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此貼轉自文學城，本人認為敘述較為客觀。只是對其間發生的破壞與損失，敘述較少。供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轉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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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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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也稱八九民運（民主運動）、八九學運、六四屠殺、六四風波、八九民主運動、八九學潮、天安門屠殺、天安門事件、中國官方稱之為動亂，反革命暴亂，在此簡稱為六四，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間及其後一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政治事件，以大規模的學生、民眾的的遊行和示威運動開始，但是學生團體和政府之間在交涉中未能達成共識和政治妥協，最後以政府召集軍隊武力鎮壓造成若干（具體數字不詳，存在從幾百到上千的各種說法）市民和學生死傷而告終。一般認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此外上海等很多城市也在這一期間進行了表達各種政治主張的示威遊行。一般政治評論家認為此次事件導致了自1978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眾多爭論時至今日也尚未解決。

目錄
1 背景
2 事件記錄
2.1 起因
2.2 擴大
2.3 四·二六社論
2.4 五四談話
2.5 絕食
2.6 戒嚴
2.7 天安門清場
2.8 六四尾聲
2.9 十三屆四中全會及以後的事態
3 六四事件後中國的發展
4 影響與評價
4.1 中國政府的反應及採取的措施
4.2 部分中國官方學者的分析
4.3 國內民眾、政治異見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應
4.4 一些學生領袖的反思
4.5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4.6 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4.7 對香港的影響
5 其他國家地區和組織的聲明與制裁
6 相關史料及研究書目
7 參見
8 外部鏈接

背景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中國開始由自由化知識分子、領導階層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士和廣大民間共同進行的“思想解放”運動。20世紀80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廣泛影響。被中國政府稱“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1988年，公開呼喚“蔚藍色”西方文明的政論電視片《河殤》在中央電視台公開播出，在全國範圍內引起轟動，成為六四運動的思想前導。從世界範圍內看，六四運動並非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當時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內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六四事件發生的同一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隨後不到一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亦宣告解體，社會主義陣營解體。這些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在不到5年的時間中發生了政權輪替，並改變了原有的政治體制。

事件記錄

起因
4月15日，胡耀邦因病醫治無效，不幸逝世，終年73歲。中共中央表示哀悼，並稱他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軍隊傑出的政治領袖，長期擔任黨的重要職務的卓越領導人。”事件導火索是由於中國學生自發的 悼念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中共文件顯示，1987年，胡耀邦因對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縱容而被中共元老們要求辭職），但很快學生的紀念活動就演變成為一場反對“官倒”，反對腐敗，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的抗爭。事件的起因有着更為深刻和廣闊的政治、經濟背景、以及與當時國內、國外勢力的鬥爭和較量有關聯。

4月16日，北京高校學生以及各界人士自發前往胡耀邦家庭靈堂和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上海大學生進行了街頭遊行活動，表示哀悼。

擴大
4月17日，天安門悼念活動規模逐漸擴大，開始有學生到廣場遊行，紀念胡耀邦。當天下午，第一支遊行隊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的約500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活動中曾有警察試圖驅散群眾，但是沒有成功。整個活動在下午6點半和平結束。活動中有外國記者和外交人員在廣場照相，部分學生還接受了採訪。到當天晚上，廣場上已經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學的學生外，還有其他高校學生和普通市民。

4月18日凌晨，又有一批約3,000人的學生隊伍從北京大學出發，向天安門廣場遊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華大學學生加入。據稱隊伍中有9輛外國使館車輛和一些外國記者隨行。清晨，數百名學生聚集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請願信，提出7點要求，包括重估胡耀邦功過、新聞言論自由、政府官員和家屬財產公開、取消遊行限制、提高知識分子待遇等。

上午8時，國務院信訪辦的一名官員出面，接見了學生代表郭海峰、王丹。兩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見學生，這個要求在當天下午5時30分得到滿足。此期間學生們繼續靜坐，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在廣場聚集、靜坐。學生們的口號是“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到晚上9點，廣場已經聚集大約2萬名學生。

當天在北京的幾所大學出現了約700多份有關胡耀邦的大字報。在上海，情況比較穩定，只有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的數千名學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18日凌晨就已經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學等高校的1萬名學生在鼓樓廣場舉行悼念活動，但是也很快恢復平靜。在全國其他地區，主要是大城市，雖然有大大小小的各種活動，但是多很快在平靜中收場。

但是在北京，情況正在失去控制。據稱，18日深夜，由於在新華門靜坐的學生只剩下數人，武裝警察將他們拖走時動手打人，被打學生回校廣播控訴，次日凌晨，千餘名學生開始向新華門聚集。

4月19日凌晨，有學生要求進入中南海獻花圈，並提交之前7點要求的請願信，武裝警察築成層層人牆，阻擋學生進入。有人高喊“李鵬出來”，並開始衝撞警方的人牆。趙紫陽在接到報告後，下令武警不得帶刺刀，避免傷害學生，但是同時要保衛新華門。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親自前往新華門部署有關事宜。同日，中共中央決定，4月22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並向遺體告別。19、20日兩天，新華門外學生繼續聚集，並且發生嚴重的警民衝突事件。

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龍開會，學生們決定自己組織學生會，廢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領導的北京大學學生會，組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由丁小平、王丹、楊濤、封從德等七名學生領導。他們希望能夠團結全北京市其他學校的學生，統一領導學生運動。會議還通過了《告北京高校書》，提議進行非暴力、不抵抗抗爭，採取罷課的形式爭取民主。當天，新華社就學生遊行和新華門外的衝突首次發表評論，稱“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次日，《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批評新華門外學生靜坐事件。

4月21日北京大學學生開始罷課，抗議兩天前一名學生被武警打傷的事件，也有一些罷課學生阻擋另一些學生上課。當天在天安門廣場，繼續有學生抗議，當天晚上廣場上的學生人數劇增，達到20萬人。廣場上有人發表各種政治演說，要求民主與自由。與此同時，由詩人北島發起、150名學者連署的一封表達支持學生的請願信送交全國人大，但是未獲接受。在全國，各地的示威活動升級，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試圖進入北京聲援，但是大多被阻攔，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進京。當晚，數萬北京學生們提前進入天安門廣場，包括數百天津騎自行車來京的大學生。

4月22日是胡耀邦的追悼會，前一天晚上，北京19所高校學生組成“臨時行動委員會”，組織學生悼念活動。學生們提出3點要求：

請求靈樞繞廣場一周，讓同學們瞻仰胡耀邦遺容；
與總理李鵬對話；
官方報紙報道學生悼念活動。
學生這些要求最終都未能得到滿足。上午12時45分，三名學生代表獲准將學生準備的花圈送入人民大會堂，之後有3名學生周勇軍，郭海峰，張智勇跪在人民大會堂前國徽下，中間的那個學生舉着一個很大的紙卷，據稱是7點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麼長時間，為什麼沒人理”等話語，更多的廣場學生齊喊“站起來！”。曾有工作人員試圖將學生扶起。在追悼會期間，廣場上坐滿了等待一夜的幾十萬學生，為防止學生和武裝警察的衝突，擔心警力不足，從外地調來軍隊維持廣場秩序，學生們在接近一晝夜的靜坐後無結果，情緒激憤，由於將近傍晚，擔心入夜出事，廣場上的學生代表作出撤離廣場並無限期罷課的決定，但學生對趙紫陽極大讚美胡耀邦的追悼詞基本滿意，隨後學生們呼喊“通電全國，無限期罷課”口號，開始從廣場撤離。

4月23日，趙紫陽按原定計劃出訪朝鮮。同一天，“北京市高校學生臨時高聯”向北京和全國各高校倡議，舉行無限期罷課活動。他們稱，整個事件已經轉變為全面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這場大規模遊行的焦點從“悼念胡耀邦”轉變為“爭取自由民主”。當天，北京《科技日報》突破政府的新聞封鎖，在頭版發表有關學生遊行的活動，第四版又全版報道學生遊行，稱“學生的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日本《產經新聞》將這次事件與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並論，日本共同社則稱，若工人也加入到學生隊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鎮壓。

4月25日，清華大學“和平請願組織委員會”提出與國務院、北京市委的領導對話，雙方同意由15名學生代表與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忠德、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繆等人對話，可是最終因學生內部存在分歧，認為清華不應該單獨與官方對話，雙方對話流產。在上海，上海市委沒收了當天出版的30萬份《世界經濟導報》，該報有批評中央決定讓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的決定並同情學生遊行等內容。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要求該報更換有關文章後出版，但是遭到總編輯欽本立抵制，最終該報在原文處留白出版，引起海內外巨大反響。

同日，李鵬、楊尚昆等人到鄧小平住處匯報學生運動的情況。鄧小平對於將學生遊行定性為動亂表示贊同，並稱“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四·二六社論
4月25日，中共中央將政治局會議和鄧小平的看法通報趙紫陽和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李鵬還要求胡啟立負責，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稱“四·二六社論），當晚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社論全文。社論稱，“有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學生製造混亂，“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社論發表第二天，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的江澤民以市委的名義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要求黨員群眾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精神，制止動亂；北京也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發表講話，稱要維護首都社會穩定，批評學生是在搞“文革”，是製造動亂。

部分人對將事件定性為“動亂”表示不滿，很多大學黨委組織報告中也有不滿，稱社論的發表在學生中有很大牴觸情緒。

學生們對“四·二六社論”的發表反應強烈，他們召開記者會，反駁有關指責學生試圖顛覆中共政權的言論，並再度提出多項要求，包括與李鵬對話、要求公安部長和新華社社長道歉等。學生們最後決定於4月27日發動大規模遊行活動。

4月27日，大約5萬名學生舉行遊行，警方保持克制，雖然事前明令禁止遊行，但是在學生示威中並沒有採取堅決強制手段阻撓遊行活動。學生們的標語主要是“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打倒官僚”、“擁護共產黨”之類，活動中秩序良好，最終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啟立召開宣傳部會議，檢討之前新聞宣傳方面的過失；李鵬隨後要求《人民日報》再發表一篇社論，但是語氣更加溫和，以維持社會穩定為主旨。此外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遭撤職。對此，中國官方的說法是（原文如下）：

中共上海市委認為，《導報》定於4月24日出版的一期報紙上，在用幾個版的篇幅報道追悼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座談會內容中，有些如公開發表，對穩定當前局勢十分不利，將會造成思想混亂，影響安定團結。為此，市委和《導報》名譽理事長4月22日約請《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欽本立同志談話，建議對報紙內容加以節選。欽本立同志表示同意，並打電話通知停發已印好的這期報紙，待重新排版後再印發。但是，後來了解到，原來報紙已經印好，有些報紙已經提前發出去了。而且，第二天早晨，海外某些報紙就刊出了所謂《導報》被“沒收”、“查封”的消息，甚至外國電台也相繼播出了類似的消息。23日下午，市委再次要求《導報》立即提出版面處理意見，欽本立等當時決定改版後發行。直到25日下午，改版後的清樣還壓在《導報》負責人手裡，遲遲不簽發。最後仍未出報。25日晚，《導報》負責人給市委寫了一份《緊急報告》，堅持發行原已印好的那張報紙。鑑於《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同志嚴重違反紀律，中共上海市委決定，停止他的《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的職務，並向該報社派駐整頓領導小組。

很多人相信，正是由於果斷處理《世界經濟導報》，而使江澤民獲得鄧小平的賞識，最終成為選定的接班人。

4月28日，《人民日報》照前日李鵬的要求，發表了題為《維護大局 維護穩定》的社論。社論指出，中國需要穩定，當前壓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會的穩定。無視這個大局，只能給民族和國家帶來災難。 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中共中央在基本原則上的意見是相同的，即必須立即平息風波，但是在具體作為上存在分歧。楊尚昆、喬石等提議應該與學生和群眾展開對話，平息怒氣；李鵬、薄一波、宋平等人則認為有人在故意煽動學生，破壞穩定。

4月29日下午，在全國學聯的安排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以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等，與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進行對話。袁木承認中共內部有官員腐敗的問題，但是強調大多數官員還是好的，並稱無新聞檢查制度，而只有“總編輯負責制”；另外他也稱胡耀邦是自己決定辭職，除了因為認為學運事件未處理好外，健康原因也是其中一個。但是他同時又批評北京高校中有些人故意煽動情緒，目前的情況“和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驚人的類似之處。”這段對話在播出之後，大部分學生還是感到不滿，認為首先參與對話的學生代表無法代表大多數學生，而且袁木迴避了一些實質性問題。但是也有許多學生認為對話十分成功，並希望政府應該多舉行這類直接的對話。

但是當天下午，“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京大學代錶王丹、北京師範大學代表吾爾開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飯店舉行記者會，批評那樣的對話“更象是一次記者招待會，由學生來充當記者，提問題。”當晚一些學生就提出應該由學生選出的代表參加另一場對話。在蘭州，不滿的數千名學生遊行到省政府，要求與省長對話，但是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勸說下遊行和平結束。在武漢也有學生發動了類似的遊行活動。

4月30日的情況似乎有所平息，雖然9萬北京大學生依然罷課，但是在許多高校，情況已經有所緩和，一些學校甚至已經全面恢復正常課程。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全國學聯的建議下，與北京市17所高校的29名學生進行對話。

5月1日勞動節當天的態勢也是基本平靜的，不過“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在北京大學召開記者會，宣布要舉行全國的罷課活動，並提出要與政府對話，此外還提出要重新評估胡耀邦功過和學運性質、懲處420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貪污反腐敗、允許私人辦報和檢討經濟政策失誤。會議還倡議成立“全國學聯籌委會”，統籌全國的罷課行動。當天在中南海，已經結束朝鮮訪問回到北京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趙紫陽稱要以疏導為主，堅決勸導學生複課。

5月2日，在上海多所高校的學生為抗議《世界經濟導報》整肅事件舉行遊行。在北京，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代表大會選出“北京高校提請對話請願團”，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代錶王超華為領隊，北京大學代錶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代表鄭旭光為副領隊，向中共中央信訪局，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信訪局，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分別提交了一份聲明，提出要由普選的學生代表與政府對話，而且要求允許旁聽、有電視直播，並且雙方代表都有相同的時間發言，且保障學生代表的人身與政治安全。

新華社在當日的報道中說：“首都高校數十名學生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接待室，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共中央遞交‘請願書’。就對話問題提出12條要求、4點聲明。”並在報道中詳細介紹了這份聲明的全部內容（全文如下）：

一、對話雙方應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誠地解決問題的基礎之上。在對話中，發言、質疑的機會應均等。

二、參加對話的學生代表應該由大多數高校學生（特別是參加此次四月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校學生）公認推出。同時我們認為，鑑於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在這次運動中沒有起到任何正確的領導和有益的組織作用，因此我們決不同意由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指派學生代表，也決不承認由政府單方面未經廣大同學的同意而私下邀請的學生充當學生代表。

三、我們提出學生代表組成方式如下：鑑於學生自發組織產生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在這次運動中一直起領導組織作用，並且在廣大同學中獲得了認可，可以由市高聯出面聯絡組織，由首都各高校學生根據人數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學生代表作為學生一方總發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聽，並對學生方面的發言作協商補充，及向政府方面發言人提出質疑的權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對話的人員，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級別以上，具有了解國家各種事物及決策權力的人員。

五、對話必須容許雙方邀請的民間人士或團體的代表參加旁聽，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絕或阻擋。被邀請代表在對話過程中不具有發言權，但具有事後就對話內容發表看法的權利。

六、雙方發言人必須有發言機會均等的權利。雙方發言人每次發言必須限定時間，質疑應限定在3分鐘以內，答問應限定在10-15分鐘之內，容許發言人在問答中多次質疑。

七、對話過程中必須容許中外記者現場採訪報道，同時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應現場直播全部對話過程。對話雙方具有現場攝像、錄音和記錄的權利，任何團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藉口加以干涉和阻撓。

八、對話應在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的地點輪流舉行，時間可由雙方協商確定。

九、政府參加對話人員在對話過程中應儘量回答並在會後儘量解決可以回答和解決的問題。如果某些問題確實不能迅即答覆，可商定在限定的時間內舉行下一輪對話，任何一方不得無理拒絕。

十、為保證對話結果的法律效力，對話雙方必須對對話結果出具聯合公告，並經雙方共同簽字證明。

十一、必須保證對話雙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輪對話之後，必須在國家各大報紙及電台上如實報道結果，出具公告，並宣布下一輪對話的時間、地點頂事宜。

關於以上要求，我們聲明如下：

一、為確保對話儘快達成，對以上要求，我們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覆，並在對具體要求作答覆的基礎上，附註各條答覆的理由，形成書面文件。

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們得不到答覆，我們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請願的權利。

三、關於第一輪對話我們建議在5月4日上午8：30，地點可設在北京大學。

四、此請願書將抄送一副本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一天后對這些要求做出回應，表示學生的要求像是最後通碟，給予政府最後期限，否則就要遊行，這是無法接受的；學生代表若觸犯法律，政府也必須追究。他表示，政府與學生的對話應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誠懇的基礎上，不應有先決條件，並着重講了三點：

一、他們（指學生）要求對話排除經過民主程序選出的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北京市學生聯合會和各高校的學生會、研究生會，提出不同意由他們組織的對話，而是要由在這次遊行中非法組織起來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代表對話。把由學生經過民主、合法程序選出的組織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學生組織來參加對話，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於學生之間的團結，容易引起學生之間的紛爭。政府不願意看到這種情況。

二、“請願書”第二個問題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為談判的對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這不僅不合情理，而且表現了青年學生相當程度上的一種幼稚的衝動。請願書不僅提出了對話前政府必須事先答應的條件，而且提出政府什麼人參加對話必須經過他們同意。他們規定政府出席對話的應為副總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對這些要求公眾輿論也是不會同意的。

三、“請願書”提出如此苛刻的條件，並限期答覆，還說如不按期答覆，就要繼續遊行示威，這是最後通牒式的情願，是帶威脅性的。從“請願書”中可以看出，確實有人在背後給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動亂。政府已多次說過，挑起動亂的是極少數人，廣大青年學生要求促進民主、深化改革、反對貪污、懲治腐敗是正當的，是合情合理的，與政府的願望是一致的。政府希望學學生與背後挑起動亂的人分開，而自覺分開的最好辦法是儘快複課，停止示威遊行這類活動。我們指出，有極少數人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恰恰表面了對廣大青年學生的關心和愛護。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能夠理解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