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年代初是美國在戰後的一個最低點。美軍深陷越南，戰爭擴大到整個印度支那，美國正在“贏得每一場戰鬥，但卻輸掉了整個戰爭”。國內的反戰運動風起雲湧，逃避兵役成為時尚，美國被迫放棄徵兵制，改用募兵制。越戰在盟國和國際社會中也得不到支持，瑞典首相帕爾梅甚至公開參加反戰遊行。蘇聯在世界各地蠶食美國及西方的勢力範圍，日本則在美國國內市場上蠶食美國公司的勢力範圍，美國正在經歷戰後第一個深刻的政治經濟危機，被迫放棄把美元和黃金聯繫的金本位制度。美國文化喪失了積極、樂觀、向上的因素，而是被頹廢、暴力和失望所主導。這是一個“垮了的一代”的時候。在這個當口上，F-14 和 F-15 的研製和部署成本扶搖直上，尼克松責令國防部長萊爾德整頓國防採購系統，萊爾德則責令助理國防部長 David Packard 領導一個委員會，專門負責這件事。Packard 強烈主張用新技術、新概念來控制像脫韁野馬一樣的武器系統研製成本，強烈主張恢復原型竟標、擇優錄取。正在這時候，伯伊德和同夥們送上了多年來對輕型戰鬥機的研究，包括 Riccioni“利用職權”搞的那個研究。Packard 很有興趣，批准招標，將 LWF 列入作為國防採購政策改革一部分的“試驗原型計劃”（Experimental Prototyping）。這就是以後人們所熟知的 YF-16 和 YF-17 的對比試飛，以後的故事人們都很熟悉了。

　　但是伯伊德在這時被調離，到五角大樓別的部門坐辦公室去了。他在空軍里很差的人脈這時也開始發酵，到 1976 年，已經是上校的伯伊德沒有獲得晉升將軍的機會，只得按年齡規定退役。

　　對於很多軍官，退役時的前景有幾個：

　　1、利用過去在工業界裡的人脈，找一個好工作。事實上，很多美國公司喜歡用軍隊裡出來的人，尤其是軍工公司，這些前軍官在軍隊裡人脈好，最不濟，至少和軍隊裡的人共同語言多一點。

　　2、利用在海外服役、在軍政決策機構服務和對國際事務的第一手經驗，到大學教書，或到研究機構作諮詢。

　　3、休閒養老，美國軍官的退休金是很不錯的，過舒適、安分的日子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伯伊德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對這三種常規的選擇一個也不感興趣。伯伊德回絕了很多軍工公司的邀請，他的戰鬥機黑手黨的朋友們甚至也被告知，如果他們能把伯伊德一起拉進來，他們也可以有一個報酬豐厚的職位。但是伯伊德不為所動。甚至在 Tom Christie 把他請到國防部為項目分析和評估作諮詢的時候，他也只每兩周時間拿一天的工資，因為國防部沒有“義務工”這個說法，伯伊德如果這最低限度的工資也不拿的話，國防部無法發給他有機密等級的通行證，也無法讓他使用國防部的電話、傳真和複印機。好友問他為什麼生活如此清苦，伯伊德在煙霧繚繞的牙縫裡擠出一句話：無欲則剛。他就是不願意被人誘以重利，寧願生活清苦，不願有求於人而放棄自己自由思考的權利。清苦和與世隔絕的生活，也給伯伊德帶來一個“地窖上校”（Ghetto Colonel）的外號。Ghetto 本意是猶太人隔離區，像電影“鋼琴師”里主人公所在的華沙猶太區，或城市裡為富人所不屑的貧民區，但用在伯伊德身上，主要是形容他生活的清苦和與世隔絕的人生態度。

　　在五角大樓的最後三年裡，伯伊德還是醉心於心愛的空戰藝術，或者對伯伊德來說，空戰科學。他對 YF-16 和 YF-17 對比試飛中的一個疑點一直大惑不解。試飛過兩種戰鬥機的飛行員都異口同聲地說 YF-16 更好，但是按照能量機動的計算，兩者的差別不應該那麼大，部分飛行包線里 YF-17 甚至更為優秀。通過大量分析和與飛行員的實際交談，伯伊德發現 YF-16 迅速轉換飛行狀態的能力（fast transient）更為優秀，尤其是迅速加速、減速的能力，使過去不到死馬當活馬醫時不用的主動減速成為一個可行的戰術，因為重新加速不再是一個問題，這樣大大增加了空戰中的戰術選擇。這是早期的能量機動理論里沒有考慮到的一個問題。伯伊德由此聯想到朝鮮戰場上 F-86 對米格-15 的情況，F-86 可以更迅速地變換蛇形機動的方向，而米格-15 雖然持續機動能力更強，但瞬時機動能力不如 F-86，只要 F-86 不斷地迅速改變蛇形機動方向，要不了多久，米格-15 就漸漸地跟不上了，F-86 就有機會反敗為勝，咬住對手。由此，伯伊德進一步聯想到二戰中德國在西線的閃擊戰，德國進攻的節奏大大超過法國防守的應變能力，導致法國的防禦在軍隊尚有相當實力的時候就土崩瓦解。從這裡，伯伊德開始研究戰鬥中更廣泛的因素。基於對對抗性決策過程的研究，伯伊德總結出戰場上的 OODA 決策循環。OODA 代表 Observation，Orientation，Decision，Action，即觀察，判斷，決策，行動。這裡，orientation 作調整自己的心態、理解對手的意圖解。這其中，觀察和行動主要是技術手段，但判斷和決策是心理過程。伯伊德進一步提出，判斷的形成和改變，這是最容易受到外界影響的一步。從此，伯伊德開始研究戰場上人和心理的作用，同時結合戈德爾的不確定性原理、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和熱力學第二定律，注重研究在閉合系統下對環境情勢的判斷和相應決策的形成和變化。

　　伯伊德開始研究軍事歷史和行為科學，特別注重研究戰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他開始瘋狂地讀書，數學、物理、心理、歷史、邏輯，進化論、信息論、遺傳學，社會學，經濟學，研究孫子、克勞斯維茨、約米尼、成吉思汗、拿破崙、弗里德里克大帝、格蘭特、曼斯坦因、李德哈特、毛澤東，什麼都讀。有人統計，幾年裡，他讀了 300 多本書。最後將自己的研究編成一個 16 頁長的講義“毀滅和創建”（Destruction and Creation）。這是伯伊德涉足戰略理論的開始。伯伊德正在從一個頂級空中鬥士演進為一個對當前和未來美國軍事理論和實踐起決定性影響的戰略家。

　　傳統上，美國軍事理論崇尚“火力制勝論”，強調用優勢的火力和協調的行動，像不可阻擋的壓路機一樣，壓垮敵人。所以，美軍行動講究在遠距離上集中最猛烈的火力，在敵人衝倒跟前之前就消滅敵人，或者自己衝到敵人跟前就消滅敵人。或者拚消耗，就是鄧小平的所謂“打鋼仗”。機動靈活、穿插包圍、調虎離山、圍點打援等等概念和美軍的基本作戰思想格格不入，在美軍的戰例中也是例外。越南戰爭失敗後，美國政界、軍界要求反思的呼聲一片，當幾千美軍在小小的格林納達竟然用了兩天才擺平 600 名古巴建築工人的時候，軍事改革的呼聲在美國達到最高峰。

　　在這種背景下，伯伊德開始形成自己的機動戰理念。機動戰不是一個新概念，但伯伊德版本的機動戰有它的新意。伯伊德把戰爭分成三種層面：消耗戰，機動戰和道德戰。

　　消耗戰的要素為火力、防護和運動，其中火力是最重要的，因為只有火力才是消滅敵人、贏得戰鬥勝利的手段。防護是保存自己的手段，防護的目的是為了發揚火力，消滅敵人。運動的目的是為了發揚火力、提供防護。消耗戰的重點是奪取戰略要點。

　　機動戰的要素則是時間和對手的軍心，其中軍心是最重要的。伯伊德強調時間對戰爭的重要性，時機和節奏有時比地形更重要，伯伊德的機動戰理論的重點不在空間和物質上的機動，而在於時間和敵人的心理。要贏得戰爭的勝利，應該在從戰鬥到戰役到戰略的所有層次上使自己的 OODA 循環的周轉比對手的更快，或者靈活地變換自己的 OODA 節奏，要隨機應變、出其不意，以敏捷的出手，想在對手的前面，行動在對手的前面，打亂對手的思維，製造對手的恐慌和錯覺，剝奪對手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戰鬥的能力，是對手確信繼續抵抗的無用，最終導致對手不戰自潰。伯伊德喜歡用飛行員的切口：切半徑，get inside his loop。伯伊德並不把消耗戰和機動戰對立起來，在戰役層次上的機動戰仍然需要在戰鬥層次上的消耗戰，畢竟光靠花拳繡腳是不足以導致敵人不戰自潰的。

　　更詳細化的 OODA Loop

　　伯伊德的道德戰不光包括戰爭的道德因素，還包括戰爭中的人心理和思維過程。伯伊德強調打仗的不是武器，不是地形，而是戰士。戰爭真正需要摧毀的是敵人抵抗的意志，只有打垮了敵人抵抗的意志，戰爭才真正獲得勝利，所以只有敵人才能決定戰爭何時結束。伯伊德強調，一支成功的軍隊必須對環境的變化和戰場上的不確定性能夠敏捷地作出反應；不要依賴完整、準確的情報來制定決策，因為戰場上不可能有這樣的好事，要能夠隨機應變，要能夠利用戰場上的不確定性，製造不可預測性；要能夠有創意、多樣化地運用戰術，製造出其不意，而不是形成容易被敵人識破和利用的常規，最大的危險是被自己的思維定勢所困，而漠視已經變化的現實；要上下一心，同心作戰，不是靠周密的計劃和督促來實現協調，而是指揮權下放，靠上下各級對戰略意圖和戰爭目標的全面、準確地理解和主觀能動性，主動、積極、創造性地從各個層次協同實現指揮意圖，這需要官兵之間高度信任，信息高度流通，士為知己者死。伯伊德十分強調戰爭的正義性和道德層面，強調軍人必須相信他們為之戰鬥的崇高目標，而不僅僅是為了憎恨或復仇而戰，那樣即使贏得戰鬥的勝利，也難以保證戰爭的勝利。

　　伯伊德強調戰場上的三要素：時間、空間、人心。這就是中國兵法中常說的天時、地利、人和。這在東方軍事理論中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從孫子到毛澤東，戰爭的正義性、攻心為上一直都是和兵貴神速、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相提並論的。但是將人心（包括人心向背、軍民士氣、鎮定還是驚慌）作為戰爭的要素，對美國軍事理論界還是一個新鮮事。為了推動政界、軍界的新思維，伯伊德總結了一個名為“論勝利和失敗”（Discourse on Winning and Losing）的講座系列，以傳道式的熱情不知疲倦地向政界、軍界的要員解說他的軍事改革的思想。越戰失敗後，很多人對美國的軍事改革這個課題干興趣，所以伯伊德的聽眾很多，其中包括當時還是懷俄明州參議員的切尼。在以後的很多年裡，多年擔任參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主席、後任克林頓政府的國防部長的萊斯.阿斯平，眾院議長紐伊特.金格里奇，阿斯平後的參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主席 Sam Nunn，沙漠風暴期間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阿爾弗萊德.格雷上將，1979-83 年期間的陸軍參謀長愛德華.邁耶上將等，先後成為伯伊德的忠實聽眾。還有不少人對伯伊德的講座很有興趣，但不想花那個時間，要求他精簡成一個短小的講座，伯伊德還是那個臭脾氣，一口拒絕：要麼不講，要講就要講全的，不來簡體演義版。伯伊德的理論不僅在軍界有影響，在商界也得到賞識，畢竟打仗和經商有頗多相似之處。

　　伯伊德的理論不是沒有漏洞的。伯伊德強調比敵人更快捷的 OODA 循環，但如果敵人不跟着你的步調走，根本不理會你的 OODA，我行我素，那更快捷的 OODA 並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像抗日戰爭時期，日軍想要速戰速決，國軍總是行事慢一步，用伯伊德的話說，就是 OODA 慢了一拍，在戰場上非常被動。但毛澤東和他們打持久戰，完全不理會日軍的作戰節奏，甚至有意地打亂日軍的作戰節奏，日軍就抓瞎了。伯伊德的 OODA 裡面其中重要的一環就是判斷，打亂敵人的判斷和指揮鏈，這是“摳眼挖耳捂嘴”戰術的理論依據。但是如果敵人的指揮結構是分散的、具有高度自主特性的，那這個戰術也是抓瞎。八路軍、新四軍的敵後游擊隊就具有這個特點。今天的伊拉克戰場也有某種抗日戰爭的影子，伊拉克游擊隊明顯是在和美軍打持久戰，其自主的指揮結構使美軍屢屢在捕獲或擊斃游擊隊領導人後依然無法抑制反美游擊隊的活動。有人甚至認為，拉登的戰術才是對伯伊德理論的出色運用。911 嚴重打亂了美國的戰略部署，此後，美軍在戰術上取得很多勝利，但在戰略上，越來越落在拉登的 OODA 之後，疲於奔命。處處防範，怎麼能不被動？

　　實際上，伯伊德的思想很少是新東西，對敵人以攻心為上是孫子的思想，高速度、大縱深、快節奏作戰以打亂敵人的作戰節奏是圖哈切夫斯基的思想，對於戰爭的道德問題和軍隊建設的思想，在毛選里可以找到很多影子，但是他把這些抽象的軍事理論簡化成美國大兵容易理解的表述，這是他獨特的貢獻。但是伯伊德就是伯伊德，他從不出版自己的著作或講義，這倒不是出於什麼太崇高的理由，而是永遠對自己的東西不滿意，永遠需要修改。要是別人“盜用”他的想法，他也不在意。他在意的是把他的思想推廣出去。不管誰願意聽，他都會去講，將軍，小兵，科學家，未來學家，國會議員，新聞記者，來者不拒。

　　美國海軍陸戰隊是最早接受 OODA 和靈活、敏捷的作戰思想的。越南戰爭後，海軍陸戰隊意識到，自己在數量上、裝備上和訓練上都不適合高強度的消耗戰，所以在北約抵禦華約的作戰序列中，精銳的海軍陸戰隊沒有被部署到中歐的富爾達山口，而是在北歐的挪威。未來戰爭中是否還需要大規模兩棲作戰也成為一個問題。海軍陸戰隊開始了認真的反思，開始對自己未來定位和相應戰略的探索，重點是如何在未來戰爭戰勝優勢敵人。

　　海軍陸戰隊兩棲作戰學校的戰術部主任韋利上校（Mike Wyly）是越戰老兵，他對消耗戰已經深惡痛絕，開始探索戰術改革。正在這時，以主張在中歐作主動防禦出名的文職戰略家林德（William Lind）把已經退休的伯伊德介紹給韋利，韋利、林德和一小批中下級軍官根據海軍陸戰隊短小、精幹、緊密的特點，開始研究機動戰。如果伯伊德的“小團體”可以叫戰鬥機黑手黨的話，那韋利的小團體或許可以叫機動戰黑手黨，儘管實際上沒有這樣的叫法。阿爾弗萊德.格雷在還是准將的時候，就聽到過伯伊德的講座，當時格雷是海軍陸戰隊的條令部主任。儘管格雷對伯伊德的理念很賞識，但格雷並沒有對貫徹這些理念採取實際行動。在格雷任海軍陸戰隊第二師師長時，機動戰黑手黨的一些青年軍官在軍官俱樂部里向格雷建議，考慮改革海軍陸戰隊的基本戰略。格雷同意了，開始邀請韋利和林德來第二師傳授機動戰的思想，並在海軍陸戰隊裡展開對機動戰的大規模的公開辯論。機動戰的種子在海軍陸戰隊裡紮根了。

　　格雷升任海軍陸戰隊司令後，以機動戰統一海軍陸戰隊的基本作戰思想。1989 年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的 1 號作戰手冊（等於是所有作戰手冊的總綱）按伯伊德的思想重編，很多關鍵段落基本就是從伯伊德的講義里拷貝過來的。第一次伊拉克戰爭期間的海軍陸戰隊上下各級就是按照這個思想作戰的。前海軍陸戰隊司令 Charles Krulak 上將把海軍陸戰隊在第一次伊拉克戰爭期間的卡夫奇戰鬥歸功於伯伊德的軍事思想，卡夫奇戰鬥在大戰之前打響，小股海軍陸戰隊輕裝突擊，占領了部分伊拉克前沿陣地，然後有組織地撤離，極大地迷惑了伊拉克方面對戰爭的判斷，調動了伊拉克的主力，打亂了伊拉克的部署。

　　伯伊德的影響不止於海軍陸戰隊。在接受伯伊德的傳記作者的訪談時，當時任國防部長的切尼說，斯瓦茨科夫最先遞交的作戰計劃確實是從科威特正面用優勢火力和兵力橫掃伊拉克的。受伯伊德的機動戰思想的影響，切尼打心眼裡不喜歡這個方案，緊急召見伯伊德來五角大樓諮詢幾天后，切尼斷然否決了斯瓦茨科夫的計劃。國防部長對作戰指揮到底有多少直接影響難說，但國防部長對戰爭的政治指揮是國防法規定的。斯瓦茨科夫的第二個方案就是著名的“左勾拳”，後面的事情就是歷史了。

　　美國陸軍最終也接受了伯伊德的軍事思想，“空地一體戰”、輕裝甲戰鬥旅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的。即使是一直對伯伊德即愛又恨的美國空軍，也組建了將戰鬥機、轟炸機、加油機、預警機混編的遠征聯隊，增強部署和應戰的靈活性。

　　拉姆斯菲爾德稱伯伊德是“孫子以來最偉大的軍事思想家”，入主五角大樓時，力主“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主張用輕小、靈活、具有精確打擊力量的“銀彈”（silver bullet，意指精密、高效、萬能）軍隊，就是深受伯伊德思想的影響。不過有人批評說，拉姆斯菲爾德過分依賴技術，忽視了人的因素；伯伊德的軍事改革是做了大量的研究，發現問題，然後對症下藥，而拉姆斯菲爾德的軍事革命只有一個空洞的概念，對這些概念的可實現性根本沒有做過深入的研究，完全是主觀意志，正好是伯伊德畢生痛恨的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美軍在伊拉克所取得的戰術勝利和戰略失敗，恰恰是伯伊德理論的反例的集大成。

　　伯伊德的為人是一如既往地令人討厭，興致來了，半夜 3 點鐘會打電話到同事、朋友家裡，大談戰略或飛機的問題；女秘書們常常被他的粗話、髒話弄得淚水漣漣；爭論得火氣上來了，一面唾沫飛濺，一面手指就戳到人家的胸口，雪茄煙灰順着人家的領帶滾下來，即使是頂頭上司或級別高得多的軍官也不管，有兩次實在惱了，甚至把雪茄煙屁股按在將軍上司的領帶上，上司們能喜歡他嗎？他對家人也一樣嚴苛，家一直住在“下只角”的窄小、昏暗的簡陋公寓裡，和他的退休收入十分不符。兩個孩子長期為憂鬱症和困擾，和孩子們的關係僵到家裡人直擔心第三個孩子拒絕參加父親的葬禮。伯伊德的葬禮上，海軍陸戰隊儀仗隊鳴槍致敬，政界、軍界高官雲集，尤其是海軍陸戰隊，一個資深陸戰隊上校在伯伊德的骨灰罐邊放上有地球和鐵錨的陸戰隊軍徽，這是海軍陸戰隊的最高敬意。海軍陸戰隊也在伯伊德去世後 48 小時內，提議伯伊德的家人將伯伊德畢生的研究筆記和藏書轉移到海軍陸戰隊學院圖書館專門開闢的特別收藏室。但空軍除了樂隊和儀仗隊外，只派了一個根本不認識伯伊德的中將。多虧和伯伊德一起在朝鮮的天空就共同戰鬥過的退休將軍們出面，空軍派出 4 架 F-15 作空中分列式，但天氣實在惡劣，沒飛成。但是伯伊德在高層有很多朋友，國會出面問詢（congressional inquiry）為什麼如此人才在空軍得不到重用，空軍只得壓住火氣，將內利斯的 Aggressor 中隊的大樓以伯伊德命名，以平息對空軍的指責，但是空軍心底里還是對伯伊德的違規犯上和桀驁不馴極為不滿，不想豎這麼一個榜樣。

　　伯伊德的戰鬥機黑手黨的死黨們直到現在還是每周三晚上在 Fort Myer 的一個小酒吧里聚會，離伯伊德安葬的阿靈頓國家公墓只有不到一英里，談伯伊德的舊事，談伯伊德會對某件事怎麼說。伯伊德仍然是他們的精神領袖。

　　戰鬥機黑手黨還在戰鬥。Everest Riccioni 在 Wright-Patterson 期間曾主持過第一次戰鬥機超音速巡航的學術會議，可稱戰鬥機超音速巡航之父，但近年來成為反對 F-22 的急先鋒，指責 F-22 重蹈 F-111 的覆轍：重量太大，系統太複雜，成本太昂貴，機動性不足，不適宜空戰格鬥。最大的問題在於空軍將只可能負擔一支規模較小的 F-22 力量，據 2005 年國防預算，將只能部署 180 架 F-22，不足以應付世界各地的複雜情況。F-22 再先進，也沒有分身法。相反，維持一支一定規模的 F-15、F-16 力量，對增加空軍的作戰彈性有極大的作用。Riccioni 還強調隱身和超音速巡航對打擊恐怖分子毫無作用，同時證明 F-22 相比於 F-15 並沒有實質性的性能提高。關於 Riccioni 對 F-22 的指責，將另文評述。Pierre Sprey 在推動 A-10 計劃後，離開了國防部，除了偶爾就軍事改革問題作一些講座外，轉向自己心愛的超保真錄音，自己開了一個 MapleStudio 錄音室，專錄爵士音樂、宗教音樂和布魯斯。他把 F-16 簡單、直接的設計思想用到自己的錄音室，不用數字混響，不用多點麥克風，甚至不用前置放大器，只用單一功放。當然，他用的每一個器件都是頂級的，甚至是手制的，但他堅持了 F-16 上“少就是多”的理念，只不過是在和戰鬥機絕然不同的領域罷了。事實上，用最精心的思考，但是最簡單的實現，這是工程設計的極致。問題是人們很容易被閃耀的新東東所迷惑，而忘記了簡單之美。Tom Christie 在國防部負責武器系統的作戰評估，Frank Spinney，戰鬥機黑手黨的另一個成員，至今仍然在國防部工作，他是披露 F-18E 的 wing drop 問題的核心人物，並且用 OODA 來分析、抨擊美軍在伊拉克的行動。

　　伯伊德的能量機動理論早已開花結果，三代機中唯一和能量機動無關的 F-14 退役了，而基於能量機動理論的 F-15、F-16 還要繼續服役一段日子，F-18E 可能還要服役 30 年。這可能是巧合，也可能不是。伯伊德被稱為美國建軍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無名小卒。不管出於什麼理由，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對伯伊德關於主動、靈活、敏捷、輕巧、信息流通、不拘一格的軍隊思想的推崇，強調戰鬥中的大膽、靈活、出其不意，非線性作戰（即不分前方、後方），打擊敵人的關鍵節點，庖丁解牛式地導致敵人的崩潰，是今天美國軍隊變革的基本動力。即使在中國，時下時髦的所謂“系統對抗”的說法，其實也是跳出 OODA 中的具體步驟，而在 OODA 的總體上所做的對比。

　　伯伊德的 IQ 據說只有 90，他自嘲說這使他不胡思亂想沒用的東西。伯伊德的能量機動理論是 70 年代以來美國空中優勢的理論基礎，伯伊德的機動戰理論正在對美軍的作戰理論和實踐發生影響。伯伊德將武士的心、工程師的頭腦、清教徒的自律、傳教士的使命感集於一身，他認準了一件事就一條道走到黑，無怨無悔。伯伊德是一個奇人，真奇怪好萊塢怎麼沒有給他拍一部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