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六乙
“人藝”導演，先鋒戲劇的領軍人物。
中央戲劇學院1982級
一看是通知書，我的腦袋就開始充血
“我第一次高考，落榜了。”光頭導演李六乙語調平和。
1978年，中國恢復高考後的第二年。當時李六乙有着明確的理想，就是考哈爾濱軍工大學，當物理學家。然而事與願違，他的最初的夢想因幾分之差而破滅。
第二年他在家待業一年，到了1980年，他決定報考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於是1980-1982年，他在家自學了3年。
整整3年，李六乙每天騎自行車到四川省圖書館——早上9點準時進去，晚上9點出來，1000多天，不敢間斷。
泡在圖書館裡的那3年，李六乙看了大量戲劇理論方面的書。80年代初，全國展開了“美學大討論”，他的閱讀開始涉及美學、哲學、歷史等領域，他的大部分知識儲備，都來自那個階段。李六乙書讀得越多，就越有自信。1982年，當他把自己的論文寄到中戲的時候，對考上中戲已經胸有成竹了。
那年的4月，中戲的熊源偉老師來到成都——他負責西南考區的招生工作。去之前，有人跟他說，四川有個小子論文寫得很厲害，要他留意。“我那時年輕氣盛，讀了幾本書就喜歡賣弄。我論文的標題是《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與中國戲曲之比較》，後來在考場上，我對答如流”。專業考試，李六乙是西南考區第一名。
“考試那天，我記得除了主考官熊源偉，旁邊還有一位老師，一直默不作聲。末了，他突然發問：勞遜《電影戲劇編劇》一書的精髓是什麼？我答，強調意志衝突。他笑了笑，什麼也沒說。接着是作品分析考試。一幫考生們被帶到電影院裡，好像看的是鄭洞天的作品《鄰居》。我進去的時候，手上拿着紙和本，結果被後面的人一撞就找不到了。這時旁邊有個人笑着說別着急，我幫你撿。我認出是考場上問我問題的老師。後來進了中戲，我才知道，他就是現在中戲的名譽院長徐曉鍾先生” 。
論文和作品分析之後，李六乙被通知赴京參加面試。“面試包括小品、朗誦什麼的。我根本不會考。那些北京考區的考生，都是專門請了老師進行了專業訓練的，我根本沒有這方面的準備呀。”李六乙不記得當時得了多少分，他只記得他用成都話朗誦了一首詩。
等待結果是最折磨人的。“在考場上結識的那幫考生，文化課考試之後，來往頻繁起來。到後來就開始傳消息，人心惶惶的。有個考生的父親是新華社駐成都記者，她的消息最多”。
到了8月底，李六乙的通知書還沒有到來，家人就開始着急了。有一天，家在成都市川劇院的一個考生給李六乙打電話，說他的通知書地址寄錯了。李六乙家在四川省川劇院裡，結果寄到了成都市川劇院。這個小小的疏忽，着實折磨人。
“我跳上自行車就奔成都川劇院了，到那兒打開信封，一看是一張紅色的通知書，我的腦袋就開始充血”。就這樣，李六乙成為他們那個院子，甚至是那條街道上的第一個大學生。
鄭淵潔
著名童話作家，擁有億萬讀者，無高考經歷
“考試是我的弱項，所以我特別怕考試。恢復高考那年……我的女友要求我去參加高考，我跟她說，我不去。她問為什麼，我說那是自取其辱——我肯定是全國的負狀元。”
鄭淵潔是個怪人。
20多年來，鄭淵潔的童話書刊總印數已經超過7000萬冊。他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童話作家。無論世俗的金錢標準，還是事業標準，他都站在“成功人士”之列。然而，當年他拒絕了高考。他的兒子也是一樣。
鄭淵潔22歲那年，國家恢復了高考。那些想通過上大學改變命運的人，無論男女老少，都爭先恐後去參加高考。鄭淵潔當時有個女朋友，女朋友的父母要求他也去高考，鄭淵潔死活不肯，女朋友因此跟他分手了。
“考試是我的弱項，所以我特別怕考試。恢復高考那年，我已經從部隊復員，當了工人。我從小考試就不行，我記不住要考的內容。我還有一個缺點，就是愛走神。比如我小時候，老師說水的事，我就會想到鯨了，接着我就想到一頭鯨把一條船吃到肚子裡去了，接着我就想到一個小女孩被鯨吞到肚子變成什麼……就這樣越想越遠。等到該交卷了，我還沒答完呢。我的女友要求我去參加高考的時候，我跟她說，我不去。她問為什麼，我說那是自取其辱——我肯定是全國的負狀元。”
娶妻生子，一直就是鄭淵潔的夢想。沒有什麼事情比與女朋友的“分手事件”更能打擊他了。鄭淵潔從此發誓絕不參加高考，並且還要混出個人樣來，讓前女友的家人看看。
怎麼才能不用通過高考也能獲得人生成功呢？鄭淵潔就坐那兒想，想的結果是——寫作。因為小時候的一次命題作文的經歷，讓他覺得自己是全天下孩子中，作文寫得最好的一個。“那次老師出的作文題是《我長大了幹什麼？》，別的同學寫的都是遠大理想，我當時想選一個很極端的職業，寫我長大了當掏糞工人。老師一看，覺得這孩子有思想，就把我這篇推薦到《小學生優秀作文選刊》上了”。
從此以後，鄭淵潔就感覺誰的作文都寫不過他，開始喜歡上了寫作。
鄭淵潔拒絕高考，他的兒子也沒有經歷過高考。鄭淵潔甚至不讓自己的孩子去學校受教育，他親自編寫了50萬字的教材，自己給孩子上課。前些年北京某報招聘的時候，他的兒子鄭亞旗開着寶馬跑車去應聘。鄭亞旗對當時負責招考的總編輯說：“工資好說，只要能給我個車位就行。”這事在北京的傳媒圈傳為趣談。
有趣的是，也許是由於逆反心理，鄭淵潔的小女兒卻因為喜歡學校而上了學。對此鄭淵潔說，要是將來女兒參加高考，他也會和別的考生父母一樣：“等閨女高考的時候，我就在在考場外等着，手裡拎着一桶王八湯。”
俞敏洪
新東方英語學校校長。北大1980級
“第一年高考，我英語考了33分吧，差了5分……第二次參加高考，我進步了，外語考了55分。但是我報考的那所學校的錄取分數線也漲了——60分，結果又差了5分。”
據說，中國在國外的留學生當中，有70%通過新東方走出國門的。
那些遍布世界各個角落的新東方弟子，也許根本想不到——他們的校長俞敏洪先生，兩次高考都是在英語上走了麥城，遭遇“5分滑鐵盧”。
“第一年高考，我英語考了33分吧，差了5分。於是我回到農村干農活去了。”俞敏洪邊干農活邊自學，“當時農村還沒有電燈，我每天在煤油燈底下學。第二次參加高考，我進步了，外語考了55分。但是我報考的那所學校的錄取分數線也漲了——60分，結果又差了5分。”
面對高考失敗的兒子，俞敏洪的母親想方設法為兒子聯繫了城裡的補習班。去城裡補習之前，母親對俞敏洪說：“沒什麼大不了的。考上最好，考不上也不吃虧。”
“本來第三年已經不打算考了，一是家庭也沒有這個經濟實力，另一個原因是考了兩年都沒有考上，一般的農村孩子就放棄了。所幸的是，我母親支持，我堅持下來了”。奇蹟終於發生了，本來俞敏洪只是想考一個地方上的師範院校。結果， 1980年的第三次高考，他卻意外地考上了北大。
於是，俞敏洪從江蘇的農村來到北京。
這個經歷，讓俞敏洪總結出一個人生信條。那就是，如果一件事，你努力了，但沒有成功，人生不會因此變得更糟糕；如果有成功的可能，為什麼不去努力爭取呢？
他還有一個著名的“揉面定律”：“人剛開始沒有任何社會經驗，也沒有任何痛苦，就像一堆麵粉，手一拍，它就散了。可是你給面加點水，不斷揉搓它，它就有可能成為你需要的形狀——雖然它還是面，卻不會輕而易舉地折斷。你不斷被社會各種各樣的苦難所搓揉，揉到最後，結果是你變得越來越有韌性。”
俞敏洪喜歡插秧。小時候，每次插秧比賽，他都是拿第一。“實際上人的智商都是差不多的，關鍵是在於兩個差別：一個是你面對失敗重新去做的能力，還有一個是你的心理承受能力”。
對於俞敏洪來說，考大學就跟插秧似的。
中央電視台資深主持人。首師大1984級
她有兩個永遠：一是永遠獲得作文比賽冠軍，二是理科永遠要補考。那些文科老師看見她就眉開眼笑，而理科老師老遠就皺眉頭。
“我上師大，完全是因為志願填錯了。”21年後，當中央電視台著名主持人張越回憶當年的高考結果時，仍能感覺到命運之手奇異的魔力。
張越說，如果不是上了師範大學，她現在也許會貓在某個編輯部里，蔫不答答地作一個文學編輯。
張越的父母都是職員，現在看來，他們是很早就深得西方教育之精髓了。重點中學，競爭激烈，但張越的父母並不干涉她的愛好。張越喜歡看文學書，他們就給她買回來，儘管家裡的經濟並不寬裕。對於成績，他們也不像別的父母那樣焦慮，高考的那幾天，母親只是交代張越的姐姐“中午給她弄點吃的”，班裡同學有家遠的回不去，她便帶回家來吃飯。高考那三天，張越家中午總是很熱鬧。
在北京55中上學的時候，張越是個嚴重偏科的學生，當時她有兩個永遠：一是永遠獲得作文比賽冠軍，二是理科永遠要補考。那些文科老師看見她就眉開眼笑，而理科老師老遠就皺眉頭。
她清晰地記得，高考分數公布以後，有一天她在街上遇到數學老師。“我們老師差點從自行車上摔下來，他老遠就大誇我進步很大”。其實張越當年的高考數學成績是59分，這樣的分數，在55中那樣的重點高中，簡直是奇恥大辱。
由於偏科，張越的高考選擇顯得有些狹窄，她的理想職業是作家和律師，而絕非教師。1984年的夏天，當張越接到首都師範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幾乎暈厥。
“我第一志願是北大中文系，接着是南京大學中文系。我心想要是做不了作家，做個律師也不錯，所以第三志願是中國政法大學”。誰料到，由於上世紀80年代教師待遇比較低，師範大學生源不足，所以規定師範類院校提前調檔。而首都師範大學是張越的第10志願。陰差陽錯，就是這個第10志願，導致張越的檔案連北大、政法的面兒也沒有見到，也使得張越的作家夢和律師夢徹底破產。
開學的第一天，張越就找到學校，要求退學。教務主任很耐心：“這是你自己填寫的志願，而且你寫了‘服從分配’ 的。退學可以，但4年內你不得參加高考。”她只好灰頭土臉地回去上課。大學畢業後，很不情願地做了多年教師。後來去電視台做主持人，則是另外一個偶然。
最近幾年，張越採訪了大量農村婦女，尤其關心她們的受教育問題。採訪中，她感覺到，對於大量的農村青年來說，高考幾乎是他們惟一獲得未來的路徑：“雖然現行的高考制度很不完美，但它有存在的合理性。”
賈樟柯
中國“第六代導演”之一，北京電影學院1993級
有人告訴他想當導演就要考電影學院，而且千萬別考導演系，“什麼系好考你考什麼”。
高考屢次落榜的經歷對於賈樟柯而言，也是一種獨特的人生體驗。
這個曾經留着中分長發、大熱天穿軍警靴、白色套頭圓領背心上畫着手繪雷鋒像的小混混，如今已經成為中國第六代導演中的翹楚。當年由於高考落榜而自費去山西大學學美術的他，無意中愛上了電影，立志將來要自己拍電影。連考三年，終於考上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
1970年，賈樟柯出生於山西汾陽，父親是中學語文老師，母親是售貨員。賈樟柯的數學成績很差，直到高考前他連解析幾何和立體幾何都分不清。他的整個中學時代，就是寫詩寫過來的，和同學組成“沙派詩會”，印了三本詩集，那是他反抗壓抑生活的“處女秀”般的狂歡。但也因為過度迷戀詩歌而荒廢了學業，第一年高考賈樟柯慘烈地落榜了，傷透了父親的心，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是八十年代，越來越升溫的高考熱呀！”
1990年，賈樟柯面臨着當兵或者繼續考大學的選擇，由於父親的堅持，他背上行囊自費去山西大學念美術，因為那裡不用考數學。拿着父親給的學費和生活費一共300元，賈樟柯開始了獨自討生活。
在山西大學學油畫的兩年，賈樟柯住在太原郊區的村民家裡，隔壁有一家公路電影院，有一天賈樟柯實在無聊，買票進了影院，看了陳凱歌導演的《黃土地》，一邊看一邊流眼淚。看完之後，發誓以後一定要當上導演。
怎樣才能當上導演？賈樟柯到處問人，有人告訴他想當導演就要考電影學院，而且還跟他講千萬別考導演系，最難考，“什麼系好考你考什麼”。最後賈樟柯選擇了北京電影學院的文學系，因為報的人少。結果一考就是三年。
那時在山西太原的補習班裡的同學大多一年沒考上就回家了，像賈樟柯這樣的考了一年又一年的很少見。家人和朋友都以為他中了邪。連漸漸失去耐心的父親也罵他不務正業……1993年，賈樟柯終於接到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的錄取通知書。
水木年華演唱組合。清華大學1993級
“總是夢見高考了，好多參考書還都沒看呢。一急，就醒了。”
水木年華用一個詞來概括高考：噩夢。
水木年華的兩個成員，繆傑是北京孩子，而盧庚戌則來自遼寧營口。高考時，他們一個是北大附中的理科第二名，一個是營口的理科狀元。兩個從名牌高中到名牌大學的孩子，竟然這樣詮釋自己的高考經驗，真讓人吃驚。
“沒有什麼比高考更狠的事兒了。從小到大，為了高考這個目標，我們犧牲了多少童年該有的自由與樂趣。當然，殘酷的考試才能選拔出綜合素質高的人，那些心理素質稍差的人，登時便將落於馬下。”
現在高考的志願程序做了調整——先出成績，再填寫志願，但水木年華似乎更喜歡以前的那種程序——先填志願再高考。“藝高人才膽大”，看來，“70後”們更喜歡刺激。
高考的當口兒，父母比他們更緊張。繆傑的父親每天早上6點準時叫他起來，父子倆一起散步。“第一天考下來，我嚇得夠戧。我語文成績是最差的，那天的天兒特別悶熱，後來還下起了大暴雨。我的心都涼了。我家外面有工地在施工，晚上一有響動我就失眠”。繆傑上的是實驗班，裡面是一水兒的人精，個個驍勇善戰。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
“我屬於芝麻開花型。從初一到高三，我從來沒進過班裡的前10名。‘一模’(即第一次模擬高考，考卷由中學校方組織命題)我考了624分，就有人側目，‘二模’我考了640分，同學開始竊竊私語。等高考成績出來，5門課我竟然考了650分，全校第二。我爸就高興了，說要給我買吉他”。
繆傑從小喜歡音樂，中學時曾經自己攢錢，買了一個100多塊錢的吉他。這回考了650分，這個分數，基本上是 “指哪打哪”的“。那天，我和父母，三個人騎了3輛車就奔琴行了。我父親一高興，給我買了兩把，都是四、五百塊錢的高級貨。”
高考成績出來後，繆傑班裡同學一起去青龍潭玩：“我一高興，就跳到潭裡游泳。我記得特別清楚，當時颳大風，我一下去就嗆了口水。心裡想，我這650分來的不容易，可不能交代在這啊。”
從小，繆傑就喜歡做各種各樣的夢。大學畢業以後，基本上就只做一種夢了：“總是夢見高考了，好多參考書還都沒看呢。一急，就醒了。”
已經畢業7年的繆傑，做了整整7年的噩夢。
一次性的高考標準永遠是相對的。對一個地區而言，能夠把本地相對而言最優秀的學生選拔出來，就完成了考試選拔的任務。對於有其他要求的高校，則可以再加試有關的內容。總之，應當在地方化、多樣化的思路中去實現教育公平的理念，而不是相反。
我國現行的統一高考制度，具備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數面前的人人平等；但實際錄取學生採取的是分省定額、劃線錄取的辦法，各地錄取定額並非按考生數量平均分配，而是按各地高教資源的狀況，以及優先照顧城市考生的準則。因此出現各地之間錄取率、錄取分數線的極大差異，加劇了地區和城鄉之間原本已經存在的教育不平等。
地區之間錄取分數的極大差異，反映的其實是不同地區高考錄取率的差異。值得認識的是這一招生政策的來由和理論依據。我認為，造成這一現實既有歷史形成的高等教育資源集中在少數地區和大城市的原因，也有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優先照顧城市考生的取向，而後者是特別值得討論的。
在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下，公共政策是以“中央”、“國家”的利益和價值為中心的，較少考慮城鄉、地區和階層之間的利益平衡，並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現實中逐漸形成了一種以城市社會和居民為出發點的“城市中心”的價值取向。教育作為一種公共產品，也具有一種社會福利的性質，尤其是過去免費的高等教育，也長期暗含着一種“城市優先”的價值。
優先吸納城市應屆畢業生的一個具體原因，是在傳統的就業格局中，通常認為農村不存在失業問題，升不了學可以參加農業勞動，而城市青年的大量失業則會造成社會問題。由於市場經濟主要是以地理空間為單位和以地方經濟發展為主構建的，隨着城鄉青年就業的市場化，農村勞動力的廣泛流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在計劃體制下形成的這一政策顯然已經失去了現實合理性。
這種城市取向同時存在於考試內容和考試科目上。目前的全國統一大綱、統一教材和統一標準，主要是以城市學生的學力為依據制定的，這對於教育資源極為匱乏的農村和邊遠地區的學生又是一種不公平。也可以視為由於“規則的不公”導致城鄉兒童在受教育機會上“起點的不公”的顯例。近年來，一直有在高考科目中增加英語口語和計算機水平測試的呼聲。這一設想如若實行，無疑將進一步加劇城鄉學生之間的不平衡，使更多的農村和邊遠地區學生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高考制度要儘可能地兼顧教育公平，以利於農村學生和貧困學生進入高等教育，應當根據變化了的現實予以改變和調整。由於各地教育水平的實際差異，以及各地在高考評分上事實上存在的差異，按照高考分數大排隊的做法不僅缺乏操作性，而且也不一定更為公正。比較合理的改變辦法，是根據各地的考生人數確定大致相同的錄取比例，這意味着減少大城市而增加人口大省的錄取比例。同時，高考和高校招生的逐漸地方化，應當成為高考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在中國人口如此之多、地區差距如此之大的現實中，應當主要由各地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確定考試科目和考試水平。
一次性的高考標準永遠是相對的。對一個地區而言，能夠把本地相對而言最優秀的學生選拔出來，就完成了考試選拔的任務。對於有其他要求的高校，則可以再加試有關的內容。總之，應當在地方化、多樣化的思路中去實現教育公平的理念，而不是相反。
影響高等教育公正的一個新因素是腐敗現象。
近年來高考中出現的嚴重的腐敗行為加深了我們對教育公正問題的認識，為了維護目前社會上相對最為公正的制度不被玷污，高考制度必須走向法制化。人們已經認識到，高考舞弊行為之所以屢禁不止、漸趨嚴重，一個重要原因是有關的法律法規不夠健全，處罰太輕。中國歷來十分重視考試，明清兩代的律例中，對科舉舞弊行為的處罰規定得極為明確和嚴酷。對於高考這樣嚴肅的國家考試，應當有專門的法律加以規範，或者在相關的法律中對高考舞弊行為處罰作出更明確、更嚴厲的規定。
香港
香港的高考制度，受英國影響比較多。
曾於1941年就讀香港理工大學的“飛虎隊”飛行員龍啟明老人說，那時候不用考試，中學畢業可以直接念預科，一年後升入大學。
不過，現在香港的“中六生”(高中畢業生)入學，要完全按照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申請。
香港的大學聯合招生辦法，是協助應屆或者往屆學生申請修讀大學課程的主要途徑。中學會考和高級程度會考成績，是高校考慮錄取學生的主要依據。在學生提出申請時，過去9年內的會考成績將被送往各院校，作評核用。
具體的入學事宜，則由大學聯合招生處代表參與招生的院校處理。這些院校包括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等八所大專院校。
由於錄取名額有限，招生院校一般要對眾多申請人進行甄選。根據對各申請人的評核結果，依等第次序錄取。
台灣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教授告訴記者：1895年日據之後，一直到台灣設省之前，台灣的學子還會到福州參加鄉試。
劉海峰說：“台灣地區真正的高等教育，是1949年，國民黨退居台灣以後，剛開始各高校獨立招考。1954年實施聯考，只有台灣大學等四所院校，1955年，又有政治大學等陸續加入。”
據介紹，在1984年之前，聯考的科目都是一個模式。1984年，台灣對聯考進行改革，在科目的設置和計分方法上作了改變。但這種改革也導致了“應試教育”所具有的一切弊端。1992年，台灣聯考又提出了新聯考方案。
新的聯考每年兩次，寒假和暑假時期舉行，統一筆試、依分數及考生志願分發學校。
2002年，台灣正式實行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劉海峰說：“這就是外界所說的取消聯考。其中，70%的學生還是要靠聯考，20%的通過甄選和推薦，還有一部分是申請入學。後來因為推薦考試易滋生腐敗，從去年開始，又把推薦重新併入了甄選。”
澳門
在葡澳政府管治澳門的400多年時間裡，比較倚重正規官校(政府創辦的學校)的發展。
真正的轉折點是在1987年4月中葡兩國政府簽署聯合聲明後。來自澳門高等教育輔助機構的消息說，現在澳門高校都具有單獨招生的權力。考生可以同時報考多所大學，而高校則根據考生的高考成績，擇優錄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