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領導人”胡耀邦為何能贏得人們的尊敬和懷念？

王明遠

胡耀邦無論是在東方政治文化中，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治文化中，都是一個異數。

人們如果想起政治領袖往往會浮現出這樣的畫像：外貌形象偉岸高大，富有人格魅力，善於權力謀略，威嚴令人生畏，縱橫捭闔，叱咤風雲。幾十年身居高位，做了七年黨主席和總書記的胡耀邦，一點都不符合這些特徵：他身材矮小，生活很隨意，作風民主，大公無私，為人沒有城府，不喜歡搞權力鬥爭。胡耀邦政治人格種種方面，算是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一個特例。

丁學良先生稱胡耀邦是“非典型領導人”，我覺得這個評價概括地很準確，我願意沿着丁先生的結論，做進一步的發揮闡述。

01

胡耀邦生性簡朴，痛恨排場和特殊待遇，認為這是低級趣味的表現。

1980 年初冬，他去黔南和桂西視察，沒有警車開道和森嚴保衛，一路上只有兩輛麵包車，山路崎嶇、大霧迷濛、通訊不便，胡耀邦的車輛竟然跟地方失聯好幾個小時。到深夜抵達一個縣城，沒有招待所，就在縣委辦公室打地鋪睡。

他去河北太行山區易縣視察，住在縣委招待所普通標准間，房子裡燈泡壞了，電工進來修燈泡，才知道裡面住的胡耀邦，感嘆說：我知道什麼是真正共產黨員了！

1989 年1月，著名作家張揚去湖南省委招待所看望胡耀邦，看到他喝水的杯子竟然就是用過的豆瓣醬瓶子（也是這次談話中，胡耀邦告訴張揚：可以不做事，但是還要做人！）。

胡耀邦去世後，新華社記者去家裡拍攝他的遺物，發現他用的書桌還不如機關單位領導的辦公桌結實寬敞，他的穿過的衣服也都是平民百姓都能消費地起的，況且很多都磨出了洞。

按道理說，

胡耀邦貴為世界第一大黨的總書記，願意享受什麼樣的待遇，多大的排場，都會很容易實現，然而他對這些一點興趣沒有。

古今中外，有很多領導人物標榜節儉，但多數是矯揉造作的“親民秀”表演，而胡耀邦的節儉則是真性情的流露。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希望共產黨人能夠達到“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的境界，這句話人人都背地爛熟，但是真正做到的就鳳毛麟角了，我想胡耀邦是其中之一。

02

胡耀邦寬容大度，從來不喜歡報復人。

“文革”之前，胡耀邦在擔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的時候，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體恤民情，卻遭到當時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的無情批判打擊，胡耀邦因此大病一場，劉瀾濤不但不收手，還讓病中的胡耀邦繼續做檢討接受批判。

1967 年劉被當做“叛徒”打倒，“文革”後胡耀邦卻積極推動給他平反，有人對此很不理解，胡耀邦說：人家在“文革”中吃的苦也不少，一定會從中吸取教訓的，以前的事一律不許再提。劉瀾濤恢復工作後，住房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胡耀邦又給他安排了住所。事後，劉瀾濤到胡耀邦家裡賠禮道歉，胡耀邦說：“這件事我早就忘了”。

“文革”中團中央的幹部，迫於壓力“揭發”他的“反革命罪行”的不少。“文革”後胡耀邦都沒有計較這些，從來不阻攔組織部門提拔他們，有些人還走向重要領導崗位。

他身邊一位非常密切的工作人員，“文革”中也曾揭發過他，胡耀邦當總書記後，還讓這人回來繼續留在身邊工作。

古往今來，領導人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問題，對貼身勤務員的忠誠度，甚至比重要官員下屬要求都高，哪怕任何理由的“背叛”行為只要發生了都不可以再用，而胡耀邦不在乎這些。事後也證明胡耀邦是正確的，經歷了“文革”的教訓之後，這些人在大是大非面前都站穩了立場。

黨在歷史上因各種原因，導致“鬥爭哲學”盛行，同志之間揭發、誣陷屢見不鮮，尤其是一個人如果獲取了更高的權力，那麼就會不擇一切手段報復打擊別人。胡耀邦“以德報怨”，這對當時政治生活正常化起了很重要示範作用。

03

政壇人物是最善於審時度勢、工於自保的，而胡耀邦卻從來不懂“看臉色”行事。

1959 年 8 月，本來正在山東調研的胡耀邦，突然被通知到廬山參加中央全會，一些上級領導人的本意是希望胡耀邦這樣的少壯派能夠懂得“知遇之恩”、“珍惜前程”，狠狠地去批判彭德懷，沒想到胡耀邦在會上卻一言不發，胡耀邦後來說：廬山會議後，有一兩年時間主席都不理我。

1975 年，被打倒的胡耀邦終於有機會出來工作，去中科院主持日常工作，沒想到胡耀邦一上台就逆“文革”中反智的潮流而上，主動解放撫慰被打倒的科學家，又制訂“匯報提綱”稱“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胡耀邦因此被“四人幫”視為眼中刺，年底即遭批判停職，在中科院的“百日維新”無疾而終。

1977 年，胡耀邦再度復出，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接着兼任中組部部長，對於一個從政的人來講，獲得了這兩個令人垂涎的“實權”職位，首先想的是不出事，然而再高升一步。但胡耀邦目睹中國在長期“左”禍下遭受的深重苦難，他沒法做到昧着良心“做官”，一上任就發起了“真理標准大討論”和平反冤假錯案，很多老幹部都為胡耀邦捏一把汗，問他還想不想要腦袋。

李瑞環曾經說過，幹部要少琢磨人，多琢磨事。胡耀邦對這句話非常欣賞，這也是他人生的寫照。胡耀邦一輩子不喜歡琢磨怎麼做官，只喜歡琢磨怎麼做人做事。

在強權和真理之間，他會毫不猶豫選擇真理；在個人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間，他無條件倒向人民利益，這是他政治生涯命運多舛的根源，也是他受到人民熱愛的原因。

04

胡耀邦作為領導人，其民主作風也是一個異數。

何迪先生曾經透露過這樣一個故事，1980 年他的父親何康擔任國家農委副主任時，有一天胡耀邦找他談話，兩個人就我國耕地面積問題爭論地很激烈，事後胡耀邦不僅沒有責怪這位副部級幹部，為了更好地協調農業發展，還讓何康兼任了國家計委副主任。

何康與總書記完全相反的觀點也照舊沒有遭受任何干擾地被發表在《人民日報》上，1983 年他進一步被提拔為農業部部長。

1985 年 6 月，勞動人事部副部長嚴衷勤在向書記處匯報工資改革方案時，因與胡耀邦理解不一致爭論起來，事後胡耀邦卻評價嚴：這個人不錯，敢於直言。

胡耀邦雖然是黨中央一把手，但是不喜歡被突出，開會仍舊喜歡跟與會人員比肩並排而坐，以顯示黨的領袖也是普通平等的一員。

胡耀邦尤其討厭下面的歌功頌德，比如洞察一切、運籌帷幄、高屋建瓴、高超領導藝術之類的用辭，他說，這些話聽起來酸溜溜的，連說這話的人自己也不相信。

胡耀邦經常對別人講：“別看我當了總書記，我還是我，我還是原來的胡耀邦，我的水平還是原來的水平。”

曾經與胡耀邦長期共事的原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說：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認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是中國共產黨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躍的時期之一。

我想，這也是整個國家政治生活最民主、最活躍的時期之一。

05

胡耀邦作為黨魁，另一個難能可貴之處是他敢於承認黨在過去犯下的錯誤，敢於直言體制的弊端，戳破權力和專制的遮羞布。

政壇向來講究“說話藝術”，以左顧而言他、打太極拳為真本領，而胡耀邦淨是說實話，直擊要害，趙朴初先生稱贊耀邦說“胡公血性人，純篤而坦盪”，此言得之。

“文革”中，胡耀邦的長孫女出生，家裡人都忙着工作，照顧不過來，就請來一位安徽籍的保姆，這位保姆的多位親人在 60 年代初都被餓死，在家鄉無法生活輾轉來到北京。

胡耀邦聽了她的遭遇後，嘆了一口氣說：我們共產黨對不起人民啊！撥亂反正的時候，胡耀邦看到太多知識分子被迫害的慘劇，憤慨地說：我們共產黨應該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

1978 年中央討論給右派摘帽的問題，與會人員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統戰部的一位副部長說：如果把幾十萬“右派”都改了過來，全黨不就忙得亂套了嗎？

還有人質疑：給平反的右派是不是太多了！

胡耀邦反問說：“當年猛抓右派的時候怎麼不嫌多？！”最後除了 90 餘人因特殊政治原因不予改正，55 萬右派全部得到平反。

對於“文革”，胡耀邦指出：個人崇拜登峰造極，達到荒謬絕倫的地步，黨內出現了大大小小的救世主，大大小小的奴隸“有權就有一切”；“有了權就有一切”，一些人拿了權到處做壞事。

胡耀邦道出了“文革”極左思想的“專制”和“奴役”的實質，這句話只有他敢講，也只有他具有如此深刻犀利的眼光看清事情的本質。

胡耀邦對地方官員的官僚主義行為，也從來都是不客氣地當面指出。

1983 年底胡耀邦視察西南地區，當得知長江航運被各個管理部門條塊分割，關卡林立，運力受到極大限制，他說：你們龍頭大爺、袍哥大爺把水道一段一段霸起來，不准別人開發利用，我回京後要讓長江局解決這個問題。

一個政治家最大的勇氣和胸懷，不是指揮千軍萬馬、橫掃無敵，而是敢於承認缺點和錯誤。

中國政治幾千年不進步的悲劇之一就是沒有一個承認錯誤和糾正錯誤的機制。

胡耀邦作為黨的領導人，在國家發展的關鍵時期，敢於坦誠面對問題，並帶動全黨全社會形成反思和批判的潮流，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往往如果連承認錯誤的機會都沒有，那麼也就關閉了改正錯誤向前走的機會。

06

關於胡耀邦的政治品德，我最後想講的一點是他能夠跳出身份和時代的局限。

恩格斯大概說過這麼一句話，一個人的思想很難擺脫他所處的主觀條件、時代、知識和思維能力的限制。

胡耀邦做到了，這一點他堪稱聖人。

胡耀邦 1980 年擔任總書記不久，就主持制訂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這個准則明顯是要限制各級黨委一把手的權力的，當時胡耀邦接替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已成定局，但是胡耀邦照舊通過了這個“革自己的命”、限制自己權力的規則。

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任上，胡耀邦不是想着如何如何延長自己的任期，而是想着如何以身示範廢除領導終身制，及早退下來。

1986 年他遇見老部下和老朋友就興高采烈地講：明年我馬上就要退了。

歷史上有多少這種對放棄最高權力看地這麼坦然又不絲毫留戀的政治家？

胡耀邦是 1929 年就參加革命的紅小鬼，他一生 74 年中有 60 年在在中國共產黨的熔爐中渡過的，可以說他是黨“培養”成大的，他的一切都是黨“給予”的，但是他考慮問題從來不是以一黨之私出發，而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在黨性和人民性之間，他的“人民性”總會占上風。

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他考慮的最多的問題就是，如何讓黨的權力走向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學化的軌道，真正受到人民的監督，被人民馴服，讓共產黨真正成為為人民服務的政黨。

中國近代一百多年來一直處於傳統與現代化的激烈對抗當中，傳統守舊思想披着各種文化外衣負隅頑抗，像胡耀邦這種認清歷史潮流的政治家又有幾人？

07

不喜歡胡耀邦的人往往批評他“不成熟”、“不老練”、“沒有領袖魅力”，但一個政治家太成熟也未必是好事，政壇上的油膩難免會遮掩人性的光輝，恰恰是因為胡耀邦的這種不成熟，使得從他身上看到政治家們難以具備的人性之美、真誠之美，這也是人們為什麼敬重胡耀邦的一個重要原因。

胡耀邦去世前曾經說，這一輩有兩個沒有想到：一個是沒有想到被放在這麼高的位置上，一個是沒有想到在退下來以後還有個好名聲。

1988 年秋季，胡耀邦在河北涿縣調研，當時他因“犯了錯誤”，只保留政治局委員身份，但是當他離開賓館時，被當地老百姓發現，4000 多名群眾為他夾道送行；當年初冬到湖南張家界時，成千遊人推擠於道、爭相與他握手。

胡耀邦後來為了給地方領導減輕壓力，想了解什麼情況，只好採取在賓館約談的方式。

1989 年胡耀邦去世，作家冰心悲傷地寫下《痛悼胡耀邦同志》，她動情地說：聽到耀邦逝世的消息，我眼淚落在衣襟上，我已經虛度八十九歲光陰了，本來該死就沒有死，耀邦比我年輕十六歲，卻先死了。

2000 年，90 歲高齡的費孝通先生寫下了《老來緬懷耀邦同志》一文，他說：我越是接近耀邦同志，越是對他更為尊敬，我感激他不僅在關鍵時刻給了我這一生中的第二次生命，而且以身作則地教導了我怎樣用自己的專長為人民服務而樂此不倦。

1983 年胡耀邦訪日，短短幾個小時互動之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就被胡耀邦的人格打動，要以“兄長”稱他。

1989 年胡耀邦去世，中曾根立即向中國政府表示願意隨時來參加葬禮。

2005 年，胡耀邦誕辰 90 周年，中曾根特意委託劉延東女士向共青城胡耀邦陵園贈送 90 株櫻花，以示對這位老朋友的思念。

胡耀邦曾經訪問過毀於原子彈的長崎，長崎知事高田勇僅與他有一面之交，也被他的氣質感動。

1998 年初，高田勇卸任前，特意以官方身份來到共青城來祭奠胡耀邦，同年共青城所在的江西省發生百年不遇洪水，高田勇又在長崎發動市民募捐賑災，捐款額居日本各府縣道之首。

古往今來，被知識分子敬重的政治家不多，因為中外政治文化的差異，被外國人敬重的中國政治家也不多。

胡耀邦當政時間不長，卻留下這麼好的口碑，即便是有些細節上的“不夠成熟”、“不圓潤”也瑕不掩瑜，畢竟歷史去評價一個政治家不是看他的外貌、生活品味、社交手腕，而是看他為社會進步做了什麼。

08

中國人心中有根深蒂固的權力崇拜的潛意識，人們都孜孜不倦地崇拜那些呼風喚雨的魅力型領袖。

國家產生一位偉大的魅力型領袖，既可能是幸運的事情，也可能是不幸。

魅力型領袖往往具備超強的政治動員能力，如果能夠洞察歷史潮流，則可以給國家帶來突飛猛進的變革，如果忽略時代脈搏，甚至浪漫的構想與時代錯位，則有可能給國家帶來悲劇。而胡耀邦這樣的“非典型領導人”同樣值得尊敬和懷念。

恰恰因為胡耀邦是個“凡人”，他知道人民需要溫飽，需要自由，需要尊嚴，這也是他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期間一直孜孜不倦努力的方向，中國也才得以告別長達半個世紀的疾風暴雨，逐漸變成一個常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