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京城“屍積如丘，血流成渠”，“數百年精華一炬成空”

不了解中國拳亂的情況，難以對八國聯軍在中國的作為做出相對客觀的判斷。對於一個因果相連的事物，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會使人對於事物的結果全然無知；但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一，卻使人無法正確了解和評價那個造成結果的原因。

面對拳亂造反，慈禧政府先是慫恿，後來等到數萬紅衛兵爺爺占領北京城，把手各城門，之後，面對他們的囂張和造反和肆意阻礙公務，捕斬私仇，濫殺無辜，清政府也不得不讓三分。政府尚且如此，北京民間的情況可想而知。義和團拳眾是在6月13號大量湧入北京的。而在拳眾大量湧入之前的六月上旬甚至五月，他們在北京及外圍的焚燒搶掠屠戮就已經開始了。

僅以義和團在北京及其附近的焚燒(連帶劫掠殺戮)事件為計，截至到8月14日聯軍破城，有明確記載的就有71起。其中大部分發生在六月份，有50起。幾乎所有損失最慘重的焚燒事件都是在義和團湧入並占領北京的六月份發生的。例如焚毀世界著名的中國書庫翰林院，焚毀清廷吏部、禮部、戶部等衙署以及數家公王府(這些劣跡都被中國簡體字版的歷史教科書算到了“八國聯軍”頭上了)，焚毀中國海關辦事處、郵政局、外國銀行以及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奧國公使館等。

排除上述那些損失嚴重的焚搶殺戮以及對洋人所有產業的焚毀事件，先依據時人的記載，引證另外幾起比較大的焚燒搶掠事件，以便使讀者了解北京民間社會被義和團破壞的嚴重程度：

1900年5月27日：北京盧溝橋、琉璃河、長辛店、豐臺站等處鐵路被焚，電杆半被拔出，各處煙焰迷天；火猶未息。(參見《西巡迴鑾始末記》卷二)

6月13日北京右安門內：“拳匪於右安門內火教居民。夜，火御河橋以東數百家，殺數十百人。”(引自李超瓊《庚子傳信錄》，並見《庚子拳變記日要錄》卷二)

6月14日北京順治門、西城根：“義和團焚燒順治門大街耶酥堂，又燒同和當鋪奉教之房，又燒順治門天主堂，並燒醫院兩處，連四周群芳約有三百餘間俱皆燒盡，燒死教民不計其數。又焚燒西城根拴馬莊、油房胡同、燈籠胡同、松樹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數百間，砍殺男婦教民無數。”(引自仲芳氏《庚子記事》，並參見《義和團史料》上、《庚子拳變記日要錄》卷二、[日]佐原篤介《拳亂紀聞》、《西巡迴鑾始末記》卷二)

6月16日北京大柵欄(今宣武區)：“九下鍾時，火光又復大作，煙焰弊日，作黃色。蓋大柵欄有老德記藥店房，為西人所開者，拳匪往焚之矣。已而西南風大作，以致延燒四處，東盡前門大街，西盡煤市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牆兩荷包巷，正陽門城樓亦被焚延及。是日，共計被焚店鋪不下四千餘家。至翌日，火尚未息。”時人評論此次焚燒事件說：“京師富商所集也，數百年精華盡矣”。(《西巡迴鑾始末記》卷二，並見《義和團史料》上、《庚子拳變記日要錄》卷二、包世傑編輯的《義和團史料拳時北堂圍困》、楊典浩《庚子大事記》、《義和團》二、[日]佐原篤介《拳亂記聞》、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6月21日北京西單牌樓(今西城區)：“義和團焚燒西單牌樓鐘錶鋪，延及四鄰鋪戶，被燒一百餘家。”(引自仲芳氏《庚子記事》)

7月3日北京正陽門(今崇文區)：“都中內城，自正陽門至崇文門三里，所有民房概行燒毀。”(引自《義和團史料》上)

清軍也沒閒着，跟着義和團一起放火。7月15日北京前門內：“由棋盤街東廓起，東郊民巷、東城根、御河橋，皇城根、東單牌樓，王府井一帶，官民住宅鋪戶貨產，俱被武衛各軍槍擊火焚，……”(引自仲芳氏《庚子記事》)

上述不過是打砸搶燒殺奸的數種暴行中的“燒”這一項。義和團在北京城裡的暴行導致京城秩序大亂，“屍積如丘，血流成渠”，滿目火光煙焰，斷壁殘牆，北京幾乎要被義和團的兩個月的恣意暴行所廢，夷為平地了。

再看看京城裡頭，被圍攻的公使館內的情況。

當今願意在中國自己一方找出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之原因的國人恐怕不多；即便願意，有足夠的信息知識把“義和團暴亂”和“八國聯軍侵略”這兩個歷史事件聯繫起來，當作一件事情的“因”和“果”來看的人，恐怕也很少。即便聯繫起來，也未必能夠準確。因為一般國人腦子裡，與“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有關係的事情，充其量也就是北京那個西什庫教堂被義和團和各路清軍所圍攻。而這一歷史信息之所以至今“健在”，不是教科書的功勞，卻是老北京的記憶和後代們的口耳相傳。

但事實卻是，外國駐華公使館(現今的外國駐華大使館)全部遭到圍攻，是受害各國組成聯軍出兵中國(實行緊急解救)的直接原因。由於有時人記載，我們得以看見當時外國公使館內部被攻擊的情況：

“二十四日(指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西曆1900年6月20日)……炮聲日夜不絕，屋瓦自騰，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髮，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夷兵才四百，四面為營，穿地道，令教民分守之，人自為必死，皆奮。圍攻五十餘日，晝夜番戰，苦相持。”(李希聖《庚子國變記》)

庚子年間，有一個名叫鹿完天的中國人，在教會機構中任職。義和團與甘軍圍攻使館時，他也處身在包圍之中。他根據親身見聞，寫了《庚子北京事變記略》一書。記述了圍攻實況。由他的記述，我們得以直接看見使館內里被炸的情況：“初一日(指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一，西曆1900年6月27日)早六點鐘，自皇城內打來大炸彈，西花園西北隅望樓連受數彈，即傾倒矣。炸彈重十餘斤，上有螺絲，中裝生鐵，落地開裂，方圓十餘步內外撞之即成粉碎。十點鐘，又將大官房脊背打崩，院中飛鐵齊鳴，丁丁有聲，合院惶恐，中外畏懼，婦女皆藏暗室。”根據《庚子北京事變紀略》的記錄，“幾乎逐日都有大炸炮轟擊使館區的記錄，少則一日發射十數炮，多則數面夾攻，處處崩牆倒屋”，而且“致死或受傷的，多是避難其中的教民。”(引自並參見蘇同炳《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下》)教民者，拳亂者之同胞手足是也。

八國聯軍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登陸中國，進兵北京的。

對中國近代史上“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是是非非”深有研究的唐德剛教授曾經撰文說：“若非清軍打敗仗，‘八國聯軍’入京‘助剿’，任義和團如此發展下去，則老太后的四人幫本身是否控製得了，猶在不可定之天也”(“四人幫”指慈禧親信，指掌握清廷最高決策權的皇族近支和宗室：載濂、載漪、載瀾、載勛---引者)。對於唐先生的這種判斷，筆者深以為然。自古以來“兵者，凶也”，何況目無國法軍紀的匪呢？縱觀中國當時情況，聯軍大兵進京之前，已然是“各省風鶴頻驚，商務敗壞，市塵寥落，居民日夕惴惴，幾無安枕之日”。(《申報》1900年10月2日社論“償款不如割地說”)所幸後來“外兵”破城鎮了“內匪”，否則所謂“庚子國難”恐怕決不止於今天史書所描述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