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軍事理論的學究們在其著作中都指出，作戰原則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選擇並保持作戰目標，不言而喻，自然是一個目標，而且只能有一個目標。在入侵俄國之前，德國人選擇了相互間一個比一個更重要的三個目標。結果三個目標中沒有一個是重要目標。這給“巴巴羅薩計劃”的執行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和牽制。要儘可能地多占領俄國領土，以保證柏林和德國東部不受空襲之擾；必須消滅俄國陸軍；必須占領俄國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比如列寧格勒、莫斯科、烏克蘭和頓涅茨盆地。這實際上等於說從正面進軍奪取這些地區便可以實現上述三個目標。但德國兵力在數量上的不足使這種設想不可能實施。在1，000英里寬的的正面，德國只有2，700架飛機（比1940年進攻西歐的數量少）和2，000輛馬克III型和IV型坦克，另外還有一些輕型裝備和火炮（比1940年的兵力強）。可見多路進攻必須是謹慎有效地指向精心選擇的最能產生效果的目標。在從幾條可能的進攻路線中選定最佳路線時，容不得有一點失誤。

　　首先，俄國的情況和法國一樣，大部分錯誤是防禦者造成的。與德國相比，俄國在空中和地面的技術戰術均處於劣勢，在人力、機動性、通訊、訓練、戰術以及作戰經驗方面俄國都不如德國。不僅如此，俄國人還由於前面討論過的原因對6月22日凌晨德國的突然襲擊毫無防範。從數量上來講，俄國也許占有一定優勢，雙方力量為3：5。但蘇軍的裝備落後，質量低劣，連部隊在作戰中的生存都一次次地受到了影響，當然不能指望受到德國優良武器壓制的蘇軍裝備的突擊能力了。

　　在空軍方面，俄國處於劣勢。就連樂觀的戈林都對戰爭初期俄國空軍的損失之大感到震驚。地面上有近1，500架蘇軍飛機的殘骸，而在空戰開始的24小時內，蘇軍300多架飛機就被擊落，而德軍僅僅損失了2架飛機。開戰第一周里近5，000架蘇軍飛機被擊落，而德軍只損失179架飛機。在這種情況下俄國人只好任由德國空軍在整個夏季戰役中為所欲為。俄國空軍再也沒有從這次打擊中恢復元氣。差不多到1944年底以前，德國一直可以在俄國前線使用在西部戰場不占上風的落後飛機。這不能不說是德國人的幸運，1941年夏天雖然令德國人興奮，但希特勒、戈林和技術部主任恩斯特·烏德特將軍早些時候的疏忽和失誤已經開始使德國空軍在作戰性能方面落後於對手。

　　在戰爭頭5個月內，俄國損失的裝甲車也像飛機損失一樣巨大，總共損失大約17，000輛，而德軍損失為2，700輛。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數字，表明交戰雙方此時都已損失了6月22日開戰前各自裝甲車總數的近65%。如此巨大的差距是由裝甲車的戰術運用造成的。訓練有素的無線電控制的德國裝甲部隊在機動和作戰方面，大大勝過了處於劣勢的對手。地面作戰中的技術優勢當然重要，但並不像空戰中那樣生死攸關。然而令德軍頭痛的是，蘇軍的重型KV-1型坦克和新服役的T34／76坦克比自己的坦克稍占優勢，並且很難擊毀。如同在法國一樣，真正關鍵的是指揮、控制和戰術。事實表明蘇軍坦克人員訓練極差，在戰鬥中頻頻被擊中。戰術不熟練不僅使坦克與步兵、炮兵和工程部隊無法協同，而且也使坦克之間無法配合。但這看上去並不是坦克車長的過錯，而承擔責任的應該是更高層次的不知所措，又不聽專家意見的指揮機構。是聽任指戰員訓練荒疏的蘇聯體制。

　　斯大林在30年代為了防止紅軍威脅其權威，對最訓練有素、最有才智的軍官進行了殘酷清洗。由於裝甲部隊有最優秀的軍官，因而所受的打擊也比別的兵種更大。恐懼使倖存者不得不格外謹慎，而決策者又是優柔寡斷。當西班牙的內戰和與日本的衝突事件的教訓表明坦克獨立作戰不可行時，斯大林便在1939年11月下令解散了獨立的坦克軍，並照法軍模式將坦克單純用於支援步兵作戰。1940年春季德國大獲全勝之後，斯大林又匆忙下令重建原先包括所有兵種在內的機械化軍，而且是大規模的組建。但是當該給這些眾多部隊裝備坦克，特別是給各級機構配備精幹指揮官，尤其是高級指揮官的時候，才發現就連了解如此龐大專業化兵團的軍官都廖若晨星，更不用說有能力指揮這種部隊的人選了。許多就任高級職務的是一些在戰鬥中已被證明是敗將、但對黨的路線亦步亦趨、並習慣把難題上交而熬倒了自己競爭對手的軍官們。隨着人才缺乏日益嚴重，只有少數素質極高的軍官，比如K·K·羅科索夫斯基將軍，才倖免被清洗掉，並且重新擔任了指揮職務。在一個主動性、創造性雖然很受重視但卻往往被政委手下的行刑隊帶來的恐懼而窒息的環境中，怎麼能指望毫無經驗的、在無知和壓抑下萎靡不振的指揮官們能富有想象力地訓練部隊，並在戰場上果敢地實施行動呢？

　　與極富想象力和進取精神的德國指揮官作戰——馮·包克和古德里安是出色裝甲指揮官中最傑出的兩位——紅軍只有打敗仗了。德國的裝甲部隊運用快速大縱深穿插和雙層包圍戰術，疾速挺進到步行和馬拖的步兵部隊幾英里的前方，殺出巨大的通向敵後方的通道，包圍成群的嚇傻了的俄軍，摧毀其裝備，並且全殲了擋在通往列寧格勒、莫斯科和基輔路上的紅軍。德國裝甲部隊的指揮官們又一次發現，被大量就地殲滅的敵軍不是其機動作戰的對手，敵軍倖存的裝甲車和火炮潰不成軍，失去協調，成小股拼命逃向森林和沼澤地。

　　如果以向莫斯科進軍的德國軍隊為例來分析德國的戰略，那麼馮·包克的中路集團軍群在作戰中，從一開始就顯示了他們在實際指揮中是如何充分利用了俄國人在行動和判斷上的失誤，以及在選擇目標時的優柔寡斷是怎樣導致了那些致命的失誤的。中路集團軍的兩個軍（古德里安領導的第2軍和霍特領導的第3軍），就像在法國時一樣，從一開始就把步行的步兵隊伍遠遠甩在了後面。只是此次作戰戰線比1940年那次拉得還長，而且受命完成對大批敵軍的包圍。一周內，這兩個軍便深入波蘭和東普魯士，在明斯克合圍，一下子圍住了蘇軍大約27個師，然後就等待後續部隊的步兵趕來“消化”這些敵軍。與此同時，德軍的先頭部隊開始繼續向東，朝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方向刺探。17天以後，德軍第2裝甲軍已行進了250英里，抵達斯摩棱斯克。斯摩棱斯克不僅被認為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交通和工業目標，而且也被看作是一個展開心理戰的重要目標。占領該城將在大約12～14個師的30萬紅軍的退路上形成一個阻擊陣地。從表面上看，這對馮·包克和古德里安來說都是個巨大勝利。可惜在蘇軍通過反擊（當時他們的確正在考慮此事）恢復陣地之前，還有，蘇軍在通往莫斯科的葉利尼亞和亞爾采沃之間重新建立可靠的防禦之前，德軍沒能把口袋完全紮緊，沒能把蘇軍全部消滅，沒有繼續挺進。

　　從英國截獲並破譯的德軍指揮官用“恩尼格瑪”密碼發出的電報中看，此時德軍已開始顯得力不從心。俄國人從南面向古德里安和從北面向霍特的反擊比預計的要猛烈得多。德軍不得不從裝甲部隊中分出一部分兵力來應付，而不能集中兵力完全封閉包圍圈上的缺口，防止蘇軍從斯摩棱斯克突圍。另外，由於霍特的先頭裝甲軍的失誤，使原計劃與古德里安會師的結合部成了一個缺口，結果蘇軍從這裡潮水般地突圍。統帥第2飛行聯隊的凱塞林元帥在親自駕機飛過此處時，實際上看到了蘇軍的突圍。他立即呼叫兩個裝甲軍採取封鎖行動。但是霍特已派遣了一個軍去應付來自大盧基的敵人的威脅，而且根本不知道那個缺口的存在。古德里安則稱他派不出任何部隊，他一面命令炮兵用炮火阻止敵軍突圍，一面請求凱塞林實施密集的空中打擊。而空軍也只能部分滿足他的請求，因為凱塞林完全清楚白天空中攻擊的效果還勉強可以，夜間則基本無效。人們普遍懷疑古德里安有意不管那個缺口，因為他自己的真正意圖是攻占葉利尼亞，以此作為進攻莫斯科的下一步，而這一行動當時尚未獲准。

　　馮·包克要求封閉缺口的呼聲從一開始就是徒勞的。凱塞林本人請求戈林向希特勒施加壓力，讓他下死命令一定封閉缺口，結果也不了了之。這個問題的最根本的原因除兵力不足之外，還有供應不濟。路面太差又遭大雨，交通幹線上車輛太多堵塞不通。而這些車輛又沒有一種可以越野。正如凱塞林無可奈何地指出的那樣，第11空降師也可以封閉這個缺口，不幸的是它當時不能參戰，正在忙着舔自己克里特島之戰的傷口。

　　據凱塞林估計，大約10萬蘇軍從斯摩棱斯克包圍圈中逃脫，給德國不斷加長的失策清單上又添了一筆，儘管這並不是德國在中部前線和其它地區失去進攻銳氣的主要原因。要想找到7月以後德軍進展遲緩的原因，有必要深入探究德國政府和高級指揮層在過去的錯誤估算和當時的錯誤行動。此刻德軍已處在為尚未完成準備就倉促發動了的一場大規模戰爭而付出慘重代價的邊緣。儘管德國陸軍在1939年和1940年對付過時的抗擊中表現出絕對優勢，但其工業和後勤保障缺乏縱深和物資基礎，只不過是裝門面而已。希特勒、戈林和其黨內的其他所有成員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還有德國陸軍的軍官們，他們是如此輕易地就接受了那種走過頭了的欺騙和假象。

　　德國陸軍的組織結構在接近月底時，開始出現了裂痕，即戰役開始後的大約第11個星期，比其自1918年以後發動的最長時間的戰役還要長一些。這一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波蘭堅持了4個星期，挪威9個星期，荷蘭、比利時和法國7個星期，巴爾幹國家3個星期，上述每次出征之後，陸軍的裝備都運回國內基地進行大規模的重新整修，剛好避免出現野戰修理廠的大量搶修。無論如何野戰修理廠的設施也只能進行簡單的維修。更糟的是工廠的生產跟不上戰場上的損失。這實際上並不奇怪，只要回想一下在整個重整軍備的過程中，德國為避免通貨膨脹一直對供給和生產實施控制。此時裝備和物質的庫存正在降到一個很低的水平，而且，重要裝備在俄國的環境下運轉不正常。這並不能說成是設計者的失誤，他們並沒有得到指示去準備對地域如此遼闊、交通條件如此原始、氣候如此惡劣的國家發動侵略戰爭。發動機過早地被磨損，因為空氣淨化器對付不了空曠草原上的塵土。驟雨把低級公路變成了爛泥潭，兩輪驅動的卡車陷在爛泥中動彈不得。坦克履帶不是陷在酥軟的地里，就是當冬天凍實以後給死死卡住。潤滑劑在嚴寒中也出現問題，燃料儲存在不斷減少，對一個其突擊能力乃至生存比以前任何部隊都更加依賴機械裝備的軍隊而言，這些都是足以使其癱瘓的致命弱點。許多這類困難事先就預計到了，但卻往往不是繞過去了就是由於經濟的原因而不予理睬，或者由於希特勒和他的許多指揮官們自欺欺人地相信，在冬天向他們徵收過冬費之前戰爭就早已打贏了。

　　馮·勒布領導的北路集團軍群逼進到了列寧格勒城下，馮·龍德施泰特指揮的南路集團軍群在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包圍了大量蘇軍，並快速挺進烏克蘭。這給紅軍造成了巨大混亂，但並沒有迫使大俄羅斯人民放棄鬥爭，或迫使斯大林求和。也許有人認為集中力量發動一次奪取莫斯科的攻勢也許可能造成對方的崩潰，但是正如將要看到的那樣，朝莫斯科方向的推進在8月初就停止了。已占領地區的人民很有可能與德國人合作加入進軍的行列。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白俄羅所人、烏克蘭人以及成千上萬的波蘭人，把德國人作為解放者來歡迎。這些人完全會幫助德國人，如果希特勒和納粹黨沒有頑固地執行把猶太人和斯拉夫人當作寄生蟲的種族主義政策，如果德國人沒有粗暴地對待他們，以及後來進一步採取種族滅絕政策，從而迫使其產生反抗。德國人的所作所為把他們又重新推到了斯大林的懷抱。就連大俄羅斯人也可能分崩離析，如果希特勒在國防軍司令部和海軍總司令部的支持下，沒有頒布他那臭名昭著的“政委命令”，規定政委和共產黨情報分子一經抓獲就地處決。這個命令只會使蘇聯領導層更加強硬。他們已沒有什麼可擔心會失去，只有繼續抵抗並採取和德國人一樣殘酷無情的措施來堅守陣地。把敵人逼到絕境的同時，又不給其一線生存的希望，這是戰爭指揮上的絕大錯誤。但這些卻正是所有參戰各方在整個戰爭過程中不時堅持的政策。俄國人、德國入和日本人對大部分最殘酷的過激措施負有罪責，從短期看，這毫無疑問是堅定了自己的抵抗決心，但從長遠看卻瓦解了自己的人民。

　　在俄國持續抵抗的陰影之下，考慮到後勤上的缺陷以及暫停行動以便物資前運和裝備維修的需要，德國高層指揮對如何最有效地奪取幾乎到手的勝利猶豫不決。國防軍統帥部這時選定奪取莫斯科為下一目標，認為這一威脅將迫使紅軍堅守並戰鬥（而不是越來越傾向於避免正面交鋒）。莫斯科失守將會攪亂蘇聯政府，使其失去重要的工業設施和交通樞紐，有效地使蘇聯一分為二，並大大動搖其士氣。但這時希特勒的目標卻莫名其妙地轉向通過局部作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並在此過程中附帶占領一些有價值的地盤。然而這一計劃由於俄國人7月底被迫在斯摩棱斯克地區發動大規模但卻失敗了的反攻而中止。

　　當8月15日希特勒嚴令不許進一步進攻莫斯科時，衝突終於發生。相反，他在8月21日的一份指示中堅持古德里安的第2裝甲軍兵團與南路集團軍群配合向南進攻，實施對部署在那裡保衛烏克蘭的俄國的4個軍徹底包圍。對此國防軍統帥部和中路集團軍大為不快，與此同時，元首還拒絕給東線足夠的裝甲戰車增援，並且認為以前的合圍作戰中多達25%的敵人逃脫，戰果令人失望。這使人不禁要問元首欺侮並否決他的將軍們的怪癖有時是否被置於擊敗俄國人的努力之上。一個失敗的奧地利藝術家，戰時軍銜從未超過下士的士兵，完全有可能以支使貴族式的普魯士陸軍元帥為樂，時刻鉻記着普魯士人與南部德國人之間的傳統的敵視。此時分歧如此之大，以致馮·勃勞希契和哈爾德（一個巴伐利亞人）開始認真考慮辭職。但他們最後還是決定留任，期望着希特勒改變主意。純粹出於自我為中心，和有爭議的攻占莫斯科的決心，中路集團軍群司令馮·包克以及他的具有超凡魅力的裝甲軍司令古德里安，也積極支持國防軍統帥部為改變元首主意所作的努力。

　　5月23日在拉斯滕貝格召開的一個會議，標誌着整個戰爭的一個轉折點，更不用說蘇德之戰了。顯然哈爾德覺得如果還有人能說服希特勒進攻莫斯科，那麼這個人便只能是古德里安。希特勒多年來一直傾聽古德里安的意見，而且當時私下裡正在傳說古德里安很有希望接替總司令馮·勃勞希契。馮·勃勞希契被認為是一個缺乏道德勇氣的、無力承受元首暴戾的職業軍人。在這個會上，勃勞希契不許古德里安與希特勒討論莫斯科問題。但在希特勒與國防軍統帥部高級將領的單獨討論中，古德里安提出了莫斯科問題，但被希特勒用一系列無關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理由而拒絕了，並且還傲慢地說：“我的將軍們根本不懂戰爭中的經濟因素……”而古德里安則依古老的普魯士傳統在訓斥面前低了頭，因為他不能“在他的同事面前與國家首腦爭論一個已經決定了的問題”。毫無疑問古德里安的自律是由於害怕爭論可能使他失去當總司令的機會，失去作為總司令把德國從毀滅中拯救出來的機會。但是古德里安看上去接受了分兵烏克蘭的決定卻引起了哈爾德持久的敵視，就因為古德里安沒有在一次會議上創造出哈爾德本人和總司令幾周也都沒實現的奇蹟。而且，哈爾德也沒告訴古德里安，指示中路集團軍群向南運動的命令已經發出，而且要求使用一支“最好由古德里安統帥”的精銳部隊。然而，不管造成這種誤解和嫉妒的黑色幽默的原因是什麼，結果都是即將來臨的災難。

　　進攻莫斯科的計劃仍然被擱置着，因為征服烏克蘭和準備占領列寧格勒的計劃這時已成為頭等大事。又有一大批戰俘和裝備被兜在德軍的網內。而數量可觀的俄軍又一次從中脫逃。通往莫斯科道路上的防禦者儘管裝備簡陋，但由於永不枯竭的人力資源使蘇軍又一次頑強起來。然而9月16日封閉烏克蘭包圍圈卻成了希特勒最終同意進軍莫斯科的催化劑，莫斯科離斯摩棱斯克只有200多英里，因此，根據裝甲部隊正常的推進速度，完全可以在冬季最暴戾天氣到來之前就拿下莫斯科，但是俄國的冬天根據西歐標準是極其變化莫測的。

　　儘管如此，進攻開始很順利。俄國人完全沒有防備，也許是因為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使自己相信竟會發生如此不可思議的事情，因為蘇軍從9月10日以後就得到了倫敦方面根據其破譯的關於希特勒消滅中部俄軍的“偉大計劃”的情報，並且發出了大量警告。然而，隨之而來的蘇軍潰敗也是由於他們一連串的調兵不力，加上大量裝備的損失。向防禦部隊發布的停止所有地區性進攻，轉入就地防守的命令，等於是面對像德國三個裝甲軍將領們這樣的運動戰大師，給這些部隊開了一個自殺性的藥方。德軍的14個裝甲師和8個摩步師向俄軍的側翼運動實施包圍。紅軍把坦克部隊重新改編成步兵支援旅，基本上取消了裝甲軍或裝甲師的建制，這也幫了德軍的大忙。然而，在倉促應戰中，紅軍也不能有更多的作為。許多工廠被占領，剩下正在東迂的工廠又受到威脅，從而嚴重地減少了所有裝備的生產，使蘇軍只能維持屈指可數的機械化部隊。這些苦果都是源於斯大林開始所犯的清洗軍官這一根本性錯誤。所有這些都表明過份集權內在的必然危險性。一個人由於害怕與他人分享權力或沒能力與他人分享權力而獨攬一切所造成的過份集權，是發揮主動性的大敵。

　　寒冬和缺乏行政預見性終於使德國對莫斯科的最後一次進攻敗北。假設開始就錯誤地設想在冬季到來之前就可以徹底擊敗俄國（這完全是不可能實現的假設），但這也不能成為不給部隊準備冬季服裝、裝備沒有採取防寒措施的藉口。這恰恰是因為無能。無論輸贏，德國陸軍和空軍肯定得在俄國度過整個1941年和42年間的冬季，在零下30度的氣溫中，總得要些比夏季服裝更暖和點的東西，哪怕他們只是在營區執行任務。在10月5日至7日的第一場雪，全面顯現了嚴冬的威力，所有的道路都陷入一片混亂，機械和人員的工作效率銳減，但德國人還是在烏亞茲馬完成了對不少於6個軍大約60萬蘇軍的包圍，另外還在布爾揚斯克又包圍了兩個軍。此刻，蘇軍西線已處崩潰狀態，當時的司令官朱可夫將軍後來回憶道：“……所有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從本質上講，都是敞開的。”人們開始驚慌地從首都大量外逃。而德國人此時卻沒有能力抓住自己士兵創造的這個良機。

　　肅清被圍之敵這個曾經影響了夏季攻勢的問題，加上大雪，現在又使秋季攻勢陷入維谷，剛好給紅軍司令部足夠的時間興建靠近首都的防線。從某種意義來說，俄國人是在用空間和生命來換取時間，用人工構築防禦工事的人們的汗水和前線大量陣亡被俘人員的犧牲來消耗德國的戰爭機器，當雙方隨心所欲地用生命來換取勝利的時候，這個富有啟發性的等式甚至使那些鐵石心腸的雙方指揮官們都感到良心不安。這時形成了一種模式，部分地受制於氣候的變化。當嚴寒凍實了泥濘的道路和田野時，德國人便又開始向前射擊，但德國坦克55毫米口徑火炮的火力根本不能擊敗的俄國最新式的KV-1型和T-34型坦克的突然攻擊。這又該引起古德里安的責難了。他曾建議在德國坦克上裝備威力更大的火炮，但卻出於物資緊張和對敵已占優勢等短視的考慮而被否決。然而當冰消雪化時，一切行動又陷入停頓。火力受到壓制，對方的防禦堅如盤石。

　　德國中路集團軍群的先遣部隊在12月5日已經看到了莫斯科。接下來的一周將是戰爭中最關鍵的一周，在發展進程和影響力方面完全可以和最初決定入侵波蘭、取消入侵英國的計劃以及錯綜複雜的進攻俄國的決定相比較。德國人此時已經意識到自己已是強弩之末。人員和裝備的工作效率只能維持原有的20%。古德里安徹夜難眠，苦思冥想“……我到底能做點什麼來幫助我那些在如此惡劣氣候中毫無遮擋的可憐的士兵。真可怕，真是不可想象。”進攻被迫停止。12月6日，在徵得希特勒的同意之後，德國中路集團軍群下令從莫斯科西翼的暴露地域向可防禦的陣地實施戰術撤退。俄國人的反擊馬上便開始了。第二天日本襲擊了珍珠港的美軍艦隊，從而開始了與美國、英國和荷蘭在太平洋和遠東的全面敵對。12月11日，正如他在8月向日本暗示的那樣，希特勒拉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先後向美國宣戰。

　　1941年8月在德國的日曆上是一個瘋狂的月份。猶豫不決和相互指責使僅存的在東線奪取最後勝利的機會溜掉了。浸泡在他自己發動的流血戰爭中的希特勒對古德里安說，如果他當時相信了裝甲部隊將軍們在1937年關於蘇軍有17,000輛現役坦克的估算，他就不會發動對蘇侵略。希特勒向日本人保證，如果他們與美國發生衝突，他將完全支持他們。他鼓勵日本人把戰爭擴大到世界範圍，從而使地球上最大的工業國不僅發泄其憤怒，也得以投入其無限的資源。如果8月就開始集中力量攻打莫斯科，幾乎沒有任何疑問，這個目標能夠實現。至於這是否將會結束戰爭，則是另外一件值得討論的事。但結局將會與由於四面出兵而最終不能攻下莫斯科完全不同。同樣，如果陸軍總司令馮·勃勞希契沒有繼續留任，而是讓古德里安或其他有可能敢於抗拒希特勒的人來接任，也許能改善指揮決策的質量，儘管這絕對不是說可以保證狂妄自大的希特勒會放棄他那種剛愎自用的方式。但是至少古德里安沒能保持表面的冷靜。正如他在1941年12月5日之前常常表現的那樣，古德里安總是有機會發泄。12月24日他有意再次毫無畏懼地違反了那些錯誤的命令，結果被解職。也許好多人認為這樣做以及由此樹立的榜樣，總比永遠受制於希特勒強多了。

　　如果1942年以前的戰爭歲月使人相信如下理論，即當失利時，一個軍人的軍事失誤將受到公開的指責並被擴大；而贏得勝利時，他的失誤往往被忽視或者原諒了，那麼常常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交戰者命運發生轉機的1942年，在雙方處於相持階段的時候，則出現了各自掩蓋自己失誤的情況，為了保持自己在追隨者心目中的形象，希特勒對一些高級將領進行了詆毀並將其解職。其中包括陸軍總司令、三個集團軍群的總司令，以及另外幾個在過去兩年中，特別是過去兩個月中表現欠佳的軍官。除了國家元首和最高統帥之外，希特勒又接任了陸軍總司令的職務。他的軍事理論體現在他下達的“堅守”命令。這個命令甚至不允許任何未經許可的局部撤退。這樣希特勒制止了可能發生的在戰術退卻的旗號下可怕的全軍大潰退。這是一個英明的從心理學上來講完全合理的決定。德國曾經研究過1812年冬天拿破崙的大撤退，受過良好教育的軍官們已經預計到可能發生的類似災難，但部隊還是在逐步失去控制。希特勒的堅守令適時地重振了士氣。此刻動搖者將受到比以前更加嚴厲的指揮官的懲罰。這些指揮官是那些還沒有得到過群眾的歡呼來滿足其雄心的軍官。他們很想一試身手來贏得那位已經明確退卻將是不可原諒的元首的寵信。這樣終於誘迫軍官們在控制着的戰略要點和駐地組織防禦，儘管這些地方也只能提供抵禦自然以及敵人炮火的有限庇護，並以此作為屈指可數的剩餘裝甲戰車對敵人突破實施裝甲反擊的基地。這實際上也是過去和之後幾十年許多防禦體系的基本形式。

　　當雙方在物質資源方面都已達到了極限，當俄國非常需要一個停頓時期來重建其統治體系，重新組織其雖受重創但卻在打勝仗的部隊，斯大林卻提出在1月實施全線大反擊。這是與代表新一代指揮官的朱可夫的建議相悖的，但卻得到了老派的指揮官和政委們的支持。而正是他們這些人的無能，在某種程度上還有他們對斯大林的諂媚，加重了1941年俄軍的敗北。斯人林設想立即對已經動搖的德軍實施打擊，有效地阻止其恢復元氣，從而制止德軍在春季重新發動攻勢。朱可夫冒險對此提出異議，理由是火炮和坦克太少，不足以打敗儘管遭受挫折但仍有相當戰鬥力的敵人。

　　斯大林還是自行其事了。他把訓練、裝備和支援都嚴重不足的大批步兵魯莽地投入進攻，而敵人則頑強地予以反擊，並給蘇軍造成慘重損失。被拋到了氣溫在零度以下的野外，除了最堅強和最具獻身精神的軍人之外，所有人的耐力和士氣都喪失殆盡，炮火終於給吃掉了。在3月初攻勢之前，在無疑收復了大片失地之後，斯大林得到的戰果正好和自己預計的相反。恣意投入大量人力，作為武器裝備不足的補充，結果使初級軍官和士兵不可避免地犯戰術性錯誤。大量的失誤助長了各級的無能。除了德軍的有力抵抗之外，蘇軍還因自己眾所周知的火力不足、後勤保障不濟而蒙受損失，使其沒有足夠的力量攻克敵人的防禦，沒有足夠的耐力去擴大已經取得的戰果。由於沒有攻占控制供給幹線的要點，插入德軍防線實際上等於把部隊置於嚴寒折磨和敵軍炮火打擊之下，實際上成了在毫無隱蔽的地形上遭受德軍準確反擊的序幕。德軍使用最少的力量成功地利用了俄國人的慷慨，同時又保存自己的實力。紅軍實際上已經被削弱到了在任何情況下都無力抵擋氣候轉好時經過休整後的德軍的分割進攻。

　　這樣，希特勒那有爭議但卻是正確的堅守方針，終於從斯大林錯誤的反擊中獲益。物質資源的不足，從根本上註定了失敗，並不是第一次在歷史上出現。正如在過去經常發生的那樣，一方士兵的士氣低落又一次轉變成了對手的過份自信。當俄國人攻勢衰減時，德國人便覺得自己有足夠的力量重新轉入進攻，再一次而且更深地插入俄國的廢墟之中，攻擊高加索油田和伏爾加河畔有一個極誘人的名字的重鎮——斯大林格勒。

　　在此並不想過於詳細討論1942年俄國戰線上的失誤。儘管紅軍在德國進攻初期用兵不當，後來稀里糊塗地一直打到被圍在所大林格勒，但主要的失誤還是德國根本沒必要去攻占沒有一定戰略價值的城市。德國人居然為了名譽展開了陣地戰，並且打輸了。堡壘陣地扼殺了他們的機動性。這些極其愚蠢的行動完全是某一個人的政治直覺和種族優越感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