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三地 共同回顧中國高考制度走過的百年zt
打開這扇門，背後出現的是獅子還是美女？
2005年6月28日，上海11.2萬考生將迎來又一年的“放榜日”。
在松江二中就讀的廖成彪在分數揭曉前有一些緊張了。他今年第一志願報考了華東政法學院，雖說考下來感覺不錯。
幾家歡喜幾家愁。“放榜”之日也是全城父母揪心之時。曾幾何時，上海的《解放日報》和《文匯報》曾經全文刊登考生的成績和錄取名錄。可以想象，當時有多少雙眼睛熱切而緊張地在密密麻麻的名單中尋找自己孩子的名字。
從1999年起，全國普通高校擴招，“放榜日”不再那麼烏雲密布、電閃雷鳴了。上海紫荊中學的姚露莎今年參加高考，“放榜”之前，她說自己一點也不緊張：“父母沒有給我多大的壓力，只要考上大專就可以了。”
不過，到底寒窗苦讀了十二載，放榜之日，眾多高考考生面臨的，大概還將是一個難眠之夜。
我們再把目光往回推移。
前些日子，只要稍加留意，總能被各種匪夷所思的消息撞個趔趄。
來自眾多藥店的消息是：很多妙齡女生爭相購買避孕藥。她們的目的不是為了避孕，而是吃避孕藥可以延遲月經，以保證高考的正常發揮；來自交通方面的消息：北京某高校的播音系專業課招考當天，約有10萬家長和學生聚集現場，場面蔚為壯觀，京東交通頓時癱瘓。
這個炎熱的季節，走在社區里，誰的家裡有考生，你一望即知，因為他們的臉上清楚地寫着焦慮。
此時，也許沒有人意識到，廢除科舉的第100個年頭，正向我們逼近。
100年前，一次科舉考試往往能決定一個讀書人的命運。今天，科舉被高校招生考試(取其廣義，簡稱“高考”) 取代100多年後，回望這一段歷史，我們看到的又是什麼呢？
回顧指向的往往是未來。在科舉廢除百年之際，也是2005年高考“發榜日”的前夕，我們策劃了這個“百年高考 ”專題。裡面有不同年代的人對自己高考往事的回憶；有對百年來高考演變之路的忠實描述；有對高考制度與教育公平關係的反思。
我們希望通過這個專題，大致勾勒出中國近一百年的高考的概貌，更希望的是，能夠為讀者提供一些思考中國高考制度的未來的興趣。
1905-1949
1905年9月2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風雨飄搖中欲圖振拔的清政府詔准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此詔
書宣告了有着一千三百餘年歷史的科舉考試制度的結束。
科舉廢除之前，洋務求新人士已經開始興辦新式學堂，像本┣寤笱А⒕┦Υ笱煤蛻蝦Ｂ硐嗖唇ǖ摹敖系諞謊Ц備吹┕У認執噝！５招蹺ⅲ蟮制涫筆咳碩嘁暈卵檬橋悅磐岬潰欠牌憑伲亮蘇庋難茫雎范際歉鑫侍狻？憑偌確希籩詮勰畹母鐨碌於嘶 ?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高等教育也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民國時期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為行文方便，以下一律簡稱“高考”)施行各大學自主招生的政策，各自為政，各家獨立自主命題，雖然老學究們有時還會開開倒車。
比如，北平一所醫學院招生，國文考試題目是《卞壺不苟好時論》，題目出自《晉書》。可是，立志做醫生的學生又有幾個讀過《晉書》呢？只好全體交了白卷。
不過大勢所趨，新式考試的地位已無可動搖。原北大校長蔡元培和蔣夢麟年輕時也曾經參加過科舉，蔡元培還是翰林，但他們都主張“兼通新舊，融合中西”。在蔡元培掌校(1915年)之前，用馮友蘭的話說，“北京大學基本上是封建主義占統治地位的學校”，但考試制度似乎已非常新潮。
當時北大的高考分第一類和第二類，第一類將來進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別的不考，但中文和英文總是逃不掉的；第二類將來進本科的理工科，則要考數學。
和現在一樣，當時的高校也有名額的限制。
1915年，梁實秋考清華時，直隸省的分配名額為五名，報名的差不多有三十幾個人，初試先涮下二十幾個，留十名，複試再淘汰一半，遴選出五名。梁實秋雖然還是個十四歲的孩子，卻順利地進入第二輪。直隸省省長朱家寶在自己的府邸內考起梁實秋等十名考生來。作一篇作文，題目是《孝弟為人之本》，和八股文似乎也沒有太大的區別。看來，當時清華的改革較之北大，還有不小的差距。
當時，自主招生的大學在招收學生上還是相對寬鬆和靈活。1929年，錢鍾書和他弟弟錢鍾韓一起參加清華的高考。錢鍾書數學考了15分，要不是校長羅家倫賞識錢鍾書的國學和英文，竟要被拒之門外了。
錢鍾書的例子也不是當時惟一的個案，1922年，還有個叫盧冀野的學生考東南大學，數學更差勁，考了個鴨蛋，但因國文滿分，而被東南大學破格入取，轟動一時。
到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戰爭不斷的時局使得中國的大學教育大受影響，但在動盪不安的環境下，大多高等學府基本上依然保持了由蔡元培、梅貽琦等人呵護培育出的現代大學精神，在招生考試制度上，也大致沿襲了各高校單獨自主招生的傳統。
1949-2005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用胡風當年的詩句來說，“時間開始了”。華夏大地上的諸多領域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高等院校招生制度也迅速發生了變化：
1949年，高等學校沿襲過去單獨招生的方式。
1950年，同一地區高校聯合招生。
1951年，以全國大行政區範圍統一招生。
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發布關於全國高等學校暑期招收新生的規定，首次明確規定高等學校招生實行全國統一招生考試。至此，廢除科舉制度後一直施行的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徹底宣告結束。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廢除高考，高校停止招生。
1971年高等學校逐步舉辦試辦班，恢復招生。招收的新生初中畢業即可，但須經過兩年以上勞動鍛煉。廢除招生考試，改為“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覆審”。
“工農兵大學生”就是該非常時期的產物。著名的“白卷英雄”張鐵生就是一位明星式的“工農兵大學生”。
1976年10月，“文革”結束。
1977年8月，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在一次有四十多位教育界著名人士及官員參加的“神仙會”上決定：立即恢復高考。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正式恢復了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的制度。
這是結束“十年浩劫”後，在中國老百姓中引起巨大反響的第一件事。
1977年，新中國教育史上出現一個奇觀：為儘速彌補“文革”給高等教育帶來的耽擱和損害，決定在當年冬季就進行大學招生。於是，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幾個月時間內，神州大地就有了世界上有史以來聲勢最浩大的一次考試，參加考試的總人數達一千一百六十餘萬之多。
中國人的大學夢在此次的大考中獲得了最徹底而淋漓盡致的展現。它有太多的故事，也太令人回味。
著名導演張藝謀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考生。在此之前，他下鄉插隊，做了三年農民，後又調進咸陽棉紡織廠，當了七年的搬運工。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到西安進行全國恢復高考後的首次招生，張藝謀帶着自己的攝影作品去報考攝影系，卻因年齡超過兩歲而未獲准考權，他懷着最後一線希望給素昧平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求學信，還附上幾張能代表自己攝影水平的作品。這封信居然發生了效力——他被破格收入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
上世紀整個80年代，大學生被名副其實地稱為“天之驕子”，身上布滿了神秘而神聖的光輝。
與“天之驕子”不無聯繫的另一個詞是“黑色7月”。7月是中國高考的月份(自1979年到2003年)。不知具體從哪一年開始的，高考變得越來越充滿歇斯底里的氣息。千萬學子的十二年寒窗，就是為了7月7、8、9三日的“決戰 ”。
因為全國各地區發展程度不同，我國現行的統一高考制度，雖然實行了分數面前的人人平等，但各地之間錄取率、錄取分數線有很大差異，由此引發了“高考大移民”現象：一些考生從錄取率低、錄取分數線高的地區通過“移民”轉到那些錄取率高、錄取分數線低的地區參加高考。目前，“高考大移民”現象依然在各種爭論中頑強地存在、發展。
1999年對於許多考生和家長來說是值得紀念的一年，該年，全國高校招生數在1998年208萬的基礎上激增加了22萬人。此舉大大擴展了高等教育的受眾面，但也引發了關於“教育質量下降，大學文憑是否貶值”的激烈爭論。目前，擴招正如滾雪球一般愈演愈烈。
此外，近年來出現了系列高考單獨命題的試點改革，2005年，包括北京、上海、在內的13個省、市(直轄)實行了高考單獨命題。
張開濟
建築設計大師，南京中央大學建築工程系1931級
一切順其自然
“我看報紙上說，好些家長又是給孩子定出租車，又是租飯店，大動干戈。其實很沒有必要的。我的父母當年沒有管我，我兒子高考時，我也沒有管他們，一切順其自然。”
第一次到北京的人，很少有不去天安門的。到了天安門，幾乎沒有人不慢下腳步，注視天安門觀禮台。
天安門觀禮台的設計者，正是已經94歲高齡的張開濟老先生。
張開濟是新中國的一代建築大師。除了天安門觀禮台，他的作品還有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釣魚臺國賓館、北京天文館、三里河“四部一會”建築群、中央民族學院、中國高等教育部、全國總工會等工程。由於成績卓著，15年前，他被建設部授予“建築設計大師”稱號。
“我是1931年從上海考到南京中央大學的。”讓張老先生回憶自己當年的“高考”，的確有些勉為其難——畢竟那已經是74年前的舊事了。她的夫人在一旁說：“他現在記憶力差得要命，剛告訴他一件事情，一轉身他忘記了。”
張家家學淵源，張開濟先生的父親是復旦大學建校後第二屆畢業生中的第一名，學貫中西，他先是教書，後來受聘於上海文史館。
“當時我的父母是不同意我考建築系的，他們認為經濟對男孩子來說很理想的專業，對未來發展比較有保證。經濟系畢業了，好去銀行裡面工作，這樣的工作是有保障的‘鐵飯碗’啊。”張開濟先生回憶道，“可是我對父母說我喜歡建築，他們就讓同意我考考看。當時只有中央大學才有建築系，所以就報考了那裡。我估計，當時我父母的想法是，如果我考不上建築系，我只能死心塌地回來考經濟系。”
結果，天未遂父母之願，張開濟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學建築專業。
“我父親很不高興。是母親送我去的南京中央大學。當時還鬧了一個笑話，我母親當時很年輕，中央大學的老師看見我們母子，還以為我是來送我母親上學的，趕緊對我們說，女生宿舍還有的。”
張開濟和張永和是中國建築史上罕見的“建築父子”。而對於自己的兒子的高考，張開濟先生似乎並沒有過多的要求：“1977年恢復高考的時候，我的兩個兒子一個是小學文化程度，一個是高中文化程度，他們都已經在社會上工作了一段時間。我們當時比較擔心老大，小兒子的‘底子’相對要厚實一些。結果老大考上了經濟學院，老二上了南京工業大學——恰恰是我當年上的南京中央大學。後來，老大張保和在耶魯大學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後學位後定居美國，老二張永和也在美國獲得建築學碩士學位，並且在美國4所著名大學執教。”
到了90多歲，張開濟老先生才有了孫子，雖然目前還不用考慮到孫子的高考問題，但他對現在的家長對孩子高考問題的焦慮和各種匪夷所思的做法不以為然：“我看報紙上說，好些家長又是給孩子定出租車，又是租飯店，大動干戈。其實很沒有必要的。我的父母當年沒有管我，我兒子高考時，我也沒有管他們，一切順其自然。”
顧曉鳴
復旦大學歷史系旅遊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歷史系1962級
當年，我的高考是幸福的
“填高考志願的時候我心裡挺無所謂的，當時覺得被上海戲劇學院錄取肯定沒問題，所以七個志願都填的是復旦大學，復旦新聞系、中文系、歷史系、歷史地理系、經濟、哲學……就這樣一路填下來。”
1962年，顧曉鳴17歲，上海市62中學的高三學生。
這個平時經常不交作業，有點“吊兒郎當”的孩子在學校里很活躍，他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參加話劇組表演和繪畫上面。他一心想考上海戲劇學院的舞台美術系，因為“舞台美術系又可以表演話劇，又可以畫畫”。
藝術院校的考試比正式的高考要早，關於那次考試，顧曉鳴記得很清楚：“當時上戲錄取17名，一共有360個人報名。初試考的是美術，有60個人通過進入複試。”顧曉鳴進了複試，複試的題目是文化課和口試，這是他的長項，從考場出來的他信心滿滿。
緊接着就到全國高考了，這個時候出了一個變化：從1962年開始，所有的藝術院校的發榜結果都推遲到高考之後才能公布。為保險起見，自覺被上戲錄取毫無問題的顧曉鳴還是參加了高考，他選擇了考文科。當時的志願要先填的，他全部填了復旦大學，從復旦新聞系、中文系、歷史系、歷史地理系……一直填到哲學，七個志願填得滿滿的。
考語文那天，顧曉鳴一看到作文題目的時候就樂了：“我那次真的是撿了一個大便宜，1962年以前的高考作文題都是很‘左’的題目，或者就是《我的爸爸》、《一件難忘的事》之類，發揮的餘地不大。而62年的作文題是《雨後》，這個題目的文學性很強，考的是考生的文學積累，很多同學都愣住了，而我平時就很愛看課外書，知識積累得很多，非常占優勢。”
考完試後的顧曉鳴很瀟灑：“當時心態很放鬆，一方面是覺得上戲那邊應該沒有問題了，另一方面我們那個時候高中生畢業都是包工作分配的，並不是一定要上大學。”於是，他立刻又投入到話劇的排練中去。
成績出來了，可惜，沒能如願考上上海戲劇學院。但有些失望的顧曉鳴卻在一天早上8點多鐘等來了他的第三志願— —復旦大學歷史系的通知書。後來他知道，語文幫了他的大忙，作文92分。
今年60歲的顧曉鳴覺得他們當年的高考是幸福的：他從來沒把高考當作個什麼事兒，像後來許多人那樣把命和前途都押在上面。他有時會在復旦的講堂上問他的學生高中是如何度過的，大部分學生說的都是學習，只有一個說曾經在電視台實習過。對此，顧曉鳴稱：“我當時就搖着腦袋想，當年我們其中最差最不會玩的孩子都自己裝卸過礦石收音機呢……”
曹文軒
作家，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大1974級“工農兵”學員
我沒有高考故事
“我的孩子高考的時候，總是叫苦。我說不要叫，你學到晚上11點，我們做家長的還來陪着你。可是我像你這樣大的時候，還在田裡割稻子呢，又有誰端着牛奶在一旁候着？”
一張口，曹文軒就說，他沒有高考故事，因為他是被推薦保送的工農兵學員。
曹文軒一生感謝王德義老師：“她是我的恩人。如果沒有她，我就上不了北大：如果沒有上大學，我只有兩種人生可能：要麼始終和土地捆綁在一起，要麼在地方上從政。”
曹文軒的人生奇蹟，發生在他的20歲。他的父親是個小學教員，既無權也無勢，而且貧寒，這樣的家庭背景。若沒有特殊的才能，好運通常到不了他那裡的。曹文軒總是在想，自己何時才能離開“牲口一般”的鄉間勞作。
鹽城不大，江蘇省里下來的高校招生名額，分配到那裡，只有一個。1974年某天，曹文軒接到一個電話，是北大法律系的老師王德義打來的。她要他進城來見個面，後來知道那是個面試。由於業餘創作，曹文軒在當地頗得名氣，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這個名額居然被他得到了。王老師見到曹文軒，對他說：“你去北大吧。”當時北大招生是具有優先權的，王老師最先把曹文軒的檔案拿到手裡，這決定了20歲的曹文軒的未來的命運。
“工農兵學員的招生，並不像想像中那樣一團亂的，也是很有章法的，事先要通過數學和物理的考試。由於名額有限，所以更難。”曹文軒說。
鄉中子弟被北大錄取，這在當地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同時也是巨大的榮耀。曹文軒清晰地記得，當時鄉親、朋友以及同學，湊了糧票和錢來，父親還請木匠為他新打了木箱子，當時是雨季，等那箱子到了北京，便裂了一個大縫，足以鑽進一隻耗子去。
曹文軒被保送到北大圖書館系。學了1個月的圖書分類法，便轉到中文系去了。他當時並不知道，自己開創了北大歷史上轉系的先例。大學畢業時，北大要他留校任教。曹文軒不干，回到鹽城老家，結果北大一直按時給他寄發工資，“我整整領了一年半的工資，實在不好意思，還是回來了。現在讓我去哪，我都不適應了，只能待在北大”。
在北大執教二十幾年，曹文軒教出了一批如劉震雲、陳建功那樣的學生。談到高考的殘酷性，曹文軒覺得，競爭是現代社會正常而普遍的事情。要想讓普通家庭的孩子通過平等自由的路徑進入高校，那中國除了高考這種方式，沒有別的辦法。
“我的孩子高考的時候，總是叫苦。我說不要叫，你學到晚上11點，我們做家長的還來陪着你。我像你這樣大的時候，還在田裡割稻子呢，又有誰端着牛奶在一旁候着？”曹文軒認為，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苦難。有個細節總是被忽略，當下這個時代的語境，是個“享樂主義時代”的語境。我們這個時代，缺少了苦難教育，家長自己曾經經受的苦難，不願意讓孩子來承擔，他們過分地渲染了孩子的苦。“但我認為，這種苦難，是不能省略的”。
“高校招生的名額就那麼多，誰能上，誰不能上？誰能上名牌大學，誰不能？總是要通過考試決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競爭將永遠反映在高考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