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水觀音

《史記·楚世家》記載：“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重黎(高陽之後)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有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

可以推知，地處蠻荒遠離文化中心的楚部族是深受諸夏輕視的。然而中原諸國神聖高貴的祖先，周天子的“禮樂征伐”之制都對他們形成深深的吸引。《史記·楚世家》載：“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我想，是分封製造成了楚與中原的隔閡，又是分封制把身份低微的楚人領進了周天子神聖的宮殿。於此，楚方有了自己合法的勢力範圍。由於身份的卑微與文化的落後，楚的歷代先君是十分有作為的。《史記》載：“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至周厲王之時，楚又趁着中原混亂，無暇南顧，大肆侵略，擴大地盤。楚人的積極北上與一心想經營江漢平原的周王發生了矛盾。《竹書紀年》曾載周昭王三次南征，第一次“伐荊楚，涉沙，遇大兕”，第二次“天大翳，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第三次則“昭王南征而不復”。周人的失敗給了楚人自信與勇氣，一向自認落後卑微的楚人開始憑藉戰爭來建立心理的平衡。失敗的周人並不甘心，周楚間矛盾不斷。《詩經》云：“蠢爾荊蠻，大邦為讎，征伐獫狁，蠻荊來畏。”面對着周人的正統優越感，楚人在自卑與報復情緒下愈戰愈勇，疆土達到今天漢水流域和長江中游北岸一帶。

恩格斯在批判費爾巴哈哲學時，對“人的惡劣的情慾”在歷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有深刻的分析。他說：“在黑格爾那裡，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藉以表現出來的形式，這裡有雙重的意思：一方面，每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尊崇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產生對立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的槓桿。”楚國恰恰就是這樣的一個例證。早在熊繹時便說過：“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並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後來雖因懼怕周人討伐而去掉了王號，其大膽與叛逆卻可見一般。《史記·楚世家》言：“楚（熊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畔相侵，或相伐。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我覺得太史公的這句話實在是妙，以敝甲請尊號之舉使人想起五代的“天子寧有種乎？兵強馬壯者為之耳”。在遭到周王室的拒絕後，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遂稱王，是為楚武王。這固然有少數民族的野蠻精神，但他提出來的理由卻十分有意思，那就是將自己的祖先與周人的祖先聯繫起來，從而為自己爭取合法化身份。《左傳·桓公六年》有“楚武王侵隨”句，這樣的稱號居然能被史官記載，足見楚於中原分庭抗禮之程度。

發祥於渭水流域地周人具有發達的農業文明。《史記·貨殖列傳》載：“關中自函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周人用青銅農具，運用灌溉方法抗旱，實行休耕輪作以保護地力，製作精美的手工藝品，在政治上創建嚴格的分封制和宗法制。而楚地因為地理環境的差異，長江流域的土壤只有用先進的耕作技術才能開發，一直文明發展相對滯後。《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莊王）訓之以若敖、鼢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可見楚先君創業之不易。作為一個受輕視的落後民族，“南蠻子”們沒有高貴的血統可以依靠，沒有富饒的土地可以仰仗，只是憑着野心與幹勁，努力地追趕着在禮樂薰陶下束手束腳的諸姬諸姜，逐漸吞併周圍少數部族而成為南中國的霸主，甚至出現了像楚莊王這樣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我認為，楚莊的偉略在很大一部分就表現在他積極推動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國語·楚語上》記載他對太子的教育要求，教之以春秋、世、詩、樂、令、故志、訓典。

此時的楚國，雖然從名分上看始終不是華夏諸侯，但就經濟文化而言，與華夏諸國已無顯著差異。春秋後期，楚國的卿大夫們開口閉口輒引《詩經》，與中原卿大夫沒有什麼兩樣。作為一個可以與齊、晉等量齊觀的大國，楚人終於挺直了腰板。《左傳·襄公十三年》記有楚大夫之言：“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可見，雖然當初楚人有“我蠻夷也”的賭氣之言，在面對華夏諸國時，始終希望能融入正統——既使這個正統是他的軍事征服的對象，在文化心理上，楚人無疑是自卑的。我認為，春秋中後期得楚國是肌體最健康的楚國。繼承了楚莊等明君的霸業，強大的軍事後盾，文化上則因為無法體會齊魯作為名門之後的驕傲而產生不平，這種心理的不平衡促使整個楚民族生機勃勃。

首先，楚國的國體使得卿大夫不像中原各國那樣容易形成分散君權的政治集團，國君的權力從一開始就比較強大，保證了軍事活動和行政的有效。而到了戰國時期，隨着中原文化對楚影響的加深，楚國出現了如屈、景、昭等貴族勢力，國家的活力消弱。其次，楚地風俗崇巫淫嗣。可以想象，當黃河文明將神話的童貞和宗教的虔誠先給英雄的祖先和偉大的聖王而高唱廟堂頌詩、躬踐周公禮制時，楚人無拘無束自由灑脫的娛神悅鬼的歌舞何等奇妙瑰麗天真浪漫？這種“巫文化”中顯現出的原始野蠻與力量，有力地保持了楚人的健壯勇敢強悍。然而後來，卻極端化為“不重人才重鬼神”。當中原各國大力招攬天下英才時，發生了“楚材晉用”的事情，實在是一個文化的悲哀。

戰國是楚文化的成熟期與國力的衰退期。楚文化此時高潮迭起，至柔至剛的《老子》，汪洋恣肆的《莊子》，都是在這片土地上生長出來的南國奇葩。此時的楚人，早已忘記了自己那卑賤的祖先，在他們眼中，楚是個大國了：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小國都來歸附，大國與他訂立盟約。楚王驕傲地參加各種活動：祭祀，田獵，征伐，會盟。他們姿態高貴地周旋於列國，不再去想蠻夷的身份。他們不會在面對中原繁瑣冗長的禮儀時感到目瞪口呆自慚形穢。他們也修建華美的宮殿，請諸侯前來做客，觀看楚女曼妙的舞姿。他們感到自己不再是鄉巴佬而是保受禮樂薰陶的文明人，是南中國的主人。在我放縱自己的鉛筆寫下這麼多與歷史真實不很和諧的文字後，我感到在向中原靠攏的過程中，楚人為中原文化莊嚴富麗的外表所迷惑，而不加選擇地將一些劣質的東西奉為圭臬。但出於一個民族的自豪感考慮，他們又錯誤地堅持了一些東西，為日後的敗績埋下伏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各種文化碰撞之下究竟該怎麼做，這實在是個不容易說清的問題，除了指責，我想，應該還有些什麼等着我們來做。但總之，強盛的結果是楚人產生了類似於中原諸國的驕傲與惰性。

在靈王平王懷王之類昏君輩出的時代裡，曾經有一位想振興楚國打擊舊貴族以鞏固君權的楚悼王。悼王二年，任用吳起變法，針對楚國“大臣太重，封君太眾”的情況，吳起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塞私門之情，一楚國之俗”，“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破橫散縱，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等等。這一套措施體現了法家獎耕戰重事功的思想，就楚國當時的形勢來看，的確不能在悼王一世即實現，但繼位的肅王不過是利用吳起之死以打擊勢力過大的貴族，無心於變法，這樣，改革也就如同曇花一現。發達的楚文化孕育出了大詩人屈原，但詩人也無法把握這個國家的命運，最後，正是屈原的千古絕唱扣響了楚國滅亡的歷史大鐘。

楚國滅亡於一個比他更落後，更自卑，也更野心勃勃的國家——秦。《史記》載：“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於靳，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滅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郡雲。”一個西戎，一個南蠻，究竟誰更成功地在文明與野蠻之間找到了平衡點？雖然歷史不可以假設，但讀史書時，我仍時不時會想，假如當初統一中國的是楚國人，那麼歷史又將以什麼面貌出現呢？推而廣之，假如是東方的齊國統一天下，這個臨海之國是否真的像一些學者想象的那樣能帶給華夏族一個開放廓大的視野，鑄就西洋式的藍色文明呢？

就當我要擱筆的時候，突然想起那句楚諺：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心頭一震，湧起一陣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