至建立“教民村”，
實為教堂大莊園，進行封建性盤剝。故人稱“天主教”為“地主教”，
而教堂土地之來，多系巧取豪奪，或強迫捐獻，或盜買盜賣，或低價
勒索，或籍教案賠償，甚至強占墾地。這是激起群眾反抗天主教一個
因素。
天主教的組織比較嚴密，受法國政府和教廷，主要是前者的控制；
新教的組織比較鬆散，各自為政。天主教會招收教徒，主要是農村，
以地主、流氓無賴、教堂佃農為重點，新教招收教徒主要集中於城市，
知識分子和商人等有資本主義傾向的人較多。
新教與天主教在政治上也不盡相同。天主教和新教的傳入與發展，
都是列強用大炮強加於中國的產物。但基督新教比較民主，它注重宣
傳，創辦教育和衛生事業，也比較天主教為多。受英美等因的政治干
預程度比較輕鬆。甚至如力量很大的內地會，雖然也曾發生過一次教
案，但其創辦人戴德生認為：傳教與華人之間的矛盾，“絕不應向自
己國家的政府上訴”。因為它“不合聖經”教義，因訴訟而要求“賠
償也是不合倫理的。”認為這“容易引起中國人對宣教士的反感與誤
會”。唯其如此，在義和團運動期間，該會雖然也有教士被殺，財產
被毀情事，但沒有要求並拒絕了賠償[11]，有的新教教士還在某種程
度上和某種範圍內支持中國人民維新、改革和革命的鬥爭。天主教則
不同，在其護教國法國和19世紀90年以後的德國政府的直接控制下進
行傳教。法國官方把天主教會當作是他們“在華勢力最好的支持”，
[12]就是說，教會是法國侵華的幫凶。如果中國教徒“受到凌辱，就
等於對法國不友好”。[13]唯其如此，法國以丁林教案為籍口而發動
英法聯軍侵華戰爭、德國籍巨野教案而侵占膠州灣，啟列強掀起瓜分
中國的開端。
義和團與歷次教案的關係，是繼承與發展，是分散鬥爭匯集為比
較集中、是個別打教發展為反帝愛國運動的關係。義和團運動是反洋
教的高蜂，是一起大教案。
義和團的綱領“扶清滅洋”，就是繼承反洋教鬥爭的傳統思想而
來。就文字含義上提出這個口號，遠自1894年魯皖邊界大刀會反教的
“驅逐夷人，保護中國”，近則源自1898年四川大足反教起事的“順
清滅洋”。就實際行動而言，它是已往教案的歸納與升華。就參予義
和團運動的成員來說，它與教案大體上是相同的，都是自發性的。它
的開端雖然有白蓮教系統的義和拳所組織，但由會黨或秘密宗教所組
織發動的教案，亦不乏例。至於實際行動，不論是歷次教案還是義和
團運動，都是針對教士、教徒、教堂，以打、殺、砸、燒，乃至搶奪
其財產，以盲目排外的方式為其特徵。所不同的是，官府態度有區別，
教案的發動者與組織者，最高只有個別提督，而義和團運動則有強有
力的王公大臣和督撫進行組織與支持，甚至在一個短期內，得到最高
統治者慈禧太后的某種支持。這是義和團運動與教案的不同之點。唯
其如此，才使星星之火，迅速匯集為比較集中、比較有力的運動。義
和團從單純的反洋教活動到參予抗擊八國聯軍，這是義和團有別於教
案的另一不同。
任何一次教案都沒有發展為如義和團那樣有聲勢的反帝愛國運動
的原因是：一、列強瓜分狂潮，激起了國人最深刻的愛國心，奮力抗
爭以求自存。二、各級官員直接或間接的鼓勵、支持直至官民結成一
體的程度，遠遠超過任何一次教案。三、義和拳等白蓮教系統在冀魯
地區有較廣泛的社會基礎。
從上述簡單的分析說明，義和團運動是近代反洋教鬥爭的繼續與
發展，是一個大教案。
評價：
教案包括義和團運動，它的主要出發點是反對外國教會的強橫霸
道、侵略性質，就這一方面說，它是正義的，是近代中國人民反帝侵
略一個側面。由於它不懈地鬥爭，起到了對教會和列強利用宗教進行
侵略方面的遏製作用，這是應予肯定的。
然而，教案和義和團運動在組織方式、目的方面的落後與盲目排
外性則是不可取的。從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它是對洋務運動和
戊戍變法的反動。當然，教案和義和團運動是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性所
造成的，我們不能苛求。不能苛求，並不等於承認其正確，更不足為
後人效法、繼承和發揚。義和團運動和抵抗八國聯軍的失敗，不是民
族的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才是民族的致命傷。所
幸者，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再也沒有出現類似的大運動。在近代中國，
拯救祖國，振興中華，如果依靠這種落後的方式，不但達不到目的，
而且會愈陷愈深，以至不能自拔。正確的方針，只有揚棄封建主義，
向西方先進文明學習，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而這又只能依靠不斷地改
良、改革、維新和革命才能達到。也正因如此，近代的進步人士、開
明人士如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儘管他們對教會的侵略性也深表
不滿，但總體說來，他們不提倡、甚至反對教案和義和團運動。與此
同時，必須承認，宗教是伴隨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的。它的出現和
發展並且長期不衰，自有它存在的價值，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何況，近代洋教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相對而言，它比封建主義宗教進
步，正因為如此，近代先進人物如洪秀全、孫中山等等都曾受過基督
教的洗禮。
這裡，應當說明的是，對洋教和教士，在傳播西方的精神文明和
物質文明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和不應否定的。至於少數為非作歹的
洋教士和大多數洋教士應當區別對待，不可一鍋煮，黑白混雜。
(作者單位：天津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註：
①趙樹好，《學苑采英》。
②《教禍由來》，《湘電類纂》已下，第7頁。
③《中國總論》第2卷，702頁注1。
④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73，24頁。
⑤見廖一中《“扶清滅洋” 思想與近代教案的關係》 、《再論
“扶清滅洋”思想與近代教案的關係》，刊《社會科學研究》，1982
年第2期、1985年第4期)。
⑥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108、117頁，楊森富，《中
國基督教史》，附錄l、2、3．
⑦《近代史資料》，1982年第2期。
⑧[13]顧長聲《傳教土與近代中國》，108頁、133頁．
⑨《義和團運動六十周年論文集》，149頁。
⑩陝西省檔案館存擋案，參見韓敏、邵宏謨：《1901——1946年
陝西人民收回侵占的鬥爭》油印本。
[11]轉引自蘇文峰，《戴德生與李提摩太宜教方式之比較》，刊
《基督教入華百七十年紀念集》，98頁。
[12]羅淑亞：《北京》，2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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