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中利益集團上下其手，學生們的善良和愛國熱情被利用，所以六·四沒有英
雄，是個歷史悲劇。六·四如果成功，從壞處看中國很可能演變成前蘇聯和東歐的
結局，從好處看大概也不會比現在更好，這是我個人對六·四的基本看法。

西方史學理論認為，一個歷史事件要過五十年之後，才可能出現客觀公正的評價。
一是利益相關者都漸漸淡出，一是事件的潛在後果和正負面影響，才完全凸顯出來。

六·四前後我也參加過遊行，在道義上始終是支持學生的。但道義性本身不是沒有
邊界的，超過了邊緣，就走向反面。六·四後期，整個國家政治、經濟陷於癱瘓，
前台的學生，表現出不顧一切後果的態勢，使整個國家（不止北京）處於一種無政
府的准革命狀況。民族命運何去何從的生死關頭，流血已經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這
在六·四發生前最後一個星期，不少人都對此有所共識。六·四發生時我在廣州，
大學裡都能看到香港電視，慘不忍睹，食不下咽，感情上非常同情學生，激憤之情
難以平靜。人都是血肉之軀，人皆有父母兄弟，剎那間的無數生死，有誰能夠無動
於心？

但許多年後回過頭來看，則又非常鄙視民運分子，覺得他們是一邦最無恥的小人。
因為他們的冷血，而把天真無知的學生引上死亡之路，這最明顯的鐵證，就是所謂
民運分子，沒有一個、沒有一個為了理想走在前面，以身殉道的。“一腔熱血勤珍
重，灑去猶能化碧濤”，中國近代從七君子以降，為了國家、民族，為了理想，拋
頭灑血者多矣！或殉舊道，或殉新道，朝聞夕死，從容取義，至誠忘我，感天動地。
而這一切之中，都沒有一絲民運分子的影子。六·四之後，據我所知，只有一個人，
真正顯示出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情操和高風亮節，這就是當時被稱為中國四大
思想家之一的金觀濤。六·四之後，從國外匆匆回國，在香灣被朋友勸留時他回答
說：“在這樣的時刻，我要和我的人民在一起”。

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中的理想主義，不論其是否合理，總是要在現實中
付出代價，而且是巨大的代價，理想精神往往成為現實利益的犧牲品。記得當年戈
爾巴喬夫曾在六·四期間幾經坎坷，訪問北京。回想起來，這仿佛是上蒼給俄羅斯
民族開了一個大玩笑，讓他在沸沸揚揚的浪潮中夾帶著困繞中國近兩百年的最後的
衰運晦氣回到蘇聯，其破壞力之巨大，足以使一個帝國土崩瓦解。

雖然說人的心靈沒有遠近之分，但六·四期間，我畢竟只是個邊緣人，不知道為什
麼十幾年後的今天，卻想說幾句話，也許是那一段日子離我們漸行漸遠了吧？而六
·四到底給中國帶來了什麼？又帶走了什麼？也許再過三十年我們才能真正看清，
三十年對一個人，也許是從春到夏或從夏到秋了，但對於一個古國，三十年只不過
彈指一揮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