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五帝本紀》是口傳的故事，中國人自引為“炎黃子孫”，是“三皇五帝”帶來的榮耀。因此，這些傳說人物是否真實可靠？自然是我們驕傲中的隱憂了。

一般認為，黃帝、顓頊、嚳、堯、舜即是“五帝”。《五帝本紀》開卷就說“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後來又逐一說到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勛……是為帝堯”；“虞舜者，名曰重華”等，公孫、高陽、高辛、放勛、虞舜當是姓氏。

但是在結束該卷時，司馬遷說：“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後……。”

其中，又突然冒出了有熊、陶唐、有虞三個姓氏，與前面的說法大相徑庭。從此黃帝既“姓公孫”又“為有熊”，就成了眾說紛紜的歷史公案。如果不認識這些姓氏，就根本無法認識這些人物，中華民族祖先的面目也就難於信服了。

傳統學術是按字面來解釋傳說姓氏的，如“神農氏”是領頭農耕的氏族，“燧人氏”是發明鑽木取火的部落。而含“有”字的族名，如有熊、有莘、有巢、有娀、有扈、有虞、有邰、有殷等，則有更簡單化的解讀：“有巢氏”是開始巢居的氏族，“有扈氏”是率先開門鑿戶者的子孫，云云。這些的膚淺的說法，卻已經深入了我們的意識。

如果“有”是“有無”之“有”的話，那麼“有熊氏”就是“飼養熊羆的氏族”或“與狗熊同伍的部落”，也就非常荒謬了。而這些部落名沒有有效的漢語語義，也說明史前中原的語言是不同於漢語的。否則“公孫”“有熊”的語義，就不會說不清楚了。

•上古中原的原始語言是北方民族的語言

語言愈是多樣的地區（如歐洲和江浙閩粵），那裡的語言就愈是“原生”的；而中國北方和西南漢語的統一互懂，則表明這些“官話”漢語，是融合而成的年輕語言。司馬遷早已指出上古中原語言不是“雅言”的事實，他在《五帝本紀》結尾時說：“大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上古）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訓），薦紳先生難言之。”

歷來人們只把“雅言”當作是優雅的語言，因此不理解這段“大史公曰”。其實，雅言或“雅馴”是指後來形成的漢語，而記載黃帝事跡的《百家》不是用雅言寫的，司馬遷去諮詢有學問的人，可是連博學的薦紳先生也不知所云。

現代語言學認為，漢語詞彙的單音節特徵，是與“藏緬語”一致的。事實上，中國南方方言與藏緬語更接近，而北方漢語是在北方民族語言的基礎上改造形成的。《爾雅》是一部古代辭書，其中就有中原原始語言的線索。其《釋天》一章說：“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這說的是“年歲”一字的源頭。今蒙古語之ziil，即是“唐虞曰載”之“載”；滿語的anen，正是“周曰年”之“年”；滿語的“歲”字ser，恰似“商曰祀”之“祀”；而“夏曰歲”之“歲”，則是今伏爾加河流域楚瓦什語之sul，楚瓦什人被認為保加爾（仆骨）人後裔。看來夏和唐虞似為蒙古語族，而商和周則似通古斯語族。

再如《釋器》一章說：“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蒙古語“黃金”作altan，常譯做“阿勒壇”，“璗”可能是取了tan或“壇”之音。象這樣的例子，在《爾雅》中還有不少。

所謂“夏曆”，即十二獸紀年曆，北方民族乃至藏族也用它，但它始於何時，卻無從計考。清儒趙翼認為夏曆得自戎狄，他在《陔餘叢考》一書中說：“漢時呼韓邪欵塞入居五原，與齊民相雜……以鼠牛虎兔之類分紀歲時，浸尋流傳於中國。”事實上，金文甲骨里就有與十二獸對應的“十二地支”，拿它們與蒙古語比較，還有許多音緣：

兔 tuula，
龍 luu，
馬 午 morin，
羊 jamaa，
猴 申 samz，
豬 亥 gahai。

看來，不僅現代漢語的“兔”“龍”“馬”“羊”四字與蒙古語同源，古代雅言中的“申”和“亥”也是蒙古語“猴”samz和“豬”gahai的縮音。因此，“十二獸歷”或“十二地支”是前漢語時代說“蒙古原語”的中原先民，也就是北方民族的中原祖先創造的。

語言信息，彌足珍貴。晉人皇甫謐說“舜母名握登”，“握登”就是蒙古語“夫人”一字“合敦”，她可能是來自一個說蒙古話的家庭的。又如，《吳太伯世家》說吳王夫差率軍北上“敗齊師於艾陵”，這個戰場是在魯南蘇北一帶，那裡的古代居民是東夷，而“艾陵”就是滿語的“山”字“阿林”，漢語的“嶺”“陵”本是通古斯—東夷語言的遺存。

至今，許多漢語基本詞彙與北方民族的語詞一致。如，突厥語的“水”是su，蒙古語的“天”是tengri，滿語的“木”是mo；而漢語的“胳膊”，又與滿、蒙、突厥三語共有的“手”或“臂”一字gala同源。這些都是北方民族與中原古代居民與同源的語言證據。

•公孫、有熊、高辛，即“烏孫”或“愛新”

基於對中原古代語言的這些認識，和北方民族的祖先是從中原出走的立論，我們就可以嘗試用北方民族的族名，來檢識中原民族。譬如，將傳說時代中原氏族名中的大量“有”字，都讀做u或o的話，它們與北方民族族名就有了對應，如：

烏孫 即“有熊”、“有莘”、“有侁”、“有仍”、“有山”，
兀者 即“有巢”、“有蟜”、“有窮”，
回紇 即“有扈”、“有虞”、“有黃”，
兀顏 即“有殷”、“有偃”，
烏古 即“有鬲”，
烏洛[渾] 即“有娀”，
烏潭 即“有邰”，
烏馬 即“有緡”，
紇奚 即“有施”。

這個廣泛的對應表明，出走北方的中原部落的種類和數量都是巨大的，東西方歷史記載的亞洲北方民族的習俗，應該是中原上古社會生活的一面可靠的鏡子。

從此，我們也不難認同一個很有應用價值的語音規律，即現代以半元音y為首的漢字，如將y的讀音免去，便可約明其古代讀音。除“有”（you）字讀“喔”“烏”（o/u）外，“月”（yue）字讀“烏”“訛”（u/e），“燕”“顏”“淹”“眼”“岩”（yan）讀“安”（an），“宇文”讀“烏馬”，大概也都符合這個規律。

春秋戰國，及至秦漢，中原還有大量含“公”字的姓氏，判定這個“公”字的讀音，對認識中原古族，同樣至關重要。有人說“公孫”是“公之孫”，“公伯”是“公之伯”，“公祖”乃是“公之祖”；而“公先生”卻是子虛烏有，因此這些都是無稽之談。從字形看，“公”與“瓜”很相象；由“瓜”又可以衍生出“孤”和“狐”等字；若將“公”亦作u或o讀，含“公”姓氏與北方族名的關聯，則一目了然了：

烏孫 即“公孫”、“公慎”、“公勝”，
兀者 即“公祖”、“公仇”、“公朱”，
回紇 即“公夏”、“公何”、“公華”，
兀顏 即“公羊”、“公冶”、“公言”，
烏洛[渾] 即“公良”、“公劉”、“公旅”，
巫馬 即“公孟”、“公明”、“公文”，
紇奚 即“公西”、“公皙”、“公息”，
阿巴嘎 即“公伯”、“公賓”。

而既然“公孫”也是“烏孫”；那麼“黃帝者……姓公孫”與“黃帝為有熊”就不相矛盾了。

《史記•大宛列傳》裡記載的西域民族“烏孫”，是從河西走廊出走的游牧部落，其實它是一支通古斯“愛新”氏族。在《金史•百官志》裡“愛新”被記作“阿鮮”，而《滿州源流考》又將“阿鮮”勘為“烏新”，“烏新”顯然又是“烏孫”。因此可以推及“烏孫”（Osin）就是“愛新”（Asin），而黃帝則是一位“金姓”的“愛新•軒轅”人物了。

•“五帝”是否“同姓”

儘管，“黃帝……姓公孫”與“黃帝為有熊”的兩難問題已經破解了，但是，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夏後等“國號”的真偽異同，還須深入研究。否則“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的說法，就會流於空洞。

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的研究，必須走語音實證的道路。“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這兩處“高”字，應與“毫”“蒿”“鎬”等字同源，猜其讀音應如ho和hu，或如o和u，因此也與“有”“公”“烏”“兀”同音。然而，這不過是假設而已，北方民族確有“烏陽”“烏辛”這樣的氏族，才算是求證的實據。

不論“高陽”是否是顓頊的姓氏，“高陽”“公羊”“公言”是通古斯姓氏“兀顏”，卻是無疑的。女真語ujan是“豬”，又是“紅”，《金史•國語解》說“兀顏曰朱”，自是“兀顏曰豬”；漢字“朱”字也有“紅”的意思，便是基於這個雙義的背景。但“帝顓頊為高陽”是值得質疑的，他若姓“豬”；就與黃帝姓“金”和他是“黃帝之孫”的說法相左了。

“高辛”和“公孫”一樣，也是“烏孫”的別字。這與“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的說法就一致了。“帝嚳”的全名可能是“高辛嚳”，很象春秋秦漢年間人名“公孫敖”“公孫賀”等，這也為他增添了真人的色彩。

關於“堯”，《五帝本紀》有“帝堯者，放勛”和“帝堯為陶唐”兩說，《史記正義》又加說他“姓伊祁氏”。有人說“陶唐”是地名“陶”“唐”的合成，未可置信。而“陶唐”近似“韃靼”或“拓特”（女真、匈牙利大姓）；“伊祁”（e-dzi）比若“月氏”或“兀者”，都是與真實族名恰當的對音。但“堯”出自“陶唐”或“伊祁”部落，都沒有輔證的材料。

“堯”的可靠身世是“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勛。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 (崩)，而弟放勛立，是為帝堯”。他的生母、庶母、兄弟的情況都說得很清楚，他既為“嚳”所生，就是“高辛氏”；或以黃帝后裔稱，就是“公孫氏”。至於“放勛”（擬音uan-sin）是否是“高辛”或“公孫”，已無關緊要。說來，嚳和堯兩代三人，分別就是“公孫嚳”“公孫摯”和“公孫堯”。

“舜”是姓氏“虞舜”的縮音。“虞”讀“吳”，“虞舜”也就是“公孫”或“烏孫”。關於這個“虞舜”家族，《五帝本紀》云：“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這個八世譜系與《蒙古秘史》記載的譜系，有基本一致的表達方式。我們即便不做深入的研究，亦不難發現其中若干人名的語言背景。如“橋牛”是蒙古語的“狼”字“丑奴”，它不僅是戎狄的族名，也是北方民族常見的人名。

而太史公又說“帝舜為有虞”。因此“舜”是姓“虞舜”，還是姓“有虞”？ 他自己也說不清了。事實上，司馬遷比“舜”至少遲生了兩千年，其間中原語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對原始的語言和姓氏已經了解不多，他將“公孫”說成“有熊”，是不錯的；但將“虞舜”誤解成“姓虞名舜”，然後又將“姓虞”曲解為“有虞氏”，就是錯上加錯，大錯特錯了。

“禹”（音u）是姓氏“夏禹”的縮音，《夏本紀》說“夏禹，名曰文命”與《五帝本紀》說的“帝禹為夏後”一致。“夏後”“夏禹”與“有虞”，都是“回紇”（Ui-ui或Hui-hui）的別字；因此“禹”是一個叫“回紇•文命”的人。而“文命”（mi-min）也有對照線索，孔子有一個弟子就叫“澹臺•滅明”，姓氏“澹臺”即是“韃靼”或“拓特”，而“滅明”則是“文命”了。

至於，《夏本紀》說“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是說他也姓“公孫”，而且是“顓頊之孫”。然而，推薦他的“舜”，反倒是顓頊的六世孫。從古人的生育年齡來推算，在幾代人中，就發生這樣的輩分顛倒，是不現實的。而“夏后氏”一度從屬於“公孫氏”，或即“回紇氏”一度臣服“烏孫氏”，倒是可能發生的事情。

•結論

北方諸族的祖先是從中原出走的，北方民族歷來認祖中原，但中原民族是不認同他們的；太史公一言如鼎，他說“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卻沒有人呼應。事實上，北方民族長期恪守着從中原帶出去的語言習俗。最近的兩千多年中，北方民族的數度回歸征服，才使中原人民對他們有了了解，殊不知他們荒蠻生疏的生活形態，正是中原上古社會的寫照。如果沒有北方民族的這面鏡子，“炎黃子孫”就很難知悉自己祖先的真實面貌了。

《五帝本紀》是一部“公孫部落”，或“烏孫部落”，或“愛新部落”的傳說。但由於中原語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司馬遷和他的前人已經無法判定傳說氏族名的異同，而用了許多面目全非的漢字，來記載了同音的姓氏，於是“五帝”人物就顯得雜亂無章，又不得不以“皆同姓，而異其國號”的說法來搪塞了。

而“夏朝”是一個“夏後部落”，或“有虞部落”，或“回紇部落”的家族世襲的政權，說來它應該是個“夏後朝”，或“回紇朝”。那是“華族”“夏族”或“華夏族”正在形成，中原的語言正在轉型的重要時代，從此有別於“戎狄”的社會形態在中原地區也逐步形成了。

二○○六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