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阻撓改革，血濺清廷

義和團不僅下禍黎元百姓，而且上危宗社國家。對社稷江山最直接的威脅，是他們要殺清政府中的“一龍，二虎，三百羊。”

所謂“一龍”者，是心系變革的光緒皇上；“二虎”者乃李鴻章和奕kuang(匡力)，前者是力主先安內，再對外議和的兩廣總督，後者是與保守派人物榮祿相抗衡並主持總理衙門(相當於外交部部長)的慶親王，二位也是後來奉命議和的大臣；“三百羊”指的是清廷大小官員。按照義和團有說法，清政府官員中只有十八人可以免殺，其餘皆不能留。(參見《西巡迴鑾始末記》光緒三十一年，上海書局石印)。

義和團計劃中的這個“非常之事”，本定於毀滅外國公使館之後便開始實行，只是因為八國聯軍進兵北京之後平息了暴亂，才沒有得逞。

雖說義和團斬殺“一龍二虎三百羊”的計劃由於聯軍破城而沒有能夠實施，他們卻在北京將莊親王府前的廣場大院辟做屠場，將北京成千上萬的教民宰殺乾淨，而且捕斬私仇，濫殺市民商販以及富豪大賈，趁火打劫，搶掠商戶。此外，他們也沒有放過與之有私仇的清政府官員。

當時北京死在義和拳匪亂刀之下的，有清廷官員、安徽提督姚氏(及其前去哭屍的他的親屬和營官)。如筆者在前所述，他是因為呵斥拳匪狂言妄語，被燃香一柱焚表(紙)一張，灰燼不飛，定為“二毛子”給殺的。但他卻不是唯一死於拳匪的清廷官員。此外還有清廷二品高官，清軍副都統，神機營翼長慶恆(相當於大軍區副司令，北京戍衛部隊負責人)。他是被義和團尋仇而殺的。而他一家大小十三口也無一倖免。這樣的尋私殺人，即便慈禧的親信，載勛、載漪以及朝廷最高權利決策機構軍機處的軍機大臣剛毅也不敢過問(參見李希聖《庚子過變記》)。可見義和團的聲勢。正是有鑑於此，在情況緊急時，慈禧太后常命“二虎”李鴻章、奕kuang進駐宮中，以免遭拳匪戕害。

此外，許多相當於現今政府部長級官員的一品大員和達官貴人包括皇親貴族都被洗劫。如吏部尚書(相當於組織部部長)孫家鼐、翰林院掌院學士(相當於中國社科院院長)徐桐、王文韶中堂、工部尚書(相當於工業部長)陳學芬(芬字應為艹中分下木，下同)、錢尚書、軍機大臣、武衛中軍總統(相當於五大軍區之一的司令員)榮祿等，還有肅親王等幾位的深宅大院也被義和團搶劫(參見資料：《義和團史料》上、)。

時逢光緒三十壽辰，照往例在乾清宮內舉行賀典。但情況於以往大為不同：“東華門不啟”，氣象寥落蕭條，壽辰賀典“僅成朝儀”。原因是義和團“紅巾滿都市，服飾詭異，持刀洶洶殺人。諸臣入賀者咸有戒心。”(惲毓鼎《崇陵傳信錄》，引自《義和團資料》第一冊，p.52)

義和團更為禍國的事情是放火焚燒清政府各部衙門。清朝政府吏、戶、禮、兵、刑、工六大部，史料上明確記載被焚燒的就有吏部、禮部和戶部衙署。而“各衙門被焚後，諸京官紛紛出京”逃避匪亂。就如同六十年之後毛澤東之於紅衛兵在北京的武力造反，在慈禧太后的庇護之下，北京城失控，成為義和團暴民的天下了。

下面發生在紫禁城內的一幕，可以看出義和團氣氣焰的囂張：時年先後任吏部侍郎和工部尚書(相當於組織部副部長和工業部部長)的陳學芬到各衙門核查每月補缺的各部地方官員(史稱“月官”)。同行者有司官丁某。巡查中期間，一夥拳匪羅唣而至。陳“副部長”大人對拳匪的反應和半月前死於拳匪刀下的安徽姚提督的反應幾乎相同，他當即呵斥拳匪說：“此何地？爾輩敢無狀乎？”話音剛落，“匪怒以刀砍之”。拳匪兇惡，他們似乎總是反應過度：應該安閒時便羅唣洶嚷，而該張口說話時便已經動刀殺人了。刀起之際，司官丁某抱頭鼠竄，而拳匪旋即追攆。出官署時，遇到清廷董軍在外阻止拳匪濫殺無辜。丁某為此雖然得以解脫，但身後旋即響起了槍聲：陳侍郎本人和在場等候驗收的十三名“月官”中的三名，當場斃命。

如果《西巡迴鑾始末記》的有關記載在時間上沒有誤差的話，陳學芬是清廷死於拳匪手中的第三位高官。和當年紅衛兵一樣，除了對政府機關實行打砸槍燒殺，義和團還要干涉政府公務。最明顯的例子是京城由義和團把守，平民百姓出入須驗明證身，即便身為清廷大小員，無論身負使命還有家有私事，亦須義向義和團通報事項，接受檢查，批准之後才能通過。下面的記載可以見出這些“紅衛兵”的祖先們曾經擾亂國事到什麼地步：

聯軍攻入北京的八月之前，英國海軍中將西摩曾經於六月率聯軍兩千人試圖入京。消息傳來，5月20日，朝廷派出的總理衙門大臣許景澄和袁昶二位大臣前往勸阻。

兩位大臣自拳亂禍起山東以來，就始終與各國公使交涉。他們這次出京，居然在途中被義和團攔截。理由是“二人此去必引洋兵入京”，應立即斬殺！許、袁二員憤怒斥責拳匪荒謬行徑，卻被強行拉到壇場，而且即刻為之“焚香奉表(燒香燒紙)，以別真偽”。幸虧“表已上(紙灰飛升)”，二位清廷大員才免於“二毛子”嫌疑和被斬殺的命運。然而荒唐的是，雖得赦免，仍然不放二位大員前往(一說他們的隨身財物那次被搶—參見李希聖《庚子國變記》)，卻令他們“回朝覆命，否則殺無赦！”二位無奈，只能憋着一肚子憤怒、滑稽之複雜情感，放棄使命，退回宮中。拳亂為患國家大事擾亂官府公務，由此可以窺見一斑。

既然拳匪浩大聲勢在京城政壇已成氣候，清廷官員在處理相關事物時就不得不讓之三分。在外躲避拳亂的翰林學士黃慎之，在復回京城，將家中器具再度遍托親友照管之後，連夜再度出京不幸遭拳匪盤查。這位學究安置家產有方，撒謊水平卻不高，嚴查之下，說是出城探訪親友。夜晚時分，何親何友可探？拳匪視他為逃犯欲殺之。

被人勸阻之後請命於朝。朝廷下命此人不得殺。但是黃慎之並未因朝廷之命而獲得自由，卻被“拿交刑部收禁”，關進了大牢。原因如某些大臣上奏：“不宜惜一人而失眾心，宜思善後之道”。顯然拳匪當道，朝廷明知拳匪無理，不得不委曲求全。

義和團的態度不僅成為清政府處理政務的參照係數，義和團勢力之大，連官府內部人事之爭相互傾軋，也不免借拳匪之刀清除異己。《西巡迴鑾始末記》記載，布政使(清代督撫的僚屬，負責財務與民政，相當於現今省長屬下的財務民政局長)廷傑奉召入京，與他素有齟齬的另一個布政使廷雍，就欲唆使拳匪將之殺掉。雖然遭到幕友全力阻勸，但廷雍還是以六百兩黃金僱傭了拳匪，假以保護廷傑入京，不久真就借端把他殺了。

中國的歷史總是斷代，是故中國悲劇的總是重演。斷代者，封鎖信息，篡改事實，把持輿論，愚弄大眾，以致今人不知自己過去；重演者，歷史教訓無從總結，經驗無從吸取，胸中裝着虛假的歷史版本卻以為真理在握，重複前人演過的舊戲卻把這種重複當作自己的發明創造。

三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北京和全國各地大興“破”“立”意氣風發的“紅衛兵小將”們，有幾個真正知道早在他們之先的六十年前，義和團就已經以同樣的方式造過中央政府的反，抓過打過中央各級政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砸過崇洋媚外的外交部等部委(總理衙門以及吏、禮、戶部)，搶過地主資產階級深宅大院(肅親王府、榮祿府等)的金銀財寶，燒過“封資修”(大柵欄前門一燒上千家商賈鋪戶，另文詳)，殺過反革命分子(中國信奉西教的信徒)；崇拜過毛澤東(慈禧)；捍衛過“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扶清滅洋”)；試圖揪出藏在黨中央身邊“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分子”劉少奇及其黨羽(支持變法的光緒及其支持者)。除了年代不同，紅衛兵與義和團一脈相承。只是沒有打到外國鬼子聯合進兵中國招架而已。連紅衛兵到處改名字的做法，義和團爺爺們也曾經做過。不過100年前義和團是將“洋藥局”改為“土藥局”，“洋貨”改為“廣貨”，“洋布”改為“細布”等等，而六十多年後紅衛兵是將“西紅柿”改成“東紅柿”，“西洋市街”改成“東土市街”，“李雪惠”改成“李紅兵”，“梅山小學”改成“紅旗小學”等等。

歷史驚人地相似，只是當代無從知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