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說六四 |
| 送交者: 馬悲鳴 2006年06月10日14:08:1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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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六四 ·馬悲鳴·
1·學運毀在最高潮 經歷過“六四”的中年人直覺到，八九民運的組織者們似乎吸取了中共統治下四十年來學生運動失敗的教訓。民運一開始組織得還算有水平。中共保安部門曾感慨地說，民運每一步都走在了共產黨保安對策的前頭。當保安部門欲圖祭起“反黨”大帽子壓人之際，民運已經適時地打起了擁護中共改革的標語口號。再加上小偷罷偷，刑事犯罪率下降到幾乎為零。這些都使中共撕不開一條尋釁的口子。 當此之時也，中共強硬派最需要的並非民運自行平息，而是急需一些事件來提供一個撕開缺口的把柄。終於，民運經歷過理性節制的初期，招術已經用盡，而遲遲沒來的鎮壓逐漸慣出了學運的非理性。對話的失敗提供了第一條裂痕。絕食和由此而來的割據天安門廣場則製造了一個絕大的把柄。 老實說，在中共治下的四十年間，歷屆民運，包括紅衛兵運動，從來沒有走到過“對話”這一步。所以從來沒有這一步以後的經驗可資借鑑。中共遲來的鎮壓是在等待時機，等待學運方面用完了歷史經驗，然後聽其自亂。對話失敗只是顯示出民運失去控制，而由絕食引發的占領天安門廣場才真正使學潮走上了中共強硬派企盼的方向。 平心而論，八九民運的最高期望不可能是結束中共的專制和進入民主。四百萬解放軍實力和五千萬螺絲釘黨員牢牢擰緊的中共統治結構遠遠沒有根本的鬆動。十一億人民，包括大學生，實際上並不知道民主為何物。學潮的最高期望只可能是顯示一下實力，嚇唬嚇唬它，使中共日後的行為有所顧忌而已。因此學運的最大斬獲至多是到對話為止。而且中共是談判桌上的老手，對話也不可能企望有任何結果。最大的結果只是對話本身。只要對話的口子一開，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中共是絕不情願開此先例的。學潮恰恰在這最高潮到來的嘗試對話時，被一群高喊著“不許出賣我們！”的激進分子所沖毀，從此失去控制。
對話失敗之後，學運已失去方向。到底要求些什麼和怎麼個要求法都不曾謀劃得當。而亢奮的群情因為沒有見到預期的鎮壓而始終理智不下來。該怎麼辦?《救國》雜誌第二期里提到有個“王高參”給學生出了絕食的主意。此公說：“運動不能就這樣死下來，只有開到天安門廣場轟轟烈烈地絕食，才能掀起新的高潮。”“事情鬧大，中央會有人好說話。”不管如何，這沖毀對話和絕食的做法正中了中共強硬派的下懷。因為只要絕食，民運就更不可能停在這一步。非法割據天安門廣場正是其邏輯的必然。等待和引導對手犯錯誤乃是上乘的為將之道。 據《中國之春》101期載，廣場學運領袖們逃到國外以後，為《絕食宣言》的發明權爭得不可開交。這個《宣言》說：“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政府的面孔。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人民的表情。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拍拍民族的良心。”這個排比句使我們聯想起《水滸傳》裡的“楊志賣刀”。 沒毛大蟲牛二把脖子伸到楊志的寶刀下說：“在生與死之間，我想試試刀刃的鋒利。”潑皮牛二很難談得上什麼理性。這個《絕食宣言》不過是煽情的兒戲之作。 誰讓你去死的? 還不是你自己！ 救你是義務，不救是本份！ 你沒毛大蟲不是說：“任何人都無權剝奪他人以死明志的權力”嗎? 那麼說，楊志就是成全你嘍?！ 說實話，不吃飯是兒女向母親撒賴的招術。這種辦法難免不給人以“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之感，只不過吃了槍子兒以後沒人肯承認罷了。高人就指點出這等“望鄉台上唱山歌”式的“高招兒”。哪來的絲毫自由派氣息?
還有一次可以挽回的機會是李鵬在人大會堂會見學生領袖，要求絕食者恢復進食和撤退。如果學生到此為止，宣布:“我們已經成功地迫使政府當局對話了(不管對的是什麼話)。全世界都已經通過電視轉播看到我們和政府總理當面對話的實況了。因此我們已經勝利，可以凱旋返校了。”要是能抓住這最後的機會，則保存下有組織的反對派實力還有希望。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台灣的李敖先生在電視上看到吾爾開希當眾給李鵬難堪，並逼他到廣場上去，而遭李鵬拒絕時感嘆道:“完了！只有等著鎮壓了。” 由絕食開始的私占公共場地運動已經無法理喻。這時唯一能挽救學潮不遭徹底失敗的辦法只有方勵之出面勸學生撤退。但方勵之卻不肯出頭。 不知是否有人注意過這樣一個事實：八九民運最開始是以反官倒為號召。而趙紫陽就是縱容官倒的總書記，民謠曰:“…，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即他的公子也是 “底兒潮”的。而不管李鵬是否無能，他那時卻和官倒無緣。“六四”的最後結果變成了同情趙紫陽和痛恨李鵬，已經大違初衷。這是怎麼回事?！
“六四”開槍的原因是雙方都下不來台了。共產黨，不僅僅是其中的強硬派，如果下得來台，它犯不著冒天下之大不韙開槍。廣場上的學生頭子如果下得來台，也不至於往極端上煽情而絕不後退半步。既然雙方都下不來台了，只有決鬥一條路可走。就象歐洲中世紀騎士甩手套挑戰，當眾給對方以難堪，迫使其決鬥那樣。廣場學生頭子們當著電視攝象機鏡頭的面給共產黨領導人以難堪和拒不撤退，也就絕了自己後路，無法下台了。 筆者曾遇一個廣場下來的留學生。他也是在看到廣場出事以後才回國，鎮壓以後又跑出來的。我問他:“如果不開槍，還有什麼別的法子沒有?”他回答說:“我是在廣場上折騰的主。不過平心而論，不開槍真是不行了。我替他們想辦法，都想不出來。” 廣場最後冒出來的所謂“四君子”若非投機分子，至少也是不識時務之輩。他們除了火上澆油，給已經再衰、三竭的士氣來一點最後的刺激之外，於時局毫無補益，徒堅學生拒撤之心。 據這四個人自己說他們對最後和平撤退，導致廣場上沒死一個人是有貢獻的。但那不過是歪打正著。焉知如果他們不強搶出風頭的話，廣場還能繼續割據得下去?！而如果割據不下去，又何至於開槍?！ 他們這“四君子”在六四的第二天起草了一份呼籲書，說“血染北京城這還是第一次”，北洋軍閥、國民黨和日本法西斯都沒幹過，“今天卻由共產黨幹了”。這話很對，也符合歷史事實。但同時，割據天安門廣場達一個半月之久也是第一次。五四沒幹，五卅沒幹，三一八沒幹，一二九沒幹，“反飢餓、反內戰”也沒幹，這次卻由八九民運幹了。呼籲書說，這是完全符合憲法的。不知出自誰家的憲法?* 國民黨割據廣東，共產黨割據邊區，中國現代史上卻從來沒有哪一家割據首都市中心廣場的。而且他們的割據也都同樣遭到了當政者的大軍壓境和圍剿。
很多人問，為什麼如此高密度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參與的頻繁運動全部都以失敗告終，而湖南師範生毛澤東當年卻能得勝。原因何在?！ 當年偉大統帥毛主席戰場取勝的關鍵一招是“左兵右將”。士兵不憚其左，將校不憚其右。他搞的“延安整風”不管多麼無理和殘酷無情，但整掉王明等左傾輕狂浮躁分子實在是要將校(幹部)們右一點，以便能聽得懂戰略戰術的安排，便於指揮。他搞的“兩憶三查”當然是要士兵左一點，以便於衝鋒陷陣時能不怕死。共產党進城前打三大戰役時表現出的靈活機動和驍勇善戰就端賴“左兵右將”--靜若處子，動若脫兔;收放自如。我這裡不管他講理不講理，只管他仗打得漂亮不漂亮。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帶兵基礎實肇於此。 八九民運最差勁的地方就是領導者太左，輕狂浮躁;以至於既不懂戰略策略，又無法指揮，還聽不進過來人的意見。一再叫嚷不被別人利用，而實際上只能被別人利用。 老實說，共產黨統治的結束只爭個來早與來遲。但隨後而來的民運激進分子的矜功自傲說不定更難對付。兩者的不可理喻如出一轍，都是同一堂政治課上教出來的。
從來就沒有萬年王朝，中共只是歷史進程上最近的一個王朝而已。和以前所有王朝一樣，它雖然一廂情願地妄圖江山永固，而這實際上是辦不到的。共產黨治國無術，卻憑藉著現代化技術以塞天下之口。其結果是朝野雙方都不明白真相，都在那裡自說自話、自我陶醉。“六四”的槍聲無論如何是把雙方都給嚇住了。 中共說“六四”取得了“鎮暴勝利”。但坦克的履帶卻碾碎了人心的自我克制。占領廣場的學生也同樣不承認失敗，而實際上雙方都沒有勝利。大家全是失敗者。這只是古老中華民族反覆上演的歷史重複連續劇里最新的一集而已。 台灣的柏楊先生對“六四”的評價是:“一位流亡的作家說，‘六四’運動使世界對中國人尊敬，塑造出中國人的新的形象。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認為‘六四’恰巧暴露中國人的醜陋面---封建，落後，說謊，野蠻，以及不可理喻，所謂的‘六四’英雄是出產在這種國土上的。如果形勢倒轉過來，我們有能力可以幫助其他國家，為其他國家排解糾紛，這英雄才是真英雄，否則，一群引起別人同情的流亡客而已。‘六四’只會使中國人面上無光。” 筆者曾問美國人對六四事件的看法，得到的回答是:“學生stupid(愚蠢)，政府crazy(瘋了)。”這就是我們偉大中華民族在外人心目中的形象。 ----------------- ～～～～～～～～～～～～～～～～～～～～～～～～～～～～～～～～～～～ ·白 夢· 同樣是《北京之春》，在一月號里一位叫馬悲鳴的撰文《再談六·四》，這位姓馬的先生把曾經激動過千千萬萬的優秀青年為國獻身的《絕食書》戲稱為“楊志賣刀”。這裡我要聲明的是，並不是因為我是《絕食書》的作者而在這裡表示抗議。請看馬先生的高見：“誰讓你去死的？還不是你自己。救你是義務，不救你是本份。你們毛大蟲不是說‘任何人都無權剝奪他人以死明志的權利’嗎？這麼說，楊志就是成全你嘍？！”馬先生說：“割據天安門達一個半月之久也是第一次，五四沒幹，五卅沒幹，三一八沒幹，一二九沒幹，反飢餓反內戰沒幹，這次卻由八九民運幹了。”這位馬先生還借著別人的口說：“我是天安門廣場折騰的主，不過平心而論，不開槍真是不行了，我替他們想辦法都想不出來。” 這樣公開鼓吹殺人，用這種小商小販似的流氓痞子語言和無恥態度在公開刊物上公然調戲自己民族尚在流血的歷史，真讓我不知如何面對。 … ～～～～～～～～～～～～～～～～～～～～～～～～～～～～～～～～～～～ “我是天安門廣場折騰的主，不過平心而論，不開槍真是不行了，我替他們想辦法都想不出來。”這句話的原意是幸災樂禍於逼共產黨開槍謀略的成功。可是卻被白夢曲解為“公開鼓吹殺人”。這難道是北大作家班的中文程度嗎? ～～～～～～～～～～～～～～～～～～～～～～～～～～～～～～～～～～～ ·一 凡·
在關於《再說六四》一文中，馬悲鳴先生認為：“由絕食開始的私占公共場地運動已經無法理喻。這時唯一能挽救學潮不遭徹底失敗的辦法只有方勵之出面勸學生撤退。但方勵之卻不肯出頭。”這一結論，令人無法信服。什麼是私占？當一個政府已喪失民意和人性，又不允許人民表達意願和願望時，人民自發行使法律和天賦的權利，表達公意或民意，這怎麼能歸結為“私占”呢？至於方勵之出面勸阻學生，任何人當時若親臨廣場或北大、人大、師大校園內，就會發現這種想法十分可笑。首先，廣場後期學生和市民的“群體無意識”日益增強，許多人在意識到中共內部發生分裂的情況下，奮勇爭前，從眾心理的民族性使局面難於駕駛。其次，幾十年來，共產黨既消滅了一切有組織的反抗，同時也致使反對派力量缺少運作實踐的機會和訓練。一旦運動興起並達到高潮，內部的問題也隨之出現。運動進入高潮後，外地學生大量進京，組成了外高聯，大有後來者居上，壓倒北高聯之勢；學運領導層內部對學運目標和手段的分歧，致使爭吵和激進勢力占了上風。北京當地學生即使後期撤出廣場，許多外地學生也不會響應，這也助長和增強了激進力量力主不撤離廣場的理由。相反，從中共領導集團內部看，中共超級強人鄧小平老謀深算，深具決斷力，在“統一”和壓服了各種內部意見後，以軍隊這種黨的專政機器為後盾，形成了統一和深具組織力、戰鬥力的勢力，比之鬆散的，未具政黨領導力量的民運組織更具速戰能力。第三，從運動的中堅力量看，這一代青年學生在改革開放環境下成長起來，在父母、祖父母的嬌慣和呵護下長大，他們身上既有不信邪、任性的特點，又有視上一代和老一代知識分子為軟弱、窩囊的逆反心理，這就決定了他們在絕食開始後誰去勸也沒用。況且從學運初期為了證明自己的獨立、自主，就聲言不受任何人的指使、利用。當時，許多勸阻的人，聲望也並不比方先生差多少，也被“奚落”了一番，知趣地退了出來，最後還是從眾參與進去。那種認為運動繫於一個人是否出面才能免於失敗的想法，沒有任何意義。
“六四”已五周年了，對於這場運動的是與非，成功與失敗的內容，人們應該客觀、冷靜地分析、總結，而不是對當事者冷嘲熱諷，挖苦奚落。這種譏諷的做法，既不能顯示事後的觀察者的英明、睿智，也不能證明發此高論者高瞻遠矚，洞若觀火。而馬悲鳴先生卻不是這樣，在《再說六四》一文中又說：“廣場最後冒出來的所謂‘四君子’若非投機份子，至少也是不識時務之輩。”對“六四”學生領袖，馬先生就更不包容了：“八九民運最差勁的地方就是領導者太左，輕狂浮躁；以至於既不懂戰略策略，又無法指揮，還聽不進過來人的意見。一再叫嚷不被別人利用，而實際上只能被別人利用。”學運確有許多值得總結的東西，尤其是本應落在成年人身上的重擔，卻由青年人稚嫩的肩膀擔起，這本身就是一大怪事；因而青年學生不同程度犯有輕狂浮躁病也屬必然。有不輕狂浮躁者，象馬悲鳴先生這樣的人，但你那時蹲在哪裡呢？至於談到既不懂戰略、策略，又無法指揮，這話就離譜了。從學運開始時，組織較嚴密、有效策略也對頭，口號和策略幾次隨著當局的對策而變，應變及時，秩序井然，超出了當局的預料，即使當時老奸巨滑的袁木也得承認學生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有帶鬍子的在後面”等等。當然，從整體上看，尤其後期變成民運，規模擴大後出現了許多問題，最終招致了鎮壓。但不可否認，策略上確有許多成功之處。例如利用趙紫陽講話和新聞媒體的放鬆控制的機會，幾次 “見好就收”(胡平先生對此作了很好的總結)，使得當局很被動，把共產黨幾十年來自認為一貫正確，視知識分子與學生為草芥的嘴臉暴露無遺，在全國以至全世界面前丟盡了臉。退一步講，若以軍隊的指揮標準或一個政黨的標準去要求十幾個或二十幾個學生領袖，那未免太苛刻和脫離實際。這也使人想起一種怪現象，即在海外民運團體和留學生中，個別人“隱士心態”十足，自認為自己比別人都高明，參與意識分毫沒有，別人來做之前認為做此事肯定不行，但別人把事做了，“馬後炮”準時響。你做也不是，不做就更不是，而他在旁指手劃腳比誰都高明，儼然一副領袖和舵手的風度，但卻犯了站著說話不嫌腰痛的古訓。身體力行者，象劉曉波先生，儘管有些做法過份，但也比專門站在一旁指責他人者更令人敬佩。周舵先生有句話也許點到了這種人的疼處：“有本事回來練。”當然這是氣話，也不全對，但至少可以作為一句“警世格言”，讓個別人冷靜一下。 同時，筆者在這裡也希望並奉勸海外搞民運的個別朋友，那種手持綠卡在海外罵共產黨，並嘲笑國內人士怯懦的人，在中國這樣一個永遠需要道德感召力的國度，是沒有市場的。 三、關於和解要以報復和索賠為條件 馬悲鳴先生在九四年三月號上更有高論，提出“和解要以報復和索賠為條件”。筆者在這裡一點沒有為周舵先生的觀點辯護的意思，只是認為過份強調報復和索賠太不現實。就拿兩德統一後的實例看，統一後，德國議會經過激烈辯論，決定公開所有當時東德安全部的秘密檔案，並對幾名槍殺跳牆者的士兵進行了審判，這在德國也引起了軒然大波，涉及一系列道德、倫理，連鎖責任、法律和制度的問題，而對昂納克的審判也不了了之。在法律上人們提出了一個這樣的根本問題：以基於不同社會制度、價值觀念所制定的不同法律，來審判這些人，是否公平。德國人現在也希望儘快地走出那段歷史，糾纏在內幾乎什麼也得不到，只能把共產黨那套階級報復的理論重演。原東德安全部的檔案顯示，至少有占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六百萬人涉嫌進去。這說明共產黨這種獨裁體製造成的惡果是：許多人既是受害者，同時又是害人者。從中共的鎮反、反胡風、反右，到文革，略微了解歷史的人就會看到，昨天的整人者，今天也許就成了被整者。當最高獨裁者一蹬腿死後，其他人都成了執行命令者，成了受害者，成了不明真相者。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去公平報復和索賠呢？從目前東歐和原蘇聯共產黨政權垮台後的情況看，還沒有哪一個國家採納馬先生這種“高論”。即使把浮在面上的敏感事件處理清楚，就很不易。而把中國近一億人成為受害者、本身又是害人者的這筆舊帳翻起，既無法做到，也不足取。說得誇張點，那樣做至少要打幾十年內戰，甚至出現幾個前南斯拉夫還不止。當然，馬先生若能找到一種辦法，把一切事實和責任能弄清楚並有公平的絕招，又令人信服，筆者願洗耳恭聽。 總之，探討理論，總結經驗，應該以客觀和理性態度對待一切，而脫離了實際，走向極端，就會變成言不成理，胡言亂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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