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廢除在鄉村中的社會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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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g 發表於 2006-5-17 22:51:37

科舉制廢除在鄉村中的社會後果

羅志田

中國社會科學　2006年第1期

1905 年的廢科舉產生了影響深遠的廣泛社會後果。在鄉村造成辦學主體由私向公的轉變, 減弱了民間辦學和就學的積極性。新學制對貧寒而向學之家的子弟有所排斥, 導致鄉村讀書人數量日益減少、平均識字率逐漸降低。而鄉民對新教育傳授的“知識”卻不那麼承認, 使新學生在鄉村中不受重視, 流向城市尋求發展。鄉村讀書人心態也開始轉變, 厭棄固有生活, 甚至輕視農民。隨着城鄉的分離, 在都市中遊蕩的知識青年和失去讀書人的農村都成為受害者。

關鍵詞　廢科舉　鄉村教育　城鄉疏離　鄉村士紳

作者羅志田, 1952 年生,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　100871) 。

百年前的清光緒三十一年(約1905 年) , 對中國而言真可以說是多事之秋。那一年發生了許多大事, 其中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 就是至少實施千年以上的科舉制被廢除了。以前對科舉制頗有微辭的嚴復在廢科舉的第二年說: “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 言其重要, 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造因如此, 結果何如, 非吾黨淺學微識者所敢妄道。”[1]

的確, 科舉制是一項集文化、教育、政治、社會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 ution) , 上及官方之政教, 下系士人之耕讀, 使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循環流動之中, 在中國社會結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和維繫作用。[2]這樣一種基本建制的廢除, 不啻給與其相關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約定俗成的習慣行為等都打上一個難以逆轉的句號, 也產生了涉及各層面的廣泛社會後果。[3]

當時就有人指出: 此舉“關繫於社會者至深。社會行科舉之法千有餘年, 其他之事, 無不與科舉相連。今一日舉而廢之, 則社會必有大不便之緣”。[4]本文僅就廢科舉對鄉村教育的影響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城鄉疏離、鄉村中士紳成分的轉換等面相進行一些簡略的探討, 較多注重那些反映趨勢或傾向的現象。

[1]嚴復《: 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1906 年) , 王　主編《嚴復集》第1 冊, 中華書局, 1986 年, 第166 頁。

[2]參見余英時《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二十一世紀》2005 年6 月號; 羅志田《中國文化體系之中的傳統中國政治統治》, 《戰略與管理》1996 年第3 期; Benjamin A. Elman , A Cul turalHistory of Ci vi l Ex aminations in L ate Im perial China ,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 2000 。

[3]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 《清華學報》(新竹) 新25 卷第4 期(1995 年12 月) ;《清季科舉制改革的社會影響》,《中國社會科學》1998 年第4 期;Elman , A Cul tural History of Ci vi l Ex aminations in L ate Im perial China , chapter 11 。

[4] 《論廢科舉後補救之法》,《中外日報》乙巳(1905) 年八月十二日, 錄在《東方雜誌》第2 年第11 期(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 , 第251 頁(欄頁) 。楊琥先生告訴我, 此文是夏曾佑所作。
一、對鄉村教育的影響

張之洞、袁世凱等疆臣其實也知道: “就目前而論, 縱使科舉立停, 學堂遍設, 亦必須十數年後人才始盛。”他們不過以為,“如再遲至十年甫停科舉, 學堂有遷延之勢, 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須二十餘年後, 始得多士之用”。為了使士人不存“僥倖得第之心”, 民間放棄“觀望”心態以參與私立學堂的建設, 故不能不立停科舉。[1]

新學堂是否培養出“國家”所需的多士, 確須從一二十年以上的長程進行考察, 甚或可以不必論清廷本身的存廢。而民間是否能如其所願, 因廢科舉而積極參與私立學堂的建設, 也還可以推敲。當時即有樂觀的預測, 以為“科舉廢矣, 學堂其必勃然興”。蓋上可“以用於科舉之費而用於學堂”, 下則“以求於科舉之人才而求於學堂”, 學堂之經費和學生都會“頓增無數”;更因此後“出身皆在學堂之內”, 故辦學堂者和入學堂者皆“不患其不多”。[2]

預測者陳冷(字景韓) 後來成為著名報人, 那時或尚有些“少不更事”, 因為其所想像的“用於科舉之費”實在是個很小的數目。中國傳統政治基本是一個不特別主張“作為”的“小政府”模式, 因“作為”方面的要求不高, 故產生與此配合的輕徭薄賦政策, 不提倡政府與民爭利; 而教育體制也與此行政、稅收取向配套, 大致符合以農業為主的生產方式, 全毋需高投入,政府支出的份額亦甚少。但新學制的教育成本就遠高於科舉體制下以民間為主的讀書系統, 可能遠超出當時中國社會習慣的負荷。廢科舉當年,《中外日報》的一篇文章便指出:

中國之民素貧, 而其識字之人所以尚不至絕無僅有者, 則以讀書之值之廉也。考試之法, 人蓄《四書合講》、《詩韻》並房行墨卷等數種, 即可終身以之, 由是而作狀元宰相不難。計其本, 十金而已。以至少之數而挾至奢之望, 故讀書者多也。[3]

此文所見中國傳統教育投資甚低是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稍後候補內閣中書黃運藩也說: “科舉辦法, 士子自少至壯, 一切學費, 皆量力自為, 亦無一定成格⋯⋯鄉間書塾, 每省輒盈千萬,官所經營僅書院數十區, 脩脯膏獎, 率多地方自籌; 少而易集, 集即可以持久, 無勞歲歲經營。”[4] 正因耗費不多, 所以才有“鄉間書塾, 每省輒盈千萬”的可能。且黃運藩指出了另一值得注意之處, 即鄉間書塾皆民間自辦, 並不倚靠官力。而新學堂就不同了,《中外日報》的文章說:“今一旦廢科舉而興學校, 其所學者必科學也。一器之費千萬金, 一師之俸數千金, 此斷非數家之力所能及(此從鄉曲多數立論, 非指少數之人與地也) , 不能不合一縣之力成之。而今之縣,稍有餘力, 均已盡於賠款, 蓋有欲興一小學堂而不可得者。即興一小學堂, 而其力亦不足以養多人(所收學費不能不十倍於平時鄉塾之費) 。即以官力助之, 今之官力亦能有幾?”[5]

過去操辦地方塾館(對應於官立或公立學堂的“私塾”是後起的稱呼) 多為自願或半自願的私人事業, 往往是創辦者多出資, 而伴讀或借讀者所交束脩多帶補充性質, 貧富的負擔通常是有差別的; 且還有宗族或地方的各類公田及“賓興”等民間建制, 對貧寒而真能讀書者而言,上升性社會變動的機會始終存在。新式學堂較前花費大得多, 特別是平白增添了可能是專職的管理人員, 資金乃成大問題。更重要的是辦學已成集體或官方之事, 這一由私向公的轉變可能減弱民間的積極性。

從光緒初年起長期在京師和地方為官的何剛德說: “科舉時代, 懸一格以為招, 人人各自延師, 各教子弟, 國家亦不必人人為之延師也。學堂制興, 官立學堂, 是官為之延師也。官力不足, 失學者多, 於是合群力而為私立學堂, 是私人代為之延師也。”[6] 他這裡所說“合群力而為”的“私立”, 恐怕更多是指晚清的“公立”學堂, 非純粹私立者。[7]不論“官立”還是“公立”,都非讀書人“自延師”, 而是他人“代為之延師”, 求學辦學的主動性是有差別的。

山西五台縣的馬儒行後來也說: “往昔村塾, 起於村中有士之熱心倡導, 及旁人之欽仰, 全系自動的設立, 而應鄉間之須要⋯⋯及晚清初辦學堂, 因系出自村人熱心提倡, 故亦富活潑精神; 民初尚有生氣, 及後官府督責加緊, 強迫亦力, 初時固若進步; 然戕賊活氣, 外力一退,從而衰頹不振。”蓋“學校歸村公辦, 成為照例的故事, 與村人無親切之意味”, 導致“熱心者亦怠於提倡, 即提倡人亦疑畏不前”, 終不能不日漸衰頹。[8]這雖只是一個村的經驗, 但其關於辦學動力內在和外在的區分, 與何剛德所說的自延師和代為延師, 可相印證。

後來也有學者對那時士紳辦學的積極性進行了“理性”分析, 如市古宙三認為, 本來反對廢科舉的士紳此後則頗識時務, 另闢辦學堂之途以保存其特權, 對此非常熱衷, 甚至不惜自己出錢辦學。[9]當年的士紳群體是否能將“保存特權”提升到意識層面, 及其是否有基本一致的群體行動, 我尚存疑; 更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反對廢科舉, 一部分支持辦學堂。一些人確曾一度積極參與辦學, [10]唯其熱情似乎僅維持了很短一段時間。幾年後有人“證諸各地實在狀況”總結說, 廢科舉次年, 興學之風“大盛, 各處學堂, 以是年創設者, 不可屈指計。以今觀之, 自興辦學堂以來, 此年之進步, 可謂一躍而至極點矣。自是至今, 細察各處學堂之狀況, 則着着退步, 大有一落千丈之勢”。[11]

而其所列學堂衰落的第一原因即“辦學經費之無從籌措”, 與陳景韓的預測大相徑庭。當年除少數官立學堂經費較有着落外, 公立者勢必涉及地方“公款”的支用。私立者除換湯不換藥一類學塾改辦者外, 真正要達到官府規定的水準, 開辦費至少需銀數千兩, [12]用於平時開支的“每年經常費至少必一二千(兩) ”。以這樣的規模言, 有能力“不惜自己出錢”的士紳恐怕屈指可數。通常也只能是先集資創辦, 後因無力維持, “遂不免要求地方公費之補助。但地方公費各有所歸, 必無閒款可以指撥; 即有可歸學務上動用者, 亦已為官立、公立各學堂所挹注, 必無餘力再及於此。其結果遂以無補助而至停辦”。

地方公費的處理是轉型社會中最為敏感的問題之一。近代公田各地皆有, 比例不一; 受到外來衝擊相對少的地方, 公田比例可能很高, 如毛澤東1930 年調查的尋烏縣, 那時公田比例仍高達全部耕地的40 %, 其中60 %為族產, 20 %為與信仰相關的廟產, 10 %為學田, 還有10 %為橋會、路會、糧會一類的社會公益田地。[13]這類田產的收支有“公堂”一類機構處理, 過去多由士紳管理, 但其用途也已大致固定, 要大量轉用以辦新學堂, 很容易引起糾紛; 後來頻繁發生的“毀學”事件多半因此而起, 大致也是導致新學堂發展停滯的一個因素。[14]

另一項陳景韓的想像性預測, 即來學者眾, 也未必如其所想。官立學堂及待遇同官立的公立學堂, 想入學者往往趨之若鶩。但那畢竟是少數, 容量有限。且也有例外, 主政陝西的樊增祥於廢科舉後兩年說, 西北辦學堂有兩難: 一無教習, 二乏學生, “通都大邑, 招考誠不乏人;若荒僻小縣, 秀才猶不知書, 而況童稚”。[15]若一般私立小學堂, 則即使不收費, 有時也存在生源不足的問題。

有位關心學務的觀察者於光緒三十四年冬調查了南方某縣鄉間的辦學情形。經費不足是明顯的, 但更大的困難是招生。學校初設時, “亦嘗貼廣告於通衢, 招人就學。乃待之許久, 初無來校報名之人。校董不得已, 則擇其家有子弟、而其力又足使之就學者, 親往敦勸, 許以不收學費。然猶應者十一, 拒者十之九”。這些不欲子弟讀書者約分三類, 或以為“科舉已廢, 吾家子弟可不必讀書”; 或懷疑“君等開設洋學堂, 殆將引誘我家子弟, 使吃洋教”; 還有的擔心初以不收學費相引誘, 到第二年即會要求出學堂捐。雖顧慮各異, “而其不願子弟就學則盡同”。由於此校董乃“鄉中董事, 頗有勢力。鄉人仰仗之處正多, 不敢過拂其意”, 結果招來學生二十餘人,“然推其本心, 乃迫不得已, 特以此為酬應校董之舉”耳。[16]

可知對讀書前景的失望和對新體制不信任是家長不欲子弟上學的重要原因。稍後也有人觀察到, 當時很多人對新學堂“猜疑不信”, 尤其對那些與前不同的教學方法有所疑慮, 故將新學堂“目之為洋學堂”, 而將其教法“名之曰洋教法”。甚至以為“習體操也, 謂將練習飛檐走壁,以為竊盜之預備; 學唱歌也, 謂將練習吹彈演唱, 以為優伶之預備; 信口詆謗, 無所不至”。儘管子弟入學堂的總數“逐漸稍增, 亦以大勢如此, 不得不然耳”。有些人“子弟雖在學堂, 而其詆毀學堂仍如故”。[17]

[1]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折》(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二) , 《故宮文獻特刊·袁世凱奏摺專輯》, 台北故宮博物院, 1970 年, 第1991 頁。

[2] (陳) 冷:《時事批評》,《時報》1905 年9 月6 日, 第1 張第2 版。

[3] 《論廢科舉後補救之法》,《東方雜誌》第2 年第11 期, 第253 頁(欄頁) 。

[4] 《候補內閣中書黃運藩請變通學務、科舉與科學並行、中學與西才分造呈》, 《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 中華書局, 1979 年, 第982 頁。

[5] 《論廢科舉後補救之法》,《東方雜誌》第2 年第11 期, 第253 頁(欄頁) 。

[6]何剛德:《客座偶談》, 收入其《春明夢錄·客座偶談》(以下簡作《客座偶談》) 卷2 , 上海古籍書店,1983 年, 第8B 頁。

[7]關於清季官方歷次對公立、私立等學堂的界定, 參見朱有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2 輯上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7 年, 第157 —158 、163 —164 、175 —176 頁。

[8]馬儒行:《述吾鄉之小學教育及民眾教育———山西五台縣永興村二十餘年來之新教育》,《鄉治》第2 卷第2 期(1931 年6 月18 日) , 第2 —3 頁。

[9]市古宙三:《1901 —1911 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史》第11 卷,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年中譯本, 第440 —441 頁。

[10]參見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 學林出版社, 1995 年, 第139 —146 頁; 趙利棟《1905 年前後的科舉廢止、學堂與士紳階級》,《二十一世紀》2005 年6 月號。

[11]本段與下段,《論我國學校不發達之原因》,《申報》1909 年5 月24 日, 第1 張第3 版。

[12]當年辦學相對奢侈, 四川總督趙爾巽在宣統二年正月致函學部說,“從前初辦學務, 多於表面上注意”,靡費甚多, 若不糾正,“不獨將來學務無自擴充, 即已成立之學堂, 亦有不能持久之勢”。故他已飭四川學司擬定整理學堂收支章程, 經其“酌量裁節”後的學堂建築經費, 仍為“各初小學堂之建築費,至多不得過二千兩, 高等小學堂不得過三千兩, 高初兩等同設不得過四千兩, 中學堂及與中學同等之學堂不得過八千兩”。可知當年開辦一學堂至少需銀數千兩。見《川督趙爾巽致學部函》, 宣統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及所附《督部堂趙限制各學堂建築及歲修各費不得任意濫用令(附簡章) 》, 宣統元年八月, 趙爾巽檔案,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卷宗號474 。此條材料承徐躍提示。

[13]毛澤東:《尋烏調查》(1930 年)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第105 —112 頁。按尋烏的情形可能有些特殊, 如興國縣的永豐區, 此時公田的比例就僅占耕地的10 %。參見毛澤東《興國調查》(1930 年) , 同書, 第199 頁。

[14]清季大量“毀學”事件, 中外論著多所論及, 特別阿部洋《中國近代學校史研究———清末じぉける近代學校制度の成立過程》(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 1993 年) 的第4 章對清末各地毀學情形進行了細緻的分析。

[15]樊增祥:《批郃陽縣仇令稟》,《樊山政書》卷10 , 宣統庚戌(1910 年) 刊本, 無出版地, 第17 頁。

[16]問天:《述內地辦學情形》, 《教育雜誌》第1 年第7 期(宣統元年六月) ,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5 年,第620 頁。

[17] 《論我國學校不發達之原因》,《申報》1909 年5 月24 日, 第1 張第3 版。按體操、唱歌等是體現當年學堂之“新”的象徵性學科, 不同地方不同的人反應不一, 如山西舉人劉大鵬就把體操課視為“師弟無等級, 將讀書氣象全行掃除”的表徵; 而錢穆所在的無錫盪口鎮之果育學校, “老師教文史者, 初不太受人特別重視”, 而“體操、唱歌先生, 則尤為一校乃及一鎮之眾望所歸。”見劉大鵬《退想齋日記》, 喬志強標註,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1907 年8 月25 日, 第162 頁;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 三聯書店, 1998 年, 第45 頁。

一、對鄉村教育的影響（2）

清季設學堂時, 對各級畢業生都有相應的“獎勵”措施, 可授以適當的功名, 學歷高者尚可能得到實職。但或者這些條款宣傳得不夠廣泛, 或者鄉民對新政缺乏實際的信任, 以中國傳統對讀書的重視, 一些鄉民竟然謝絕免費讀書的機會, 科舉制廢除對社會及大眾心態的衝擊強度, 似乎還在我們過去認知之上。或因民間有這樣的心態, 廢科舉不過幾年, 學堂與私塾竟又形成競爭局面, 有時私塾還略占上風。宣統三年即有人注意到: “昔之學生, 大抵出私塾而入學堂; 今之學生, 乃有出學堂而入私塾者。”[1]

大約同時,《申報》的一篇文章也說: 在學堂與私塾的競爭中, “入學堂者既多, 私塾自歸消滅, 此固一定不易之理。但默察近年來情形, 則有大不然者。即學堂日漸退步, 而私塾反日漸進步”。有些塾師原已“翻然變計, 閱新書、學師範, 投入學界而掌教學堂”, 但“近年來因學堂日見減少, 教習之人浮於事也, 亦有仍退居私塾者”; 學生也不乏“原在學堂者後亦改入私塾”。這還是“就蘇、常諸郡風氣早開之地言之, 其他荒僻之地, 更不知何如”。而“私塾之所以受社會之歡迎”, 也因辦學較具彈性, 其“善趨時尚者”, 教學內容“亦添入算學、圖畫等科”。這類“不新不舊之教法”, 頗“能迎合多數人之旨趣”。而新學堂則遵循西式作息制度, 又收取各類額外雜費, 乃“大招社會一般人之厭惡”, 反助私塾“日漸發達”。[2]

親私塾遠學堂的風氣至少在農村是長期延續的, 20 世紀20 年代毛澤東看到的湖南農民, 對“洋學堂”仍然是“看不慣”。因為“鄉村小學的教材, 完全說些城裡的東西, 不合農村的需要。小學教師對待農民的態度又非常之不好, 不但不是農民的幫助者, 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人。故農民寧歡迎私塾(他們叫‘漢學’) , 不歡迎學校(他們叫‘洋學’) ; 寧歡迎私塾老師, 不歡迎小學教員”。[3]又約十年後, 有人對江蘇江寧縣淳化鎮進行調查, 農民仍然認為“新式學校是洋學校, 所讀的書是洋書, 多不適合他們的需要”, 故許多人寧願把孩子送入私塾。[4]

而廢科舉者最關注的人才培養, 至少在從政方面, 其後幾年間的成效也不理想。梁啓超在1910 年指出, 當初廢科舉, 乃“欲舉天下之仕者盡由學校, 意誠善也。然以今日教育現象論之,欲求完全之大學卒業生以為用, 未知期以何年”? 為更有效地選任官吏, 梁氏乃“悍然曰: 復科舉便”! 當然, 其實際的建議是採取一種類似科舉的開放性考試選官制度。[5]這也提示出, 儘管清廷在廢科舉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安置既存有功名者, 這類舉措似乎並不成功。

與前引嚴復所論相比, 梁啓超對科舉制的重新反省要徹底得多。[6]中國傳統政治從思想觀念到實際治理的方式都有其發生發展的統系, 且有其社會基礎。古人以為, 實際的政治管理必須在教化可及的基礎上。這一觀念也逐漸社會化, 成為上升性社會變動的主要途徑。落實在體制上就是從漢代發端到唐宋成熟的通過考試選官的科舉制, 任何編戶齊民只要能通過一定層次的考試就可以擔任一定級別的官員, 這樣一種“布衣卿相”的夢想曾經是四民之首的士和可望進入士階層的鄉村農業中產階級的持續追求, 可以說是典型的“中國夢”。[7]

當然, 科舉制的開放性很多時候是理想大於實際的; 且隨着中式者的積累, 獲得舉人以上的士人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真能得官。但正如前引《中外日報》的文章所說, 這樣明知有些僥倖的體制“足以相安千餘年而不見其不可終日者, 則以若輩雖多終身不得之人, 而要無日不有可得之理想, 故其希望之心不絕。即此希望之心, 彼乃藉此以養生盡年, 而得以悠遊卒歲矣”。[8]伴隨着不甚高之教育投入的是上升性社會變動的不絕希望, 正是科舉制保障了這一夢想的持續,並以一定數量的成功範例鼓勵之。

我們切勿低估這樣一種體制保障帶來的社會後果, 據毛澤東在1930 年以口述採集的方式進行的調查, 江西尋烏縣的教育水平相當高, 全縣識字率達40 % , 因女子基本不識字, 男子識字率可能高達80 %。到1930 年時全縣雖僅有舉人1 人, 卻還有400 個秀才, 即平均每1000 人中有秀才4 個。這裡的新教育也有一定成效, 全縣10 萬人口中有初小學生5000 人(5 %) 、高小學生8000 人(8 %) 、中學生500 人、大學生30 人, 還有6 個出洋學生。[9]尋烏這樣的教育水平部分或因其公田比例甚高, 似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覺。另一湖南人楊開道在1927 年曾說, 中國“一百個農民裡頭, 不過有五六個人能識字; 至於受過普通教育的人,則不過一個二個罷了”。故“農村社會裡面的人民, 多半沒有知識”。[10]楊氏是專門研究農村的社會學家, 其所說與尋烏的現象相去太遠, 究竟應採信何者呢? 一方面, 應充分考慮中國的“地大物博”, 尤其在公路和鐵路尚少、機動車僅為少數人使用的時代, 各地情形可能很不一樣, 區域性的差異和多樣化是非常實在的。另一方面, 像楊氏這樣的留學生常據其所學的西方數據來認識中國社會, 實際僅處理有限的區域, 復推而廣之, 故其所論未必具有代表性。

更接近實際的狀況或許是, 像尋烏這類地處贛、閩、粵三省交界處的偏遠地區, 一般或視其為“落後”的典型, 但在大變動的時代, 反可能是一個“禮失求諸野”的代表, 即表現出那些交通更便利的地區一二十年前的狀況。也就是說, 在很多鄉村, 識字率雖未必低到百分之五六, 但讀書人的數量日益減少、平均識字率逐漸降低應是一個相對普遍的傾向。[11]這一傾向的形成, 與廢科舉是有一定關係的。

梁啓超說, 科舉制“實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發明也。自此法行, 而我國貴族、寒門之階級永消滅; 自此法行, 我國民不待勸而競於學”。[12]但隨着布衣卿相夢想的保障不再, 而新式教育的投入又日益昂貴, 鄉村中人讀書的願望減低(如前述一些家庭寧願放棄免費讀書的機會) , 而讀書的代價則增高, 那些仍希望走此路的寒門之家比過去更困難了: 清季官立學堂雖不收費,但辦學層次較高, 數量亦少; 而民間之塾館改為學堂者, 基本是收費讀書, 且因變為他人“代為之延師”, 就學者的花費多是平均分攤的。[13]

何剛德看到了今昔的重大差別: “從前寒士讀書, 無所謂學費也。且書院膏伙, 尚可略資以津貼家用。今則舉學中田產, 悉數歸入學堂; 而學生無論貧富, 一律取費; 且膳宿有費, 購書有費, 其數且過於學費。”據其觀察, 因學制轉換而造成的中國人“失學之數, 至少亦在百與五之比例。此九五之數, 國家欲擴充學堂, 徐補此闕, 力必不足; 若用強迫手段, 使此九五之數各自謀學, 勢更不行”。即使還有出洋留學一途, 然一般寒士是難以企及的。[14]

這樣, 新學制最大的問題, 就是貧寒而向學之家的子弟失學愈來愈普遍。還在廢科舉前兩年, 陳黻宸在和孫寶論及擬議中的廢科舉時就說: “學校興辦不善, 科舉豈可驟廢。科舉廢,天下更少讀書人矣! 今之學校, 非強有力者、廣通聲氣善鑽營者, 往往不能入。此種學校何益天下! 使併科舉廢之, 而天下寒賤之士缺望, 將皆廢書不觀矣。”[15] 廢科舉後, 舉人李蔚然也指出, 科舉誠多弊端, 但尚能“公平”對待貧富。而“今學堂學生, 近城鎮者入之, 僻遠不與;有勢力者入之, 寒微不與”。[16]

[1]又人:《教育雜感》,《教育雜誌》第3 年第3 期(宣統三年三月) , 第2526 頁。

[2] 《論我國學校不發達之原因》,《申報》1909 年5 月24 日, 第1 張第3 版。按學堂與私塾並非只有競爭的一面, 有時也有互補的一面, 民初不少新人物也常進出於學校和私塾之間。

[3]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39 —40 頁。

[4]喬啟明:《江寧縣淳化鎮鄉村社會之研究》, 金陵大學農學院, 1934 年, 第17 頁。轉引自馬俊亞《民國時期江寧的鄉村治理》, 收入徐秀麗主編《中國農村治理的歷史與現狀: 以定縣、鄒平和江寧為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 年, 第352 頁。

[5]參見梁啓超《官制與官規》(1910 年)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 中華書局, 1989 年, 第63 —69頁, 引文在第64 、68 頁。

[6]可比較梁啓超自己早年所說: 像“廢八股為策論”, 甚或他日“廢科舉為學堂”一類作為, 雖可以算“改革”, 但也不過是“補苴掇拾一二小節”; 要解決中國的問題, 必須實行他所謂“從根柢處掀翻之, 廓清而辭辟之”那種“大變革”, 亦即英文Revolution 之意。見梁啓超《釋革》(1903 年) ,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第41 —44 頁。

[7]布衣卿相的夢想常常更簡單也更理想化地表述為“耕讀”, 反映出農耕是以“衣冠禮樂”為表徵的整體性華夏“聲教”的最重要基礎。即使在通常被納入華夏文化圈的東南, 在農耕非主要生產方式的一些沿海地帶, 其上升性社會變動的選擇就比通常嚮往的“耕讀”要寬, 似乎也不時伴隨着比一般農耕區域更強的怪力亂神成分, 詳另文。

[8] 《論廢科舉後補救之法》,《東方雜誌》第2 年第11 期, 第251 —252 頁(欄頁) 。

[9]毛澤東:《尋烏調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 第159 —163 頁。關於男子識字率是採信毛澤東文字表述得出的比例, 不排除他可能有筆誤, 若是那樣, 40 %僅指男子的識字率。

[10]楊開道: 《我國農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決的方法》, 《東方雜誌》第24 卷第16 號(1927 年8 月25日) , 第5 —6 頁。

[11]例如, 據1920 年初出版的《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 地處交通要道的山東泰安縣約60 萬人, 在國民小學和代國民小學就讀的學生約12000 人, 其總數約與尋烏縣的小學生持平, 而其人口則是尋烏縣的6倍, 受教育的比例就差得遠了。轉引自陶飛亞《中國的基督教烏托邦———耶穌家庭(1921 —1952) 》,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4 年, 第19 —20 頁。又如, 應更發達的江蘇江寧縣, 據20 世紀30 年代縣政府的《江寧縣政概況》, 常住人口中, 男性文盲為8212 % , 女性文盲為9817 %。外出人口中, 男性文盲為6319 % , 女性文盲為8717 %。轉引自馬俊亞《民國時期江寧的鄉村治理》, 收入徐秀麗主編《中國農村治理的歷史與現狀: 以定縣、鄒平和江寧為例》, 第353 頁。

[12]梁啓超:《官制與官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 第68 頁。

[13]只有在民間調適力量較強的鄉村社會或仍可調劑之, 如民初山西五台縣永興村的學費便“仍照舊例,按貧富出錢。先規定某年級若干, 次以貧富增減之”。其“學費多寡, 由村長、學董所定”。學生家庭“較豐者出三四元, 貧寒者一元上下”。參見馬儒行《述吾鄉之小學教育及民眾教育》, 《鄉治》第2 卷第2 期, 第2 頁。但這主要取決於當地民間的社會調適力量, 各地差距可以甚大, 有較強的偶然性。

[14]何剛德:《客座偶談》卷2 , 第8B —10B 頁。

[15]孫寶《: 忘山廬日記》下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三日, 第700 —701 頁。

[16] 《舉人李蔚然請變通整頓學務呈》,《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 第985 頁。

二、城鄉疏離與鄉居精英的流向城市

廢科舉一個影響深遠的社會後果即中國的城鄉漸呈分離之勢。傳統中國士人以耕讀為標榜,多數人是在鄉間讀書, 繼而到城市為官。舊制或候缺或丁憂或告老, 讀書人多半要還鄉。新制則“學生”與城市的關聯越來越密切, 而與鄉村日益疏遠; 大學(早期包括中學) 畢業基本在城市求職定居, 甚至死後也安葬在城市, 不像以前一樣要落葉歸根。前者不止是人員的流通,它還意味着信息、資金等多渠道的流通, 使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循環的流動之中。後者實際意味着以前的循環流動在很大程度上逐漸衰歇, 並走向中止(這當然有個過程, 且各地情形不一) 。

廢科舉後不久, 即有人擔心,“吾國官無大小, 所居者城市也。今日大聲疾呼爭權利以興學者, 皆城市之民也”。官立和層次較高的公立學堂也多在城鎮, 即使“偶有一二富鄉, 搜集種種捐款, 建設一二學堂, 所教者紳族也、富室也; 林林萬眾, 裹足不入”。若“長此不改, 一二年後, 城市大鄉, 貴族學校林立, 官可以報績, 紳且據以自豪”, 而鄉間恐怕“除百一紳富家外,大多數學齡童子皆將不識一丁”。鄉村“讀書種子既絕, 而市民、非市民之階級, 由此永分: 市民之學堂日益增多, 非市民之負擔日益增重; 市民有權利而無義務, 非市民有義務而無權利”;其潛在的禍患難以量計。[1]這一擔憂與前引舉人李蔚然的觀察是吻合的。

二十多年後, 黃炎培總結說, 科舉制在歷史上的好處, 即在使“貴族教育移到平民教育身上”; 科舉既廢, 教育本應更加平民化, 然興學校的結果, “轉不免帶多少貴族教育的意味”, 為“科舉時代所料想不到”。主要即體現在“學校的設置既偏於都市, 學費的征取更足使中等以下社會人家無力送他的子女就學”。[2]教育的城鄉差別當然並非只有負面的結果, 有些人反可能從中獲益。安徽鄉間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風氣的傳統蒙學教育, 對少年胡適就曾大有幫助, 使他得以在上海的新學堂連續跳級。[3]但多數人對新學堂的體驗似不那麼理想。

傳統教育不僅投資極低, 其“應用”亦甚廣, 低層讀書人多可留在本地任塾師或從事一些地方事務。而新學制不僅教育成本激增, 產出之學生卻多顯得“無用”。民初山西五台縣永興村的鄉民即說: “民國的書房, 真是討厭! 娃們念的書, 今年這樣, 明年那樣, 換的真熱鬧, 也不見念成一個。看人家前清時候, 書房裡念的書, 不只是哥哥念了兄弟還能念, 就是爹爹念了兒還能念, 爺爺念了孫子還能念哩。書老不換, 人家還進秀才、中舉人; 現在書倒換的勤, 也不見念成一個呀!”[4]

也許新學堂教科書的更換頻繁這個現象在山西特別明顯, 太原縣的前清舉人劉大鵬更早就注意及此, 他說: “鄉村之學堂, 現名為國民小學校。兒童所讀者, 皆是教科書。然教科書之本, 亦無一定標準, 年年更改。”[5] 劉成禺所見則相反, 在他眼中, 後來的新學校才是“無論貧富雅俗, 小學課本, 教法一致”; 傳統童蒙教育的內容卻是有差別的: 各蒙館最初多授以《三字經》、《千字文》等, 但書香世家此後就開始傳授“四書”白文, 逐漸過渡到八股試帖一類“舉業”; 而“市井鄉村貧窮兒童”等則繼之以《四言雜字》一類, 期“能識日用字, 寫柴米油鹽賬而已”。[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