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後的前三十年之所以動亂不斷,是因為老毛把中國社會改造成了一個以行政級別為階梯的巨大,單一的金字塔結構. 原先中國社會存在的各小獨立王國,或者說小金字塔被消滅殆盡, 完全被統合到了以毛為金字塔尖的國家官僚體制的金字塔中.處於社會下層的人要往上爬，假如位於金字塔上層的人不自動下野，下面的人不管才能有多高，有多大的上進心，都很難升得上去，或者非得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口號，比如民主，公平什麼的，才能把上面的人拽下來，所以呢，下面的人就很容易被煽動起來，希望這麼一鬧，能將上面的人拉下來，自己升上去，這就是金字塔結構的不穩定性。由於這種結構的不穩定性，社會上層的人要維護自己的地位，為了防止下層民眾鬧事，就會採取各種各樣的高壓手段，通過戶籍的限制，傳播媒介的嚴控，來達到維護自己統治的目的，如果在這種單一金字塔的架構下要滿足下層民眾的上進心，就只能通過不斷擴大政府機構的編制，這樣一來呢，政府機構就會越來越臃腫。在７８年以前，官僚體系一方面要求人民愛黨愛毛,遵守以黨為代表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卻將革命神聖化,教育學子們要繼承革命傳統,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等於在向人們宣揚這樣一種升遷規則-----革命優則仕，運動優則仕。要在新中國的社會金字塔中攀爬社會階梯,最快的方式便是通過革命。所以在他們的腦子裡,革命，運動幾乎就成了他們人生目標的唯一實現方式。因此，６６年當老毛號召起來造反，革命時，他們由衷的響應也就沒什麼可奇怪了。因為,革命的機會終於到來了。

可以說，八九年學生鬧事也是由這種思維方式驅動的，十七年來海外民運人士也延續了這種共產黨灌輸的思維方法。。要了解當年的事當然不能不提到河殤，河殤提出的主要觀點並沒有錯,那就是中國的出路在於發展商貿,擁抱海洋。可人們對它理解就成問題了。對於商貿，束縛於官本位意識的學子們是暫時學不來的，也是不屑的。八十年代對個體戶“倒爺”的稱謂就體現了北方文化界對商貿的極端蔑視，他們對西方感興趣的部分，僅僅限於所謂的“民主”，也就是參政的權利(當官的機會)。所以對於迫不及待要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北京大學生們(也就是中國的候補官僚們)來說，領導層的高齡化無疑是自己為官之路上的巨大絆腳石。這種焦躁情緒終於在八九年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時候借胡耀幫的去世爆發出來了，他們要再現"五四的輝煌"("五四算什麼,我們比五四還要偉大"),其勢在必得的心態使他們失去了和當局妥協的機會,最後終於導致了流血衝突。人們曾經擔憂中國走向藍色文明的進程是否會因此而中斷,可現實是中國走向藍色文明的步伐越來越快。　

幫我們走出八十年代困境的是九十年代初鄧公南巡後的全面商業化。它是知識分子對商業文化態度改變後的必然結果。而這種改變是在被“威逼”（政治參與（也就是求官）的願望被武力壓制），利誘（對商業活動網開一面，大量的外資湧入提供了大量報酬不菲的職位）下得以實現的，這種改變大大緩解了候補精英階層和權勢階層的矛盾。現在看來，八九年嚷着要向國人啟蒙的北京文化精英正是需要被啟蒙的一群人，他們官本位意識極重，商業意識基本沒有，他們與當權者的矛盾實質上是候補精英階層和權勢階層之間的矛盾衝突。而化解這種矛盾衝突不可能單靠候補精英階層不停地向精英階層挑戰，根本出路在於改變中國社會的單一官僚金字塔結構，這就要求候補精英階層必須進行角色調整，在職業選擇上離開官僚機構，如果中國的社會結構得不到改變，靠鬥爭
升入精英階層的原候補精英們也很容易變成新的專制者。　因此迫切需要改變的是中國社會五四特別是四九年以後的升遷規則：革命優則仕，運動優則仕。

　中國的希望,在於製造出(通過商業化)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金字塔,使得深具進取心的中國人民能夠看到晉升的希望。這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社會基礎. 總理只能有一個,主席也只能有一個,而總經理,大大小小的老闆可以有千千萬萬,大家在各自金字塔才能夠看到自己有出頭之日的一天.八九政治風波之所以最終演變成了學生與權力集團的激烈衝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權力集團感到沒有什麼退路。因為在當時的社會架構中，假如你失去了官職，到了社會上基本上也就沒什麼可供選擇的職業了。所以官僚們才會不計代價地維護自己的權力。歐美國家中之所以權力更迭得以有條不紊的進行，是跟它們社會是工商社會有關，一個人如果失去了官職，可以在工商業界找到報酬不亞於政府部門的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