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衣帶詔”真相

馬勇

1898年9月，中國政治大逆轉，譚嗣同、康廣仁、楊銳等六君子血灑菜市口，康有為、梁啓超等流亡海外，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嘎然而止。

在流亡海外那些年，支撐康有為及其追隨者精神的是一份文件，這個文件被康有為稱為“衣帶詔”，隨身攜帶，猶如“衣帶”。康有為說，這是皇上給他的詔書，命令他逃出北京，從長計議，想法勤王。“衣帶詔”是康有為此後十年政治合法性的惟一憑據，也是海外愛國華僑擁戴康有為的理由。

對於康有為的說辭，清廷並不認同，不止一次大罵康有為胡說八道。但是，康有為照樣我行我素。他的解釋是，朝廷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皇上不僅沒有說話的自由，而且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衣帶詔”確實存在

在專制體制下，信息不公開不透明是把雙刃劍，民眾不知道宮廷內幕或許有助於社會穩定。但是人類之所以為人類，就是因為多了一些思考，多了對未知事物的好奇，信息不對稱必然讓人們施展聰明才智競相猜謎。在過去一百年，康有為等人畢竟因“六君子”性命而獲得道義同情，清廷特別是慈禧皇太后畢竟因1895年後一系列重大事變，特別清亡而成為革命黨、維新派攻擊對象，百口莫辯。於是人們對於光緒帝那些斥責康有為的諭旨往往不太信任。

這顯然是不合乎歷史真實的。兩宮之間或許有過某些不一致，但兩宮在最後十幾年絕對沒有康有為所宣揚的那樣不可調和，不共戴天。至於光緒帝“瀛台泣血”更是一個虛假的悲情故事，否則就無法理解晚清最後十幾年的政治變革。

不過，也必須承認，康有為手持的“衣帶詔”雖說不是原件，但也絕對不是毫無來歷的謊言，更不是康有為的捏造。因為清廷儘管一再斥責康有為在海外招搖撞騙，但從未明確認定這份“衣帶詔”為偽造，是贗品。

“衣帶詔”確有其事，這一點光緒帝是清楚的。只是這個“衣帶詔”究竟是通過什麼渠道轉到了康有為手裡，由於相關人員都不在了，光緒帝也弄不清楚了。這是百年來聚訟紛紜的一個重要原因。

朝廷說不清楚“衣帶詔”究竟是怎麼演變成這個樣子的，康有為也說不清楚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當別人指責康有為招搖撞騙偽造“衣帶詔”時，他很坦然，因為他確實沒有偽造“衣帶詔”，這份文件確實淵源有自，只是礙於現實政治復雜性，康有為沒有辦法說出“衣帶詔”來歷，或者他也真的不知道“衣帶詔”的來歷和背景。他能說清的只有一點：他沒有偽造這份文件。

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資料遠遠多過光緒帝、康有為，我們逐漸有條件依據新舊史料弄清“衣帶詔”緣起及其演變軌跡。

兩宮衝突

光緒帝確實頒發過一個密詔，只是這個密詔並不是直接頒給康有為的，而是賜給軍機章京楊銳的。楊銳在1898年秋天被殺，他將這份密詔交家人保存，條件成熟時交給朝廷，爭取平反。但對光緒帝為什麼要賜給楊銳這份密詔，許多人不清楚。

如果從頭說起，光緒帝主導的1898年新政雖說引起了許多官場震盪，但大致上說還在可控范圍，並沒有引起政治危機。只是隨着新政深入，光緒帝越來越認同創設一個新政治機構負專責。

9月13日，光緒帝決心於內廷設置懋勤殿，選聘東西洋各國政治專家共議制度，統籌全局。這一天，光緒帝特派內侍持《歷朝聖訓》等圖書送給譚嗣同，命譚查考雍正、乾隆、嘉慶三朝設置懋勤殿故事並擬一上諭，以便其持此赴頤和園面見慈禧皇太后相與討論。

重設懋勤殿以議新政在光緒帝是出於對大清王朝未來命運的真誠考慮，但在另外一些推動者那裡則未必不包含有某種其他目的。譚嗣同對新政改革懷有至誠之心，但守舊勢力龐大使他對新政前途越來越灰心。為了衝決守舊勢力束縛，他是四位新進軍機章京中最“亟亟欲舉新政”者，他利用與光緒帝近距離接觸特殊條件“日言議政院”。

代擬諭旨是軍機章京的職責，但此次代擬對譚嗣同來說卻引起了極大的心靈震撼。他由此感到兩宮關係可能確如康有為所認知的那樣並不諧調，皇上的權力並不像所感覺的那樣至高無上，真實情況可能是大權依然掌握在皇太后手裡，光緒帝不過是一個政治傀儡而已，“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退朝後，譚嗣同將這種感覺告訴了康有為等人，並透露了代擬諭旨的事情。

譚嗣同的感覺並沒有傳染給康有為，更沒有影響康有為的情緒。與譚嗣同感覺相反，康有為覺得既然皇上已下令代擬上諭，既然准備將這份上諭向皇太后提出，那麼可見光緒帝已下定決心，帝后之間最終攤牌即將到來。於是康有為在當天以御史宋伯魯名義擬《請選通才以備顧問折》，推薦黃遵憲、梁啓超二人為顧問。

康有為代宋伯魯擬就推薦奏摺後仍不放心，於是日（9月13日）午後，面有喜色找到王照與徐致靖，信誓旦旦聲稱譚嗣同已請皇上開懋勤殿，用顧問官十人，業已商定，但須由外廷推薦，並將此十人名單出示，要求王照、徐致靖二人立即擬折。

王照表示正在起草一份奏摺，無法分身起草推薦折。康有為聞言不悅，暗示皇上業已說定，欲今夜見薦折。不得已，王照、徐致靖放下手頭事情，分別繕寫兩份推薦折。王照參照康有為的名單推薦了康廣仁、徐致靖、宋伯魯等六人；徐致靖參照康的名單推薦了康有為等四人。是日夜，這兩份奏摺分別呈遞清廷。

王照、徐致靖兩份推薦奏摺雖然遞上去了，但由此卻也暴露了康有為設懋勤殿建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私心，這樣明目張膽要求別人保薦自己，即便過程如何保密，也不免引起各方猜疑。軍機章京楊銳對康有為這些做法不以為然，對康有為開懋勤殿的建議以為是私心作祟，預感如此猖狂勢必引起激烈反彈，於大局極不利。

康有為欲於既有體制外另行成立議政中心的目的被政治大佬看得一清二楚，這些大佬出於自身利益及王朝利益考量，無論如何也不會讓這一計劃得逞。這些反對意見肯定影響了光緒帝，所以當光緒帝第二天前往頤和園時，只是將王照、徐致靖兩份保薦奏摺交軍機處“記名”，作了一個簡單登記。

從皇帝方面說，9月14日這一天和往常一樣，他按計劃在乾清宮召見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嚴復後，至頤和園樂壽堂向慈禧太后請安。

這一天對皇太后來說不同尋常，因為幾天來被革職的禮部尚書懷塔布夫婦利用與總管內務府太監李蓮英特殊關係不停頓地向皇太后哭訴自己的委屈，離間兩宮關係，稱“皇上為左右熒惑，變亂朝政，求老佛爺作主”。那些被懷塔布收買的大小太監可能因為新政改革最終將侵害他們的利益，他們隨着懷塔布夫婦在皇太后面前肆意詆毀新政改革。

懷塔布，葉赫那拉氏，滿洲正藍旗人，1896年調任禮部尚書，老資格滿洲政治家，所以當新政開始後，懷塔布幾次故意刁難，出面反對。9月4日，光緒帝借禮部主管無故扣壓王照上書為由，將懷塔布等禮部六堂官一併革職。被革職後的懷塔布並沒有心服，第二天就趕赴天津，向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也可以說是當時滿洲貴族掌門人榮祿哭訴。

光緒帝小題大做將懷塔布等禮部六堂官一併革職，並由此而提升漢人四軍機章京，這確乎應了古人“小不忍則亂大謀”訓誡，將那些原本並非堅定反改革的力量一律推到了對立面。懷塔布太太在皇太后面前不斷陳說的是擔心皇帝如果這樣一味聽信漢人進行改革，其最終後果必然是“盡除滿人”。

懷塔布等人的哭訴引起了皇太后的不安，所以當她見到皇兒稍事寒暄後，就開始討論這些事情。皇太后承認懷塔布之類滿洲貴族政客確為“老謬昏庸之大臣”，但出於政治考量，她勸告皇帝在人事處理上不可操之過急，不要將此輩老臣輕易罷黜，不要將那些年輕漢臣提拔到高層，更不能改變大清既成體制，由這些所謂“通達英勇之人”去議政。皇太后擔心，如果一味在人事進行變動，那麼極有可能因此而失去人心，特別是失去滿洲貴族信任。果如此，滿洲貴族所組成的“寡頭政治集團”就不可能對現有皇權中心繼續支持。

對於皇太后的指責與勸戒，光緒帝有些能接受，有些不免有解釋與辯白。他的這些解釋與辯白不僅不能說服皇太后，反而激起皇太后憤怒。這正好驗證了幾天來懷塔布等人在她面前的那些離間。於是皇太后毫不客氣批評光緒帝：“小子為左右熒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壞之，如祖宗何？”

皇太后的憤怒勾起了光緒帝滿腹委屈，他邊哭邊說：“時事至此，敵驕民困，不可不更張以救，祖宗在亦必自變法。臣寧變祖宗之法，不忍棄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為天下後人笑，而負祖宗及太后之付託也。”

密詔誕生記

兩宮9月14日言語衝突僅在政策層面，不會因此影響母子感情。光緒帝雖然當面辯解、頂撞，但回到寓所就有所反省。他雖然對皇太后的誤解感到委屈，但他依然認為皇太后是大清的靠山，是王朝政治的最後把握者，他期待有重臣能從中斡旋，期待皇太后在明了真相後的諒解。他曾設想請滿洲貴族最有權勢的重臣出面協調，向皇太后解釋他之所以如此不顧後果推動新政的苦衷。可惜的是，滿洲貴族最具權勢的恭親王奕?已去世，而慶親王奕劻已與皇太后疏遠，端王載漪等王公大臣對新政多有不同看法，指望他們進行解釋只能越描越黑。

至上的皇帝成了孤家寡人。無奈中只好求助頗通世故人情的楊銳，希望楊銳能為他出個主意。

光緒帝之所以看重楊銳，主要是因為楊銳在新任軍機章京中最為持重與穩健，而且具有張之洞的背景，是張之洞重要親信之一。而張之洞是皇太后最信賴、倚重的漢臣。所以，當光緒帝考慮尋找滿洲貴族重臣出面協調與皇太后關係無法實現時，他想找楊銳談談，這其中未嘗不具有請張之洞出面的意思。

楊銳與皇帝見面細節已不可能復原了，時間應在兩宮言語衝突第二天。當皇帝將自己的意思、心情描述出來，請楊銳出主意想辦法，不料卻遭到楊銳斷然拒絕。楊銳告訴皇帝：“此陛下家事，當與大臣謀之。臣人微言輕，徒取罪戾，無益也。”

持重的楊銳知道大清王朝歷來規矩，他不願因此而介入清廷內部糾紛。他覺得憑藉皇帝自己努力，按大清成例，由滿洲貴族內部協調，應該不難化解兩宮心結。

楊銳的拒絕主要基於對舊體制的恐懼，清廷舊例嚴格禁止官員議論、介入皇族內部糾紛，特別是漢臣更無權干預皇族事務。這是體制使然。或許為了克服楊銳這一恐懼心理，光緒帝特別向楊銳下了一道密詔，以便楊銳將來不幸因此獲罪時能得到解脫。這應該是光緒帝9月15日密詔的背景與原因，否則他們既然當面談過，何須密詔？

這份密詔在當時並不為人所知。可以肯定地說，林旭、康有為、梁啓超等都沒有看到這份密詔原件。政變後，康有為、梁啓超等轉述這份密詔文字之所以不同，並不是康有為等有意竄改，而是他們確實沒有看到過這份密詔原件，只是聽楊銳轉述而已。這份密詔只是光緒帝留給楊銳的一個憑據，只是為了以防萬一。密詔原文如次：

近來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累次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朱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明發諭旨

楊銳沒有意識到9月14日帝后衝突有多嚴重，更沒有預見這份密詔會在後來政治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所以，當他與皇帝當面檢討新政以來所有舉措得失時，似乎也覺得皇太后某些指責有道理，光緒帝過於聽信康有為過激主意而採取一系列重大舉措，諸如罷黜大臣、提升新銳等，已超出官場承受極限。針對皇上的問題，楊銳作了三點回應：

一、建議重建皇權中心權威，由皇太后鄭重其事舉行一次授權儀式，親挈天下以授皇上；皇上應確認皇太后至上地位，同意皇太后擁有政治決策最終否決權，應宜遇事將順，行不去處，不宜固執己意。

二、建議對所有改革方案通盤考慮，宜有先後，宜有次第，不能再如過去那樣，新政詔書聯翩而下，臣民目不暇接，雖獲得一些輿論表面支持，而實際效果極差。

三、建議在新政推行期間進退大臣不宜太驟，以免引起不必要糾紛與反彈。

楊銳相信，光緒帝如能在這三個方面有所改善，其與皇太后的關係並不難協調，新政困難不難克服。

鑒於光緒帝一系列失誤的主要原因都是因為偏聽偏信了康有為激進主義，楊銳建議光緒帝一定要儘快與康有為切割，脫離關係，不要因康有為而貽誤王朝政治前途。楊銳的原話是：“康不得去，禍不得息。”

康有為激進主張深刻影響了新政以來一系列決策，這在當時是一個公開秘密。康有為個人急於介入政治高層的野心幾乎沒有任何掩飾，這在高層已引起相當震動。相信這些議論也會傳到皇太后耳朵里，皇太后當面勸戒皇帝不要急於提拔那些未經考驗的年輕漢臣，實際是專門針對康有為等人的。許多傳聞都表明皇太后確認康有為“毒化了”皇帝的思想，挑撥兩宮，紊亂朝政，非君謗上，建議皇帝對康有為採取決斷措施。

這一系列外在影響已使光緒帝對康有為有所警覺，此次一經楊銳點破，更促使光緒帝猛醒。光緒帝在與楊銳談話第二天，即9月16日依然駐蹕頤和園，相信他在與皇太后相處中肯定會談到這些問題。

康有為是推動新政的有功人士，他的一些活動引起高層反感，也引起了光緒帝疑慮，但畢竟此時沒有抓住康有為什麼把柄。為了面子，為了不動聲色平息高層不安，經兩天鄭重考慮及協商，光緒帝於9月17日即召見楊銳後第三天“明降諭旨”：

諭。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康有為素日講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這份明詔給康有為留足了面子。可惜的是，這份明詔在不同解讀者那裡卻引起不同回應。康有為多年後依然以為這份明諭表明政變已發生或即將發生：

明詔敦促我出京，於是國人駭悚，知禍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諭旨，有要事由軍機大臣面傳諭旨而已。至逗留促行一事，非將帥統分逼撓，無明降諭旨之理，況吾為微官，報亦小事，何值得明發上諭？既嚴責詫異，便當革職，何得謂欲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聞康有為素日講求，反與獎語耶？又，上召見臣工，無煩自明，乃聲明召見一次，亦從來未有之事，故國人皆曉然。

康有為的疑惑是有道理的，這些理由也都成立，但他不知道決策內幕。即便他知道皇太后對他的反感以及光緒帝對他的愛護，他的偏見也促使他不能正視這一反常的“明降諭旨”，不能作出相應的正確判斷。

林旭口傳諭旨

讓康有為迅速離開北京是楊銳9月15日的建議。在張之洞影響下，楊銳早就對康有為政治激進主義表示反感，對光緒帝偏聽偏信將禮部六堂官集體革職覺得太過。對兩宮關系，楊銳不願偏袒任何一方，他以為兩宮說到底是母子之間家務事，作為臣子應為皇權中心貢獻心智，決不能挑撥兩宮矛盾。

基於這些考量，楊銳在與光緒帝討論了相關問題後，於當日（9月15日）黃昏時分急邀林旭到自己寓所交換看法。林旭與康有為關係最接近，與楊銳關係也不錯，且為同僚。

作為老大哥，楊銳對林旭過於聽信康有為偏激主張提出批評，責林甚切。可以相信，在交換看法過程中，楊銳將光緒帝給他的密詔交給林旭過目，以加深信任，使林旭能引起足夠重視，適當勸告康有為不要如此激烈。

對於楊銳的批評，林旭默然無聲，表示接受。按照計劃，林旭將於9月17日謁見皇帝。楊銳勸告林旭最好與康有為保持距離。這是楊銳急於找到林旭通報情況的原因。

林旭獲得楊銳相關通報當天（9月15日），已沒有時間再向康有為通報。他們討論的結果是，問題雖然很嚴重，但並不是沒有辦法轉危為安。他們的一致看法是，只要康有為迅速離開北京，大局就將好轉。

9月17日上午，光緒帝召見林旭。有關這次召見的詳細情形已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君臣二人集中討論了康有為問題，基本思路也沒有超出楊銳的那些主張。這也是皇上當天明發御旨的背景。

明降諭旨畢竟只是官樣文章，光緒帝與林旭都意識到憑藉官樣文章還不足以促使康有為迅速出京，因為委派康有為督辦官報的諭旨早在7月26日就已下達，可康有為就是有辦法藉故繼續留在京師。為促使康有為必須出京，他們自然想到讓林旭面勸康有為。由此推斷，光緒帝並無成文密詔交給林旭，即便從保護林旭角度也不再需要密詔了。

林旭當天下班後曾去找過康有為。康有為不在寓所，林旭也就沒有等待，只是留有一個字條，稱“來而不遇”，囑明日勿出，有要事相告。由此細節可反證林旭手中沒有成文諭旨，否則他當天必須找到康有為宣旨。由此還可證明，光緒帝及林旭雖然覺得康有為必須迅速出京，但也沒有急迫到必須立即執行。

京城各種謠言滿天飛，康有為或許預感正出現某種危機，但對這兩天所發生的事情如光緒帝的密詔，及林旭與光緒帝的談話等，他肯定不知道。否則他不會外出不歸，而會在寓所等消息。

據康有為說，那天晚上他在宋伯魯家喝酒，同席還有李端棻、徐致靖，唱崑曲極樂，而聲帶變徵，曲終哀動，談事變之急，相與憂嘆。由於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只能發發感慨，並沒有什麼具體舉動。至深夜，康有為返回寓所，看到敦促他迅速出京的那份明諭，又看到林旭留的字條。由於字條沒有說具體事情，康有為也沒有介意，遂於醉醺中入睡。

第二天（9月18日，八月初三日）一大早，林旭如約前來拜見。他向康有為轉述了光緒帝大致意思，勸說康有為遵旨儘快離京。

對於林旭的勸說，康有為半信半疑。在這種情況下，林旭向他通報了自己昨天面見皇上的情形，並口述皇帝御旨如下：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遲。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朕有厚望焉。特諭。

從用詞與語氣看，這份御旨不是成文，更像口諭。這段文字在引用者那裡出現不少差異，即便康有為在後來歷次引用中，也有不同。凡此，不能說是康有為偽造。如果真要偽造，康有為勢必會在各個版本中保持一致。這是起碼常識。

康有為“恭錄”

林旭畢竟是昨天與光緒帝見過面的直接當事人。康有為覺得這件事太不同尋常了，光緒帝既然明降諭旨，何以又讓林旭面傳口諭？朝廷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難道皇帝已被皇太后所控制？

基於這些無限想象，康有為不敢繼續猜下去。他一面草擬密折謝恩，一面默誦林旭轉達的聖諭，發誓不惜代價救皇上。康有為謝恩折由林旭持還復命，康有為也明白表示將在第二天啟程赴上海。

然而，就在送走林旭後，康有為卻差人招來譚嗣同、梁啓超、徐仁鏡、徐仁錄及乃弟康廣仁等，一起商量應對之策。

康有為憑記憶向他們轉述了林旭帶來的消息。由於康有為始終抱怨清廷存在一個守舊派，因此他的分析無疑會誇大危機，以為新政已在守舊勢力反撲下徹底失敗，光緒帝可能已被幹掉。

在康有為煽惑下，這些門徒決心不惜犧牲救皇上，並由此將慈禧皇太后設想為真正的敵人。討論的結果是儘快准備武力解決問題。

隨後，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在北京大肆活動。9月18日夜，譚嗣同受命游說袁世凱，希望新任兵部侍郎袁世凱出於道義捕殺榮祿，發兵頤和園，劫持皇太后，拯救皇上。

譚嗣同夜訪袁世凱成功與失敗兩種可能性康有為等人早已料到，所以當譚嗣同前往袁世凱住所時，康有為已做好最壞准備。這天晚上，他在南海會館“盡卻客”，收拾行裝，一旦不好消息被證實即離京出走。

袁世凱當然沒有答應譚嗣同的要求，由此康有為覺得事情或許已敗露，因為袁世凱畢竟是體制內高官，他不願入伙，就意味着反叛。一股莫名恐慌情緒籠罩在康有為心頭。19日，康有為在京城行色匆匆拜會了容閎、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後，接受那些門徒及朋友的忠告，同意留下梁啓超、康廣仁等人在京城“謀救”皇上，他個人攜僕人李唐於9月20日天未明時淒涼出走。

有驚無險。康有為搶先一步逃出了北京，沖過了天津。9月24日凌晨抵達上海。還未登岸，英國人濮蘭德登船迎接。此後幾天，康有為開始向這些外國人訴說北京故事，順帶說出了這份密詔，也就是這份“衣帶詔”。

按康有為理解，林旭轉達的聖諭是皇上專門給他的。這在別人或許以為康有為在捏造在臆想，因為康有為畢竟沒有皇上的手諭，沒有皇上的真跡。但在康有為看來，口諭就是聖諭，與書面御旨享有同樣價值。實事求是說，康有為在“衣帶詔”問題上沒有說謊造假，他確實是那樣認識那樣理解的。更重要的是，康有為此後十年這樣說時，並沒有遇到清廷正面反對或指責，這在很大程度上默認了“衣帶詔”的存在。

口諭是不成文的，康有為在此時或稍後過錄時，就難免有文字上的差異。這些差異，反對者以為是康有為作假的證據。其實仔細想想，這些差異正說明康有為誠實的一面，因為如果他存心作假，就一定會將各個版本完全一致，近乎完美。

不過，百年來研究者有一個猜測是對的，那就是光緒帝根本沒有密詔交給康有為。康有為這份密詔的源頭就是光緒帝賜給楊銳的，也就是楊銳兒子楊慶昶1908年提交給清廷的那份文件。

這是對的。只是過往研究對康有為道義上的非難有點過。康有為肯定沒有看過這份文件的原件，他所憑藉的就是林旭“口傳聖諭”。而林旭或許從楊銳那兒看到過原件，或許也沒有看見，但他確實從楊銳那裡知道有這份文件，或許也從光緒帝那兒知道這回事。他為了履行光緒帝的囑託，為了應對楊銳的批評，總之，為了讓康有為儘快離開北京，實現楊銳“康不得去，禍不得息”的計劃，林旭肯定在康有為面前稍有夸張，其口傳的聖諭雖說有根據，但在文字上卻極端簡略，只剩下讓康有為離開北京這一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