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拳亂導致的清末經濟損失

儘管史學界對義和團盲目仇毀中國工業現代化設施有批評，但是幾乎沒有人談論過義和團這種仇毀行動及其濫殺無辜、恣意搶掠對中國貿易造成的嚴重影響。事實上，義和團不僅以中國大地上所有現代化設施為敵，傾力破壞之，而且其暴力運動導致中國北方商貿活動迅猛凋敝，負面影響覆蓋全球三分之一強的國際貿易活動。

先看有關商貿口岸的具體情況。一九零零年拳亂期間，一位在天津七十二沽(天津各口岸均稱之為“沽”，如塘沽、西沽、大直沽等，從前各沽合計總有七十二沽)之間專為商人“牽車服賈”的工人，曾經在被迫歇業期間前往上海，在那裡的“尊聞閣”對《申報》報館描述了期間他在天津的見聞。他的敘述被當年《申報》秉實報道，成為今天了解拳亂期間天津商貿活動難得的見證。比較往昔商貿繁榮情形，這位工人描述那裡商業活動凋零的景象說：

“嗚呼義和拳匪之禍，何若此其甚哉！……向者，春冰既泮，輪聲帆影，相屬於煙波浩渺之間。貨物之來，高入山積。操奇計贏之子，夜以繼日，握算持籌，各矜其長袖善舞之能，以有易無，獲利可操左券。今歲新春時節，已拳匪潛伏，萌櫱漸滋，圜hui4(外門裡貴)中如豫為之地(意為：人們願意待在家中)，以致開河之後，來貨寥若晨星。至目前而叛象顯呈，毀電竿、斷車軌、戕西士、焚教堂、斬本揭竿，……商賈遂不復放膽營運。六街三市，幾絕人跡。”

那時庶民尚無國家經濟概念，當拳亂始發之際，皆悉國家受擾而不喑商務受擾。所以，在描述了拳亂前後判若兩地的天津口岸商貿景觀之後，這位在商業運輸中討生活的工人感慨道:“人皆謂拳匪擾害國家，仆則以為商務悉被拳匪所擾害矣！”(參見《申報》1900年6月20日“拳匪作亂有關上海市景說”下同)

上海是當時中國對外貿易中心，所營運商務北達燕齊，南至閩粵，西更溯江而上，由鄂抵川中，所以“百貨雲屯，轉輸甚為方便”。但是，上海口岸異象紛呈：拳亂緣故，為免中途意外，舉凡天津商人及貨物停滯上海。外貿同樣不能逃脫嚴重打擊：外商定購的各類日常應用洋貨如紗、布、藥、等均堆積如山，無人提取。而“每當貨輪開行，汽笛聲中，艙中寥寥數客而已，不再有萬盈之貨運往。”

其實天津一地的商業阻滯，受影響更嚴重的是中國北方省份。當時東北的吉林、黑龍江到北京一線，乃至牛莊、張家口、北通州各處的民生商務，均以天津為樞紐。天津樞紐不運轉，則行銷於東北乃至北京直隸一帶的通貨只能囤積上海港口，而且日積月累，越來越多。貨物停運積壓導致價格下跌貶值。例如火油作為津貨大宗，在頭年漲價一倍的情況下，突然暴跌。

這不過是1900年6月中下旬以前的情況。那時義和團的為害尚未達最高潮，也遠不到結束的時候。由於慈禧政府對持續數月之久愈演愈烈的拳亂多方縱容利用，最終直接傷害到西方十一個國家駐華外交人員的生命安全，中國商貿凋敝情況之結束，終於有了指望，一個令人扼腕嘆息、痛國痛心的指望：十一個國家中的八個國家，終於被迫緊急出兵遠征中國，平息拳亂。

即便如此，中國北部地區內外商貿受銼已經直接導致兩個連鎖反應：一是國家稅收銳減；二是銀行(當時叫“錢莊”)倒閉。

首先是稅，當時《申報》記載：“以往赴天津海關報稅者其數不亞於江海新關”，可見報稅人相當多。但是在“掮客則仰屋而嘆，挑夫則輟業以嬉，駁船既閒泊浦濱”的情況下，天津談何稅收之有？上海也是“稅行亦門勘羅雀”。兩處國家重要稅收來源之受挫，是不言而喻的了。

當時中國商貿已有貸款制，商人資本大都來自錢莊的貸款。在拳亂期間，中國自北而南商務漸次頹蔽，經濟蕭條，各處錢莊別說利息，連本金都收不回，倒閉當然勢所難免。京城北京的錢莊，則有相當數量被燒被毀，更不必說了。

中國計算“八國聯軍侵略中國”造成人員財產各類損失的大有人在。把一年之久的拳亂所造成的損失(包括燒殺搶掠的各種惡行)，統統算在八國聯軍頭上，在當代更是已成時髦。史家、知者，睜眼閉眼不敢吭聲，只說是“說不清”；庶民百姓既無從知曉也樂得被蒙蔽，因為據說這有利於“民族自強”。所以時至今日，我們仍然沒有義和團禍國殃民的經濟損失統計數字。甚至連個大概的估算也沒有。

不過總體上損失的存在是顯而易見的。據當時媒體報道，清末時期全球商務貿易活動有十分之三關涉中國。僅此一項事實，可以想見義和團之亂導致中國外貿商務停滯，對國際間貿易的嚴重影響。所以，僅從經濟貿易影響及其所引起的惡性連鎖反應的角度，當時的《新聞報》就以“息禍篇”為題發表評論指出：“中國之禍事一日不息，則全球之禍盟亦一日不息。”1900年8月20日《中外日報》也以“論西人籌華以求變法得人為第一義”發表社論，論述這種“中國糜爛而全球擾攘”的道理。可見中國禍難波及國際經貿是明顯的事實，只是中國當時自顧不暇，而今則以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喪權辱國為由，更不能認帳了。

拳亂對中國外貿造成負面影響也是明顯的事實。從《劍橋中國史 晚清篇》第一章“晚清的經濟趨勢”所提供的一份“中國外貿價值和指數統計”來看，自1870年至1911年期間，以當時流通的海關銀兩為價值，中國外貿無論淨輸入還是淨輸出，總體指數都呈穩步上升趨勢。唯獨1900年義和團拳亂那一年，呈現明顯下降趨勢。現以流通海關銀兩為計，將義和團拳亂之年和前後兩年的外貿輸出與輸入列表如下：

1898年(上升)，淨輸入209，579(海關銀兩，下同)，輸出159，037；1899年(上升)，淨輸入264，748，輸出195，785；1900年(下降)，淨輸入211，070，輸出158，997；1901年(回升)，淨輸入268，303，輸出169，657；1902年(上升)，淨輸入315，364；輸出214，128。

清末時期中國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其國民生產毛值中非農業產值已經占了三分之一；而在非農業產值中，商業產值在各項產值中比重最大，占了將近百分之七(參見《劍橋中國史 晚清篇》第一章“晚清的經濟趨勢”)。雖說商貿比重不大，但僅就拳亂對商貿的致命影響而言，是不能忽略的。

庚子賠款數額巨大，造成中國國庫空虛。這樣的局勢固然應當譴責列強中多個國家寡義無信，全然沒有勝者罰敗中應有的道德底線，借議和談判巧取豪奪。但冤有頭債有主：義和團拳亂在先，圍攻西方駐華公使館，戕教士、殺中國教徒以至於殺害外國公使在先，八國聯合緊急出兵制止在後。慈禧政府無視國際公約、不理各國出兵前長達數月的呼籲警告而持續縱容拳亂，終於引起八國聯軍出兵，最後導致巨量庚子賠款。按照“八國聯軍侵略中國”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真實發展順序，明眼人都清楚，庚子國難乃是慈禧政府自取其辱的必然結果，由此引發的造成中國元氣大傷的庚子賠款巨大債務，理應算在“橫挑鄰釁，自啟禍源” (1900年《中外日報》語)的義和團和慈禧政府頭上。

然而，拳亂前後中外文獻、媒體、各類記載一致公認並稱之為“匪”、“匪徒”、“亂匪”、“盜匪”、“團匪”、“拳匪”的義和團所製造的中國禍亂，竟然在49年之後變成了“農民運動”，並冠之以“偉大”“英勇”，褒獎為“愛國”，載入史冊而成本無計。這不能不說是當今大陸史家，以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歷史觀詮釋中國複雜歷史，留給中國當代和後世的一個後患難測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