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與評價

中國政府的反應及採取的措施
中國官方對事件的說法經過了從“暴亂”到“動亂”最後到“風波”的轉變。更加中立而為外界所接受的說法可能是“六四事件”。

政府的說法：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稱為“社會動亂”；6·4戒嚴指揮部清場時稱為“反革命暴亂”；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稱為“嚴重的政治風波”，後統一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刻意淡化事件對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影響。

值得留意的是，至今中國政府對於六四的反思和一些評議不允許公開化。對死難者家屬的悼念亡靈的私人活動也進行騷擾和鎮壓。十餘年來，儘管中國黨政領導人已有幾次公開面對海外媒體對“六四”平反問題的質詢，但一直不正面回應評價當時的作為。2005年趙紫陽逝世的事件也沒有重筆墨地報道說明，中共對於六四的處理似乎遵循一種路線，即讓歷史去評價。

中國政府不允許人民在公開場合談論六四事件，公開在傳統媒體上提及六四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紀念六四的活動在中國也被認為是相當危險的。每年六月四日左右在天安門廣場都有加派警力以防止不可預料的事件。

在中國現在使用的各種教材中，對六四事件的介紹少之又少，青年們對這段歷史的了解十分有限。在一版中國高校使用的歷史教材中，對六四事件的原因是這樣分析的（原文）：

導致這場風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像鄧小平後來指出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註：這段話摘自1989年6月9日《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02頁）就國際大氣候來看，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他們加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已極其泛濫。就國內情況而言，首先是由於包括中央領導層少數領導在內的各級領導在指導思想上存在着偏差和失誤，使多年來思想戰線上渙散軟弱的狀況沒能得到根本扭轉，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嚴重地存在着精神文明建設“一手軟”的現象。其次是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極少數領導幹部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以權謀私，滋長了相當嚴重的腐敗現象，造成黨風和社會風氣惡化，削弱了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降低。再有，當時物價大幅度上漲、經濟秩序混亂，人民群眾在改革開放以來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之後，又面臨生活水平將有所下降的情形，這也使他們產生了某些不滿、誤解和怨氣。所有這些國際國內的因素，使一些熱衷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深受鼓舞，他們大肆鼓吹思想上多元化、政治上“全盤西化”和經濟上實行私有化，結果進一步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這場風波的規模之大、來勢之猛是1949年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它使黨和國家經歷了一場嚴峻的考驗，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經受了嚴峻的考驗。

部分中國官方學者的分析
他們認為：這是受外國勢力利用的盲從；中國的學生和民眾，對於當時正處於改革初期的社會的腐敗等現象不滿而宣泄情緒；中國的一部份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則想利用學生運動推翻現政府從而掌權；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則希望能夠建立一個順從於西方社會的政府，從而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進行資本的經濟殖民。

國內民眾、政治異見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應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八九民運的定性以及各種問題的爭議仍然沒有停止。中國民眾的觀點也不統一。

在蘇聯解體之後，一部分中國民眾接受一觀點，即如果當初沒有平定動亂，中國也許先蘇聯一步走向政治變革。有人認為，六四是是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契機。很多人沒有想到中國共產黨會動用國家正規軍對付平民。

有的八九一代（即見證八九事件的市民和七十年代前後出生的學生）這樣評定六四：事件最初為學生運動，絕食至戒嚴後發展成為全民愛國民主運動（海外一般將其稱作八九民運）。他們認為的這次愛國民主運動，是中國人民對專制暴政而進行的抗爭。運動雖然在中國失敗，但其引發了中國人民對民主與憲政的追求。更多的人對各種消息、傳聞持謹慎態度，因為各種不連續的所謂事實很難相互分辨。他們雖然對中共的腐敗等問題感到不滿，但認為學生不應該反應過激。

相當多的自由學者與異見人士公開表達紀念和平反六四的觀點，要求實現和解促進民主與憲政。不斷地有人突破限制，通過各種渠道（如體制內的對話、海外媒體、網絡特別是BBS與網誌）發出這種聲音，但他們的言論或人身受到嚴厲的控制。最早披露SARS爆發的蔣彥永因為在2004年上書中國人大要求為六四正名，從而被軟禁後加以監視。

一些人認為：由於事涉當時中共領導鄧小平決策是否正當、趙紫陽被罷黜總書記、江澤民接任等問題，且擔心會由平反引發的不可控的清算會危及中共執政地位，中國政府試圖有意否認六四殺人的存在，並掩蓋與壓制任何關於六四的話題與活動，中國政府希望人民忘記曾經發生過這一事件。

一些學生領袖的反思
曾經參與過六四事件的許多學生領袖們也進行了許多反思，一些人意識到學生們也應對事件負有部分責任。有觀點認為，少數激進學生深受革命理想的影響，以為流血會喚醒民眾，不知退讓和妥協，而學生們的絕食行為在當時的要求是：推翻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承認學生自治組織，承認學生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以及不對學生“秋後算賬”等。這些在當時又是政府不願做到的。而學生們在政府關閉對話渠道並實施戒嚴以後繼續堅守廣場，則是不智的；其他的訴求則太過空泛，例如反腐敗、民主等，這些要求都不是在短期內都可以立即實現的。而且，學生中的激進的言論與行為已經實質上的與當時的專制體系發生了衝突。有人認為：最重要的是，對於以武裝革命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而言，這種大規模的民眾抗議運動是不可容忍的。

出動全副武裝的軍隊使用真子彈來鎮壓和平示威抗議民眾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譴責的，一些中國政府官員以及一些力圖為政府開脫的人士後來的解釋是：由於當時中國尚沒有正式的防暴警察部隊，對鄧小平而言，非軍隊不足以壓服黨內分歧，鎮壓黨內外反對勢力，收拾局面，穩定政局。有觀點認為：鄧小平無疑是個出色的統治者，他並不願意在趙紫陽提出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拖延解決問題，他不能容忍趙在過去幾個月中任由矛盾發展和繼續激化下去。李鵬政府面對中共執政以來首次如此大規模自主自發的學生運動沒有經驗，反應不力，也沒有解決矛盾，也是原因之一。那時的中國政府既缺少相關經驗，也沒有相關法律法規，甚至都沒有防暴警察隊伍。中國政府當時的手段只有派人做思想工作，但當思想工作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時，便控制不了局勢了。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大多數國際著名人士也紛紛發表聲明，例如宋美齡發表了聲明；陳香梅、韓素音也予譴責；伊東正義、櫻內義雄集會發表抗議聲明；長期在中國生活的美國著名農學家威廉·欣頓（韓丁），公開發出要求國際社會禁止向中國出口糧食的呼籲。但是，有些聲明，被人認為不是單純的支持學生運動，而是別有用心的想破壞中國經濟以顛覆政府，譬如禁止向中國出口糧食的呼籲。

另外，少數國際著名人士則為六四事件進行辯護。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西方國家普遍對中共政府譴責的時候，認為六四事件是為維護國家穩定所必須採取的手段，是鄧小平的“晚年最大功勞”。新加坡還在六四事件發生後幾個月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而當時大多數國家卻都還在制裁中國。台灣學者李敖曾在其節目與著作中，將中國的六四事件比作美國六十多年前的歷史上“酬恤金進軍事件”，以表示中共對六四事件的處理方法乃是無獨有偶的，而這亦符合當時國際普遍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比西方社會落後五十年的講法。

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六四事件是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分水嶺，鄧小平於當年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江澤民接任。江澤民執政後，黨內保守派對鄧的改革政策公開提出挑戰，被退休在家的鄧小平動用了軍隊勢力制止。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見鄧小平南巡講話一段）促使江澤民和李鵬繼續執行開放改革政策，此後中共加大了經濟開放的力度，加強了反腐倡廉的力度，放寬了諸多經濟政策，客觀實質上改善了相當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六四之後，強調“精神文明建設”，思想教育思想控制開始加強，言論空間緊縮，八十年代中期的開明氣氛開始逐漸倒退。

六四事件對中國長期的影響則也許需要再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才可能有定論。在國際上，中國政府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的負面形象長期揮之不去，影響中國的外交運作；在國內，和六四事件相關的話題不時被提起，尤其是在領導人更替的時期。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的結論雖然基本上從未改變，但一直有一部分人希望有一天會“翻案”。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有一些人對政治從此徹底失望而不管政治，也有一些人開始思考之前很少思考的自由、民主、憲政等政治問題。一些長期的共產黨人和共產黨的支持者在六四後成為共產黨的反對者。

對香港的影響
對香港關係而言，由於香港對北京學生運動的支持，原本與中國政府同一陣線的民主派，在六四事件發生後與中共分道揚鑣，香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及著名作家查良鏞（筆名金庸）都憤然辭去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職務。這亦埋下了香港人與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的不信任。

六四事件引發了港人大規模的移民潮。雖然1990年代初西方許多國家的經濟疲軟，使不少香港人在取得西方國家的護照之後又一度回到香港定居，但隨著回歸後香港經濟急轉直下，這些人很多又再離開香港。另一方面，這批新移民所帶來的龐大現金儲備和稅收，亦為這些國家的經濟重新注入活力。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都因為香港移民的資金而使經濟得以反彈，從而吸引更多來自東亞及東南亞地區，如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及韓國的新移民。

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在承諾不會對學生“秋後算帳”之後，竟然採取了比“秋後算帳”更嚴厲的血腥鎮壓，使香港人對中共採取不信任態度的人亦愈來愈多，深怕今時今日的承諾，他朝對方會反口。

另一方面，當時香港民間發起了一次超過一百萬香港巿民參與的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六四遊行，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型的政治活動，由此開啟了香港巿民參與政治的意識，標誌了香港公民社會的開始。此後每年六四周年香港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紀念六四遇難者的燭光晚會，同時出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政治遊行爭取政治上的發聲。其中兩次最重要的大型遊行，分別是2003年7月1日的反對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與要求董建華下台的香港七一遊行，據主辦單位稱有50萬香港巿民參與；以及2005年12月4日爭取普選立法會與行政長官的政治遊行，據主辦單位稱有25萬香港巿民參與。由六四開始，乃至七一與一二四等，三次政治遊行是香港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為防止香港市民“借集會來攻擊中央”，港澳工委曾多次發動屬下的左派公會，預先訂下維園的各個足球場進行活動，以圖阻撓紀念的進行，但都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