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八老」只是短暫地作為主管機構而發揮作用，他們的存在顯示了一個繼續生效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過去曾被援引，今後仍然會被援引，只要中共繼續把自己看作一個革命黨。這是毛澤東所鑄成的超級統治術傳統。共產黨中國超級領導人的角色是「憲法之外」（extra-constitutional）的，但並非「不合法」（illegitimate）。中國大肆宣傳向法治過渡，然而所涉及的問題將不僅僅是制定法律條文和設立法庭。為了實現法治，黨必須放棄下面的思想：不管涉及到什麼程序，自己認為需要做的就是合法的。

是什麼要讓這麼一個憲法之外的機構成為必要？《中國「六四」真相》幫助我們看到這一體制如何創造了鄧小平這樣一個超級領導人，甚至違背他自己的意志，理由是「宗派主義」（factionalism）。

在《中國「六四」真相》中，我們看到中共宗派主義力量如何同個人關係相結合，如何把權力利益同政策和意識形態實際問題相結合。趙紫陽和李鵬在元老中都有靠山，在他們那一代人和下一代領導人中都有親信和智囊。促使這些個人關係凝結成政治上有意義的宗派的，則是當時的政策困境：由於毛主義制度已經失敗，而要過渡至一個未清晰定向的未來的困境。我們這裡看到的衝突，是艱難抉擇所造成的痛苦戰鬥。趙紫陽所喜歡的是政治上放開，以便搞活經濟，接受隨之產生的失去控制，通過更具諮詢方式的領導保持權威。李鵬所要求的是以穩定為中心，保持政治控制，通過更強有力的計劃和激勵克服隨之而來的經濟短缺。對於指導這個巨大的國家如何通過改革淺灘，兩者都是合法的設想。編纂者在序曲中顯示那些基本爭論如何在八十年代中期展開，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

在任何政治制度中，能夠決策的人，不管是對是錯，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在中國的制度中，不管是法庭或立法機構，都沒有可以解決僵局的制度化權力的橫向機構。大問題都要往上推，形成鄧小平對楊尚昆所抱怨的壓力，要某人最後承擔責任。甚至像趙這些人，他們基本上不同意鄧的決定，也發現接受決定比站起來堅持自己相信是對的東西更有榮譽-他們感覺那一制度必須有人做決定。

北京一九八九年另一與政治過程有關的特徵是軍隊的極端重要性。楊尚昆代表鄧小平行使的權力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就是管理這個政權的強制性機器。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沒有放棄的一個職務，也是毛澤東在文化革命中面對許多高層領導人反對、黨和國家機器都已經崩潰時仍然能行使最高權威的職務，也是江澤民試圖在二００二-二００三年退出黨和國家領導人崗位後保留的職務-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央軍委主席，而不是黨總書記、總理或國防部長控制武裝力量。武裝力量不僅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在全國各地的軍區，也包括人民武裝警察，我們將在本書反覆看到，是武警負責政府辦公樓和其它重要機構的警衛。

在一九八九年，楊尚昆是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並代表鄧主持軍委工作。當決定實施戒嚴令、當需要向懷疑的軍方解釋何以清洗趙紫陽、當發布命令要軍隊開往天安門廣場時，所有那些情況下都是楊尚昆，而不是國務院或政治局任何成員，登上指揮台。此外，楊尚昆通過自己的老部下、中央警衛局局長控制中央警衛局。正像當年毛澤東一樣，鄧控制了所有戰友，包括比較年輕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和其它元老的個人安全。也正像在毛澤東時期一樣，對個人安全的考慮，成為推翻超級領導人的任何企圖的重要障礙。

儘管權力個人化，人們還是被決策過程的形式和儀式所震撼。例如，在政治局常務會議上，激烈的鬥爭往往在尊重充份討論的程序、並儘可能形成一致這一原則下而消音。有地方重要領導人參加的政治局全體會議如此莊嚴，中南海的皇家傳統似乎仍然在它的社會主義繼承人身上體現出來。但幾乎沒有出現同宮廷政治相關的私下動作跡象-相互偵察、譴責、栽贓、個人醜聞、試圖政變。分歧都擺到明處，問題都按實際情況辯論，僵局都向鄧報告，沒有他的批准任何人都不能行動。也許正是由於鄧的個人權威，沒有人敢採取其它行動。

如果說北京的政治過程有時消耗時間，但鄧一旦說話，就具有無情的決定性。在這一背景下，各省顯示的獨立程度令人吃驚。只有細心閱讀他們的報告才能看到這一點，因為分歧跡象都要掩藏在形式上贊成黨中央政策的層層說詞之下。來自各部委和各軍兵種的文件也是如此。但事實仍然是各個省從面積到人口都有歐洲國家那麼大，各省必須處理自己的情況。他們的不同行事方式不僅是要適應當地情況，而且反映出地方領導人不同的執政風格，甚至不同的價值觀。

然而，最後是由中央決定。沒有一個省分裂，除了一名軍官之外，整個軍隊也團結在一起。儘管有無窮無盡的疑慮，官僚機構卻保持穩固。分裂只是在上層，也許最壞的，就是出在一個重要而薄弱的環節但尚未貫穿整個體制的裂縫。從官僚體制上講，中國的制度是堅固的。

根據至少可回溯到明朝皇帝的傳統，中央領導人對於原始信息具有可怕的胃口。黨的情報的信息流量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其分析較弱。兩大安全部門提供北京和各省各地事件動向的報告，新華通訊社及時提供全國的跟蹤信息和外國對中國事件的反應（新華社既是情報機構也是新聞媒體，它的確發布新聞，但它的一大部份業務，是給安全部和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第一、二情報部人員編寫秘密報告提供信息）。

通過《中國「六四」真相》，我們可以看到便衣警察自由混入示威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間（根據這裡的文獻提供的證據，他們似乎沒有很深地滲入到外國異見人士團體，或香港、台灣和其它地方為學生提供援助的團體）。來自安全部門和新華社的國內情報反映人民的情緒相當坦率，內容豐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當然並不總是這樣。毛澤東政權以喜歡只聽好消息而著名，並被那些消息所誤導。在鄧的領導下，這種做法已經明顯改變，我們在這裡看到，這些報告對他們的忠誠是無情的，各部份民眾懷疑意識型態。但好消息到此為止：許多領導人仍然相信群眾起來是由於「一小撮人」操縱的結果。

也許警察報告很少被使用的部份原因，是他們長於提供事件情況，卻短於分析。領導人情報流中最有分析性、綜合性的材料是外國媒體的報導。這些報導對於西方讀者似乎印象並不深刻，但是編纂者包含了這些報告，因為它們是當時領導人試圖用來解讀街頭事件的最集中、最有預見性的材料。很可能像學者們長期猜疑的那樣，每當需要讓人注意那些令人不快的趨勢，聲明一些難堪的可能性時，情報機構寧願讓外國人替他們說話。

在一個極權警察國家，領導人對於公眾輿論如此重視給人深刻印象。最好的解釋是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理論：以滿足來統治比強迫要容易。的確，這裡的故事顯示學生和政府雙方為了爭取公眾支持的激烈鬥爭，以及由於學生得到民眾的支持，政府鎮壓學生多付出了多大的代價。當我們閱讀關於學生活動的報告時，我們看到一種微妙的言辭遊戲。最初，學生喊出的是符合或者稍微超出政府批準的愛國主義和改革口號。警察注意到校園裡更激進的思想徵兆，但是當學生上街的時候，他們使用更可接受的語言。這在最初階段使當局很難確定學生要挑戰的是什麼。政府方面，趙和他的同事竭力去尋找正確的音符。他們也必須占據輿論高地。某些情況涉及的模式也是微妙的：第三章講述了趙紫陽「五四」講話中是否應該包括某個詞而進行的交鋒（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在極權制度下，公眾輿論未必真要聽取，但不能忽視。從各個機構送給中南海的報告顯示，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公眾的心態是危險的。胡耀邦的去世給已經堆積很高的柴堆放了一根導火索。

一開始，學生並沒有對政權進行致命的挑戰，當局也不願意對學生使用武力，雙方還有很多共同目標和語言。但由於錯誤交流和錯誤判斷，他們相互把對方推到了越來越難妥協的境地。好幾次幾乎達成和解，卻在最後一刻功虧一簣。滑向災難的過程開始時是緩慢的，隨着雙方分歧加深，滑向災難的速度加快。由於已知道後果，我們會帶着進入真正悲劇的恐懼來閱讀這個故事。

學生運動以紀念改革者胡耀邦開始，胡在四月十五日去世。可以肯定，學生行為是有挑□的鋒芒，那可以歸於前幾年政府為推動改革容忍了相對自由的氣氛。他們把口號從校園帶到首都的中心天安門，進一步表現得蔑視黨的控制。但多數學生仍然維持在某些恭敬的範圍之內，承認黨的領導，把他們自己定位在尊重和支持黨的長期改革的位置上。

第一個小的失誤是政府官員拒絕接見人民大會堂前的請願學生。四月十九日晚間至二十日，示威者和警察在中南海新華門發生衝突。四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各種學生自治組織成立，在領導人的眼中，這是個危險的發展，這在共產黨時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過。許多示威者在四月二十二日參與了悼念胡耀邦。

不管怎樣，作為總書記、對處理這些問題要負主要責任的趙紫陽，相信一旦胡的追悼會開過之後，學生會感到他們已表達了他們的觀點而隨即散去。結果卻相反，缺乏來自黨的明確反應使得示威者更勇敢。當趙紫陽到北朝鮮進行一個星期的訪問時，以李鵬為首的其它領導人把問題提交鄧小平。他們有些誇大地告訴鄧，學生的目的是推翻政權。鄧把運動定性為動亂，並說必須果斷地譴責。他的話反映在《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中。

第二個，但比較大的錯誤是，社論的目的是劃分某些界限，警告多數忠誠的學生不要被一小部份激進分子所誤導。但「動亂」的標籤被證明具有煽動性。那個詞在中國具有特殊的負面含義，因為它常常被用來指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混亂。

學生們相信，如果在被官方定為「動亂」的時候結束示威，他們就將受到嚴厲懲罰。只有他們的運動被稱為愛國的、民主的運動，他們才會感到可以安全撤離。由於鄧小平的定性產生自相矛盾的效果，矛盾被激化，學生被困在廣場。隨着僵局繼續發展，在那裡他們又成為磁石吸引其他人加入。

鄧的捲入也增加了黨的風險。一方面，趙紫陽認為群眾不是在挑戰共產黨的最終領導，他們的核心要求是對話和要求黨解決學生提出的問題，為了達到這些共識的目標，黨應當撤銷「四二六」社論定性。鄧願意考慮他的建議。但李鵬也按照邏輯爭論：社論已經明確區分無辜的大多數和需要堅決處理的犯罪的一小撮。任何讓步都將致命性地破壞政府的威信和鄧的權威。

在更深一層，趙與李的對抗集中在黨同公民之間關係的兩個基本問題上。好心的公民是否足夠精明可以避免操縱-黨能否相信公民的判斷力？更根本的問題是，和平解決是否值得，因為那要創造一種協商和公民權利先例，而後者將影響黨已經建立的統治風格。對於政府權威和政治穩定，和平解決的代價是否高得無法支付？

新角色不斷加入使形勢更加難以處理。新的學生來到廣場，他們不願意在自己有機會加入之前運動就結束。自由知識分子出來支持學生的目標。有些省的領導把自己的問題交給北京，允許激進的學生乘火車進京；李鵬試圖制止這種做法，命令地方政府禁止學生旅行。由於學生中分歧太大，當政府談判代表問他們的領袖，他們能否代表學生講話時，他們回答不能。

學生也面臨政府方面的同等混亂。在溫和派和強硬派的混合聲音中，他們無法確定是取得了進步還是面臨石頭牆。抗議勢頭在增長。某些學生回到了教室，其他人繼續加入示威。新領導出現了，新的問題加上舊的問題，示威也在各省出現。

五月十三日當學生宣布絕食鬥爭時，趙紫陽策略的最後失敗已經來臨。除了政府方面的觸怒之外，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訪問是主要催化劑，學生把他看作改革的象徵。當局把中蘇高峰會看作多年外交勝利的頂點，現在蒙上陰影。為採訪高峰會而到北京的外國記者團都把注意力轉向學生運動。

在五月十六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趙紫陽繼續爭辯說，結束絕食鬥爭的方法是接受學生改變「四二六」社論定性的要求。領導層面臨非常關鍵的分裂，要提交給鄧決策。五月十七日上午，鄧決定站在李的一邊。此外，他得出結論-需要實行戒嚴令。在當天晚些時候舉行的常委會上，趙和李繼續衝突，常委在戒嚴問題上分裂為二-二-一，喬石棄權。元老然後介入，撇開了趙，使用李鵬實施他們的鎮壓計劃，挑選江澤民在和平恢復時接替趙紫陽。

現在，滑向災難的速度在加快。我們觀察到妖魔化的過程在展開，當局和學生之間，黨的兩派之間都在相互妖魔化。倖存下來的領導人把所有過錯都歸咎於趙。廣場的知識分子宣布光明和黑暗之間的戰鬥。學生發誓寧死也不撤退。對於領導人更加不祥的兆頭是，有些城市工人和學生正在聯繫。國內外反對勢力的聲浪高漲加強了當局的被圍攻感。

在五月的最後幾天，曾經有一線出乎意料的、最後的和解希望。全國示威都在結束，來自外省的學生開始離開北京。當時似乎是僅僅武力威脅就足以解決問題。但某些校園出現發動全國和平抵抗運動的號召，外省新到北京的學生核心分子堅持繼續靜坐到六月二十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解決問題的時機再次消失，元老決定行動。他們和剩下的三名政治局常委在六月二日舉行秘密會議，重申他們要使用武力清理天安門廣場的決定。

下面發生的事件，是世界上最普通、但本來可以預防的悲劇-示威者和軍隊都失控了。中國由於缺乏民主公開性而付出高昂代價，而民主公開性本來可以讓示威成為更平常的事情，可以讓政府和警察適應處理示威問題。

流血事件之後的幾個月和幾年時間，鄧小平盡力避免那場災難迫使經濟改革出軌。不管發生什麼事，鄧堅持說，改革和對西方開放都要繼續，甚至加速，否則中國就要倒退。但政治改革是另外一回事。領導人吸取的教訓是，中國必須凍結政治改革來避免不穩定，應當避免改變政治制度、避免模仿西方制度。

但黨在這個問題上仍然處於分裂。趙紫陽在六月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駁斥李鵬對他的指控，批評鄧的路線偏離了自由方向。他爭辯說，沒有更勇敢的政治改革，黨無法存在下去。趙的觀點仍然很得人心，尤其是在執政黨的年輕官員中。

在隨後的年頭，對學生運動的提法仍然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就在命令部隊採取行動之前，領導人作出的官方決定是把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這是比「動亂」更加嚴厲的標籤，暗示示威者有武器並造成流血。

兩種定義都沒有正式撤銷。但考慮到國內外輿論，官方已經轉為比較溫和的提法「政治風波」，這一提法是鄧在鎮壓幾天之後首先使用的。（注七）

自一九八九年以來，要求重新審議「六四」的呼籲不絕於耳。「六四」死難學生之一的母親丁子霖領導了要求平反的運動。一九九九年趙紫陽的高級助手鮑彤散發一封公開信，敦促黨的領導人承認十年前的錯誤，把推翻那一定性的機會稱為現政權恢復合法性的「最大政治資源」（注八）。在更廣泛的範圍，黨面臨政治改革的持續呼聲。但它以逮捕和清除要求改革的黨外異見分子作為回應。但在黨內，關於改革的激烈辯論也在進行。

只要這些要求繼續被拒絕，中國當局就不是西方所預期的那種自由的、諮詢性的和「柔性專制的」制度。可以肯定，同毛主義的極權野心相比，中國當局縮小了它要控制的社會活動的範圍。將控制的手段與目標相適應，而不再是改變人性。它已經認識到，限制許多領域的自由對獨攬政治權力並非必要。

但黨也相信，通過「天安門事件」，他們發現民主化並非不可抗拒的力量。西方普遍認為，當全球化和現代化出現，黨-國制度發生根本改變就是不可避免的，必將導致公民社會的興起和某種形式的民主。不管這是對是錯，中國掌權的領導人不相信它。對他們來說，「天安門事件」的教訓，其核心部份：政治就是實力。

一九八九年的事件讓當局處於迎接後來挑戰的地步，例如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九年出現的中國民主黨和一九九九年至今的法輪功宗教運動。在這些事件和其它事件中，黨採取行動的關鍵就是獨立的組織，不管是宗教人士或者學生，工人或者農民，有或沒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有或沒有黨員參與。核心政治問題仍然是一九八九年出現的問題，即使社會情況已經不同：黨相信，只要它對任何自己不能控制的團體作出任何讓步，作為政治系統上一個不可缺少的組織原則就要被破壞，它就不能再實行專權。

許多在中國的人也持有海外普遍持有的觀點：這種僵化的政治制度在社會和意識形態快速變化下不能堅持下去。這一體制能夠應付下去並存活，還是發生內爆？這是本書支持者試圖避免的選擇。通過對已經結束的一九八九年事件重開辯論，他們似乎希望打開政府在壟斷權力方面的缺口，但又不致引起它的崩潰。

為了幫助讀者理解並評估他們所閱讀的材料，我希望更詳細地描述材料的種類和格式，它們被如何選擇、翻譯和解釋，本書同相關的、但單獨出版的中文書的關係。

這裡摘選的多數材料都是下級機構給黨中央、國務院的報告。提供這些報告的包括兩個安全部門、其它部委（例如國家教育委員會）、省委和省政府、大軍區和省軍區、中央部門的地方機構。也有來自西方、香港和台灣媒體對於事件的報導。我們不知道這些種類的材料中每個是如何編纂或加工，但很明白它們經常被送到中南海，並根據它們的出處和內容立即在不同的高級領導人中散發。本書各章是按照日期排列，從一九八九年四月中到六月底，每天都有這些種類的材料，大體上按照我上述的次序排列。

此外，《中國「六四」真相》包括高層會議記錄和對話，它包括正式會議，例如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議；非正式會議，例如元老的會議，兩個人或幾個人面對面的談話以及電話。最常見的正式會議記錄被稱為「記錄」，都是由專業人員根據會議記錄整理，有時是根據錄音磁帶補充。它們保留了發言者的順序和他們的多數自然語言，但去除了「哼哼哈哈」聲；他們在必要時重新安排了發言者的語法和他們說話的結構，以便讀起來更順暢，焦點更一致，也比純粹的口語更加清晰。其它會議記錄被稱為「紀要」，這些是他們在各次會議上所做的決定的記錄。

對於領導人之間的非正式談話，編纂者主要依靠四大來源。第一是鎮壓之後參與調查趙紫陽罪行的人為黨的領導人提供的回憶材料。這些回憶材料印刷後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的中國共產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散發。趙紫陽在這次會議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釋。另兩個來源是李鵬和楊尚昆分別對各自部下的吹風（即通風報訊），他們在那些吹風中對於如何參與事件做了大量的排練。最後，編纂者使用了五個談話備忘錄。所有這些來源都在外文版書中註明了出處。由於某一談話經常在幾個消息來源中都有記錄，編纂者把那些信息結合起來，在書中重現那些談話內容。儘管這些不是對話的直接謄寫，但它們是由最接近的參與者提供的真實記錄，並被互相佐證。

《中國「六四」真相》的英文版經過了三個階段的篩選，這一篩選過程將一堆龐大的原始材料縮減到書本可以容納的長度。編纂者首先從每天進出中南海的成百份文件中挑選出了數千份最重要的文件。我對他提出意見說，如果希望本書被各方讀者接納，應該更加精選，被挑選的文件應該集中在中南海決策中加以考慮的關鍵問題。此外，為減少篇幅，我建議編纂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選上的文件應該是節選，而不是全文照錄。

編纂者隨後進行第二階段的篩選、節選工作，並形成了大約五十七萬字的中文電腦打印稿。那就是的你現在手中這本內容相當於英文版的三倍的《中國「六四」真相》。

編纂者主要是想要闡明來源和如何對付危機時的高層分歧。根據他的觀點，那些關鍵材料都揭示了中南海從危機發生到最後結局的決策過程，也都為歷史記錄增添了最多的內容，因為學生方面的鬥爭已經在現有的來源中被相當充份地報導了。此外，編纂者相信，領導人被全國各地黨委、兩個安全部門、新華社和其它渠道報告的動態所影響，因此他對地方的報告給予相當的篇幅。這些材料重要的另一個原因是，全國規模的抗議到現在還沒有出現過。他選擇了外國媒體報導，他相信那些報導吸引領導人密切注意，形成了他們對於面臨挑戰的理解，以及他們關於國內動亂是同外國敵對勢力有關的看法。在中文版中，編纂者增加了針對中文讀者的許多解釋性材料。他在這些方面儘量爭取不要加入自己的觀點。在有些地方，他也離開材料模式，將幾個消息來源編成故事。

編纂者為英文版的每一份文件提供了消息來源。而且，徵得編纂者同意，我們在外文版中增添了非中文讀者所需要的解釋性材料。而中文版中則不包含這些材料。

對於要對照英文和中文版本的讀者還要解釋幾點。為了方便外國讀者，我們在英文版里改變了某些篇章的標題和某些章節的小標題，把某些章節合併到一起，增加了一些有日期的小標題，有時為了清晰，重新安排了某些段落。中文裡用某種過渡句式打斷直接引語時，我們做直譯時也就插入一些停頓。我們對於外文來源的摘要是從中文倒譯過來的。儘管中文的黨和國家含義不同，我們根據英語通義，regime（當局）和authorities（官方）都是指政府，中文並不區分universities（大學）和colleges（學院），因此我們使用這類詞都是兼指兩者。

有幾個人分幾個階段參與了英文版的整理和翻譯。我選擇了需要摘要的章節並翻譯成英文。有五名希望仍然保持匿名的翻譯者幫助我們翻譯了大部份譯文和摘要的初稿。林培瑞和我幾遍通讀、校對了整部英文書稿。

與同代著名中國專家之一林培瑞一起工作真是一種榮幸，同他一起長時間工作是一種愉快的經歷。我們感謝夏偉（OrvilleSchell），他的專業判斷和道義支持都是無價之寶。他提出的可信度問題推動我們進行複雜的驗證，以確認我們判定材料真實的直覺。我向其他這一項目的參加者顯示出來的勇氣和學術道德表示敬意。這一項目是中國某些權勢人物所不歡迎的，而在在國外可能也是有爭議的。

當我面臨澄清一些法律問題、尋找財政支持以開始翻譯和尋找出版商的困窘時刻，我找到了出版和人權領域的先鋒羅伯特．Ｌ．伯恩斯坦（Robert L. Bernstein）。沒有他的幫助、熱情、興趣和洞察力，我的同事和我不可能完成這個項目。我感謝菲昂那．德拉肯密勒（Fiona Druckenmiller）在我們還在尋找出版社的時候就資助我們開始翻譯。公共事務出版社的彼德．奧斯諾斯（Peter Osnos）以其政治敏感、勇氣和推銷天才處理這一項目的挑戰真是獨一無二。我讚賞他的專業精神和人品。我們得到傑奧夫．尚德勒（Geoff Shandler）和羅伯特．金澤（Robert Kimzey）的無價幫助，使本書在形式上更便於閱讀。凱西．德佛希（Kathy Delfosse）對手稿和編輯稿都進行了潤色，使它大為改進。

我要感謝兩名律師：Ｒ．斯各特．格累特黑德（R. Scott Greathead）和吉羅姆．Ａ．科恩（Jerome A. Cohen），在迫切需要的時候提供了有價值的公益建議。

在出版之前，這一項目的保密非常重要，但我又需要得到相當多的人的幫助才能完成工作。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諸位，我不提名地感謝在世界各地學術、新聞和出版界的幾名朋友，他們向我提供幫助而且保密。

這一項目是在許多人已經承諾進行的有價值的項目和繁忙的生活中硬加進去的，強求每個參與者投入很多時間。在這一項目的漫長過程中，所有人都為了它的出版而團結一致，並為它的質量作出了實質性貢獻。

我尤其要向編纂者致敬，他在這一項目中承擔了最大的風險，並在困難的時候表現出道德和明智的判斷力。

注一：《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七和一九六九年油印本，曾經以多種形式再印；威特克（Roxane Witke），《江青同志》（波士頓：小布朗，一九七七）。還有，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奇克（Timothy Cheek），尤金．吳（Eugene Wu）編輯：《毛主席秘密講話：從百花齊放到大躍進》（麻省劍橋，東亞研究會，哈佛大學，一九八九）；拜侖（John Byron）和帕克（Robert Pack），《龍爪：康生，毛背後的罪惡天才-他在人民共和國的恐怖遺產》，（紐約，西門和舒斯特（Simon and Schuster），一九九二）；阮銘，《鄧小平的帝國》，南西．劉（Nancy Liu）、蘭德（Peter Rand）、蘇利萬（Lawrence R. Sullivan）翻譯（Boulder: Westview，一九九四）；前言還引用了吳國光的書。整個九十年代，一方面是聲稱來自趙紫陽和鮑彤的文件在香港出現，另一方面是來自共產黨思想保守派；專家相信這些文件中許多都是真的。

注二：最好的大型敘事書籍包括Timothy Brook《鎮壓人民：軍隊鎮壓北京民主運動》（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九九二；rev. 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九九八）；Craig Calhoun，《沒有神仙皇帝：學生和他們為中國民主而鬥爭》（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一九九四）；Orville Schell，《天意：新一代企業家、異見者、放蕩不羈的文化人和技術官僚將決定中國的未來》（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一九九四），第一部份；在整個書中，我們引用三部重要的文件集，由漢民主（Han Minzhu）、奧克森伯格（Oksenberg）及其同事和Ogden及其同事編輯。關於各省民主運動的唯一重要著作是Johathan Unger編輯《中國的民主運動：來自各省的報告》（Armonk,N.Y., M.E. Sharpe,Inc.，一九九一）。電影紀錄片是《天安門》，Long Bow Productions，一九九五年製片。該片中文文稿本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注三：扉頁上的署名是筆名。

注四：人權觀察和中國人權。

注五：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N.Y. Random House，一九九四）；魏京生，《獨立的勇氣：獄中書信和其它作品》（New York: Viking Penguin，一九九七。）

注六：趙和喬之間的區別是，趙對戒嚴令投了反對票，但沒有任何反對的行動。喬投了棄權票。趙拒絕參加實行戒嚴令。喬繼續擔任要職，一直爭論防止流血的措施。趙由於同鄧決裂而被撤職。喬保留了職務，但由於被看作軟弱而無法進一步上升（胡啟立與趙的做法一樣）。

注七：六月九日同戒嚴部隊談話-見「尾聲」。鄧使用了這場「風波」的提法，但後來提到時加了「政治」一詞。在六月九日講話中，鄧也為使用「動亂」的提法辯護。

注八：鮑彤的公開信，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發表；中文信由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獲得。

（本文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為《中國「六四」真相》所作的序言，原文為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