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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層的信息是不尋常的，但並不是沒有聽說過。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根據從中共檔案館拿出的材料，油印了兩冊毛澤東從來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和談話。一九七二年毛的妻子江青接受了美國歷史學家個人採訪，顯然是要鞏固她的毛澤東革命伴侶的顯赫地位。不那麼引人注目的例子還可以列舉一些，通過這些文獻和目擊者報告，人們得以窺見全世界最秘密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制度（注一）。

在我看來，《中國「六四」真相》這本書的故事情節、披露的事件紀錄之全面、它的內容可能帶來的爆炸性都是史無前例的。

這本書謄錄了一九八九年春天發生在北京的那場震驚全世界的事件中，中國大陸最高層決策的詳細過程的數百份文獻的全部或部份。不僅因為六四事件是共產主義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且，整個世界和中國人民對中國任何一段歷史的高層政治，都從未得到過這麼接近核心的表述。

「天安門事件」從北京學生鼓勵深化改革和自由化開始，很快就演變成要求更具深遠意義的變革。天安門廣場學生的絕食贏得數千萬公民的支持，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裡，中國幾百個城市的市民上街要求政府作出回應。政府起初試圖等待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者撤出，然後同他們進行有限的對話，但政府最後只得通過命令和武力強迫他們撤出廣場。在作出上述決定的過程中，共產黨高層決策者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之後最嚴重的分裂。

有幾本值得注意的書和一部重要的電影紀錄片，根據學生和北京市民的觀點，講述了「天安門事件」這個故事（注二）。但我們從《中國「六四」真相》這本書中，第一次看到來自中南海（這是位於北京中心的前皇家公園，是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在地）的觀點。在中南海高高的大紅牆裡面的人通常以非正式的小圈子運作，這個小圈子不到十人，再加上一些幕僚。

所謂「八老」參與關鍵時刻的關鍵決策，「八老」事實上是中國憲法之外的終審上訴法庭。其中「三老」最有權，而最終的決定得由鄧小平作出，儘管他已交出除軍委主席一職之外的所有職務。他住在中南海之外的住宅里，有自己的辦公人員。在那痛苦的幾個月中，最關鍵的會議都在他的住宅召開。

每天，各種情報從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帶有盯梢和控制任務的機構如潮水般地湧入中南海。幾乎是每時每刻，中共中央都收到各種秘密報告，來自北京、上海和其它省市的，來自兩個安全部門（負責國內治安工作的公安部和負責外國情報、反情報和其它工作的國家安全部），來自具有新聞報導和搜集情報雙重功能的新華社，來自軍方的各級機構、黨的宣傳部和統戰部，來自國家教育委員會、鐵道部、農業部、工業各部、郵電部和其它內閣級機構，以及來自駐外外交使團等。這些材料包括學生、教授、黨的幹部、部隊官兵、工人、農民、店員、街頭小販和中國其他人的思想狀況；省和中央領導人關於政策問題的考慮；國外媒體、學術界和政界意見；鐵路交通情況，私下的討論、街上採訪到的信息等。

通常，這些材料僅僅在大約四十人的最高層領導中傳閱，許多材料更嚴格地只限制在五名政治局常委和「八老」中間（儘管憲法條款從法律上將最高權力地位給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是中國正式權力組織中的最高機構。全國人大最近才走出作為橡皮圖章的歷史）某些報告僅僅送給一個或幾個領導人。總的來說，這些披露出來的報告可以詳細地告訴我們：中央決策者是如何從他們的深宅大院觀看周圍發生的事件，這些人如何評估對他們的統治面臨的威脅，等等。

這些材料還包括中共領導人正式和非正式會議的紀錄以及他們私下談話的部份內容。由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看出一小部份剛愎自用的領導人之間鋌而走險的衝突，這些人的個性空前生動地表現出來。我們看到：最終決策者們在內部討論正在發生的事件時都說了些什麼，他們如何辯論學生的動機，他們把誰看作主要敵人，哪種考慮主導了他們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他們在命令部隊開進廣場之前為什麼等待那麼久，後來為什麼不再等待，他們命令部隊幹什麼。也許，最具有戲劇性的是，這本書提供的絕對證據說明：在解決關鍵問題時，誰投了什麼票。而且，用他們的原話說明了各自投票的理由。

材料顯示，政治局常委中三名常委投票贊成同學生對話，而不是戒嚴。如果他們這麼做了，中國當代歷史和它與西方的關係就很不一樣了。與學生對話將使天平偏向政治改革，今天的中國將可能是個開放的，甚至是選舉式民主社會，或許在改革了的共產黨治下。然而，分裂的政治局常委履行了他們的秘密承諾，將分歧交給元老裁決。元老們認定穩定高於改革，撤銷了總書記趙紫陽的職務，部署軍隊，「挽救革命」，提拔了現今統治中國的江澤民。其結果是中國十多年的國內政治停滯，中國同西方關係空前緊張。

現在，一些仍在中共體制內的人，決定採用他們能採用的最強烈的方式-揭示「六四」真相，來重新進行民主鬥爭。

他們是誰？他們為什麼這麼做，他們是如何做的？一方面，我必須講出我能講的故事，我的這些敘述又受制於保護編纂者的需要（注三）。

本書披露的文獻在中國只有極少的人才能看到。編纂者能夠得到它們，並將這些文獻公之於眾，目的是為了挑戰官方關於「天安門事件」是「合法鎮壓反政府暴亂」的說法。

他在中國境外找到我，向我解釋了這些，要求我幫助。為什麼是我呢？我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教授，專門研究中國政治和外交政策。我在學術和非學術場合或寫作或講述中國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我是涉及中國問題的兩個人權組織理事會（注四）成員，也是同中國流亡海外民主運動有關的幾個出版物編輯顧問委員會的成員。我參與了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和異見人士魏京生獄中書信的出版（注五）。我的某些講話和行動有些被視為對中國友好，有些則被當作批評。編纂者說他和他的朋友們未必同意我的所有觀點和做法，但他們已經多年關注我的觀點，認為我心存公平，認為我會願意參加這個很可能引起很多爭議的項目，並相信我會尊重材料的完整性。他說，他認為我們有共同的目的-忠實於歷史的真實。

我對參與這麼困難的項目並不特別感奮，因為我不是政治家。可能被捲入中國現實政治的前景，恐慌感超過吸引力。由於編輯材料不是創造性的學術工作，在學術榮譽上我所獲將不多，如果我同意幫助，我將承擔評價材料是否真實的沈重責任。然而，如果我相信它們是真的，我則不能拒絕去幫助。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通過多種渠道和方法，我滿意地得出結論，這本書的材料是真實的。一部份原因是，我通過研究材料本身，考證了許多不可能編造的細節。此外，我通過同編纂者在材料和出版過程中的合作認識到材料的真實性。他仍然以中國人的標準堅持我對他的專案所做的政治承諾，也就是不暴露幫助他把材料帶到西方的人和過程。儘管如此，根據我所掌握的情況，覺得我不僅能夠，而且有責任幫着把真相公布出來。

參與這個項目的其他人也知曉部份我所知道的內容，但鑑定材料的最終責任在我。

不幸的是，因為擔心編纂者和其他人的安全，我不能將我確認的根據與讀者分享。至少暫時是這樣，我只能要求讀者考慮材料本身所體現的真實性。

讀者將會看到，《中國「六四」真相》具有內在一致性、豐富性和可信性，書中的內容幾乎是無法偽造的。它們包括北京、地方和軍隊的事件；揭示了在示威學生和支持他們的知識分子團體之間公開和秘密會議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大段引用外國新聞報導；記錄從中國記者同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對話中發現的情報；點出在危機期間給中國領導人打電話的外交官名字。有些有公開紀錄，有些材料要通過艱苦的研究才能發現，但多數材料都是不可能憑想像編造的。總而言之，很難想像能發明什麼可行的手段來編造這麼詳盡的細節。

書中提及的材料包括國家安全機構和其它渠道提供的情報，也包括許多有名有姓的個人的活動的情報，那些人中有不少現在在西方。通過與事件參與者核對一些事例，我們發現材料中那些記述都是經得起考證的。

我並不是說書裡記載的每件事實都是正確的-實際上任何政府的文獻都是如此。國家安全部關於知識分子支持學生活動的敘述似乎具有偏見。我們相信指控美國和台灣操縱學生運動並無根據。國家安全部指控喬治．索羅斯（GeorgeSoros）的背後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是不可信的。「尾聲」引用內部報告提到的死亡人數與當時官方發表的死亡人數沒什麼不同，但未必是最後結論。同國家安全部五月二十一日的報告相反，我們不相信要學生們絕食是王軍濤出的主意。這些例子告訴我們，應當謹慎使用這些材料。

幾名了解情況的人閱讀了整個和部份書稿，所有人得到與我一樣的印象：內容都是真實的。這些人包括參與這一項目的人（其中林培瑞和夏偉當時就在北京），兩名緊緊追蹤「天安門事件」的中國記者，一個在北京，另一個不在北京。

編纂者希望首先出中文版，準備好了再出版外文版。但由於這一項目的敏感性，以中文先行出版很困難。最後，我發現比較容易的方式是：同一家西方出版社合作先出版英文版，再根據英文翻譯出版其它外文版，本書外文版因此壓縮了篇幅，增加了解釋性材料，資料來源亦需要註明。其結果是出版兩部不同的書。中文版的篇幅相當於英文版的三倍，但很少解釋和註明消息來源。中文版二００一年春天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正如編纂者所說，他與我都是為了歷史的真實而受到感召。但顯然，從一開始，他就有我這個學者所沒有的政治目標。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說：他希望《中國「六四」真相》將顯示學生運動是合法的、動機良好的，政府處理出現了錯誤，學生和市民對透明度和對話的要求應當得到滿足；一系列政治改革應當進行並擴展，允許媒體自由、允許成立學生自治組織、允許成立自由工會，等等。當然，這種改革將意味着共產黨統治性質的根本變化，但編纂者相信這是共產黨實現救國使命的唯一途徑。

這種劇烈變革顯然要牽涉到激烈的政治鬥爭，就像一九八九年那樣激烈的爭奪確定了中國目前的強硬路線一樣，高層領導人再次處於分水嶺上。在處理翻譯和編輯事務的時候，我試圖推論這個項目可能會幫助誰，又會傷害誰。這些結論是我個人的，編纂者對它們沒有任何責任。

在我看來，《中國「六四」真相》可能損害中國今天兩個最有權力者江澤民和李鵬，而提高其他它幾名高級領導人的權威。由於中國領導人的不同派系滲透到黨的各級組織，數百萬名官員命運都會受到影響。

江澤民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同時占據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三個要職（這是中國政治結構的三條腿。國家相當於西方概念中的政府，包括國務院和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是所有權威的真正來源，它作出最重要的決定並下達給國家機器去執行。軍隊大體上是個獨立的權力結構，通過中央軍事委員會執行最高領導人的指示）。江澤民的總書記職務將到二００二年十月任滿，他的國家主席職務將到二００三年三月任滿。有些評論家預測他將在退出上述職務後試圖保留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以便繼續在幕後發揮影響，類似本書所描寫的那一時期鄧小平的作法。

一九八九年江澤民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他在那一時期沒有特別的惡行，儘管他關閉《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至今受到知識分子的怨恨。《中國「六四」真相》顯示，他上升到最高權位是通過非正常程序，靠元老們在五月二十七日的投票確定。元老們挑選他是因為他是個順從、謹慎的人，當時置身於首先造成危機的殊死派系鬥爭之外。過去人們就懷疑這一點，但過去從來沒有披露過那些細節。公開這些細節將削弱江澤民的權威。儘管江未必是個真正的政治保守人物，但為了權力平衡和維護自己權力，他要遵從保守派的意見。

本書出版後第二個可能受到嚴重傷害的是今天中共第二號人物李鵬。除了政治局常委之外，李鵬也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他在黨內和國家的職務都和江澤民同時屆滿（分別為二００二和二００三年）。李在一九八九年是總理，他的所作所為，我相信多數中國讀者都認為只有在他下台後才能受到懲處。他不僅鼓吹針對學生的強硬路線併到電視上宣布戒嚴，而且正如材料顯示的，他操縱信息導致鄧小平和元老們相信，示威矛頭指向他們本人和他們為之獻身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中國「六四」真相》顯示，在鎮壓之後，他利用情報和公安機構搜集信息，迫害自由派官員和知識分子。

西方讀者對本書中所述李鵬的行為，可能比中國讀者的反應更為正面。李可能是一九八九年事件中最有能力、最堅定的政客。他在壓力下表現出強硬和精力，以冷靜和清晰的態度對付變化不定的局勢。如果說李把學生運動看作對現政權的致命挑戰，歷史證明他的判斷離實際相差不遠。可以肯定，材料顯示李是個復仇心強、嚴肅的、政治上僵化的人物，但他不是個機會主義者。他把忠於一黨專政作為原則，不管多麼不得人心，他都不怕去維護那一原則。根據材料，他對流血事件不應當擔負任何直接責任。儘管與下達的命令相反，屠殺事件還是發生了，訓練不夠的部隊當時已經失控。

但只有在一種多元文化下，才有人欣賞在錯誤的事業中表現出色的政客。而對於中國，更重要的是，李是站在歷史的錯誤一邊。今天他是中國保守力量中職務最高的旗手，保守力量堅信：中國只有堅持嚴格的政治和思想信條並堅持社會主義，才能度過目前的危機。在「天安門事件」後的幾年，這批人具有很大影響，這反映在重新實施政治鎮壓、逮捕異見人士、關閉自由派報紙和雜誌、法律上嚴格控制自由結社、在國際上對人權問題採取強硬路線。從政治上摧毀李鵬的地位，將搬掉自由改革和同西方改善關係的主要障礙。

李鵬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的三個盟友今天仍然在政治局。李鐵映在一九八九年是政治局委員和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為了把學生運動限制在校園之內曾經作出不懈努力。李鵬的親信羅幹當時擔任國務院秘書長，在一九八九年，他負責安排李鵬強硬路線策略的所有細節，包括對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人民武裝警察發布指示。今天作為政治局成員，他領導中國的外國情報和反情報工作、國內警察和司法體系。在一九八九年擔任山東省委書記的姜春雲當時以不流血方式處理危機，但由於他同李鵬的緊密政治關係，他比絕大多數省級領導都更響亮地支持強硬路線。一九八九年之後，他獲得一系列晉升，包括被任命為政治局委員。這三個人的地位都可能受到這本書的打擊，客觀效果是為改革開闢更多的空間。

在二十二名政治局委員中，有五人的地位將由於《中國「六四」真相》的出版而受到損害，包括兩名最高領導及其三名下屬。由於在「天安門事件」中的作用而應當受到最嚴厲批評的其他人或者去世、或者失勢。在共產黨對學生事件的反應中應當承擔最終責任的鄧小平，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去世。但不管怎麼說，他在本書中也許是比當時看來更值得同情的人。他是被拖進決策-他曾經對心腹楊尚昆悲訴，在他那麼高齡的時候要承擔那種責任│他一開始願意支持趙紫陽的妥協路線。後來李鵬及其盟友說服他相信，示威者對他個人和黨有敵意，鄧授權動用軍隊，但堅持不許流血。他命令新領導人繼續經濟改革和對西方開放的路線。如果鄧的接班人願意的話，《中國「六四」真相》因而使改變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定論出現可能性，而又不損害鄧小平的威信。鄧的威信正是他們的合法性所依賴的部份遺產。

本書顯示在當時同鄧小平一起發揮核心作用，現在已經去世的另一元老，是鄧的戰友楊尚昆。有些材料是楊的朋友之一提供的，這些材料導致如下推測：如果楊的威信提高，同楊關係密切的人有望受益。但楊尚昆和他的堂弟楊白冰在一九九二年的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都失去權力，隨後幾年，江澤民把他們在軍隊中的多數親信調出權力圈子，因此並不清楚今天爭奪勢力範圍的人中間，「楊家將」是否還在內。

參與一九八九年四-六月關鍵決策中的其他六名元老中，五人已經死亡。到這本書出版時仍然在世的唯一元老薄一波在政治上已不活躍。在一九八九年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的姚依林對學生的敵意超過李鵬，姚在一九九六年去世。當時北京市的兩名領導人，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與李鵬一道操縱送給元老的信息，幫助他為軍隊鎮壓創造政治條件，他們都已經失勢。李錫銘已退休，陳希同由於腐敗被判刑，現在保外就醫。因此，本書的政治目標很窄。

相比之下，現在高級領導人中的八人，可能由於他們在一九八九年的作用被公開而受益。毫不奇怪，他們都是贊成改革（儘管這並不意味着他們贊同編纂者的觀點）。中國現任總理朱鎔基在一九八九年是上海市長，他反對給他的城市派遣部隊，通過不流血的方式結束示威。李瑞環當時擔任天津市委書記兼市長，像朱一樣，他堅持同示威學生對話，避免流血。如果說江澤民和李鵬政治上要受到損失，朱和李將潛在地受益。

今天的政治局中還有其他人。田紀雲在一九八九年是負責農業和外貿的副總理，站在趙紫陽一邊，提倡同學生對話。在一九八九年擔任監察部部長的尉建行參與了同學生對話，積極調查學生示威者提出的腐敗指控。趙紫陽的親信、當時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贊成溫和路線，趙紫陽失勢之後，溫也靠邊站，對軍隊鎮壓沒有任何責任。當時擔任遼寧省省長的李長春和江西省省長吳官正都是溫和派，並親自參與同本地學生的對話。今天政治局裡兩名軍人之一的國防部長遲浩田，對於如何處理示威問題採取了溫和路線，且對於最後決定是否使用武力沒有發言權，他的職務要求他服從鎮壓的命令。發表《中國「六四」真相》可能加強這些人進行改革的力量。

還有某些今天政治局之外的權威人物和《中國「六四」真相》一書關係很大。由於拒絕參加鎮壓而被免除總書記職務的趙紫陽，現在仍然處於半軟禁狀態。正像李鵬的情況那樣，西方讀者對於紀錄中的趙紫陽的行為，反應會與中國讀者不同。他是個自由民主人士，他對於變革的見解是我們所稱讚的，但材料也顯示他曾經犯了嚴重錯誤。他低估了學生的挑戰，在危機開始的時候離開京城，浪費了他的關鍵後台鄧小平的支持。西方人最難理解的就是他決定把對鄧小平的忠誠置於原則之上；當他知道就要進行鎮壓時，他提出辭職而不是抵抗。

但中國讀者會以不同的觀點看待這一問題。趙拒絕參與或反對鎮壓，可以被看作恪守儒家傳統的官員的反應，當他對人民的責任和對主子的忠誠發生衝突時只有引退。此外，《中國「六四」真相》顯示，政治局常委要遵守黨內秘密決議：僵持不下時要找鄧小平和其它元老。材料還進一步顯示，鄧小平通過楊尚昆對軍隊實行絕對控制，如果政治局常委遇到危機要提交鄧小平和其它元老，鄧具有充份的手段行使他的權威。所有這些都會緩和中國讀者對於趙似乎軟弱的判斷。

今天趙已經太老，無法重返政治舞台。然而，能夠為他洗刷名譽的任何信息都將改善他那些下屬的前景，那些下屬占據從中央到地方黨和政府的重要位置。在這些人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前面提到的溫家寶，作為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他是政府中最有權力的溫和派之一，很可能擔任未來的總理。

一九八九年排名在趙紫陽和李鵬之後的是政治局常委第三號人物喬石，他當時主管人事和安全等敏感領域。我們可以從他在政治局常委的關鍵會議上講話中看出，他是不贊成使用武力（以全部紀錄作為背景，我解釋他在五月十七日決定戒嚴的那個關鍵會議上棄權，表明他不贊成使用武力）。但是像趙紫陽一樣，他敬畏鄧小平，因此沒有投下關鍵的一票阻止實施戒嚴令（注六）。喬的優柔寡斷毫無疑問在於他了解反對鄧小平是徒勞的。但他的動搖導致他犧牲了自己的政治抱負，因為元老挑選趙的接班人，他們認為喬太軟弱。一九九七年，喬由於江澤民的敦促而退休。像趙一樣，他今天太老了，不可能成為權力競爭對手，但他在黨內也有自由派下屬，他的名譽對於他們具有影響。

在一九八九年支持趙紫陽的另一個政治局常委是胡啟立。他一直受到胡耀邦的提攜，胡耀邦的去世點燃了學生運動，他贊成學生的多數立場，贊成通過對話解決他們的要求。通過文獻，我們可以看到在關鍵時刻，胡啟立利用他主管新聞，允許全面報導有關事件，因此促成了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共產黨歷史上的新聞自由。趙、喬和胡構成了政治局常委中反對使用武力的三人多數。隨着趙紫陽被清洗，胡啟立的政治生涯已經實際上結束了，儘管他現在擁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的名譽職位。

作為我們對今天政治局研究的最後部份，其餘九名成員對於披露一九八九年他們的行為幾乎得不到好處，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他們或者距離北京太遠、或者職位太低，因而對於本書所敘述的事件不能承擔責任。他們中現在職位最高的是國家副主席、江澤民的接班人胡錦濤。一九八九年他在西藏擔任黨委書記。儘管他多數時間是在北京療養高原綜合症，他沒有直接參與那裡的事件。現在是政治局常委的李嵐清當時只是外貿部副部長。今天政治局中第二個軍方委員是張萬年，他在一九八九年是濟南軍區司令員，而濟南軍區是沒有參與北京事件的軍區之一。其他政治局委員在一九八九年都是省長或省委書記，遠離北京。這些人對於發表《中國「六四」真相》都會安之若素，而他們的態度對於黨在今後是否要走政治改革的道路非常關鍵。

儘管現在政治局似乎有贊成改革的多數，然而由於第二號人物李鵬及其三名支持者的影響，加上江澤民的謹慎，重新投入政治改革幾乎不可能。藉助出版《中國「六四」真相》，編纂者所期望的，顯然就是要打破這種癱瘓局面。

但為什麼上述的多數人自己不去查看天安門檔案？根據本書關於會議的報告可以看出，部份答案或許在於尋求共識的中國決策機制。只要相當一部份人不願意重提那一題目，其他人似乎都不想為它而爭鬥。此外，我們應當斷定高層中幾乎沒有人知道或看過《中國「六四」真相》中多數文獻的內容。李鵬是唯一的例外，他當時就身處北京高層。十二年前在較低層次任職的人，僅僅對於他們所參與寫作的報告或他們參加的具體會議有所了解。我認為，即使像江澤民這麼有權的人也不能秘密查看那些檔案，因為接觸那些敏感紀錄必須經過政治局同意，或者至少要讓高層其他人知道。不事先知道那些紀錄都講些什麼就貿然重提這一問題，必將引起後果無法預料的爭鬥。為了平衡各種派系而保留權力，江澤民可能不願為不確定的後果冒險。

編纂者試圖通過公開六四真相，迫使政治局面對「天安門事件」；編纂者希望告訴人們，推翻有關定論只會損害李鵬及與其關係密切的少數人，從而啟動被中斷的進程，推動中國朝着他所說的更民主的未來發展。

作為一個外國人，我不敢擅自干涉中國事務；作為一個學者，我把真實性和準確性放在政治影響之上。《中國「六四」真相》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它們包含我所見過的中國高層政治生活中最豐厚的紀錄，對中國過去十多年的軌跡和未來提供了基本的洞察。下面分析也是我本人的，編纂者對此沒有責任。

也許最驚人的揭露是鄧小平和「八老」的作用。這個故事的一部份由趙紫陽在五月十六日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已經公開：重要問題都要尋求鄧的指導。趙沒有披露的是一九八七年十月的政治局決議，實際上給了鄧小平批准或者否決當任領導人決議的正式權力。此外，通過了第二個決議，給予楊尚昆和薄一波代表鄧和其他元老，以觀察員身份參加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會的權力。

從某種程度上講，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元老剛剛退出政治局常委時，通過這些決議是要顯示當時對那些老同志的尊重。但也許是處理鄧小平與陳雲之間正在出現的共識破裂的一種方式，陳鄧的共識使老同志曾相當成功地指導了中國經濟改革。在八十年代中後期，當新一代領導人開始掌舵的時候，改革更加困難，政策辯論更加激烈。在這種競爭日益激烈的氣氛下，一九八七年的決議，目的可能是防止派系不和造成危機。不管這種假設是否正確，那些決議在一九八九年發揮的正是那種作用。

《中國「六四」真相》顯示：在危機期間，鄧秘密參與了所有重要決定。他的私人助手楊尚昆（楊的正式職務是國家主席，但他的真正工作是鄧在領導層內部的事務總監）參加了所有重要的政治局會議。最重要的決定是在鄧小平的住處作出的。把示威定為「動亂」是鄧的主意。他作出了戒嚴的決定，他接受了趙紫陽的辭職，他安排挑選江澤民，他命令軍隊進駐天安門，他在鎮壓之後確定了政策方向，繼續過去十年的經濟改革和對西方開放，儘管春天的這一事件對那兩項事業都造成挫折。

鄧並不是很樂意扮演那些角色。五月十九日，他向楊抱怨權力的負擔。「你知道這些事情發生後，我要承擔黨內很多責任，……」鄧抱怨說，「我要對所有重要決定點頭。我的影響太大，那對黨和國家都不好。我應當考慮退休-但現在我如何退？……要下去也不那麼容易。」

鄧小平的權力也不是絕對的。在他最後決定之前，他需要得到元老的同意。但這些人，就我所知，在「天安門事件」前後，沒有固定的人選範圍，沒有舉行會議的歷史。鄧小平召集的七男一女組成的這個小圈子，並不是共產黨最老的成員，也未必是曾經擔任職務最高的，更不是身體最好的。他們之中有些似乎具有最長的共產黨職業生涯（鄧本人和他最有權力的兩名同事陳雲和李先念，以及楊尚昆），有些跟毛關係特別近（李先念、楊尚昆和王震），唯一的女性鄧穎超，沒有明顯的個人政治特色，但她是廣受尊敬的已故總理周恩來的遺孀。最著名的但沒有被包括在內，或者自動不參加上述元老圈子的，是中國軍隊中兩名仍然在世的元帥：徐向前和聶榮臻，他們退出政治圈子的理由將在第六章解釋。

上述小組共開會四次，作出四個重要決定：宣布戒嚴令、撤銷趙、任命江、派出軍隊。較小的決定都是政治局常委和中央軍委做出的，前者受到鄧和元老的代表楊尚昆監督，後者直接由楊來執行。

元老會議的情況很有趣。鄧在自己家裡召集他們，具有最後總結成決議的特權。但我們觀察到他敬畏陳雲和李先念。需要提名誰來替代趙紫陽時，是李和陳提出了江澤民；顯然他們兩人和鄧都事先商量過。次級元老顯示他們知道自己的地位，王震不經常講話，一旦開口就很激烈，但他仍然敬畏鄧。鄧穎超講話簡短，每次會議發言一次。楊尚昆提供平衡的信息，但沒有不同於鄧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