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抗戰中的1941年

中日戰爭（1941）
Young Gung [中國]
[出自《Young Gung的戰爭歷史世界》] 1999
軍事戰略總評
1941年戰役綜述
皖南喋血
豫皖蘇·中條山戰役
上高會戰
湘北會戰
1941年根據地戰事
長沙的天爐

軍事戰略總評

　　1937年爆發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其戰略戰術水平沒有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範圍，通常人們對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的游擊戰術津津樂道，然而，這些戰術並非由中共發明，早在布匿戰爭期間，這種戰術就被羅馬的執政官費邊用來對付當時似乎不可戰勝的漢尼拔，一次大戰中，“阿拉伯的勞倫斯”更是將此道發揚光大，中共軍隊的游擊戰術是根據中國當時的國情和自己的實力不得已而為之，不過顯而易見的是，共產黨在中日戰爭中汲取的經驗要比國民黨多，因此在接下來的內戰中他們成功的進行了一系列運動戰，輕而易舉地擊敗了對手，奪取了政權。

　　戰爭中的日本軍隊，師從一次大戰以前的德國，而中國正規軍的將領，則多半是日本人的門徒，這就是為什麼戰爭開始時雙方大搞正面進攻和單純防禦的原因，日本人的進攻完全乏善可陳，一上來就是三件套：飛機、大炮加毒氣，相比較之下，中國軍隊由於裝備太差，似乎除了敗退之外別無他途。事實上，中國人的最大失利是他們過於注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忘記了戰爭的最有利武器不是大炮而是“運動”。然而有趣的是，戰爭之初中國軍隊的幾次戰術性勝利，都得益於不正常的“運動”，如平型關戰役，最初戰役企圖是國共軍隊的五路合擊，結果其中兩路放棄陣地、兩路來得太晚，一一五師到得較早，林彪只好對敵人的後衛部隊動手；又如台兒莊大捷，如果韓復榘不是為了保存實力向南飛跑，引得日軍兩個旅團貪功冒進，讓在周圍機動的大批國民軍圍而殲之，而是如以往那樣節節抵抗，李宗仁縱使四十萬大軍在手，又如何抵敵得住？所以韓復榘死得不免冤枉。至於蘭封和萬家嶺戰役的勝利，也是由於日軍過於輕敵勇往直前所致，結果讓周圍沒有被擊潰而只是被“擊退”的國民軍圍了起來。

　　這樣看來，中國軍隊並非不能通過會戰取得勝利，只是戰略戰術制定得不恰當而已。淞滬會戰的打法就很有問題，非常類似凡爾登絞肉機，中國人前前後後往這個大爐子裡丟了差不多七十萬軍隊，而日本人也送進去二十多萬，如果中方聰明一點，放棄上海的爭奪戰，而將主要會戰場所西移至既設的防禦陣地，有“中國的馬其諾防線”之稱的南京至蘇錫常一線的陣地，則日本人後來在金山衛的登陸戰未免撲空。而且七十萬軍隊中以部分兵力縱深配置，大部分人馬在周圍機動，相形之下，日本人由於兵力太少，當地的地形又多以河汊為主，不利於機械化程度較高的日本人機動，則戰役的勝負就很難說了，當時在上海的蘊藻浜一線的防禦戰就很能說明問題。

　　我們不妨再來看看武漢會戰，本來日本人已再衰三竭，而中國軍隊在武漢周圍的戰場上卻尚有七八十萬人馬，卻因為遙遠的廣州被日本人攻占而亂了手腳，自己放棄了武漢，可是即便如此，蔣中正也並未能將多少部隊轉用於南方，這一口氣沒有挺過來，戰爭就多打了好些年：因為日本當時的國力已無法繼續支撐大規模的進攻戰所帶來的消耗，而其號稱世界第三的海軍則在陸戰方面無計可施，如果中國軍隊當時不放棄努力，單單因為補給問題，日本人就無以為繼了，這種情況與甲午戰爭的情形非常相似，那時的滿清政府如果挺過威海衛北洋水師的覆滅和朝鮮戰場的失利，憑當時日本的國力，也是沒辦法再打下去的，所以中國人不爭氣往往就在關鍵時刻。

　　國民軍中以勇猛聞名的將領着實不在少數，如張自忠、宋希濂、胡宗南等人，然而過剛易折；而以謀將來說，就不免鳳毛麟角了，李宗仁自詡智計多端，白崇禧被譽為“小諸葛”，都是言過其實，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的計謀仍未離開中國古代的計謀傳統，很難上升到戰略的高度。日本人後來高度評價了兩位將領，一位是張自忠，這位攻擊力在國民軍中首屈一指的猛將，當然如何讚譽都不過份，但是另一個卻是戰功平平的湯恩伯，實在讓人費解，湯恩伯在開戰初也曾以勇武著稱，指揮他的第二十軍團在南口奉命抵禦日軍進攻一個星期，他卻堅守了一個多月，終因援軍不繼而撤退，從此他就變成了一個兔子精，跑的時候比打的時候要多，因此在台兒莊戰役中因為一直懸軍觀望而被李宗仁反覆警告——他是很少被日軍擊敗的國民軍將領之一（也可說是很少被日軍碰着的將領），日本人老是逮不到他，可能因此而覺得這傢伙夠精才加以佩服——事實上，湯恩伯並不是一個戰略上的機動至上者，他只不過老是想為他的校長”蔣中正保存一點有生力量而已。

　　就一九四一年底中國正式對日本宣戰（這也是一個國際笑話，跟人家打了四年才宣戰）前的各次會戰的情形來看，國民軍的戰略一般都比較被動，其基礎都是建立在單純防禦上的，缺乏積極的進攻思想，實際上，只有第三次長沙會戰才真正稱得上是有一點機動戰略的味道。

　　至於機械化戰爭的概念，對於中日兩軍來說，都是如此之遙遠。日軍雖然擁有大批機械化設備，包括坦克、裝甲車等，但在運用上還未脫離康布雷戰役的窠臼，這一點在哈拉哈河戰役中體現無遺：關東軍兩個裝備精良的師團被兵力並不占優的蘇聯紅軍輕輕鬆鬆打垮，主要原因就是朱可夫更精於坦克戰。中國在這方面的表現就更差了，開戰初只有一個團的裝甲部隊（即南京裝甲團），其主要裝備是由蔣中正的意大利獨裁者朋友墨索里尼提供的“菲亞特”型輕坦克，這些東西在東非和北非與英聯邦的軍隊作戰時已被證明是廢物——這支部隊隸屬於邱清泉的200師， 團長杜聿明，淞滬會戰中使用了兩個連，基本損失殆盡，後來陸陸續續由蘇聯購入部分輕型坦克，成立第五軍，曾在廣西崑崙關和滇緬作戰中重創日軍，不過他們後來的老師是當時很差勁的美國人和英國人，由他們教出來的這些弟子對付日本人還行，可是一回到國內戰場，就被戰略高超的中共野戰軍一一殲滅了。

　　在戰爭初期由正規軍進行的幾次戰役，充分展示了中日兩軍低能的戰略戰術，並且“血總是在白流”，特別是在高層軍官中，幾乎沒有人去思考和汲取經驗教訓，以至於由他們來主持的戰役看起來總是大同小異，沒有什麼靈氣。相對來說，日本人在迂迴上倒是着實討了幾回便宜，但是從地圖上看一下這些便宜的由來，就明白無非是國民軍自己腦筋太笨送的。而且，在節約兵力的原則方面，雙方都沒有什麼出色表現，幾乎是無限制地浪費着人力。

1941年戰役綜述

　　在前一年，經歷了江漢會戰的失利和根據地部隊的大規模出擊，使國民軍正規部隊和游擊隊都蒙受了嚴重的損失，接下來的這一年，便成為中國的黯淡日子。在整個1941年，國民軍（包括根據地部隊）都沒有實力去發起大規模的出擊，只得擺出一副防禦的架式，在抵擋敵人的壓制進攻和掃蕩作戰中慢慢恢復氣力。

　　世界大戰的爆發，使日本人急於插足扮演一個趁火打劫的角色，可是他們剛剛入侵印度支那，便聽到來自大洋彼岸聲色俱厲的怒斥，不過最令他們惱火的，還是中國戰場的沉悶現狀，於是：不清除中國的抵抗就不能參加世界大戰的角逐，而不跟英美開戰，中國又是無法消滅的，這就成了日本人的騎牆現實。

　　認識到這一騎牆現實，東京參謀本部只得暫時打消他們爭霸世界的雄心，平心靜氣地坐下來研究令人頭痛的中國戰場，在環顧從太行山脈到大巴山脈以及長江水系以南這條綿宕的戰線之後，他們得出了結論，似乎除了第十八集團軍及其拓殖的根據地軍隊以外，國民軍方面已沒有人馬敢於主動向他們挑戰了。接受了這一研究結果的日本人就用一個第十一軍隔幾天來一次攻勢摁住國民軍的第五和第九兩大戰區，使這裡的人馬疲於奔命，而經過充實的華北方面軍，在增加了兩個師團的部隊之後，則開始大規模地掃蕩根據地，以圖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新調往華北的包括原隸屬第十一軍的三十三師團和第十三軍方面的第十七師團，這樣一來，敵人在華北的兵力又回升到接近一九三九年的水平，約計四十萬人。這一次，日本人終於狠下心來“整肅華北治安”，於是出現了“治安強化運動”。

　　根據地部隊遭到這一打擊之初，由於反應太慢而受到慘重損失，包括大批人員傷亡和喪失根據地，結果一直遲至1943年，由於日軍不斷削減華北的兵力，加上共產黨自己的努力恢復，才使局面好轉過來。根據官方公布的資料，到1942年，華北根據地軍隊相對減員達十萬人以上，實際數字可能還要多；根據地面積也大大縮小，相當多的地域重新淪為游擊區。可以說，在1941和1942這兩個年頭裡，日本人的掃蕩是頗有成效的。

　　國民軍正規部隊在這一年抵住了敵人對河南南部、江西北部和湖南北部的幾次攻勢，但由於在中條山戰役中遭到失敗，失去了他們在華北最後的一塊地盤。同時，年初敵人以切斷國民軍華南補給線為目的的“急襲”作戰也多多少少地打擊了國民政府，凡此種種，都曾使得中國戰場的形勢一度十分緊張。

　　年初，中日對峙相對比較鬆弛的華中戰場又空穴來風，國共兩軍再次內訌。蔣中正以整肅軍紀為由圍殲了新四軍總部及其直屬戰隊，在國內外造成了惡劣影響，其嚴重程度超過了日本人的任何一次掃蕩，結果關於內戰的謠言不脛而走。但是中共採取了忍讓態度，僅僅重建了新四軍軍部就結束了這次紛爭。

皖南喋血

　　新四軍的實際操縱者項英，按照後來給他上綱上線的罪名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因為他在江蘇和安徽南部一再堅持強調“華中敵後鬥爭的特殊性”，遷就國民黨方面的種種刁難，結果就使得新四軍的勢力遲遲難以擴張，這樣一來，難免與毛澤東等人的戰略主張發生衝突，項英又生性僻傲，在1940年5月4日毛澤東給新四軍來電暗示其領導人犯了錯誤時，這位老王明分子大怒，立即以回電讓中央撤銷他的職務這種要求來表示抗議——事實上，如果當時中共真的採納了這種要求的話，結局可能要好一些，不過也許毛澤東自己也拿不準撤換項英是否頂用，因為新四軍中許多骨幹份子都是項英的心腹。

　　正是由於中共中央的姑息，項英在華中益發飛揚跋扈，連軍長葉挺也不放在眼裡，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獨裁——可是，如果獨裁者自己並不具備專制天才的話，那麼獨裁本身就是一個災難。

　　回顧一下從1937年改編到1940年底這段時間裡新四軍的作為，那麼就很難說這支人馬到底有多大成就，事實上，除了陳毅等人在蘇北與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的部隊大動刀兵有所擴展外，新四軍主力一直被置於江南地區無所事事：這裡是唯一能夠直接與日軍對抗並且“革命基礎”較為牢固的地帶，因此項英就死抱江南不放，從而使得長江以北地區在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出擊之前橫亙於無人區和新四軍之間的地盤大多為江蘇軍所占。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被動的發展，就難免要捅漏子——這些都給蔣中正送去了整肅軍紀的刀柄。

　　過去，中國的歷史學家們眾口一辭指責蔣中正策動皖南事變是為向日本人投降鋪石墊路，但是如果本着歷史的精神去探討這一事實，就可以說這並不公道：因為，在當時那種情形之下，日本人似乎已經黔驢技窮，而國民政府又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獲得了民主國家的廣泛支援，他又何必甘為牛後呢？他之所以橫下心來要剿滅新四軍，與其說是向敵人獻媚，不如說是出於他的反共信仰， 他的部下之所以支持他這樣蠻幹， 除了信仰問題以外，也有李守維和翁達（均在與新四軍的衝突中喪生）的陰魂問題。

　　何應欽與白崇禧在1940年底致共產黨兩大部隊的電報中再次申斥說：
　　“……其實凡在中央命令系統下設置之地方組織，何一非抗日政權？該軍特為標揭，顯存彼此之心，別報揚抑之見。況若干敵後地方，原無敵人盤踞，該軍開至其地，放棄原來任務，已違作戰本旨，即該地係為該軍所收復，如果服從命令，亦應將其行政組織交由中央設置之省政機關負責建立，不容別立系統，輒自把持……”

　　已經將矛頭直指敵後根據地，也就是說，國共兩黨對紅軍改編後的問題一直沒有根本解決，即國民黨方面所要求的是軍隊自由行動，行政完全服從，而共產黨的看法則是聽調不聽宣，許多矛盾都由此而產生。

　　由於何白（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聯電的發出，蔣中正似乎認為已經完成了道義上的準備。鑑於十八集團軍太過難啃，所以他就先拿新四軍開刀。

　　1940年底，國共兩黨經過緊急磋商，結果是共產黨答應作出讓步，命令江南的新四軍北渡，作為這一讓步的回報，蔣中正承認十八集團軍在華北的大部分既得利益，但同時，國民政府軍委會總參謀部又規定共產黨軍隊必須縮編為十個師左右；為了這個問題，兩黨繼續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一時懸而未決。項英迷戀江南，正好趁此機會拖延北渡。

　　不過這一次，毛澤東不再遷就項英，而是對他大發雷霆——因為毛澤東確實不想在華北情形十分嚴峻的情況下再跟蔣中正鬧翻，12月26日，他給項英拍去一個口氣相當嚴厲的電報，首先提到他在一年前就給予新四軍的關於向北發展的方針， 而後痛斥項英“毫無定見”，責令他們“全部北移”。 在這之前，12月9日，蔣中正親自發來一道手諭，命令江南新四軍必須“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這般雙管齊下，項英也沒了主張，便找到剛與顧祝同商議北移路線回來的葉挺，擬定北移路線，即由茂林——三溪——旌德，行經天目山附近，到溧陽一線渡江。共產黨則利用自己的輿論勢力大張旗鼓地發動攻勢，想以此來含蓄地警告“蔣系軍”，向外界暗示蔣中正的不軌企圖。

　　就在此時，不顧共產黨的輿論攻勢，第三戰區已在新四軍的必經之路上，布下了七個整編師的重重伏兵，而北移的新四軍總部及其直屬戰隊總共只有九千餘人，其中包括大批非戰鬥人員。

　　儘管顧祝同以“政治人格”向葉挺擔保新四軍在北移途中不會遭到友軍襲擊，但葉挺卻並非等閒之輩，所以他就與項英商議，決定兵分三路，以大多數史書所說的“突然動作”，於一月四日夜裡離開駐地雲嶺，向預定路線進發。但是，臨行之前他們卻大肆張揚地向當地群眾告別，結果動作既不突然也不麻利，在被當晚一場大雨澆得人困馬乏之後，第二天行抵茂林時就不得不停下歇息——動作就更不突然了。

　　六日，這支小小部隊繼續向旌德行進，不久，前面的斥堠部隊就在丕嶺遭到第40師的伏擊，下午，作為回敬，新四軍擊潰了前來挑釁的144 師的一個排。項英依然不知所云，因為他不相信他那樣牽就的友軍居然會襲擊自己，但連續出現的對戰顯然已不能簡單地解釋為誤會了——在這種要命的關頭，項英一手遮天，否決了葉挺改變路線的建議，命令繼續按原定路線出擊。鑑於第40師和第144師仍橫攔去路，而顧祝同又回電稱“誤會”，因此項英命令所部向星潭進攻，直搗第40師師部，他顯然過於高估了手下的戰鬥力，因為這時已傳來消息說，對方的第40、52、63、108、144、新第21師及一個挺進縱隊、一個忠義救國軍的人馬正自向這邊雲集，他卻不顧一切要以卵擊石。軍長葉挺，早已名存實亡了。

　　危急關頭，項英竟坐下來開了七個小時的長會，討論下一步行動計劃。到後來會開不動了，他又否決了葉挺孤注一擲直下星潭的的方案，而命令改道西南方向——這本是葉挺在六日提出的計劃，但戰場形勢早已改變，採用這一招已為時太晚。葉挺鬥不過這位黨代表，只好聽之任之。到了半夜，這個軍的一個團本已攻入星潭，也扔下大好戰機，既沒有繼續進攻也沒有建立狙擊陣地，掉過頭便跟着項英走。

　　八日，這支人馬以後隊改作前鋒，準備向左近的高嶺發動進攻，由於嚮導帶錯了路，又退回原地，再次耽誤了幾個小時——真是所謂禍不單行——等他們找到正路時，高嶺正面已被第79師占領。於是項英又改變初衷，下令向西北茂林地區突圍。

　　當天晚上，144師追到附近的高坦，混戰之下，被新四軍死命抵住。第二天，葉挺親自帶隊增援，一個反擊便將144師沖了回去。可是這時，項英和他的幾個親信卻失蹤了，因為有消息說，敵人將在次日清晨發動總攻。這種舉動對軍心的動搖程度可想而知。

　　那天下午，由於四面受敵，葉挺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只得下令部隊向高嶺集結，幾乎所有的消息都讓人沮喪，可能唯一令他感到欣慰的就是第一縱隊的兩個團已經突出重圍，奔往蘇南。這時追蹤而至的敵人已占據了四周的制高點，將葉挺的部隊團團圍住。

　　不久，毛澤東給這支被圍人馬拍來最後一封為時已晚的電報，讓葉挺全權指揮所有部隊！葉挺二話不說，帶着部隊衝過一座小山向北突圍，由於星夜趕路，糊裡糊塗撞到一個名叫石井坑的盆地中，再次遭到伏擊，廝殺了整整一夜，死傷枕藉，葉挺只得退到盆地中略事休整——重重羅網之下，這位老鐵軍團長也束手無策了。剩下的五千軍馬都近乎彈盡糧絕，只是憑着求生的本能與強大的對手作戰。

　　第二天，四周的敵軍包圍上來，將殘餘的新四軍部隊封閉在石井坑中，陷於絕地的這些人馬正好成為對方大炮俯擊的靶子。這時，沒頭蒼蠅般瞎闖了兩天的項英一幫人又哭喪着臉回來了，大概他嘗試了好幾種方法，都沒能溜出重圍，想想還是大部隊保險，所以又摸了回來。這一天，上官雲相的各路人馬都打得十分順手，儘管新四軍拼死抵抗，但正如第52師戰報所說，新四軍“以搜自民間窳舊之武器與我軍作戰，實無彼火力發揮之餘地”，被打得大敗虧輸，又丟了二三十個戰術點，軍參謀長趙凌波被俘。如此血戰到12日下午向晚，眼見得大勢已去，項英又換上便衣，領着幾個親信不辭而別，自尋出路去了。

　　那天晚上，葉挺把剩下來的一千多人分為兩路，決心來一次破釜沉舟。子夜時分，被求生欲望支持着的這些人馬，紛紛跳出陣地，向外猛衝突圍，其中的兩個團把突擊矛頭直指第144師，由於殺紅了眼，人人有萬夫莫敵之勇，144師當不得，尚未鞏固的陣地便被撕開缺口，不久，這群拼命三郎衝進了144師師部，攪了個七零八落——最後好歹有幾百人撞出重圍，逃到無為一帶。

　　至於葉挺親自帶隊的另一路人馬，在13日被 108師抵在大康王一線，混戰之下，項英的支持者之一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被對方擊斃，鏖戰到14日，共產黨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以黨的名義命令葉挺去跟對方談判，結果是自入虎口，接下來這支人馬便被全殲。前後共有七千餘人被國民黨部隊斃傷或俘虜。

　　項英這一次倒是突出去了，在一個山洞裡藏匿到三月份，後來與副參謀長周子昆一起被副官劉厚總殺死。

　　皖南之戰，使中共喪失了一個師左右的人員和包括葉挺在內的一批優秀戰術家，是他們在這場戰爭中有案可查的損失最為慘重的一仗——單單日本人是不可能如此重創他們的。中共痛定思痛之後，就引導全國的輿論矛盾統統指向蔣中正，弄得他無法下台，到頭來只好發表一通講話，表示這次事件不帶“任何政治色彩”，純為“整飭軍紀”。對於接下來中共重建新四軍軍部的行動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是從他自己的花名冊中勾去了新四軍的番號，這樣一來，新四軍就真的成了共產黨的直系部隊，再也不用聽從蔣中正的調遣了。

　　1月21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任命陳毅和張雲逸為新四軍代理正副軍長，28日，新的軍部便在江蘇鹽城重建起來，長江以北的皖中、蘇北等根據地內所有新四軍九萬多人重行整編為七個師又一個獨立旅，由粟裕、張雲逸、黃克誠、彭雪楓、李先念、譚震林、張鼎丞分別擔任各師師長。由於長江以南中共的勢力已喪失殆盡，所以今後他們只能依靠這幾員猛將繼續在江北發展。

　　對皖南之戰感到欣喜的只有汪兆銘和他的日本主子。但是，國共磨擦的確還沒到讓“南京和東京”高興得“在馬路上跳起舞來”的地步。

豫皖蘇·中條山戰役

　　1941年中日正規軍之間的首次交鋒是一月下旬開始的豫南戰役。這一年日本人由第十一軍策動的各次戰役，從其戰略企圖本身來看並沒有什麼特別明確的目標，多半只是實施那種壓制性的作戰，以減緩華北日軍的壓力，並且依靠這種憑藉裝備優勢進行的攻勢消耗國民軍的戰鬥實力。但是，一方面國民軍處於守勢，就有多種手段可以用來抵禦敵人，另一方面，用這種壓制方法去消耗國民軍的實力，其結果也勢必消耗了日本人自己——到這一年年底，一共與國民軍進行了五次會戰，日軍損失超過了十二萬人（包括斃傷俘在內），加上根據地方面的戰果，日軍在這一年又損失了差不多十五萬人，這樣一來，到1941年底長沙戰役時止，日軍的損傷總計已過百萬，戰死者達三分之一以上。

　　豫南戰役把湯恩伯打得大敗，這位反共干將便乾脆移師東向，跟安徽方面的新四軍大打出手，拚了個兩敗俱傷。新四軍在這一方面處於劣勢，也就向更東面發展勢力，把剛剛投降日本人的光頭李長江殺了個片甲不留。

　　中條山戰役被日本人呼為中原會戰，在1941年日軍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前，一共進行了十一次規模不同的大大小小戰役，前十次均以國民軍打退敵人的進攻而告終，為了解去隴海路上這根威脅的繩索，敵人第一軍集中了好幾個師團來了一次總攻，與前十次徒勞無功的結局不同，這一次他們把衛立煌趕出了中條山區，結果國民軍在黃河以北的最後一塊“蔣系”地盤宣告淪陷。

　　整個上半年集中在上述地區進行的各次戰役，總的看來是日本人稍占上風，但是苦於兵力不足，所以除了中條山戰役使他們略為寬心之外，他們的煩惱依然有增無減。　

　　1月20日，日軍忽然在鄂中向國民軍江漢防線上的荊門、鍾祥等地發動佯攻，把去年江漢會戰的驚弓之鳥嚇了一跳，李宗仁又胡亂判斷，不知日軍是何居心，只好一面給進攻正面的守軍添兵加將，一面注意事態發展。

　　日軍果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趁李宗仁視力南注之際，24日夜，第11軍派出第3師團向信陽以北的國民軍陣地發動襲擊，並向泌陽一線猛攻，不過這裡的守軍倒非泛泛之輩，先是在信陽外圍抵住敵人，而後又接接抵抗，邊打邊撤，結果就使第師團直落泌陽圍殲國民軍於泌陽以南的企圖破產。

　　25日，11軍正式向第五戰區發動攻勢，由信陽、羅山兩處，兵分三路——第3師團指向泌陽、第17師團沿平漢路北上，第40師團由羅山向上指向汝南：這種三路並進的架式，是要用來掃蕩由於國民軍東調加強防禦新四軍而漸形空虛的第五戰區豫南方面的主力，但是，與去年不同的是，第五戰區現在擁有一位以避戰出名的湯恩伯將軍（湯恩伯的第31集團軍此時轉隸於第一戰區，位於豫皖邊界），他不僅讓日本人的企圖幾乎全部破產，也讓自己的部隊失去了一次重演台兒莊大捷的機會。

　　到26日，根據李宗仁的判斷，第五戰區命令各部迴避主力決戰，敵人進攻正面的第31集團軍於是乎紛紛以放棄陣地為已任，如此一來，西面日軍一下子攻進了泌陽，東路敵人殺到汝南以南25公里處，中路已占據確山車站。

　　對於第31集團軍如此“避戰”感到怵目驚心的軍委會無法接受這一事實，馬上命令不得繼續“避”，同時讓駐紮在安徽東部的第85軍向上蔡一線、駐紮在舞陽附近的第13軍向象河一線移動，形成攻擊敵人側翼的有利態勢，結果到了第二天，日軍的挺進速度果然大形減慢，不過他們還是占據了汝南-駐馬店-沙河一線。

　　27日，由信陽敗退到泌陽以西的第68軍重整旗鼓，跟隨日軍第3師團一路追殺上來，第13軍則由舞陽向象河進攻，頓時象夾肉麵包一樣把第3師團夾在象河以北，動彈不得；同時第2集團軍由南陽派出一個第55軍向唐河進攻，以斬斷第3師團的退路，如此鏖戰到29日，第13軍與第68軍的夾擊之勢已日益明顯，象河以北小史店一線兩軍對戰十分激烈——左翼日軍開始陷入包圍。這一天，由汝南繼續向北出擊的第40師團在上蔡以南遭到第85軍的進攻，不得不暫停攻勢，來應付這突如其來的打擊。由於這次戰役是一種掃蕩性質的作戰，日軍所攜帶的糧彈均不足以應付一場持久戰，所以為了解救東西兩線人馬的危機，第17師團只好一掰為二：一路往東援手第40師團，在將第85軍擊退後停頓下來，另一路則向北猛衝到西平，向舞陽一線迂迴進攻，要對第13軍來個反包圍。

　　儘管這時第85軍已自拉到郾城一線，對17師團有側擊的優良態勢，卻有悖情理地懸軍於這一線，聽任敵人第17師團向西進攻，第13軍見後院火起，也顧不得夾擊第3師團，掉頭便向北撤走，第3師團緩過氣來，第17師團合兵一處，又把第68軍打得人仰馬翻，敗退下去。這時，日軍的這兩個師團合計，要以一次鉗形攻勢回馬夾擊南陽與信陽之間的國民軍。於是這兩個師團便掉頭南下，與湯恩伯的兩個軍脫離接觸，到2月4日，第3師團攻占了南陽，第17師團則由泌陽一線南下，是這一帶的國民軍早已撤走，夾擊頓成畫餅。

　　2月7日，岡村寧茨又一次宣布戰役目的已經達到，標誌是他的三個師團已經撤回出發陣地。

　　豫南戰役，湯恩伯和孫連仲兩個集團軍對敵人三個半師團（在這三個師團中補充了其它一些部隊）的人馬，說起來人數相當，結果打成一個平局，倒也堪稱僥倖，但是湯恩伯這個兔子精每每熱衷於打了就跑的戰術，便在舞陽和西平之間放棄了一次大好的殲敵機會。本來如果由第85軍由郾城南下而第13軍與第68軍全力合擊第3師團的話，日軍的損失就遠遠不止一萬人了。

　　一月底，正值中日兩軍在平漢路上激烈交戰之時，豫皖蘇根據地方面的新四軍第4師卻突然向敗退西奔的國民軍發動了進攻，總的說來，彭雪楓的這一舉動多半是為了給死在皖南的弟兄們報仇，再加上年初豫南戰役以前湯恩伯等部被大批調往豫皖蘇邊區，大有猛擊新四軍之勢，因此在彭雪楓心中，“頑軍”早已成了頭號敵人，儘管毛澤東曾來電告誡他不要去“打頑”而要協助那些“頑軍”守住豫南，但是這些告誡都被當成了耳邊風——彭雪楓依舊揮戈西向。由於日軍大敵當前，第85軍等部紛紛西調迎戰，所以第4師一路如入無人之境，到2月7日豫南戰役結束之際，這個師已經衝到張村鋪-闞疃集-江口集一線，形成一個凹向西面的大口。

　　認定彭雪楓是在趁火打劫，這就大大激怒了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他馬上把湯恩伯等人的部隊調往這一線反擊。2月14日渦河以北的第92軍等部開始向下進攻，而湯恩伯則將人馬拉到太和一線，向這張大口猛擊一拳——整個安徽西北平原上分散廣泛的第4師如何招架得住，頓時敗退下來。靠了游擊戰的經驗，這些人馬東奔西走，一直退往安徽東北地區——這般支撐到五月份，已自傷亡了四千餘人，渦河以南新開闢的地區完全喪失，非但如此，還丟掉了原來豫皖蘇根據地一多半。

　　年初，日本人在蘇北招降蘇魯戰區第4游擊縱隊司令“光頭”李長江，2月13日，光頭李果然率領手下八個支隊向日軍投降。這一下惹火了陳毅，他馬上下令發動“討逆”戰役。2月19日，新四軍第1師由海安出動向西進攻，不久便衝進姜堰城，把這裡的守軍掃得天花亂墜，粟裕馬不停蹄繼續沖向李長江的老巢泰州，在陸家莊一帶又擊潰了一支兩千人馬的偽軍之後， 於第二天殺入泰州，李長江手下有兩個支隊投降，李長江本人從未勝過新四軍，粟裕又素來驍勇，他就越發不是對手，當下慌慌張張奔出城來，檢點手下，只剩下幾百號人槍，還未等他回過當漢奸的滋味，又被預先在城外設伏的新四軍殺了個措手不及，在他最後領了幾個人逃到日本人那裡時，他的部隊已全軍覆沒，有五千多人成了俘虜，泰州亦被對手奪占。討李大捷，從心理上填補了在豫皖邊區的失利，新四軍從此聲振華中。

　　第十一次中條山戰役的策劃，是敵人第一軍在接到由華中地區調來的兩個師團的援兵後圖謀的。這回日本人下決心要剷除國民軍在山西南部的這塊兵營，所以不惜工本調集了六個師團外加兩個獨立混成旅團的兵力，總計十六、七萬人，去攻打守軍的十個軍共二十三個師不足十四萬人，這是日軍少有的幾次以多擊少的戰役之一：一方面中條山區地勢崎嶇，易於防守，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日本人占領黃河以北全部區的苦心孤詣。

　　自四月中旬不斷以150毫米榴彈炮轟擊守軍之後，5月7日，日軍轟炸機飛臨中條山上空，把這裡炸得土石橫飛，接下來便是十數萬日軍的大舉進攻。首當其衝的就是第80軍孔令恂部，那天下午，敵人第37師團與偽軍一個師的人馬靠了強大炮火的掩護對駐紮在中條山西部的這個軍發起猛攻，一個小時之後，作為合圍守軍計劃的另一支攻勢，日軍第35師團與第21師團在東側打響，進攻對象是裴昌會的第9軍，到當天日落時分，又有第36師團、第41師團、第33師團以及獨立混成第9、第16旅團分成兩路在中條山北側發動進攻。這種四路合擊的姿式，是要以天險黃河作為砧板，把守衛中條山的十餘萬國民軍合圍起來，一舉全殲。

　　衛立煌作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對於中條山和重要性當然一清二楚，因此他着手防衛這道山脈，但正如他後來抱怨的那樣，“各方面均感防廣兵單”，為了憑藉手裡的這些人馬守住這條綿宕的山脈，他決心依靠頻繁地機動兵力——然而，在敵人四面圍攻的情形之下，從任何一方面抽調兵力去支援另一方面都顯得困難重重，更何況這些機動的兵力又必須在敵人的飛機轟炸下翻山越嶺地前進，加之南面一條黃河橫攔去路，衛立煌就無法如南方各次會戰那般，以退為進，“誘敵深入”，再回馬一擊了。國民軍慣用的制勝戰術失去了用武之地，將領們用兵又過於墨守成規，中條山會戰就註定要成為一次死板的防禦戰——在這種前提下，衛立煌首先就失去了主動，也就註定了他要吃一個空前的敗仗。

　　7日那天，敵人由東側進攻的人馬分成三路，分別進攻招賢集、濟源等地的國民軍第9軍，一頓猛攻之下，左右策應，守軍便招架不住，先是丁樹本的游擊縱隊被擊退到孟縣附近，接着伍升榮的游擊縱隊也吃了敗仗，退到沁河南岸，只有這個軍的正規部隊第54師在濟源外圍擊退了敵人的進攻。

　　不久，日軍開始沿沁河強渡，裴昌會調去新編第24師增援游擊縱隊，好歹在留村一帶站穩了腳跟，將日軍的強渡壓制下去。第二天，日軍猛攻丁樹本支隊，一方面從這邊調出人馬向北迂迴，同時沁河北岸日軍再次強渡，如此夾擊之下，新第24師首先頂不住了，晚些時候，第54師也因為南翼受到日軍迅速增長的威脅而搖搖欲墜，自行放棄了陣地。接下來的幾天裡，這個軍的三個正規師因為抵敵不住日軍的進攻，先後放棄了好幾道防線，包括“愚公移山”故事中有名的王屋山——到12日，這三個師丟盔撂甲，紛紛南渡黃河：據說是奉衛立煌之命去保護南岸的河防——隸屬於第9軍的幾個游擊縱隊則重操舊業，在四面山中游擊敵軍。這次南渡的後果，對於整個中條山會戰的影響幾乎是決定性的，正是因為如此，日軍才得以憑東路得勝之師的長驅直入引導西線日軍順利發展，同時黃河北岸各渡口也先後被攻入的敵人封鎖，致使下一階段戰事失利之後守軍無法由黃河南渡。

　　再說在中條山西部，日軍第37師團於攻勢完全展開後，就將主要勢頭指向第80軍與第3軍唐淮源部的接合處，到當天晚上，已自將這兩個軍沖斷為互不照應的兩截。

　　8日，鑑於右翼已被突破，有遭到敵人迂迴的危險，這一面的新編第27師便向後收縮，退守二線陣地，拂曉之前，日軍又對這個師與位於中央的第165師接合部發動打擊，在幾個高地上來回爭奪，結果是日軍的火力與毒氣占了上風，又在這裡撕開缺口，守軍只得再向後退，其間有許多敵人的便衣隊趁亂鑽入，幸虧河北民軍喬明禮部向這裡馳援，途中擊潰了好幾個便衣隊，並將突破上述接合部的敵人擋了一下，守軍總算重新聯成一條戰線，但是，日軍攻勢正旺，根本不在乎這一下子，不久，這一線就集結了一萬多人，又有飛機毒氣了得，猛擊之下，國民軍除了節節抵抗之外別無他法。那天入夜，河北民軍靠了打埋伏，在一個名為長權村的地方全殲敵人一股騎兵，好歹勝了一小場。

　　9日，敵人以一個聯隊的兵力進攻王竣的新編第27師，王竣和他參謀長一起中炮陣亡，殘餘人馬堅持到第三天，總算未被擊潰，還以幾次反擊將敵人打得大敗，但是，第80軍的實力經此一番惡戰，已自損傷不輕，同時衛立煌又總是認為黃河南岸防禦空虛，於是又將這個軍打發過黃河，讓喬明禮領着他的民軍去山中打游擊。

　　整個戰役的重心，在曾萬鐘的第5集團軍和劉茂恩的第14集團軍方面展開。這兩個集團軍沿中條山北麓依山脊擺開，共有八個軍，十餘萬人馬。

　　7日下午，敵人第41師團和獨立混成第9旅團由絳縣、翼城等地出動，進攻中條山西北側的第14集團軍，這個集團軍的一線部隊為趙世玲的第43軍，原本由第二戰區的一支游擊縱隊“升級”而成，並無多少陣地戰經驗，雖然竭力苦守，也只是抵敵不住，到8日，日軍已經占領垣曲，由此處將中條山上的國民軍一下割為兩段，各自為戰去了。

　　9日，這支日軍在垣曲兵分兩路，分別向東西兩翼去會合其它進攻部隊，以圍殲被他們分割開來的兩個集團軍。

　　東面的第14集團軍開始認識到自己的危險是在10日，那時他們所在山地以南的黃河渡口大半已被敵人占領或封鎖，由河南岸輸入的補給線路也被截斷，同時，由北面衝殺過來的敵人第33師團也不斷以兇狠的攻擊時刻威脅着14集團軍——儘管敵人的這個師團打得一點也不順手，迄今尚未突破第98軍的防線。

　　到第二天，日軍增援源源趕到，全線猛攻劉茂恩的防禦陣地，12日，由東路衝來的敵軍已經攻克了邵源，從而在南面封住了第14集團軍。作為回敬，第98軍和第10師在董封附近擊潰了敵人突入防線的一個大隊。

　　眼見得情形日益嚴重，劉茂恩決定撤離這一危險地域，以第93軍的兩個師掩護集團軍主力向北突圍，不久中日兩軍便在這裡形成混戰局面，由於國民軍各部隊均處於孤立狀態，相互支援多半被切斷，因此打得十分狼狽，第98軍和第15軍等被圍部隊從南到北折騰了好幾回，與日軍連續進行遭遇戰，好歹有不少人馬突出重圍，或趁亂南渡黃河，或北上游擊。這個集團軍為此折損了兩萬多人。

　　至於曾萬鐘的第5集團軍，在7日獨自迎戰由聞喜、夏縣殺來的敵人兩個師團，即第36和第37師團，次日，在擊退了這個集團軍的幾次反攻之後，日軍已經切斷了第5集團軍與第80軍之間的聯繫，而第3軍為了努力恢復聯繫，在四交村等地向敵人猛烈反擊，初期頗有進展，但不久敵人調上來大批援軍，使得這次反擊演變成一次撤退，9日那天，總算接到衛立煌的指令，第5集團軍開始進行旨在脫離敵人合圍的戰鬥。但是衛立煌的命令是“以團為單位”突圍，因此分散了兵力，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到10日，這個集團軍的各路突圍人馬都被敵人頑強阻擊，當天已有兩個團長陣亡。

　　12日，第3軍的突圍之戰空前慘烈，先是軍長唐淮源“以保衛中條山職志未遂”，舉槍自盡，接着這個軍的第12師因為被敵人狙擊，死傷大半，廝殺到第二天，師長寸性奇陣亡。

　　到16日，除了奉命留在中條山上打游擊的部隊之外，這個集團軍已自打破敵人的合圍企圖，在敵人封閉合圍圈之前衝殺出去，逃之夭夭。隸屬於第5集團軍的三個軍，加上孔令恂的第80軍，損傷達兩三萬人，包括戰敗投降敵人的第34師師長公秉潘所率部隊。

　　這樣，加上裴昌會第9軍的傷亡，中條山國民軍一共損失了約莫五、六萬人，日軍的相應數字約為不到兩萬人。從中日戰爭爆發以來，國民軍從來沒有哪一仗打得如此丟人現眼，在這一點上，過去史學家們指斥中條山國民軍防共多於防日方才導致會戰失利，看來倒是切中了戰役失敗的一個主觀因素。不過總起來說，失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在開始我們提及的以外，日軍胡亂使用毒氣和一線陣地配置一些戰鬥力不強的諸如游擊縱隊之類的人馬，也多少影響了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