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儒蒙塵－華夏沉淪
-----神州悲愴命運交響曲（下）

作者：龐忠甲

（續中）

理學是一門專門培養造完美無缺的奴才（內聖）的學問。理學家們迂腐、愚昧、冷酷、殘忍，卻對外患無所措手足。

由宋入清，包括蒙古貴族入主的元朝，中國封建皇朝無不依仗後儒理學為支持，把封建統治集團的自私，說成是天下的大公，以天下為專制帝王一家一姓的私有財產，為了維持統治權力永世其昌的超穩定系統（Ultrastablesystem），不惜代價把本已滯進的國家導向幾至毫無進步的非靈性動物型簡單再生繁殖狀態；儘管閉門以天朝上國自居，其實終於愚昧落後到了不堪外來強者一擊，沒有招架餘地，任憑欺凌宰割的悲慘境地。

中國歷史上曾有不勝自豪的四大發明，但正如儒家諍友魯迅君指出“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

法蘭西作家雨果尤其辛辣地評說“像印刷術、大炮、氣球和麻醉藥這些發明，中國人都比我們早。可是有一個區別，在歐洲，有一種發明，馬上就生氣勃勃的發展成為一種奇妙有用的東西，而在中國卻依然停滯在胚胎狀態無聲無嗅。中國真是一個保存胎兒的酒精瓶。”

現代中國人懂得了高度評價西方基督教地區的海洋文明，認為他們的航海事業極大地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催化資本主義社會誕生。其實中國的航海能力本來一點也不弱。明成祖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首航率部二萬七千人，巨艦六十二艘，經十餘國，為時兩載而歸，其後繼以六次出航盛舉，總共歷時三十年，航海規模和水準當時舉世無雙。據說目的是揚威，實際上可能為了尋找被推翻了的建文帝的下落。不管怎麽樣，結果只是一場莫名其妙的政治大遊行，“恩賞”、“受貢” 不少，卻無關開拓國際商貿事業，接下來反而毀船禁海，自閉門戶，除了勞民傷財，沒有產生涉及社會發展進步的實際意義。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W．Friedrich Hegel）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國社會無所長進的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中國在禮教拘束下，“自然界對人類的一切關係，主觀情緒的一切要求，都被完全抹殺、漠視。”在那兒“人與人之間又沒有一種人的權利，自貶自抑的意識便極其通行。這種意識又很容易變為極度的自暴自棄，便造成了中國人極大的不道德。他們的撒謊著名，他們隨時隨地都能撒謊。”

實話直說的黑格爾勾勒出了中國悲劇最為鮮明的特徵。真、善、美，真是第一，沒有真，還有什麽善和美？難道偽儒“崇公抑私”的假仁假義不就是人間最大的撒謊嗎？中國“國民性格”的虛偽性和陰暗面，太多陰謀、內鬥和狡詐，莫非根源在此。

青年毛澤東嘗言：“吾國思想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信）一針見血，鞭辟入裡也。

“鮮矣仁！不得其正乎！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偽儒崇公抑私造就的人性虛妄，突顯在中國“國民性格”的死要面子上，壞事做絕，好話說盡，不足為奇也。

假情假義打造了中國人注重虛名而不在乎實效的歷史傳統，喜好形式主義，花架子，只關心事物的現像和形式，不注重實質和內容，認真不起來或不能恆久地認真。很多事情都是做給別人看的。

隋煬帝時，西域諸番來朝，陳百戲於端門以示之，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諸番入豐都市交易，先命整飾店市，盛設帷帳，珍貨充積。胡客過酒食店，悉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值。詒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驚嘆。其黠者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體，何不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慚，不能答。如果統觀後世遺事，煬帝不免小巫見大巫了。

西方人光明正大地為自己而活；中國人據說不該有自我意識，是為君國、尊長而存活的奴才命，活着是給人看的。在偽儒“心態文化”主宰下，人們必須違心地妝扮成無私無我的模樣過日子。可奈活人抹煞不掉私心，於是弄虛作假就成了一種基本的習慣性生存手段，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偽善表演，厚黑權謀之道被視為最高智慧，全國終要變得像一座互相欺騙做作的大戲台。

人們經常戚戚於懷的是如何製造假象炫耀親友鄰人，無處不見打腫了臉充胖子的窮措大現象。孩子們必須按照長輩光宗耀祖的意圖選擇學校和專業，而不是為了更好地自由發展。其實中式教育本來就以否定個人本位、消滅自我意識為天職，與一個誠字格格不入，所謂學問，玩世不恭有餘，創造發明無緣。如果不能從大本大源處找到“崇公抑私”、“以公滅私”，兩心失衡這個病根，那“中國國民劣根性”是絕對無藥可除的。”

魏晉時期一度出現思想活躍、多派學說和中外文化相互激盪的局面，近世有學者喻之為東方“文藝復興”，好象應該“激活”出一些有利社會發展進步的思想，事實上卻完全沒有產生突破偽儒魔障和重建兩心調諧的任何積極作用。這又是什麽原因呢？”

春秋戰國亂世，諸子百家得到了學術爭鳴的機會，各種傾向的派別都粉墨登場了。用兩心調諧論觀點區分，可以看到極端自私範疇的兩大派。其一為消極型的楊朱和老莊哲學，另一為積極型的實屬恐怖主義帝王術的所謂法家者流；還可以看到與之相對立的誇大愛心或公心過頭的另一極端，即提倡“兼愛”的墨家學說。儒家則代表了非極端的體現兩心調諧的中庸之道。在這種“是非無定質、無定論”的自由爭鳴形勢下是可能爭出一些真理來的。

魏晉時期國家分裂，中央政權衰落或不存，偽儒的思想禁錮作用有所削弱，人們似乎多了一些發表見解和選擇信仰的相對自由。史載當君王的忽而信道反佛、忽而信佛反道，好象很熱鬧。但請注意，秦朝以後幾乎從來沒有一位中國專制君主反儒（偽儒），即便受漢文化影響的異族統治集團也普遍體認了偽儒的甜頭。進入魏晉時期，偽儒提供的整套愚民政策已經成為維護和鞏固政權不可或缺的基石，那時的“寬鬆”環境，其實只容許若干不至於衝擊偽儒統治地位，當然更不至於威脅政權的消極型思想哲學流派存在和喧囂而已。時尚流行的老莊神秘主義、外來轉型的佛教思想和魏晉獨特的玄學流派等，都是一個比一個爭着標榜消極無為；看起來五花八門、光怪陸離，實際上同屬於一種以逃避出世為共同特徵的消極自保傾向而幾乎不及其他，結果必然同兩心調諧原理背道而馳，漸行漸遠，那還會有什麽真理電光石火可期呢？

對於儒家以外主要學說，首先恐怕還是要重提一下法家。戰國末期政治上最為成功的是所謂法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文革後期受到過一些人大肆頌揚，甚至把它同現代的法治觀念混為一談。前面一再談到過，以秦國一些政治人物為代表的法家也者，主要是將法與禮對立和割裂開來，把古已有之的嚴刑峻法極端誇大，用以否定禮存在的必要，倡導恐怖主義極權人治的一群政客。後期為暴秦效力的着名法家韓非和李斯，原來和儒家有點淵源，但他們背離了兩心調諧這一基點，滑向了儒家的對立面，同儒家涇渭分明，背道而馳了。他們以反智愚民為能事，韓非說：“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王蠹》）他們主張剝奪民眾追求自身幸福的根本權利，徹底否定個人本位意識，充當君主暴力特權統治階層的馴服工具；以為“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則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必勝；邪必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韓非子．解老》）可以說是宋朝朱熹“盡天理，滅人慾”的祖師爺。

靠嚴刑峻法發跡的秦政權，時稱“虎狼之國”（《戰國策》），風雲際會，掃平六國，一統天下，宣稱“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以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可以成就萬世大業；但逃不過社會性兩心嚴重失衡無可避免招致的懲罰。不過倏忽十五年（公元前221－207年），顯赫一時的大秦帝國就在遍地起義烽煙中分崩離析，壽終正寢了。有個清朝文人盧文紹註腳得好：“商韓之術用之使秦強，不知正乃速其亡也。”秦以後，法家聲名狼藉，這個名稱是不好用了。在“獨尊儒術”的政治大環境裡，偽禮當道，“三綱五常”為封建帝王提供了擁有絕對權力的“合法性”，刑法回歸禮的範疇，作為禮的“強制性”組成部分而存在，專制王朝毋須抬出法家理論，就可任意行使法家倡導的“以殺治國”恐怖主義統治手段。法家這個概念，從此融入了政治化的偽儒裡面，不再有獨立的政治地位可言。因而到魏晉時期，法家這回事是可以不論的了。

在法家形成氣候之前，作為另一極端的墨家學說曾經盛行一時。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相愛、交相利”，把愛心或公心發揮到了遠離兩心調諧位置的極端，其震撼人心的善願，可與後世空想社會主義相輝映。墨學主張通過自我犧牲，帶來博愛與和平，包含許多立意美好但惜乎兩心失衡的見解，在烽火連天，充斥不公平社會現象而又無可奈何的惶惶亂世，聽起來格外動人，但實行起來一樣也行不通，所以何妨稱之為古代中國式烏托邦主義。其興也勃，其亡也忽，自從暴秦崛起以降，墨家後繼無人，從此幾同煙消雲散，到司馬遷寫《史記》時，墨學已“莫得其詳”，可算是古董了。

老莊哲學，和法家一般，兩者都是極端為己、兩心失衡的產物。老莊哲學主張“絕聖棄智”，認為“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反智愚民立場與法家異曲同工，如出一轍；但在政治社會觀念上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取向。道家主張消極自保，一面聲稱“我無欲而民自朴”（《道德經》第五十七章），對社會不負任何責任，一面但求自己享受匪夷所思的極樂仙境。

借其神秘莫測特色發展起來的道教，幾乎全面拒斥人類進步文明，視治世之道為精神污染，以人世間為原型編造出了冥天之上等級森嚴的諸神眾仙，宣揚虔修得道可升仙界，“躡太清”、“朝玉京”，長沐天恩，永享不死不滅殊榮。道家奉行無心、貴生、無為之道，是為了解決生存困境無奈的絕對痛苦，解決人生有和無的衝突，在逃避現實中追求絕對快樂境界，顯然是一種不能用來治世的無政府主義之道，在漢末以至魏晉亂世卻曾大放異彩，並直接激發了魏晉玄學及禪學的思辨。

道家及其派生的魏晉玄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消閒養生哲學，逃離現實的隱逸文化，由原始的混沌的陰陽五行生剋之說，繼承和揉合了巫、史、祝、卜，使用筮占吉凶，符咒驅鬼治病，煉丹建醮祈求長生不死等方術傳教；衍生了氣功、導引、燒丹、服食、羽化、保精、“除病”、黃曆、流年、採補以及墳山風水之類無補社會性撥亂反正或發展進步的“學問”，興起了民間迷信的巫術，更加抑阻了理性科學的伸張。道家雖然數度極盛並長存不滅，特別在唐代因為皇帝與老子同姓而備受尊榮，但始終不曾對中國社會的基本制度產生重大影響。對奉行偽儒愚民政策始終不渝的歷代統治集團來說，道家學說不失為社會上失意或閒散的人們寄託和消磨意志的遊仙窟，一種別開生面的輔助性“穩定因素”。

佛教始祖，印度王子釋迦牟尼為了追求再無老病死苦，再無恐怖愁憂的大智慧，二十九歲出家修道，三十五歲成道，說法四十五年。所創教理，旨在闡發對人生和宇宙的理解，主張人類自救而非期待神佑。他不崇拜神，反對祭祀犧牲，也不以為有靈魂存在，其觀念更近無神論而稱不上宗教。他逝世二百年後，其門徒開始尊釋迦牟尼為下凡的大神，並認為在釋氏前後皆有更多神靈臨世，於是形成了多神的佛教。釋迦牟尼對後人的封神立教，和文昌帝君的遭遇一樣，都是無可奈何的。佛教流派很多，傳入中土的主要是小乘派，已與當初佛祖原旨相去不知幾何，同（偽）儒、道等折衝揉合後的中國化佛教，又發生了許多變化。現在我們要問的是佛學為中國帶來了什麽樣的哲理？後來怎樣變化？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有何種影響？

無獨有偶，東漢末年傳入中國的佛教，帶來的佛學宇宙觀同道家學說有很大的相似性。佛學以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虛幻，唯心所造之境為真實。…然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故曰‘三界唯心’”。那“佛識”同老子的道一樣，“惚兮恍兮”、“寂兮寥兮”，沒有一切分別，除去所有揀擇，泯滅任何愛惡。即沒有任何塵世雜念，像明鏡一樣澄澈透亮，一塵不染，等同大化。可以說都是世界上最隨心隨意的省力的宇宙觀。

道家飄逸，仙風道骨；佛心空明，超凡脫俗。但是寺觀需要香火供養；中國世俗普通百姓在痛苦中渴望解脫，卻無法離開現實一步。於是佛老寺觀表現了教義與實踐自相矛盾的奇特“靈活性”。虛無縹渺的玄學理論，竟變成了現實人生意向和冀求神佑奇蹟的原始泛神論僥倖迷信觀念相結合的象徵縮影。以人世間各種歷史人物原型為模特，編造出冥間天上等級森嚴、層次繁複的諸神眾仙，但見千百神佛偶像，有佛道混雜出色人物、天兵天將、五百羅漢、陰曹地府、民間英雄，三教九流、雞狗並列，無不可以塑像膜拜；人生一切憂患、期盼和想像，諸如壽夭、生育、功名、金錢、嫁娶、病痛、來世……什麽都可以不必通過自己的奮鬥和努力，從那些本來主張一切皆空，本來以為什麽都沒有意義的神靈那裡求得保佑如願以償，或通過許願、還願之類“賄賂”手段，把神靈當做見財眼開的貪官污吏，“誘使”神靈為自己的目的效勞。於是芸芸眾生就不知不覺地沉浸於通靈幻想而安貧樂道起來，不必為那“心生之境”心勞日拙了。

佛老哲學觀念使得人們在嚴峻的生存挑戰們前一味退縮，在痛苦面前一味以精神的自我努力或祈求神佑化解。如此人生，天賦人類靈性創造能力還有什麽積極意義可言？何來科學技術和社會制度的發展進步？或者說，如果人類自甘如此不求長進，無論如何巧言令辭、自圓其說，客觀上和實質上同非靈性生物的生存方式相較有什麽高明？

迄今猶有一些學者讚頌魏晉玄學，視為反抗專制統治的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思潮，其實玄學無非集釋道消極因素之大成，根本背離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發展進步天職。一些身處亂朝的仕人，既嚮往仕途利祿，又羨慕避世的愜意和論辯中美的享受，保身全命、苟合取容、進退失據之餘，把老子的清靜和莊子的放浪相結合，加上禪學的空論，居其位不事其事，悠遊山水，寄情風月，追求所謂心隱洞見，妙賞深情，造成清談玄虛之風，被於朝野。

這種知識份子的消極型唯我主義自我墮落傾向，雖然淤塞了天賦靈性創造發明的通途，卻不違背專制統治者穩定政局的需要，只是不容得此輩挑戰偽儒名教的底線。有個名士派奇才嵇康（223－264），與曹魏宗室通婚，官至中散大夫，跟定了老莊，“越名教而任自然”，居然狂妄到了輕蔑“儒家禮法”，“非湯武而薄周孔”，反對司馬氏借名教以行篡權殺伐之實，結果以言論放蕩、非毀儒家經典的罪名為司馬氏所殺害。後來的玄學家們以嵇康為戒，幾乎統統成了欺世盜名、斯文掃地、不事生產、不負責任的逍遙派了。

怪不道有人說，儒（偽儒）、釋、道結合，等於阿Q精神！

以上對佛老的評論，同當年儒家和老莊、楊朱、墨翟、惠施、公孫龍以及其他諸子百家間的爭鳴一樣，概以人人可以體驗感悟的人性範疇基本常識公理為依據，即由兩心調諧原理推引而來，同所謂宗教歧視也者風馬牛不相及也，亦不涉有神論與無神論之爭。何況實踐證明那時理性路線行之不通，神性宗教更有希望成為濟世哲理的有效載體呢。只可惜魏晉時期的“東方文藝復興”並沒有為浸沉偽儒文化孽海的中國人帶來任何新的“激活”機會。

由此可見，魏晉時期所謂思想活躍，完全不可能激發出引領中國人脫離兩心失衡深淵所需的智慧和力量。

常居“心態文化”主導地位的偽儒倡導的“禮治”秩序及其道德觀，表面上和佛老的宇宙論、人生論頗不相同，前者重共相方面，後者重個相方面，但兩者恰恰得以互相補充、互相配合。偽儒的禮治從強制的外在規範方面取消、壓縮、抑制自我主體；佛老人生理論、人生方式，可說從個體內在方面取消、壓縮、抑制自我主體。

外在壓力使人喪失獨立人格，喪失個人追求幸福、爭取發展進步所需的文化和環境條件。內在壓力使人喪失自我意識，喪失個人追求幸福、爭取發展進步所需的主體願望和能力。兩者默契合作，使中國人無所逃於天地間，形成了中國最深遠、對國民性格和心理影響最大的傳統──價值取向的共同性，那就是要取消“個人本位”觀念，進而取消人的靈性創造作用或社會發展進步的可能性，說到底就是要取消“人”。所謂魏晉時期的“東方文藝復興”，其實同歐洲的“文藝復興”的歷史作用適得其反，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而且不妨認為就是日後宋明理學徹底“反人本主義”的先聲。
事實上，從西漢、魏晉而入宋，除了牆開花牆外香的所謂“四大發明”外，中國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還是有許多可以稱道的進步，綜合水平長居世界前列。大約宋代生產技術達到了巔峰，例如發明鏈帶傳動，建造運河升船水閘；冶金業發展成功可鍛鑄鐵，用於農具製造工藝、改進（唐代發明的）曲轅犁，完善農具配套性能；南方開發水田，育成、推廣早熟稻（實現兩熟或三熟），以及移秧法、輪耕法等農藝學進步；灌溉工具如人力龍骨踏車（翻車）和水力筒車或水輪的普遍使用……引發了一場堪稱為“耕製革命”的綠色革命；南宋能夠造有效利用風力的多桅海船，舵長三、五丈，採用水密艙，最大載重數萬石，可乘上千人，供給吃用一年的糧食；其他如採礦業、冶鑄業、造船業、染織業、陶瓷業等幾乎各行各業都有出色的進步。在理論科學方面，南宋秦九韶《數書九章》最早提出高次方程式求根法，元代朱世傑在《四元玉鑒》和《算學啟蒙》中的多元式理論和級數理論都屬當時一流先進水平，並直接用之於水利和建築工程。惜乎由元、明入清，後繼乏力，罕有建樹，科技和生產力水平幾乎毫無進步，不可能帶動商品經濟崛起和催生資本主義萌芽。以中國非農業生產中占主要地位的棉紡業為例，清乾隆中葉，西歐開始採用蒸汽動力，出現了十六錠紡車，成為資本主義起步的先驅產業，中國則仍停留在農家副業手工單錠水平，超越不了宋末薛景石《梓人遺制》那套技法，和秦磚漢瓦，井臼灶炕一樣，大有傳之萬世而不易兮的靜氣。

漢以後，直至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屢有擴展疆域，顯示天朝國力的表現，但缺乏生產力進步為後盾，從社會發展階段而論，可謂無所長進，只是鮮有上升意義的“平面型”拓展而已；實質國力與工業革命後的西方差距越來越大，終於在東西方不可避免到來的碰撞中一觸即潰，一敗塗地了。

從“文藝復興”聯想到了中國的文學創作。這樣的“心態文化”大環境中，缺乏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馳騁空間的中國文人，就如依附在統治階級這張皮上的毛，寫下了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歌頌、討伐、批判、控訴、感傷、寫景、志怪等等美文，電影說明書般的筆記小說，鋪陳華麗、纏綿悱惻、迴腸盪氣、對仗工整的詩賦、聯語……堪供擊節稱賞、唱和不止；至於體現人之所以為人，具有個性探索深度，頌揚個人奮鬥精神，在“大私”基礎之上弘揚“大公”，從而導向兩心調諧的偉大作品，可謂非分之想。中國有些非主流或失意落魄文人，在地下或半地下狀態寫出了一些多遭查禁的佳作，包括屈指可數的幾部傳世長篇小說，苦於土壤條件貧瘠，營養底氣不足，也難同十八、十九世紀西方燦爛紛呈的煌煌古典巨著群相提並論。這不能不說是中華文明的悲哀了。

文以載道，道兮沉淪，文盍乎興？人稱中國史料豐富，但史學貧困，或者說史觀貧乏，其實是一個原因。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無奈的中國人民不得不為這一切付出不可勝計的代價。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