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17周年的思考

阿唐

十七年前的一個子夜，北京東四，我被人從發財夢中喚醒，是女友，她告訴我外面似乎有槍聲。我們爬到天台上，傾聽着來自全城四面八方的爆豆一般的砰砰聲響，宛如年夜鞭炮，我嘿嘿地說，老百姓在用麻雀戰嚇唬進城的解放軍呢，那是他們在放鞭炮！未幾，前面街道上傳來了人群奔跑的腳步聲，人們爭相傳告：開槍了，開槍了，不是橡皮子彈，死了很多人！。。。我一下就懵了：共產黨敢開槍？！人民軍隊的槍口真的對準了人民？！

也就是幾個小時之前，我還在天安門廣場閒逛，一如既往地觀察着這場持續了近兩個月的學生運動，早在幾天前戒嚴令的頒布，我就知道大勢已去了，大家都撕破了臉皮，雙方的矛盾再也不可能有一個轉寰的可能，好像華山絕頂的洪七公和歐陽鋒進入了最後拼比內力的階段，誰也不能先退讓一步了。政府一定要動用強硬手段才能驅散廣場的學生，什麼高壓水槍、人牆、催淚彈甚至大木棒之類的東東都會招呼上來的，就是沒有想到會開槍，而且射擊出來的是真真切切的殺人子彈。

第二天早上，我們來到王府井旁的長安街口，遠眺着煙霧籠罩的天安門廣場，朦朦朧朧之中，一排排的坦克，持槍的士兵以及他們頭上閃閃的鋼盔。。。身邊的人群中，不知誰喊了一句什麼，遠處的士兵一陣騷動，緊接著兩聲悶響，我們的周圍升騰起黃褐色的煙霧，人們在催淚彈的煙霧之中一鬨而散，慌亂地四下奔逃，女友在身邊哭泣，我的淚水默默地在心中流淌。。。

說句老實話，六四發生的時候，我已經被生活逼迫得下海自我放逐一年多了，在一個街道企業倒騰電器，體制內的所有的東西都幾乎扔光了，甚至第二天的飯錢都要靠自己賺。當然，剩下的東西還有一樣，就是黨的組織關係，我每個月還要按時繳納5元的黨費，嘿嘿。即便在這種時刻，我還是沒有放棄對於共產黨的信念：慢慢來，黨會改好的，隨着新血的不停加入，共產黨總會有一天成為人民真正的代表。因此，學運一起，我感到非常欣慰，尤其是五一七的全市大遊行，我當時高興地想：中國有救了，只要共產黨讓一步，認個錯，這舉國沸騰的民氣與黨堅強的理念結合起來，因為文革渙散的人氣，又會凝聚在共產黨的周圍。但是，萬萬沒有想到，黨最終卻是採取了用槍口指向人民的收場辦法。

這麼許多年過去了，我還是能夠清楚地回憶起那個初夏的早晨，刺鼻的氣味，慌亂的人群，長安街上留下的坦克履帶印跡，撞爛的公共汽車和壓扁的道路隔離柵欄。。。古老的北京城一派戰爭場面。

六四是中華民族的永遠的痛，許多年來，有人試圖忘卻，有人不斷提起。痛苦其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迴避痛苦，歷史的錯誤一再重演。

一，共產黨在六四中真的不能退一步嗎？

是的，即使答應學生的條件，做出一定的讓步，共產黨的天也變不了。

91年蘇東波後，共產黨內很多人都長吁一口氣：還是老鄧強，不然，中國就是東歐了。其實，64退一步，中國也成不了東歐的。東歐的垮台，一方面是因為所在國傳統的影響，另一方面共產黨統治是二戰後蘇聯強加的結果，因此共產黨統治並不牢固，蘇共的統治一經動搖，東歐就沒戲了。而蘇共的垮台，除開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大力推動政治改革，引入民主自由的思想之外，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傾向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些地方首腦們為了做雞首，拼命鼓動本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努力打擊蘇共的威信，削弱聯邦中央的權威，最後在反擊蘇共保守實力回潮的過程中，順勢徹底拋棄了蘇共和蘇維埃聯邦。在蘇共下台後，民族主義和宗教思想很快填補了精神空白，共產黨的要人與企業家們掌握了政權，社會轉型的過程比較平順。

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極其穩固，其專製程度在共產國家中大概僅次於朝鮮，遠遠高於蘇東。知識分子在蘇東的地位一直很高，全民對於知識的尊重以及知識水平都遠比中國要高，因此比較容易產生體制之外的政治土壤和政治力量，而中國，除開共產黨之外，短時間很難生成另外一種政治力量。

學生是六四運動的主體，在運動的後期有境外的勢力和中共內部的趙系人馬加入進來，但是後兩者很難左右運動的方向。有人說，群眾運動總是朝着最激進的方向發展，的確如此，當年以老毛的強悍與威望，在文革發動後，最終不是也失去了對於紅衛兵的控制能力嗎？所以，這些激進的年輕人，不可能有奪取中共政權的想法，他們也沒有那個能力，頂多是讓中共正視他們的存在，多傾聽一下他們的聲音。至於在運動過程中，他們是否冷靜，是否老練，是否相忍為公，都不重要，因為如果有這樣的人，也會很快地被淘汰下來，因為大家要聽高音喇叭裡面那個最激進最過癮的聲音。

一句話，六四中，共產黨的外部並無相應的政治力量與之角逐，不存在失去權力危險。

除非趙紫陽一手遮天，內外結合，那樣倒是很有可能變天。但是，我很懷疑趙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是否激進到戈爾巴喬夫那種程度，成為中共的掘墓人。無論從哪個方面而言，趙都是中共自己的人，頂多是作風上實際一點，觀點上靈活一些。他的神話，很大程度上是他手下的一些干將們在64之後被體制拋棄後，人為地打造出來的。當然，我個人是很敬佩趙紫陽的，他是中共體制內敢於公然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的第一人，表現了非凡的個人的政治勇氣與道德風範。

因此，最大的可能就是黨內的開明派上台，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

二，共產黨不讓步，六四的悲劇能否避免？

是的，即使共產黨在學運面前不讓步，六四的悲劇也是可以避免的。

首先，如果是李鵬掌權，運動一開始就被鎮壓了，學生們大概連校門都沖不出來，根本影響不到社會；如果是趙紫陽掌權，軟性的談判，足以稀釋掉學生中醞釀的不滿情緒，不至於演變成為全社會的反政府運動。偏偏是老鄧以有限的個人精力駕馭着兩駕馬車，左右兩派都試圖利用這場事件來打擊削弱對方，再加上政見不同，結果在處理上左右搖擺，先是以強硬姿態激怒學生，然後又顯示出某種退讓妥協鼓舞起社會其它階層參與運動的勇氣，最後在幾乎全社會一哄而上的局面下，斷然使出了最嚴厲的戒嚴手段，造成雙方尖銳對立，騎虎難下，最後只有來硬的一條路了。

其次，在戒嚴令頒布之後，不開槍傷人，也能把運動鎮壓下去。64當夜，四面八方向天安門挺進的部隊中，只有來自西路的部隊傷人最多，其它幾個方向大多是朝天鳴槍，或者是射擊人群前方的空地，有的部隊乾脆就沒有攜帶彈藥，因此除開跳彈誤傷和個別士兵的個人行為，沒有大規模的傷人事件。只有來自西路的某軍，一路真刀真槍地殺將過來，最後惡劣到只要有人喊口號，就朝喊話的人群掃射。但是，據我所知，最新到達廣場的徒步部隊，是從永定門出發的南路部隊，他們傷人很少，用鳴槍、方陣、口號和堅決的動作，在子夜1時半左右到達廣場。當然，有些部隊直到64白天，還被攔阻在進城的路上(我們後來從王府井跑到建國門，還對困在橋上的士兵進行了火線喊話)，但是相當多的部隊最終還是在子夜過後抵達天安門廣場。因此，開槍殺人不是鎮壓運動的必要條件。

三，中國一旦蘇東波化，經濟上就一定一團糟嗎？

中共即使退讓一步，中國真的蘇東波化了，也並不意味着中國的經濟就沒有希望。

這一論調實質是所謂新權威主義的觀點：凡經濟起飛的國家，實行開明專制的國家要比民主國家的發展要快速要平穩。前者如新加坡、韓國、台灣，後者如南美、東歐、原蘇聯加盟國。而中國在六四之後的經濟迅猛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印證了這一觀點的正確性。

其實，經濟建設除開與政體的穩定與否有關之外，還受制於其國民的素質和勞動力的多寡。

自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後，中國有大約3億的勞動力在從事與外貿有關的勞動力密集行業，這種超大的規模，這種低廉的成本，再加上中國人民勤勞質樸的本色，在這些領域中，沒有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夠與中國相抗衡。10年前的海外超市，來自中國的商品還是少數，電器來自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衣物百貨來自菲律賓、泰國、墨西哥、斯里蘭卡，今天，中國的商品占到80%以上，很多回國省親的人為能夠買到一份不是中國製造的商品而犯愁。這就是中國豐富的人力資源優勢競爭的結果。

這些出口加工業，大多是來自於外商的投資以及民營企業，與國有骨幹企業相關不多，即使中國因為民主化的進程，造成某種程度上的政局不穩，對於外商與民營經濟而言，影響也不會很大。

今日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千千萬萬勤勞的中國人民用雙手干出來的，他們已經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幾千年，只要有一小片相對自由的天空，他們就能夠創造種種的經濟奇蹟，並非是某某政黨的英明領導。目前俄羅斯的遠東地區，生活着數百萬中國人，當地的俄國政府和社會精英非常憂慮這種事實上的人口侵略，但是他們無伎可施，因為本國人實在是太懶了，沒有中國人幫忙幹活，勞動力就嚴重匱乏。因此，蘇東經濟的一團糟，並非完全是因為民主化造成的，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南美國家。

四、六四是斷臂之痛換來了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嗎？

六四在某種程度上的確起到了快刀斬亂麻的震懾作用，因此六四引發的社會動盪很快地得到了平息，這個大概是開槍殺人唯一的正面後果。引發的直接負面後果有經濟發展的停滯和倒退，一直到92年前後才沿着改革開放的路子繼續前進，以及精英階層對於國家前途民族命運普遍的麻木不仁，人人向錢看，整個社會比賽看誰的錢多。

小我以求利為人生第一追求，本無可非議，但是如果將這種個人的自私行為拔高到全社會的高度，形成全民一致性的趨利行為，與動物界的生存繁衍準則還有什麼區別？

邁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後，日本有神道、等級觀念和從一而終，韓國有儒家思想和高麗人的不屈不撓，台灣有儒家文化和政黨輪替的民主，新加坡有中西文化的交融和華人傳統的秩序社會，今日的中國除了錢，還有什麼？這難道不是六四種下的道德淪喪精神崩潰的後果麼？

今後的中國，如果不對六四事件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一味採取遮遮掩掩，王顧左右而言其它，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等等狡辯手段，難免還會不時泛起種種奇談怪論：殺人是不好，但是別無選擇，客觀上殺出了一個經濟大國。

以這種思路發展下去，中國的民主化道路只能是遙遙無期。當然，如果有人認為民主化並非是中國的必由之路，那我也無話可說。

五、六四是一場被小人導演民眾被愚弄全民蒙羞的鬧劇嗎？

不是，百年之後，中國的人民一定會紀念這些曾經呼風喚雨的有名的英雄以及萬萬千千無名的英雄。

一場群眾運動的發起，當然要依靠某種組織和某種思潮，但是如果運動的口號和綱領不能得到大多數人回應，也是不可能燃燒成為燎原的大火。六四提出的訴求，集中體現了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共同意願。

也有人說，中國左慣了，人們做事情總是喜歡大轟大翁，群氓的盲從行為對於中國社會是有害的。的確，如果是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有法律保障，有通暢的民意管道，當然以理性合法的途徑來表達自己的訴求是再理想不過的。但是，89年的中國是不具備這些成熟的民主社會的基本條件的，他們只能採用走上街頭這種極端的行為來喊出自己的聲音。

儘管如此，北京市民在六四期間表現出來的高度的責任感、獻身精神以及對於美好未來的憧憬和努力，永遠值得中國人民紀念，是長久以來封建統治下中國人所欠缺的公民意識的一個完美展現。六四的血腥收場，是對於這種人性進步的極大嘲弄：什麼都是假的，只有賺錢是真的。

歷史人物的面目本來就是複雜的，不能因為他們一時一地的污點表現而否定他們曾經做出的光輝偉業。如果把一場人民自發的民主訴求的運動歸結為少數幾個心懷叵測利慾薰心的民運分子挑撥煽動的結果，實在是對於千千萬萬自覺投入這場運動中的普通百姓的侮辱。

六、六四事件與中國未來的聯想

六四大概不會象當年的四五運動那樣很快地平反，中國政局從老毛到老鄧，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因此可以用前者的錯誤作為自己上台的奠基石，未來的中國，短期之內是看不到這種變化的可能性的。

但是因此而淡忘六四，甚至顛覆原有的公論，就是中華民族極大的悲哀。

中國的未來還是要依靠共產黨的領導，的確沒有任何一支政治力量能夠取代中共的地位。但是，如果一味追求一黨私利，不願意在民主化的進程上多做努力，共產黨遲早是要翻船的。

中國目前面臨着的最大的兩個問題是：環境污染與道德淪喪。

環境污染主要是因為官本位和地方主義造成的，基本上是一黨專制的衍生物。地方官員要向上級報政績，要為地方多撈錢，因此所引發的環境污染自然沒有那麼重要了，反正官員自身不會在當地做一輩子官，身後之事就管不了那麼多了。再說，本地的項目越多，越是污染大，其中的油水也越多，何樂而不為？

道德淪喪在中國這個法制與民主缺乏，公民精神薄弱的國家，其殺傷力是驚人的。有人懷念毛澤東時代，無非是着眼於那個時代良好的社會道德秩序。如果一個民族沒有一點精神力量，物慾橫流，與行屍走肉有何區別？

後六四時代，共產黨的執政確實是有可圈可點之處，鄧、江、胡在國計民生方面做的相對不錯，因此有“幾千年未遇之盛世”稱謂。但是如果僅僅依靠“不爭論，向前看” 是不可能長期維持高速發展的。

說一句危言聳聽的話：中國還剩下二十年發展的大好時光了，要抓住機遇。

環境的急劇惡化，還能否等到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再回頭治理呢？這個臨界點在哪裡？全社會趨利行為引發的不公平現象，會否最後引發全社會的激烈動盪而導致經濟行為的放緩甚至倒退？

二十年之後，中共建政後的嬰兒潮所帶來的大量的勞動力開始退休，今日中國“兩頭尖式的紡槌型”人口結構(老年少年少，壯年多)就將被“頭重腳輕型”的人口結構(老年多，壯年少)所取代，因為中國曾經和正在實行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使得這種人口老化的情形遠遠要比今天的發達國家要嚴重。因此，目前這種粗放型的以資源消耗為主的經濟發展形態是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的，依靠把大餅做的越來越大從而掩蓋社會分配越來越不公平現象的作法也是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的。

因此，中共的只做不說是不行的，中國早晚有一天要走上民主化，而民主之路的第一個起跑點就是六四的重新認定，這是一個不容迴避問題，解決的越早就越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