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六四，這是可以而且也是應該討論的問題，見仁見智，沒有必要強求一致。但理性的討論應該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之上，而且不應該違背最基本的常識和道理。

先說事實。89年的中國社會其實是危機四伏的。89年的大學生其實並不比今天的大學生有更多的理想主義：經商比文化更熱。當時也有很多知識分子覺得大學生是所謂“垮掉的一代”。在89年的確有一些政治力量想有所行動，這當中既有改良派也有激進派。但他們都沒有什麼廣泛的群眾組織：這在中共統治的社會是不可能出現的。胡耀幫的去世給他們表示不滿提供了一個機會，但這對普通大眾沒有什麼動員力，普通群眾對胡的評價沒有知識分子那麼高。胡耀幫追悼會的時候雖然有大規模的學生示威，但裡面的絕大多數是看熱鬧的。事情的轉折點在三位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遞請願書而無人搭理，甚至在跪下之後仍沒有人理睬。這樣的冷漠讓大多數學生寒心，很多人當場失聲痛哭。當局連個姿態也不願做麼？連個姿態也不會做麼？

之後便是罷課，演講，大字報，和上街發動群眾：全都是從革命傳統教育中學來的。但因為學潮沒有什麼社會基礎，社會上的反響並不大，學生內部對長時間的罷課也有不同意見。沒想到這時來了個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將學潮正式定性為動亂。學生們覺得受了天大的委屈，情緒激動，根本不要什麼動員就來了個四二七大遊行。這次遊行規模浩大、群情激憤而又秩序井然，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反響。這次大遊行可以說是大大出乎當局和“精英知識分子”的意料。當局內部的意見出現了大的分裂，趙紫陽接見亞洲開發銀行時的講話，從四二六社論的立場上後退了很多。之後學運開始退潮，五四大遊行其實已經是強駑之末，清華大學等學校乾脆開始複課。但上了一周的課就出現了絕食請願。事後看來，這是學運的最大的轉折點。雖然可以說某些學生領袖在組織絕食請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普通學生內部，的確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前一段時間的運動沒有取得任何實際的成果感到不滿，所以一拍即合。

絕食請願，猶如騎虎，上去就不容易下來。就當局而言，即便只是接受了絕食請願提出來的部分要求，就等於開了一個中共從來沒有過的一個先例，即在民眾的壓力下後退。中共本來就是鬧運動出身的，知道這樣的後果必然是一退再退，不知伊於胡底，所以絕對不會讓步。而學生絕食請願，又等於斷了自己的退路，沒有說得過去的成果，根本不可能停止絕食，在這種情況下，學生領袖必然受制於絕食學生。現在看來，絕食請願把政治鬥爭中最重要的互相妥協的道路給堵得死死的。面對絕食請願的學生，當局不想讓步，再加上內部的分歧，最初幾天沒有做出任何反應，這一下就把學運推到了一個高潮。所有請願的目的、口號、和要求一下全都失去了實質內容，學運完全變成了一個自虐式“悲情訴求”：“媽媽你怎麼不理你的兒子，媽媽我餓”。在普通老百姓的眼裡，這場學運就是學生為老百姓給政府提點意見，可政府不理人家，人家絕食請願了還是不理，這還了得，於是紛紛上街聲援。這一來就更把學生架到火上了。沒有實質性的戰果，絕食根本停不了：別說學生，就連老百姓也不答應。隨着社會聲援一浪高過一浪，一些“精英知識分子”和政府內部的官員出於各種政治考慮，開始利用這個局面。但已經進入“悲情訴求”的學生，哪有這麼好利用的？“精英們”希望學生，用戴晴當時對學生的話講，成為“一支打得出去，拉得回來的隊伍。” 這簡直是異想天開！直到今天，這幫“精英”仍不自覺，還在批評學生沒有理性，沒有跟政府內的改革派配合，等等。他們沒有想到，“悲情訴求”式的絕食請願已經造成了一個死結。改革派自己要麼比保守派更強硬，要麼就是無所作為。前者在當時的中共內沒有可能，所以保守派必然得勢。這跟學生配不配合沒有關係。

等到政府宣布軍事管制，事件就只可能是以暴力結束了：不是暴力鎮壓，就是暴力反抗（或者政府內出現政變）。這跟學生領袖已經沒有關係了。當時的情況，不是學生領袖“領導”學生留在廣場，而是只有留在廣場的才是“學生領袖”，而總是會有學生願意堅守廣場的，不願意的人早就“用腳投票了”。當局之所以拖到六月三日晚上才行動，我覺得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緩兵之計，避其銳氣，等待最佳時機出手。中共馬上得的天下，這點軍事智慧還是有的。二是需要時間來加強內部的統一，避免政變的可能。即便如此，鎮壓的時候當局還是留了退路，一是動用龐大的兵力來互相牽制，以防不側；二是當時中央大員大多在北京遠郊，靜觀市內的局勢發展。鎮壓的同時，當局也為事後的宣傳做足了準備。殺人的部隊以占領廣場為最高目的，遇到阻攔，格殺勿論。而後面跟着的部隊，則讓群眾泄憤用的，以便製造“暴亂”。很多軍車明顯是留給老百姓來燒的，燒得越多，鎮壓“暴亂”的理由就越充分。中共玩這些騙人的伎倆，真是天下第一！而鐵的事實是：軍隊開槍鎮壓在前，群眾暴力反抗在後！！！

現在有兩種意見頗為流行。一種意見是如果沒有鎮壓，就沒有中國後來的高速經濟增長。這是非常荒唐的。事實是，六四鎮壓之後，極左思潮回流，90年到92年的中國看不到什麼前途，大家都想離開這個國家。所以鄧才不得不來個南巡講話，中國真正的經濟成長是95-96年以後的事情，而實施的經濟政策比學生六四時候提出來的還要激進。而政治上缺乏監督，官員的腐敗也開始肆無忌憚。另一種意見是，如果學潮成功，學生領袖和精英知識分子上台，中國將陷入混亂。這種想法過於簡單。學運如果在絕食請願之前成功，無非是當局承認學生是愛國的，做點姿態對付一下官倒；如果在絕食請願之後成功，那只可能是當局內部的改革派上台。想當年辛亥暴力革命之後，不照樣先請黎元洪後請袁世凱來做總統。但我估計，用不着什麼南巡講話就開始做95-96年的事。

不管怎麼說，六四宣布了共產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在中國的徹底破產。之後，中共只有用愛國主義和傳統儒家愛民如子的“父愛主義”來重建其統治的道德合法性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