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新應當有堅實的依據 : 評朱學淵(完整篇;亂碼已被改正) (1) |
| 送交者: HG 2006年05月31日08:49:2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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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新應當有堅實的依據——評朱學淵著《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 姚大力(復旦大學教授)
馬札爾人是匈牙利民族自古以來的自稱。他們在九世紀末從黑海北部草原遷到今匈牙利境。人們一般贊同，更早先的馬札爾人應該分布在伏爾加河上源的森林地帶。而這已是迄今所能知道的關於馬札爾人最古老的消息。而今，本書卻將馬札爾人的起源追溯到唐代活動在東北地區的靺鞨部落（即後來女真人乃至滿族的遠祖）。那麼，作者是否在他的書裡證明了自己的這個見解呢？ 本書羅列了存在於今匈牙利語與女真語、蒙古語乃至錫伯語中的諸多被看作音、義都相近的“關聯語辭”，作為馬札爾人起源於東北亞洲的證據之一。但是細繹這些舉證，我們發現，其中可議之處實在是太多了！ 由於作者將馬札爾語的“極東祖源”指為靺鞨－女真語，檢驗他所提供的馬札爾語和女真語之間親緣關係的證據也就尤其顯得重要。為此，我們至少需要仔細考察書中的四個詞彙表。先看本書頁10所載女真語與匈牙利語的詞彙比較表 ： 上列“女真語”詞彙，都是本書作者從四庫館臣附在《金史》卷末的《金國語解》裡搜選出來的。請先說第一個詞項。從表面看來，andaqa與vendeg的發音確實很相似。但是清人用滿語的andaqa（“語解”編者稱該詞意謂“客之通稱”）來釋讀《金史》中的“按答海”，這個比勘是否準確，現在難以判斷。蒙古語中有andaqa和andaqai/andaqan等詞，分別是“盟誓”的動詞和名詞形式 。它們當然與蒙古語中的anda（譯言“契友”、“交物之友”，即互訂盟約的朋友，又引申為一般朋友）同樣，都應當是派生於更早先的突厥語詞and（譯言“盟誓”）的外借詞 。滿語中的anda也只能是源於某個更早時代的外借詞；而作為滿語原生詞的“朋友”則讀作gechu qarqan。清人將滿語anda譯為“賓友”；“賓”者，客也 。如果andaqa在清語中確實意謂“客之通稱”，那它應當就是滿語anda之“賓”的涵義的衍申。問題在於，我們無法將此種轉義的歷史一直追溯到比清代更早的時期。從以上討論可以獲得兩個結論。首先，清人斷言女真語詞“按答海”譯言“客人”，其證據是不足的；因此將它與意謂“客人”的匈牙利語詞vendeg進行比較，這件事本身就可能是沒有意義的。其次，更重要的是，撇開女真語“按答海”的問題，即使在同樣譯言“客人”的滿語andaqa和匈牙利語vendeg之間真的存在着某種“關聯”，那麼它也只能來源於二者在歷史上都是突厥語and的外借詞這一事實。總而言之，vendeg這個詞語的形成，不可能是直接受女真語或者滿語影響的結果。 第二個詞項的正字法形式也可以說是相似的。但關於女真語“什古乃”的涵義，清人明明說是“瘠人”，即“瘦長”的人。把它拿來與“同義”的匈牙利詞語相勘同的前提，是本書作者首先要將清人對“什古乃”的詮釋擅改為“窮人”。因此該項舉證也應視為無效。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第六詞項。據“語解”，“益都”譯言“次第之通稱”。本書作者將“次第之通稱”的意思誤解為“二、第二”（按滿語“二”寫作juwe），然後把它與相應的匈牙利語詞去作比較。其結果自然也一無可取之處。 第三個詞項中的“女真語”，連清人自己也已莫知其究竟，只好將它詮釋為蒙古語的外借詞，所以他們寫道：“蒙古語謂角觝者為‘巴哩勒都’”（按原文並附註蒙文作barildu）。barildu這個動詞出現在《蒙古秘史》中，漢文旁譯為“相搏”，它是動詞bari（譯言“拿”、“把”）的“互動態”。它的非限定式乃至動名詞形式則應寫作barilduqu 。該項舉證同樣包含兩種不可靠的成分。一是女真語的“拔里速”究竟是否可以和譯言“角觝者”的蒙古語詞“巴哩勒都”相勘同？而這又恰恰涉及到以下這個關鍵問題，即離開清代詮釋者已達五六百年之久的那個女真古詞“拔哩速”，其詞義究竟是否“角觝者”？二是即使排除上述問題，蒙古語詞barildu(qu)與匈牙利語birkozo在拼寫形式方面的差異仍然太大，以致於很難讓人覺得還有什麼必要在二者之間去從事比勘。這種情形絕不止是個別的。表內的第七、第八和第十一以下諸詞項，便全都屬於此類情況。事實上，這是造成本書大量錯誤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稍後我們還要重新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對第四詞項，也有略加評述的必要。根據上列表格的製作方式，在女真語的uju（譯言“頭”）與匈牙利語的fej之間，看起來很像有非常密切的“關聯”。但是如果考慮到突厥語中“頭”字讀作bash，那麼我們便不難發現，fej與bash之間的“關聯”其實更緊密。 經過上面的討論，在表內列出的十六組對應詞彙中，多少還存在可比度、因而需要加以進一步考察的，總共只剩下三個組（即第五、第九和第十詞項）。值得注意的是，這十六組對應語詞，被作者認為是表明了女真語和匈牙利語之間“高度親緣性”的“匹配最為嚴整”的例證（頁10）。如果這樣一堆根本經不起推敲的“對應組合”竟然已經是作者所能提供的“匹配最為嚴整”的“關聯比較”，我們又怎麼還敢對本書的其它舉證懷有最起碼的信任！ 受篇幅的限制，接下來沒有可能再像剛剛作過的那樣，對本書所制“金女真語、蒙古語、匈牙利語關聯語辭”表內總共39個詞彙組（頁38至40）逐一進行檢討。但是仍然有必要對該表所力圖展示的女真語、匈牙利語之間的“關聯”性作出某種評價。這39個詞項，也包括了上面已經討論過的16組詞彙，還包括被本書承認為看不出有什麼內部“關聯”的7個詞項組合。於是還剩下另外16組詞彙需要分析。可以將它們分為三種情況。屬於第一種情況的是那樣一些女真語－匈牙利語詞彙組合，儘管本書作者暗示在這樣的組合中存在着兩相“關聯”的性質，實際上每一對被比勘的詞彙，其讀音差異都相當大，因而根本不能據此就以為它們可能屬於同源詞、或是構成源詞－外借詞的關係。茲將這11個對照詞組列為下表。表內的序數詞所顯示的，是該詞項在原表中的次序： 屬於第二種情況的詞項有三個，即“圍獵”（4），“心”（9），以及“坡”（25）。根據作者的暗示，在這三組詞彙中，詞彙語音的相似，主要顯示在蒙古語詞和匈牙利語詞之間。無論他的證明是否有效，其結論都與我們現在關注的女真語/滿語和匈牙利語言的關係問題無直接聯繫。因此不再在這裡討論它們。 剩下的兩對詞彙，即“戶長”（6）和“瘡”（11），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需要進一步考察的“關聯”，雖然連這樣說都是十分勉強的 。 現在檢查頁11至12上的錫伯語－匈牙利語詞彙對照表。這個表內總共列入了20個詞項。其中的錫伯語詞，除第一項里的“母親”（語音作“額聶”） ，全都與滿語中的相應詞彙同源。在這19個同源詞裡，有兩個即“頭”（7）、“牙”（8）已經在上面討論過了；剩下的17個詞彙中，與匈牙利語相應詞彙的語音差別頗大、因而很難認為有什麼“關聯”的，至少就有12個。茲列表如下。表內的序數詞係指該詞項在原表中的次序。 另外的五組詞項，也許各自之間有某種應予進一步考察的“關聯”。它們分別是：“箭”（13），錫伯/滿語niru～匈牙利語nyil；“村莊”(17)，錫伯/滿語gashan～匈牙利語kozseg； “鞋子”（15），錫伯/滿語sapo～匈牙利語cipo；“新”（19），錫伯/滿語iche～匈牙利語uj；“舊”（20），錫伯/滿語fe～匈牙利語ven。 最後需要檢核的，是頁26的滿語（錫伯語）－蒙語（契丹語）－匈牙利語對照表。表內涉及的滿語（錫伯語）詞彙有十個，其中與前出詞彙重出者四（“牛”、“雞”、“狗”、“喜鵲”）。剩下六個詞項中，同義但語音根本不相近者有四項。它們是“樹、木”（滿/錫伯moo~匈fa）、“花”（滿/錫伯ilga~匈virag）、“馬”（滿/錫伯morin~匈lo）、“騎馬”（滿/錫伯yaluga、moringa~匈lovagol）。另有一詞（“豌豆”），據作者暗示，其“關聯”性應在蒙語和匈牙利語之間，此處不討論。只有一個詞（“猴”，滿/錫伯monio、monj~匈majom），似乎尚值得研究。 對朱著中四個詞彙表的重新考察究竟說明了什麼呢？它說明在朱著的全部舉證中間，與匈牙利語可能（而且還只是可能！）有某種形式聯繫的女真－滿語（包括錫伯語）詞彙，不過十一二個而已。朱著告訴我們，書裡所作的“比較就像是一個指紋鑑定。它以確切的事實證明匈牙利語的極東祖源，是古代靺鞨－女真語”（頁12）。在這裡，語氣的武斷和陳述關鍵概念時的閃爍其辭同樣地令人覺得不可思議。說“匈牙利語的極東祖源……是古代靺鞨－女真語”，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如果這是在說，通古斯南支諸語是進入匈牙利語的各種外借詞中間最東面的源語，那麼這樣說或許不錯 。可是正如同出現在匈牙利語中的數量甚至更多的原蒙古語、突厥語借詞絲毫不說明馬札爾人就是原蒙古語或突厥語部落的後裔一樣，這樣的證據也絲毫無助於馬札爾人的靺鞨起源說之成立。如果它意味着匈牙利語與滿語、錫伯語之間存在某種發生學意義上的親緣關係，這倒可以成為馬札爾人是靺鞨後裔的一種強有力證據。問題在於：僅僅憑十來個“關聯語辭”作為證據，是否就能否支撐起這樣一個重大的假設，即匈牙利語和通古斯諸語之間存在着親緣性？回答當然只能是否定的。 部落名稱的比勘，乃是支撐朱著關於馬札爾人遠東起源論的又一重要證據。但這方面的問題也很大。 首先，許多分明不相同的部落名稱，在被轉換為漢字音寫、尤其是在研究者用現代漢語的語音去識讀這些漢字音寫的場合，它們之間的原有差異（甚至明顯的差異）就會變得很難識別。本書將匈奴姓氏“須卜”與女真部落名“蘇不魯”、匈牙利姓氏Sipos相勘同即屬諸多同類錯誤之一（頁16至17）。“卜”在古漢語中是帶有-k收聲的“屋”部韻入聲字。是知用“須卜”兩個漢字來音寫的匈奴姓氏，它後一個音節乃是-buk/-bu。但女真姓氏“蘇不魯”的後兩個音節或最後音節應為-bulu/-buru或-bul/-bur；而匈牙利姓氏的最後音節則是-pos。三者的最後一個音節明顯不同，我們不知道朱著憑什麼把它們混為一談。 女真部落名稱“徒單”、“術虎”和“散答”的識讀，看來即使是對於語言、族屬都與女真相近的清前期的滿人而言，都已感到沒有什麼把握了。《金國語解》分別將這三個部名讀作tusan、johre、sakda。但在12卷本的《金史語解》中，“徒單”和“術虎”又分別按照清代滿族姓氏改讀為tuqtan、juge（卷7）。如果我們相信清人的識讀，則“徒單”（tusan/tuqtan）與匈牙利姓氏Dudas、“散答”（sakda）與匈牙利姓氏Santa，以及“術虎”（johre/juge）與Juhos，都根本不存在勘同的可能。如果我們發現連清人的識讀都已經不可靠，那麼又憑什麼斷定這幾個部落名稱的確切音讀，並且將它們用於與匈牙利姓氏進行比較？ 其次，有些專名的語音之間確實可能存在相似性。但我們沒有理由僅憑這一點就把用它們來命名的那些對像視為一體。例如在靺鞨一部的名稱“泊咄”的正字法形式中，確實包括着padu這樣一種形式（其它形式還有pakdur、padul等）。朱著將它與匈牙利姓氏Bodo相勘同（頁19）；僅從語音方面來看，這是可能成立的。但是仍有兩個不容迴避的問題需要說明：怎麼知道“泊咄”必定就是padu這一形式的音寫？更重要的是，靺鞨“泊咄”部與匈牙利的Bodo姓氏，地域上東西相差逾萬里，時間上前後相隔上千年，怎麼知道二者名稱的發音相似不只是偶然現象，而必定反映了兩個人群之間的歷史淵源關係？另一個近乎滑稽的例子與此前提到過的匈奴“須卜”氏有關。朱著說，蒙元前期的名將速不台，他的名字“就是蒙古語的‘須卜氏’”（頁58）。按“速不台”的拉丁化正字法形式為sübehetei。從構詞法角度講，它可以看作由sübehe-與其後綴-tei兩部分所構成。也就是說，“須卜”與sübehe-在語音上確實相當接近。但是在匈奴的“須卜”氏和這個蒙古名將之間，時間相隔一千年以上，並且“速不台”只是蒙古兀良哈部落中一個成員的人名，元代並不存在一個叫作“速別額”（按、“速不台”又寫作“速別額台”）或“須卜”的部族。難道僅僅以語音相近為立論基礎，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蒙古人名的辭源，倒溯到匈奴時代的“須卜”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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