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舉制廢除在鄉村中的社會後果2 |
| 送交者: tangtang 2006年05月31日08:49:2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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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廢除在鄉村中的社會後果 http://agri-history.net/blog/more.asp?name=zeng&id=137 zeng 發表於 2006-5-17 22:51:37 科舉制廢除在鄉村中的社會後果 羅志田 中國社會科學 2006年第1期 不同的觀察不排除地區差異的存在, 但在很多地方, 教育是否那樣重實用也還值得進一步考察。前引《申報》之文就指出, 舊時蒙館所教讀者, 從方塊字、《三字經》到五經古文等,“讀書數十種, 費時五六年”, 多為“所學非所用之物”, 除“號為士者, 尚稱有用”外, 其餘“為商為工為農者, 則於此等書籍毫不相關”。作者認為, 如此“誤人子弟之教法, 一經道破,無有不恍然思返者”; 但實際的情形是, 由於“相沿已久, 人竟深信不疑, 絕不究其實效之如何”。該文歸咎於“科舉之錮習, 深入人心已數百年”, 非一朝一夕所能“剗除而悉去之”。[7] 其實恐怕不是那麼簡單。中國古有“遠人不服, 則修文德以來之”的說法。究竟何謂“文德”固可以有各種解釋, 但多少總帶點兒“知識就是力量”那一西諺中“知識”所具的“力量”之意味。在真正“士為四民之首”的時代, 如劉大鵬所言, 士人“平居鄉里, 所言所行, 使諸編氓皆有所矜式”; [8]身為楷模的士人觀念對追隨的大眾具有相當的權威性, 士人推崇的“知識”對老百姓未必很實用, 卻得到他們的承認, 因而也具有影響力。[9] 民國《霸縣新志》說: “二十年前鄉間子弟得一秀才, 初次到家, 不特一家人歡忭異常, 即一村及鄰村人皆歡迎數里外。從此每一事項, 惟先生之命是從。先生一從都邑回家, 則必聚而請教。即先生有不法事項, 亦無敢與抗者。自科舉停, 功名人不出, 其視舊功名人又如彝鼎圖書, 以為不可多得, 親敬更甚於前。”至於“一般新界人, 其自命亦頗覺與舊功名人相抗”, 然一般鄉民對其“敬心終不若”,蓋“不知其讀書與否, 故其心常不信服也”。[10]這裡“不知其讀書與否”一語頗具深意, 通常“新界人”多是受了些教育的, 但地方老百姓恐怕不承認其所學為“讀書”。 彭湃在1926 年也注意到, 鄉村私塾中的八股先生教小孩讀“關關雎鳩”、“子程子曰”等,“不會念的就罰跪、抽藤條、打手板、夾手指等酷刑, 簡直只有把這小孩們快點弄死罷了。然而農民們不但不以為怪, 並說這個先生明年還要請他再干”。到縣教育局將其換為師範生或中學生,“今日教什麼算學, 明日教什麼格致, 再教什麼歷史、地理、古文、體操; 廢止了野蠻的酷刑, 而用文明的面壁、記過和扣分。表面上多麼好看”, 結果念書的小孩們反而懷念以前的私塾, 以為那時“沒有這樣多麻煩和苦惱”。[11] 約十年後, 有人到鄉村中實地考察“現在一般未曾受過教育的人對於知識階級所抱的”態度後說: “過去鄉村中, 秀才先生或書塾老師有極大的潛勢力。他是一鄉中的審判者, 一鄉中的號令者, 一鄉中的指揮者; 他是一鄉中所‘佩服’的人; 假如這位秀才先生或鄉塾老師, 果真是道德高尚, 則他的話差不多即可成為號令。”村中如有爭議, “往往請求他去批判”; 有“新事情發生了, 則一般民眾大都不約而同去聽受他的意見”。後來學校畢業的學生則不然, “雖則現在一般知識界的學問、理解力較之過去均屬優良, 但鄉村中人士對於他們卻全抱着不信任的態度、懷疑的心情; 不但不願聽他們的話, 簡直亦不敢聽他們的話”; 實即鄉民“懷疑知識界, 不信任知識界”。[12]在作者的新眼光中比過去更優良的“知識界”, 卻得不到一般鄉民的信任。 鄉民對新學的不敬有時也因物質方面的不滿, 如彭湃所注意到, 與縣教育局派來的新教師相伴隨的, 是“增加了學生的學費, 附加了什麼農產品的捐稅”。[13]另一方面, 如馬儒行所說,過去塾館的老師是請來的, “東家待師隆重, 徒弟對師恭敬, 先生亦感快愉”。且“生徒之成績佳否, 即知先生之教訓勤惰。所賺束脩, 不過應得之報酬, 非其主要目的為賺錢也。社會上對之, 亦甚隆禮。其人人格正直, 則賺錢雖少, 人亦優禮看顧”。自學校歸村公辦, 即他人代為延師,“先生成為僱工, 學生本強迫而來”, 師徒關係通過中介的“學校”而建立, 與前大異。因 “待師之禮既薄”, 老師“教生之心自冷”, 也不如從前負責了。[14] 我要重申, 中國的地大物博非常實在, 不同地區可以差異很大。錢穆在無錫盪口鎮果育學校讀書時, 全鎮之人“對果育諸師長皆備加敬禮”。且此尊敬是從私塾延伸而來, “其時科舉初廢, 學校初興, 舊俗對私塾老師皆知敬禮, 今謂新學校尤高過舊私塾, 故對諸師敬禮特有加”。新尊敬超過以往的一個例子是, 該校唱歌先生華倩朔每周往返於蘇州無錫間, 每當其歸舟駛過全鎮時,“鎮人沿岸觀視, 儼如神仙自天而降, 其相重視有如此”。[15] 但在其他很多地方, 鄉民對新舊教育的“信任”的確不同。彭湃在1926 年說: “農民的思想一半是父傳子子傳孫的傳統下去, 一半是從戲曲的歌文中所影響, 而成了一個很堅固的人生觀: 以反抗(革命) 為罪惡, 以順從(安分) 為美德。”就教育而言, “舊教育(如滿清時的八股先生) 教其安分守己、順從地主、尊崇皇帝, 為農民所最歡迎; 如新教育反抗命運風水⋯⋯等時, 都為農民所討厭”。[16] [1]胡爾霖:《擬上學部條陳》(1908 年) , 收入朱有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2 輯上冊, 第277 頁。 [2]黃炎培:《中國教育史要》, 商務印書館, 1939 年萬有文庫本, 序言第6 頁, 第144 頁。 [3]參見羅志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41 —59 頁。 [4]馬儒行:《述吾鄉之小學教育及民眾教育》,《鄉治》第2 卷第2 期, 第1 頁。 [5]劉大鵬:《退想齋日記》, 1921 年2 月16 日, 第286 頁。 [6]參見劉成禺《世載堂雜憶》(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第2 —3 頁。 [7] 《論我國學校不發達之原因》,《申報》1909 年5 月24 日, 第1 張第3 版。 [8]劉大鵬:《退想齋日記》, 1897 年2 月16 日, 第69 頁。 [9]在四民“分工”意識被實際接受的社會裡, 讀書多為求仕途之“上進”, 無意此途的農民通常缺乏需要識字、算賬的“自覺”, 而將此功能劃歸讀書人, 詳另文。 [10]民國《霸縣新志·禮俗》, 1934 年鉛印本, 轉引自魏光奇《官治與自治———20 世紀上半期的中國縣制》, 商務印書館, 2004 年, 第362 頁。 [11]彭湃:《海豐農民運動報告》(1926 年) , 《彭湃文集》,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第110 頁。按《海豐農民運動報告》至少有兩種版本, 文集稱其所據是廣東省農民協會1926 年10 月出版的單行本, 本文所引這段敘述在稍早《中國農民》刊出的《海豐農民運動報告》中尚不存在。 [12]鮑祖宣:《國難時期的婦女教育》, 《女子月刊》第4 卷第1 期(1936 年1 月) , 第26 頁。王奇生在其《民國時期鄉村權力結構的演變》中已引用此文部分內容, 收入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下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第558 頁。 [13]彭湃:《海豐農民運動報告》,《彭湃文集》, 第110 頁。 [14]馬儒行:《述吾鄉之小學教育及民眾教育》,《鄉治》第2 卷第2 期, 第2 —3 頁。 [15]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 第54 頁。 [16]彭湃:《海豐農民運動報告》,《中國農民》第1 期(1926 年1 月) , 第59 頁。劉大鵬幾乎同時的觀察很能印證這一見解: 該鄉的官道社演唱傀儡小戲, “每戶出錢至三元、五元不等, 率皆情願”; 而由村公所分攤捐款,“每戶一元、兩元, 上戶則七八元、十數元不等, 乃竟未免有怨聲”, 村長不得不尋求他這樣的士紳來幫助解決困難。見劉大鵬《退想齋日記》, 1927 年5 月2 日, 第353 頁。 [17]胡適:《歸國雜感》,《胡適文存》卷4 , 亞東圖書館, 1920 年, 第10 頁。 [19]此點承王 森先生提示。 二、城鄉疏離與鄉居精英的流向城市（2） 廢科舉後二三十年間, 鄉村新式讀書人離村的現象是明顯的。彭湃在1926 年說: “廿年前,鄉中有許多貢爺、秀才、讀書六寸鞋斯文的人。現在不但沒有人讀書, 連穿鞋的人都絕跡了。”[1]楊開道大約同時也觀察到, 一方面是農村最缺“領袖人才”, 而鄉村讀書人向城市浮動已成“普通潮流”: “一般有知識的人, 能作領袖的人, 都厭惡農村生活, 都 棄農村生活到城市裡去。農村社會費了金錢來教育他們的優秀分子, 本想他們來作農村社會的領袖, 來作農村社會的改造者; 但是他們放棄了他們的責任跑了, 剩下一班沒有知識的農民, 教他們怎麼樣能改善他們的生活?”[2] 梁漱溟1929 年從廣州北上, 考察了江蘇崑山、河北定縣及山西太原等地, 他也發現: “有錢的人, 多半不在村里了。這些年內亂的結果, 到處兵災匪患, 鄉間人無法安居, 稍微有錢的人, 都避到城市都邑。”同時, “有能力的人亦不在鄉間了, 因為鄉村內養不住他, 他亦不甘心埋沒在沙漠一般的鄉村, 早出來了”。[3]因內亂離村只是原因之一, 更多人可能是到城市去尋求發展的機會。這些人當然不儘是讀書人, 但讀書人的比例較高, 如前引江蘇江寧縣的統計, 常住人口中男性文盲為8212 % , 外出人口中男性文盲僅為6319 % , 便可見一斑。 當時上海《民國日報》的一篇文章說, 儘管不少讀書人喊着“到民間去! 到鄉間來!”的口號, 實在的現象卻恰相反,“年年大批的畢業學生自鄉村跑進都會, 不見一個返到鄉間”, 甚至“鄉村小學的教師寧願來都市為書局報館抄寫”; 致使鄉村頹敗, “只剩下少量的具有十八世紀頭腦習慣的人在過着十八世紀的生活, 用中古的技術求得生產來供給自己”。問題是不但“沒有一人關心及鄉村, 總集團於都會”, 這些18 世紀的村民“還要供給都市”。作者認為, “這樣畸形的偏重的趨勢再不能繼續下去”, 各方面的人都應到鄉間去工作, 以“造成美麗的安適的豐富的鄉村”, 更要“讓鄉村與都市平行的前進”。[4] 楊開道此前也提出,“農民缺乏知識, 是我國農村生活衰落的一個主要原因”; 故“一班優秀分子不應該跟着普通潮流, 去過城市的生活, 而厭棄農村生活”, 反而應該“到農村社會去服務”。[5]1932 年11 月,《申報月刊》組織上海一些教育家舉行以“今日青年的煩悶與出路”為題的講談會, 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教授俞慶棠就說: “青年的職業, 不應該專向城市裡去找。因為城市裡面粥少僧多, 時鬧失業恐慌; 青年要在城市裡找職業, 恐有登天之難。近年來我國鄉村的衰落及離村問題極為嚴重, 我們希望城市裡的青年們應該回到鄉村裡邊去, 作歸農運動, 幫助農民改造鄉村, 建設鄉村。”[6] 前引胡適所看到的中學生高不成低不就的現象, 恐怕更多是他們進入城市的情形, 與俞慶棠所見相同, 說明城市也未必“需要”和接納這些知識青年, 而新式大學的花費又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支付的, 故這些人的“煩悶與出路”確已成一大社會問題。俞氏提出的一些具體建議當然充滿城市人對農民和鄉村的想像, 但她和其他許多人所共見的讀書人“離村問題”確實存在。重要的是鄉村讀書人心態的轉變, 莊俞早在清末就注意到, 新學堂教育出來的學生“驕矜日熾, 入家庭則禮節簡慢, 遇農工者流尤訕誚而淺之”。[7]在耕讀相連的時代, 四民雖有尊卑之分, 從天子到士人都要對“耕”表示相當的尊敬; 在耕與讀疏離之後, 乃有這樣的新現象。如黃炎培所說, 包括鄉村教育在內的平民教育, “不但沒有造福平民, 且給平民前途以很大的危險”; 即“在教育還沒有能造成好環境時, 早早誘導平民脫離他們的固有生活; 即使事實上一時不得脫離, 先養成他們厭棄固有生活的心理”。[8] 故章太炎指出: “自教育界發起智識階級名稱以後, 隱然有城市鄉村之分。”所謂“智識階級”, 其實就是新教育建制的產物。太炎敏銳地認識到, 由於“城市自居於智識階級地位, 輕視鄉村”, 進而產生了整體性的城鄉“文化之中梗”。[9]後來逐漸引起世人注意的讀書人之“脫離群眾”, 部分即因傳統的耕讀生涯中止所致; 民初的讀書人學西人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 雖未必皆去鄉村, 多少仍提示出城鄉的分離。 在科舉制廢除後, 傳統士紳的數量只能日漸減少, 而新學生又往往離村, 則所謂“鄉紳”的成分便可能出現變化, 鄉村中的權勢也可能出現轉移。毛澤東1930 年在江西興國縣永豐區看到, 當地管理公田的“公堂”, 仍“多數把持在劣紳手裡”。他們“不是富農也不是地主”, 而“大半家裡有些田, 但不夠食”。因其田產“不夠食, 所以要把持公堂, 從中剝削”。在該區的一、二、四鄉, 公堂由“劣紳管的占十分之六, 富農管的占十分之四”。但在第三鄉則出現了有意思的變化: “民國以前, 劣紳管的最多, 因為那時公堂要有功名的才能管得。民國以後, 富農管的最多。與一、二、四鄉恰好相反, 十分之六是富農管, 十分之四是劣紳管”。[10] 文中所說的“劣紳”, 恐怕更多是泛指有功名的傳統士紳, 蓋文中並未出現和“劣紳”對應的“正紳”或“良紳”等。永豐區地處興國、贛縣、萬安三縣交界處, 第三鄉是其中自然條件最好的一鄉, 通常無水旱災, 地租的比例也比一、二、四鄉要高10 %。可知“劣紳”在自然條件較差的多數地區尚能繼續維持權勢, 但也已受到沒有功名的“富農”之有力挑戰; 在相對富庶的第三鄉,“公堂要有功名的才能管”這一規則已失效, 呈現出明顯的權勢轉移。 1935 年河北濮陽某村的一份調查報告說, 1920年以前,“村政完全掌握於舊式知識分子、家族長及一小部分地主的手中”。後來地主、富農及知識分子都參與花生及小鹽業的經營, “現在的村長佐、里排長,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花生行、棗行、鹽行的東家、小股東及經紀人”。故該村“今年以來的政治中心, 已經由秀才、舉人及家族長的宅第, 轉移到地主、商人及高利貸者所組成的三位一體的商店之中”。此前有權勢之人中“不營商業者, 都因貧困化而喪失了固有權威”。[11] 在這兩處鄉村的基層權勢轉移中, 都未曾看到新學生的身影, 與舊式讀書人衰落相伴隨的是“富農”和經商者的興起。如果這些新興的掌權者也逐漸納入下層鄉紳的範圍, 則鄉紳的受教育成分顯然降低, 而其行為也可能會出現相應的轉變。 早在廢科舉當年, 前引《中外日報》的文章便認為: “廢科舉設學堂之後, 恐中國識字之人必至銳減。而其效果, 將使鄉曲之中, 並稍識高頭講章之理之人而亦無之。遂使風俗更加敗壞,而吏治亦愈不易言。”[12] 魯迅在1907 年便觀察到“事權言議, 悉歸奔走干進之徒, 或至愚屯之商人, 否亦善壟斷之市儈, 特以自長營 , 當列其班”。古所謂專制統治不過一獨夫, 今則“頓變而為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 遑論“興國”! [13] 山西舉人劉大鵬有切身體會, 他在1913 年聽人說: “各村董事人等, 無論紳學農商, 莫不借執村事從中漁利, 且往往霸公產為己產, 肥己之家。村人多陋劣, 敢怒不敢言。其中有狡黠之輩, 非入其黨即與抗爭, 往往大起釁端, 赴縣構訟。官又以若輩辦公, 且為袒庇。”[14] 十多年後, 他得出了自己的判斷: “民國之紳士多系鑽營奔競之紳士, 非是劣衿、土棍, 即為敗商、村蠹。而夠紳士之資格者, 各縣皆寥寥無幾。”再後來, 連“紳士”的資格和標準也混亂: “紳士而反成痞棍, 痞棍而竟成紳士。”[15] 類似的記載充斥於他那一二十年的日記, 此不贅。應該說, 劉大鵬對“民國”本身及其世風是有些偏見的, 他自己在當地其實也受到相當的尊重, 只是未達其所希望的程度而已。到1928 年末, 他“赴縣成立嚴禁洋煙大會, 系紳學農工商所組成, 會員凡五十餘人”。[16]這裡的“紳、學”分列值得注意, 若非因其個人好惡而視新學界之人為“學”, 而是轉述, 則“紳”與“學”當時已被視為兩類人, 正體現出鄉村中“紳”與“士”的疏離。 劉氏這樣的舊士紳尚長期居於鄉村, 但在廣大地區, 新讀書人“離村問題”確實是嚴重的。這一現象曾引起李大釗的注意, 他在1919 年就認為“中國農村的黑暗, 算是達於極點”。究其緣故,“都是因為一般知識階級的青年, 跑在都市上; 求得一知半解, 就專想在都市上活動, 都不願回到田園; 專想在官僚中討生活, 卻不願再去工作。久而久之, 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 都成了鬼蜮; 農村中絕不見知識階級的足跡, 也就成了地獄。”[17] 應該說, 民初讀書人眼中的“鄉村”, 既是實在的, 有時也是一個承載着多種想像的象徵符號。當年那些嘗試新村和菜園一類自食其力的“互助”生活者, 就曾把鄉村視為未受或少受污染的清純處所, 想像着與純潔農夫共同勞作、打成一氣的新生活。[18]到1922 年, 顧頡剛等學術精英在探討學術界生活獨立問題時, 鄭振鐸便主張“淡泊自守, 躬耕自給, 棄都市之生活, 專心去鄉村讀書”; 沈雁冰更提出一種現代“躬耕讀書”法, 集合同志二十人組織“合股公司”,因鄉村沒有圖書館不便治學, 還要集資買書帶去“大家公用”。只有常乃德認為這種鄉村純潔的想像是“中了古人的毒”, 其實“鄉村的環境並不比城市好, 恐怕還要壞一點”。[19] 經常返鄉的李大釗或比這些人更了解鄉村的實際, 故看到其“黑暗”的一面。在鄉村讀書人漸養成“厭棄固有生活的心理”之同時, 胡適和俞慶棠皆已注意到城市未必接納來自鄉村的中學生。故李大釗看到的“受害者”是雙向的: 常在都市中遊蕩的知識青年固然成了“鬼蜮”,而失去知識階級的農村也變成了“地獄”。兩者都極大地影響了後來中國的發展, 特別是雙方的結合為後來中國的政治革命提供了最主要的人力資源。[20] [1]彭湃:《海豐農民運動報告》,《中國農民》第1 期(1926 年1 月) , 第54 頁。 [2]楊開道:《我國農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決的方法》,《東方雜誌》第24 卷第16 號, 第5 —6 頁。 [3]梁漱溟:《北游所見記略》(1929 年) ,《梁漱溟全集》第4 卷,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896 頁。 已為王奇生《民國時期鄉村權力結構的演變》一文引用。 [5]楊開道:《我國農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決的方法》,《東方雜誌》第24 卷第16 號, 第5 —6 頁。 [6] 《今日青年的煩悶與出路》,《申報月刊》第2 卷第1 號(1933 年1 月) , 第53 頁。 [7]莊俞:《論小學教育》,《教育雜誌》第1 年第2 期(宣統元年二月) , 第112 頁。 [8]黃炎培:《中國教育史要》, 第144 —145 頁。 [9]章太炎:《在長沙晨光學校演說》(1925 年10 月) , 轉引自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冊, 中華書局,1979 年, 第823 頁。 [10]本段與下段, 毛澤東:《興國調查》(1930 年)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 第202 、201 頁。 [11]轉引自秦復平《農村基層政權和組織》, 收入喬志強、行龍主編《近代華北農村社會變遷》, 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第798 —799 頁。 [12] 《論廢科舉後補救之法》,《東方雜誌》第2 年第11 期, 第252 頁(欄頁) 。 [13]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 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 第46 頁。 [14]劉大鵬:《退想齋日記》, 1913 年5 月13 日, 第181 頁。 [15]劉大鵬:《退想齋日記》, 1926 年8 月14 日、1936 年8 月17 日, 第336 、497 —498 頁。 [16]劉大鵬:《退想齋日記》, 1928 年11 月30 日, 第377 頁。 [17]李大釗:《青年與農村》(1919 年2 月) ,《李大釗文集》(2) ,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第288 —289 頁。 [18]參見李新、陳鐵健主編《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 1919 —1923 , 偉大的開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 第226 —241 頁。 [19]參見《學術界生活獨立問題討論》,《教育雜誌》第14 卷第5 (1922 年5 月) 、6 號(1922 年6 月) , 第19895 —19901 、20033 —20035 頁。 三、余 論 《漢書·食貨志》給四民社會中的“士”下了一個界說, 即“學以居位曰士”。這裡的“位”當然包括士向“大夫”的發展路向, 同時也意味着士在基層社會中的核心地位。從孔子以來,中國士人最嚮往的政治模式可以說是一種“士治”的秩序: 不僅因為各級“大夫”多從士來,由於小政府的傳統, 基層地方大多在官督之下實行自治, 起着關鍵作用的鄉紳之核心成分就是士人, 故“士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當實際的。 鄭振鐸曾說, 中國傳統的“治人階級”分為直接統治者(約指皇帝) 和“幫治者階級”, 後者便是士人。[1]但“幫治者”在“通上下”時亦有其立場, 即“公正紳士”須同時具有“地方觀念”和“國計民生思想”: 應當“思為地方除害, 俾鄉村人民受其福利”; 而不能“借勢為惡,婿官殃民, 欺貧諂富”。[2]若其交通官吏, 奪民之利, 乃是苛政之“幫凶”,已失“士治”之本義。 當清季學外國圖富強, 小政府不得不行使大政府的職能時, 不僅會與民爭利, 且呈現出變“士治”為“官治”的傾向。惟因當時學西方立憲, 又推行新式的“地方自治”。中外新舊兩種“自治”的對立一面是明顯的, 卻也有着未必是主動的“配合”: 官方仍像以前一樣將地方事務責成士紳操辦, 這等於讓士人“自改革”以調整“士治”。科舉制廢除後, 甚至可能變“士治”為“紳治”。隨着鄉紳成分的轉化,“士治”與“紳治”的緊張和衝突勢不能免。 民國代清之後, 這些問題就遺留給新政權來處理。北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特別是辦事的思路和方式上———延續了清季的模式, 大體是“士治”向“官治”過渡, 而以“紳治”為補充。國民黨則不同, 其在廣州已嘗試推行一種結合英美與蘇聯的政治模式, 上層權力日益集中,在基層也力圖實現近於“官治”的“黨治”。[3]故國民黨當權後鄉村的問題較前更複雜, 在士人大體從鄉村權勢淡出後, 往往體現為“官治”與“紳治”的衝突。[4] 可以看出, 中國傳統是一多層面的體系, 表面看去似不怎麼緊密相連, 實則內在聯繫絲絲入扣。晚清到民初各社會群體間這樣的競爭與互動, 還需要從基層進行具體的區域性探索和重建。應說明的是, 在公路和鐵路尚少, 機動車為少數人所使用, 以報刊為表徵的輿論之涵蓋面和時效都相對有限的時代, 鄉村本不怎麼互通, 中國“地大物博”的多樣化和歧異是非常實在的。故城鄉差別的最後確立和士人從鄉村權勢中淡出皆有一個過程, 且各地可以很不相同。 科舉制廢除的一個重要社會後果即鄉村中士與紳的疏離, “鄉紳”的來源逐漸改變, 不再主要由讀書人組成, 特別是下層鄉紳中讀書人的比例明顯下降, 鄉紳與書本“知識”的疏離可能意味着道義約束日減, 其行為也可能會出現相應的轉變, 容易出現所謂“土豪劣紳”。結果是“劣紳”及其伴隨的“土豪”、“土棍”、“地棍”、“土劣”等用語日漸普及, 從一“獨夫”的帝王統治變為“千萬無賴之尤”的混治, 恐怕是導致後來所謂“社會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實, 廢科舉不過是20 世紀一系列“斯文掃地”活動的開端。當鄉村社會的斯文掃地漸成定式之時, 各類新型的鄉紳也會成長起來, 其中固然包括使鄉村“黑暗”的劣紳, 也會產生出一些不代表“斯文”但行使着傳統鄉紳之基本正面功能的人, 例如“修橋補路”一類社區事務的組織(通常也包括民間信仰方面的組織) 。隨着“鄉紳”的來源逐漸改變, 基層的“士治”可能變為新型的“紳治”。在整個世紀的系列斯文掃地活動之後, 鄉村既遭受了疏離於“知識”的痛苦, 也會開始真正嘗試一種無士的自治生活。[5] 〔本文責任編輯: 徐思彥〕 [1]鄭振鐸:《且慢談所謂“國學”》,《小說月報》第20 卷第1 號(1929 年1 月) , 第10 頁。 [2]劉大鵬:《退想齋日記》, 1926 年4 月24 日, 第322 頁。 [3]王奇生稱之為“國家政權的下沉”(參其《民國時期鄉村權力結構的演變》,《中國社會史論》下卷, 第574 —587 頁) , 然“黨”與“國”之間除共性外, 也還有緊張的一面。 [4]在國民黨涉及地方的檔案文獻中,“土劣”一詞出現非常頻繁, 最初或不過是“土豪劣紳”的縮寫, 後來則不免帶有土著的“地方性”含義, 多少反證出“黨治”人員那外來異客的特點。 [5]從根本上言, 與廢科舉相關的近代社會重構固然產生出大量的社會問題, 同時也給包括讀書人在內的各社群帶來了一些發展的新機, 無士的鄉村自治生活恐怕就是一個集正負兩面於一身的“發展中”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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