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充當史實了。還是看看當時各界對拳匪的評判和記錄吧

義和團運動－－徹頭徹尾的匪痞高潮（ZT）
文章提交者：起帆遠航 加帖在 貓眼看人 【凱迪網絡】 http://www.cat898.com

一、拳匪禍亂是當時中國各界共識

八國聯軍出兵中國的背景是1900年義和團暴亂。無庸質疑，義和團運動單從起因上而言，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與西方在華傳教士,尤其是在山東地方的德國傳教士的仗勢欺人有直接關係。自從十九世紀中葉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允許外國傳教士在華傳教，在炮艦保護下的基督教成為中國從宮廷到官僚士紳乃至大部分民眾的仇恨目標。儒家禮教傳統更是成為反對外來宗教哲學的成本和武器，許多士紳藉故教民脫離傳統禮儀和地方傳統迎神賽會活動，煽動仇教暴動。義和團作為迎合民間秘密組織，早在十九世紀之初就有官方記載。作為一場運動，其直接起則是發生在光緒二十三年的山東鉅野縣地方民眾與教民之間於的暴力衝突，由於教堂被砸毀，兩名德國傳教士被害，這其著名的“曹州教案”最終成為德國“強索租界 地”的導火線，德國並最終強占了山東膠州灣，從而引發了大規模的義和團運動。

關於義和團運動在文化、宗教方面的複雜背景和在社會、政治乃至經濟方面的起因，中國大陸學者已經做過大量的分析。有些相當中肯。然而，1899年至1900年在中國大地發生的義和團事件究竟面目如何？義和團成員們究竟都做了些什麼？誰是義和團事件最大的受害者？誰又是受益者？就其行為方式而言，義和團運動究竟能否標榜青史、冠以“偉大”和“愛國”？這些情況，在當代中國史學界卻基本上沒有明確地，集中地，深入客觀地描述過。而這，正是本文所要做的。

相對於意識形態控制之下，大陸當代史學界和歷史教科書中那些支離破碎、遮遮掩掩的描述，時人當年對義和團運動的記錄，相當真實可信。此外台灣歷史學者的相關研究，由於不受官方意識形態的控制，也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再有，作為義和團事端的直接受害者，當時中國教民的回憶和當時西方在華宗教團體的陳述，也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而這些，基本上是我論述義和團行為及其性質時所依據的史料。

打開百年前關於義和團的記實資料，“拳匪”一詞比比皆是。不僅如此，在當時各類相關著作和新聞報道中，“拳匪”這個稱呼幾乎就是對“義和團”的唯一的稱謂。即便當代台灣學者的研究也不例外。清末時期關於庚子國難拳匪禍亂的記載相當豐富，在此信手摘取一些，以便證明“拳匪”二字充斥清末文獻史料。耐著性子讀讀這些故紙堆里沒有矯飾的文字，對我們這些49年以後成長起來的大腦應當形成不小的衝擊：

“及拳匪據涿州，朝議剿撫不決……”引自小橫香室主人所輯《清朝史料下卷》，《剛毅導匪入京》一條(剛毅，清政府最高決策機構軍機處的軍機大臣，滿族官僚)；

“拳匪之事，當剛(毅)趙(舒翹)查驗時，是一禍福轉捩關鍵。”引自吳永的《庚子西狩叢談》；

“迨奉命撫拳匪，一奉命於毅，不敢持異同。”引自費行簡撰寫的《近代名人小傳》；

“拳匪入京時，太監在孝欽左右為之先容……。拳匪偃旗收械……拳匪氣焰不稍退步，轉加厲也。”引自王守恂撰寫的《杭居雜憶》；

“拳匪起於山東，而禍大之發，乃在直隸，……試拳匪妖述不驗，斬之以循。……緝辦拳匪為務……。匪於山東不能駐足，則盡遁而至直隸。”引自柴萼所著《梵天蘆叢錄》卷二《庚辛記事》；

“拳匪於右安門內教民居，無老幼婦女皆殺之……”。引自李悉聖的《庚子國變記》。

“庚子拳匪時，守西陵貝子弈謨告逃難西陵之齊零辰曰‘我有兩語，賅適十年之事……’”。引自黃浚的《花隨人聖庵摭憶》。

還可以繼續引下去。當時的報紙也一樣，舉凡述及義和團，幾乎均以“拳匪”或者“團匪”相稱。此外在我間接查到的數十種地方志中，其中凡是提及義和團的地方亦幾乎蓋以“拳匪”稱之。順手引證幾例如下：

直隸《遷安縣誌 壇廟》“清光緒二十六年，義和拳匪盤踞廟內……”；

直隸《沙河縣誌 兵事》：“光緒二十六年，拳匪起，以仇教為名，大肆焚掠”；

山西《新絳縣誌》：“光緒二十六年，拳匪自沃以來，稱得異人傳授……”

山東《清平縣誌 記事》：“拳匪暴動，境內電杆悉毀”；

遼寧《遼陽縣誌 卷首》：“光緒二十六年，拳匪肇禍，拆鐵路，焚教堂”；

遼寧《開原縣誌 兵事》：“光緒二十六年，因拳匪之亂，俄人入境”。

在庚子國難不久以後出版的大量書籍中，有些乾脆就是以“拳匪”二字命名的。如1901年出版的根據當時“中外日報”“申報”等報刊資料編撰的義和團史料《拳匪記略》、1901香港書局西法石印本的僑析生根據當時報紙編撰的《拳匪記略》，1901年出版的劉孟揚撰寫的《天津拳匪變亂記事》，1907年出版清政府直隸官員及清軍鎮壓義和團的電文資料匯集《直東剿匪電存》、1911 年出版的天津一帶義和團目擊事實記錄《拳匪聞見錄》、若虛所撰記載曹州巨野教案及義和團活動的《拳匪之禍首》(出版年代不詳)、多人手抄本《綜論拳匪滋事庸臣誤國西兵入京》(不著撰作者)，1911年單獨成印的管鶴摘編的《拳匪聞見錄》，若虛撰寫的《拳匪之禍首》(出版年代不詳)等等。

“民”和“匪”雖然一字之差，但語義差之千里。“拳匪”這稱呼是一個含有明確的價值判斷的詞語。這個詞語在義和團事件描述中使用的普遍性可以看出當時中國社會對義和團之匪徒性質的普遍認同。

我所看到的縣誌中稱“義和團”的也有，但不多。這類縣誌幾乎全部是大陸“解放”以後重新修訂出版的。如1989年版的山西《呂梁地區志大事記》中這樣記述說：“[光緒二十六年]中陽義和團大旗戶雷鎮聲、成拴拉起團眾二百餘人，扶清反洋，燒毀天主教堂。”和前引略帶文言文色彩的記錄相比，這顯然是“新中國”簡體字體系所創造的語言表述風格，和當代的歷史教科書口吻完全一致。這類志書無疑是經過中國當代官方意識形態化的修改的。

當年有關記錄中，且不論記述內容是什麼，僅僅是遍布文字間的“拳匪”一詞，就足以讓飽受當代歷史教科書薰陶的中國人或者史學研究人員感到驚異甚或震動。我在國會圖書館曾經偶遇一位研究中國清代文化史的華人學者，他當時正在查閱當年報紙《申報》。談及庚子年間國事，他就對我強調：《申報》在提及“義和團”時，竟然幾乎用的全部是“拳匪”兩個字！而我當時也正因為同樣的發現而感到觸目驚心。震動之餘，我當時自忖，之所以如此觸目驚心，是因為它跟我們從教科書上所接受的有關歷史信息反差太大了。

“偉大的農民運動”和“拳匪拳亂”兩種說法，究竟哪個接近歷史的真實呢？我想最好暫時存而不論，等到我們考察了義和團當年的作為再做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