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陵古採礦遺址和中國文明史

　　銅陵市金牛洞古採礦遺址，位於銅陵的鳳凰山下。鳳凰山是中國著名中藥材丹皮產地，現在新發掘的採礦遺址，又成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個古代銅礦遺址的發現，對研究中國古代冶金史以及文化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

　　1996年5月30日上午，我和徐則浩教授，在銅陵市地方志辦公室主任周大鈞等陪同下，慕名來到金牛洞古採礦遺址參觀。行程34公里，離鳳凰山銅礦不遠，穿過一大片芍藥園，即來到遺址。這裡原來是一個小鐵礦，群眾不斷來此露採鐵礦，結果陷一個橢圓形的採礦場，發現了一些古代採礦井巷和採掘遺物，引起文物部門的注意。邀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銅陵市文物管理所多次進行考古發掘，清理出多處古代採礦井巷和一批採掘和製造的生產工具。在此以前，銅陵、南陵一帶已先後發現不少古代採掘遺址和古代大量煉渣堆積。

　　我們沿階梯下到洞底，目睹洞內古代采銅豎井、橫井、斜井、井巷、支架、出入口等，皆保護完好。上得洞來，又到陳列館參觀出土文物，包括採掘工具、陶器、青銅器、冰銅錠、石范等。周大鈞同志在休息室作簡要介紹：這個採礦遺址之所以被高度重視，申報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不是沒有緣故的。人類從原始社會進入文明時代，其標誌是從陶器時代進入銅器時代，使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一個飛躍。在銅器時代，也經歷了漫長發展過程，青銅器的生產又使銅器生產技術達到高峰。自從河南殷墟發掘大批青銅器以後，中原各地都有大量青銅器出土。然而這些精美的青銅器形成的青銅器是中國自己創造的，還是從西方引進的，中外學術界都有不同看法。美國一位考古學家卜蒲(Pope)曾當面向郭沫若提出：中國末發現采銅和冶煉、製造技術資料，他斷言中國青銅器是從西亞、波斯引進的。郭當時也未反駁。因為他還未掌握確鑿的中國資料。這個問題直到70年代中期湖北大冶銅綠山古礦冶遺址的發掘才得到解決。後又發現全國六大銅礦都是在古人開採的基礎上擴大開採的。而銅綠山銅礦歷史，尤其是金牛洞古洞礦開採遺址發現後，更引起專家的重視和研究的興趣。中國著名自然科技史專家華覺明在考察研究了銅陵採礦遺址後作如下評價：

　　“商周青銅文化延續一千多年，它的物質基礎就是采銅煉銅，沒有銅又哪來這麼燦爛的青銅文化，現代考古資料表明，湖北銅綠山是古荊州的產銅基地，遺址上的煉渣有幾百萬噸。銅陵地區的古礦規模更大，年代跨度又長，從商周到唐宋一直是采銅、冶銅的中心。銅陵在古代全國所處的地位，我想大概就像今天的寶鋼、鞍鋼一樣，舉足輕重。如果說湖北的銅綠山是古荊州的銅都，那麼銅陵毫無疑問是古揚州的銅都（按：銅陵古屬揚州），並且規模更大。另外，銅陵的古代礦冶遺址，經碳14檢測標本，認定年代距今3000年左右，這說明銅陵和銅文化歷史，最遲在西周早期即已興起。尤其是遺址上發現的冰銅錠，是硫化銅冶煉的遺址物。大家知道，古代銅礦的開採，是地表淺層開始的，都是氧化銅礦，向深層發掘才是硫化銅。這就是說，銅陵的礦冶歷史應該更早，因為它中間還有一個氧化銅礦開採時間。以前，學術界都以為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文明的起源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郭沫若則認為華夏文明起源於江淮流域。現在看來，郭老很有遠見。80年代，蘇秉琦先生認為兩河同時起源。銅陵古礦治遺址的發現意義十分重大，它對探索中國冶金史和青銅文化的起源、發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階值。”（摘自華覺明先生在皖南古文化研究會上的講話）

　　華覺民先生的講話，對銅陵古採礦遺址的意義講得很清楚。為了進一步理解華先生講話的含義，我在銅陵作了進一步的採訪和學習。中午鳳凰山礦副礦長朱益華留飯，朱是懷寧人，原籍壽縣，年約四十，在工作繁忙之餘，潛心研究礦史和技術史，是金牛洞古採礦遺址陳列館名譽館長，他向我們介紹了遺址有關情況，尤其是冰銅塊發現的意義。回到天井湖賓館，閱讀了周大鈞同志贈送的《中國古銅都銅陵》一書，我對銅陵以至整個皖南的銅冶歷史及其在中國文化史方面的意義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安徽大學歷史系考古文博教研室主任陸勤毅著文稱：“皖南古銅礦冶遺址的規模是申國所見最大的，它的延續采冶歷史是中國所見最悠久的，它的冶煉技術在各個時代都有許多先進性。”

　　銅陵地區礦冶歷史悠久，約3000年，《禹貢》（我國最早歷史著作）記載：“揚州厥貢惟金三品”，古代稱銅為金。墨子《耕柱篇》記載，夏啟（禹的兒子）“使蜚廉折（採掘）金（即銅）於山，而鑄銅於昆吾（河南濮陽）”。中國兩大銅帶，黃河以北規模小，長江下游規模大，而銅陵地區是其重點（解放後江西東北發現更大的銅礦，已開採）。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即在銅官山（當時屬丹陽郡）設置銅官，一說“秦置銅官”主管丹陽郡的銅礦采冶業。從這時開始，直到當代，銅官山銅礦采冶就未中斷。隨着銅的發現，產量不斷擴大，技術不斷進步，銅的用途“越來越廣，除用於青銅器原料外（青銅器是銅和錫的合金，中國錫產地也在南方），大量鑄造兵器、禮器、農具、樂器、日用品（如銅鏡，一度曾是銅官山主要產品）和錢幣。自漢、唐、宋、明幾代，在銅官山製造的錢幣規模很大。漢吳王劉濞即山鑄錢，“國用富饒”。唐代銅官山鑄錢5萬貫，需用銅5萬斤。宋神宗時鑄錢達44.3萬貫，需用銅72－108萬斤。這些對促進長江中下游經濟發展起了很大作用。長江以南貴池、銅陵、南陵一帶山清水秀，風光旖旎，歷代文人留連於此，作品甚多。李白在這裡生活很久，曾多次作詩描寫銅官山一帶煉銅的情景，如《秋浦歌》中有一首“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赧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還有“銅井炎爐敲九天，赫如鑄鼎荊山前”的詩句，反映了當時銅冶煉的景色之壯麗，規模之宏大。

　　銅官山一帶古代銅礦散布很廣，從考古中發掘的礦冶遺址已近百處，廣達600多平方公里，其中較大者有銅官山、鳳凰山、獅子山、金山、銅山等礦區，各自形成礦冶中心。據考古者調查測算，自先秦至唐宋歷代遺留下來的銅煉渣，有1000萬噸之多，如按1：15的銅和渣比例計算，大約有60萬噸銅的產量。還值得重視的，許多採礦遺址附近往往有冶銅遺址，同時還有各種銅製品，有從商到周的青銅器、生產用具、兵器，還有用於鑄造銅產品的石范（製造魚標、鍤）、銅範（製造錢幣）。可見這裡在當時的生產布局，已形成采、冶、鑄一條龍，因而形成規模生產。

　　銅陵是江南一帶采銅領導機構所在地，古銅冶遺址，不限於銅陵。與銅陵毗鄰的南陵同樣是一個古銅冶集中地。南陵西南大工山1984年文物普查中發現大規模古銅冶遺址，對這個發現，華覺民先生評價也很高，他說：

　　“從遺物形制及。碳14'年代測定看，至遲從西周起，便有相當規模的采銅、冶銅、鑄銅的生產活動，並有可能追溯到更早的時期。自秦漢以降，這一地區銅的采冶始終延綿不斷，歷經六朝、居、宋迄至明代，這在全國及全世界都是罕見的。”

　　10年後，即1996年11月，南陵大工山礦冶遺址已被定為國 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古代銅陵地區採礦、冶煉技術也有突出的特點。首先是找礦。《管子》記載過找礦經驗，“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慈石（即磁石）者，其下銅金……”。即利用鐵帽找銅礦，知道了礦物共生的關係。還有一種礦產指示植物名叫銅草， 哪裡含有銅元素存在：哪裡就有銅草生長。其次是開採，露天開 采容易得多，而井采卻非常困難。在銅陵萬迎山發掘的古礦，有圍岩和支架兩種，而金牛洞古礦遺址卻不同，礦體圍岩疏鬆，於是立井採用“企口接方框密集支架”結構，又稱“垛盤”。平巷、斜井採用了有頂梁、立柱組成的半槓結構（門），這些支護技術如今還一直使用。至於漢——六朝採用的“火爆法”，當時也是先進的開採方法。還有“膽水浸銅法”，和現在的細菌採礦是一脈相承的。前文提到的冰銅的出土為什麼如此被重視呢？原來古代采冶銅有個發展過程，開始是自然銅：進一步是氧化銅，再進一步是硫化銅。硫化銅（即冰銅）技術要求更高。對於皖南許多地方先後出土的冰銅，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史研究生穆永平做過研究分析，結果表明有一部分渣中的含銅硫之比大大超過“0.258”的比值。根據現代銅學原理，大於“0.258”銅硫之比的渣應屬於冶煉硫化 銅礦所致。由此推斷在西周早期皖南已使用了硫化銅礦生產工 藝。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楊立新斷定：皖南至遲在西周時期即已使用了硫化銅煉銅技術，它不僅是我國最早使用硫化銅礦的地區，而且把我國使用硫化銅礦的歷史提早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據此不難推測，既然硫化銅采冶技術歷史已達3000年，加上此前開採氧化銅階段和自然銅階段，則采冶銅的歷史就更長了，證諸當地出土的青銅器出土時間，當在商代中期。銅的發現和使用，是人類從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過渡的重要條件，世界幾個文明古國，其文化發展都與銅器時代同步。關於中華民族文化起源地點，由於殷墟青銅器的發掘以及其它中原地區大量青銅的 發掘出土，一般認定黃河流域是發源地。後來隨着長江流域考古 發掘出現很多文物，其文化價值不在黃河流域之下，因而產生文化發源的多元論。而郭沫若在他1945年所寫的《青銅器時代》一文中，提出了新觀點，文中說：

　　“但值得奇異的是，現在殷彝及殷墟出土的銅器，由其花紋形式及其品質而言，冶煉的技術已極端高度化，而可以證明為段以前的作為前驅時代的器皿卻一個也不曾發現。殷以前之物應該有而卻未能發現或證明，實在是古代史研究上的一個重大的懸案。在這兒可能有兩種推測：一種是還埋藏在黃河流域的土裡未被發梘，另一種是青銅或銅的冶煉技術糸由別的區域輸入黃河流域的，而原產地尚未發現。在我認為第二種的推測可能性更大。青銅器出土地自來偏在黃河流域，由南方出土者甚少、如黃河流域為原產地，不應於將近萬件的遺器中竟無一件足以證明為前驅時代之物。而中可南方，江淮流域下游，在古時是認為青銅的名產地。《考工記》雲‘吳越之金錫’，李斯《諫 逐容書》雲‘江南之金錫’都得證據。金錫的合金即是青銅。在春秋戰國時，江南、吳越既為青銅名產地，則其冶煉之未必淵源甚古。殷代末年與江淮流域的東南夷時常發生戰爭，或者即在當時將冶鑄技術輸入了北方。”（《青銅時代》300－301頁）

　　華覺民先生說郭沫若40年代認為華夏文化起源於江淮流域，不是憑空臆斷，郭沫若認為黃河流域大量出土的青銅器冶鑄技術是從江南吳越引進的，是一個重要依據。郭文發表五十年來，江淮流域發掘出土大量為世人矚目的文物，青銅器和古礦冶遺址的發現更為突出。如五十年代中期在安徽壽縣發掘的蔡侯墓中，出土大批蔡器，引起郭沫若極大興趣，他來合肥參觀重點是安徽博物館的蔡器。湖北隨縣出土的整套編鐘，可奏出和諧悅耳的樂曲這套龐大完整、技藝精美的編鐘，出土後引起世界轟動，編鐘心用銅即達5噸之多。銅陵郊區1973年到1990年也相繼出土了絹鍾和商代青銅器皿jia（音角）、銅爵。大冶70年代中期發掘出銅綠古礦冶遺址，規模之大，技術之高，非常突出。據華覺民介紹國家文物局已將銅綠山古礦冶遺址正式上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為世界文化遺產。中國文化悠久，古蹟成幹上萬，到目前為只有長城和秦俑等極少數地方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認為世界文化遺產（黃山，包括徽州地區人文景觀，後來也已被聯合國教利文組織承認為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長江中下游是中國最大的產銅帶。自湖北的大冶，江西的九江，安徽的銅陵、安慶、南陵、繁昌，江蘇的江寧、句容、南京、鎮江，都發現關於銅冶的古代遺址，東西逶迤千里以上。楊立新先生在《皖南古代銅礦的發現及其歷史意義》一文中，發表如下見解：

　　長江下游地區青銅冶煉技術在商代中期已經成熟，簡單的青銅製品使用比較廣泛。鑄造銅器則需要銅料，不可能由中原輸入，皖南和寧、鎮地區銅礦資源豐富，這些制銅原料只能產自當地。關於這地區青銅冶技術發生的時間，過去曾認為是在商代中期，並以為與中原影響有關。今天皖南先秦古銅礦的發現，表明上述認識似乎有一定的局限性。若把這地區青銅技術的出現與豐富的銅礦資源聯繫起來，可以看出，皖南與寧、鎮地區古代銅礦的開發，對探索長江下游地區青銅文化的發生，即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意義。

　　楊立新這段話，可作為郭沫若觀點的新證。這當然還不能得出結論，江淮地區就是中國主要文化發源地。學術界多數認為還是多元論，黃河、江淮地區（有人稱之為“兩河”），都是中國文化發源地。這個問題會繼續探討下去。將來還會出現新的資料，新的觀點。

　　江淮地區的北部，即淮河流域，是淮夷部族的聚居地。商、周兩代國王，多次派兵進攻淮夷，雖然淮夷武器精良，戰鬥力很強，最後還是被周王朝打敗了。周昭正多次攻荊、攻淮夷的目的，一為擴大疆土，二為掠奪江南的銅。在西周金文中有關周王朝用兵伐荊、淮夷“掠金”、“俘金”的記載很多。《蔡侯鼎銘》就有“蔡侯伐巢，俘厥金”的記載，《仲偶父鼎銘》上記載“仲偶父伐南淮夷孚(俘)金。”《史記》記載：“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按薄姑是商代方國，在今山東博興縣，西周時曾建都於此。這就是說，淮夷被征服了，國君被流放了，“周朝控制江南銅礦的通道被打通了，江南的銅成為向中央政府的貢品”。從此中央政府製造武器和青銅器就有了豐富的銅料來源。

　　現代各國製造武器，力求先進，為此要生產高質量的原材料，網羅高級技術人才，研究新技術。武器的水平代表一個國家的技術水平。銅器時代以銅製造武器，東周時代出土的銅兵器以吳越兵器最為精良。鑄劍專家歐冶子、干將、莫邪之名傳頌千古。著名出土文物吳王劍、越王劍，至今光澤依舊，鋒利異常，其原料即為硫化銅。銅陵及皖南一帶古屬吳越。它成為淮夷、吳越製造武器的原料供應基地。

　　50年代末江淮地區鄂、豫、皖、湘、贛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物。一是關於銅的采、冶、鑄技術的大量發現。二是青銅器的大量發現，其中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大量青銅器，以及殷墟出土的青銅器，在時間上和數量上都大體相同。兩地青銅器有相同處有不同處。這些無疑使郭沫若的觀點得到進一步加強。假如郭沫若活到現在，看到這些新發掘成果，他會理直氣壯地告訴美國那位考古學家：中國青銅器是中國自己創造的。郭沫若還會以極大的熱情，運用他的豐富的考古知識，寫出第三本關於先秦文化的著作。（另兩本是《十批判書》和《青銅時代》。這兩本書，郭沫若稱之為姊妹篇。）希望當代學者寫出這第三本書，我更希望這部書由安徽學者、專家來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