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晚十一點過後，我開始寫博文。二天前，我在“和訊”上掛了一篇文章：《那年，河南百姓幫日軍消滅了20萬國軍》。沒想到文章掛出後即刻招來一片申討聲，而共鳴之聲卻是那麼微弱。在此，我不求共鳴長在，但求理解萬歲。

那麼，我們需要什麼的理解呢？又該用何種目光來面對那段悽慘的歷史呢？就在吃晚飯之前，女兒從書桌下理出一大堆上學期的課本書，讓我明天去賣掉。其中那本《歷史》（八年級第二學期）課本書引起我的注意。打開一看，其中竟有我想要評估的“豫湘桂大戰”介紹（河南“豫中戰役”是第一戰）。

《歷史》教科書編寫者以醒目的黑體字標出：“豫湘桂大潰敗”最根本原因是由於“國民黨的黑暗統治”所造成的。書中這樣解釋那時的大背景：“抗日戰爭時期，四大家族進一步加強官僚資本的壟斷地位。金融方面，通濫發紙幣、公債等手段，對人民進行掠奪；工業方面，以‘加入股份’，‘共同經營’等手法，吞併民族工業；農業方面，實行田賦徵實的糧食徵購制，不斷增加農民負擔。四大家族的經濟壟斷，使國民黨統治區工農業生產下降，廣大人民生活日益困難，階級矛盾日趨尖銳。”

那幾年，正是河南鬧災荒最嚴重的年頭， 國民黨政府對農民下達的征糧賦稅指標卻一分一厘也不減少。《時代周刊》白修德記者在報道中這樣寫道：“一天晚上，我們住在一支軍隊的司令部里，一群中年男人來拜訪我們，他們說他們代表本地區的農民擬定了一上呈書和一份報告，請求我們帶到重慶去，每個文件都給了我們兩份。報告書中說：全縣15萬人中，已經有11萬人完全斷炊了。每天約有700人在路上長眠不起。另有約700人處於垂死狀態。自從災荒開始以來，政府發放的救濟糧為1萬磅米糠麥麩。我們同這群人中領頭的進行了交談。他有土地嗎？有20畝。他收穫了多少糧食？每畝15磅。稅收是多少呢？每畝13磅。”

對此，災民們徹底絕望了。官逼民必反，老百姓不造國民黨政府的反，還會造誰的反？退一步來說，就算是日本鬼子不在這個時候打過來，老百姓也會站出來，用各種有生力量解除當地國軍的武裝。不解除國軍武裝就無法避賦稅，不避賦稅就看不到活下去的希望。

如此這樣腐敗、讓百姓生存權力都無法保證的政府，河南人誰還會去擁護它？日本人這時候打過來，搶占國土，控制河南，老百姓拍手稱快還來不及呢！河南老百姓心裡非常明白，在這個時候誰要是挺身而出，誓死捍衛民國政府，一定會被災民們當作“漢奸”罵死。蘇區的百姓或許也會跟着罵：誰捍衛“民國政府”誰就是在捍衛“黑暗統治”。因為“民國政府”與“黑暗統治”是劃等號的。正如我手中這本《歷史》書上所下的定義：“黑暗統治”就是“民國政府”一個符號。

或許河南百姓解除5萬國民黨軍隊武裝分明就是愛國行為，但這行為表現不是時候。試想，抗戰結束後，許多抗日將領比如去緬甸的遠征軍孫立人、台兒莊血戰總指揮李宗仁，包括雖然在“豫中戰役”敗北，但好壞也曾為抗日出過力的湯恩伯，這些將軍在抗戰結束後都紛紛成了反共鬥士。或許他們本不想打內戰，但蔣介石堅決要打，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河南百姓解除了5萬國民黨大軍的武裝，這為共產黨的軍隊解放全中國小掃了一條路，並減少了人員傷亡。否則在戰場上想要輕而易舉地消滅對手5萬有生力量，這絕不是談何容易的事。

讓日軍最大限度地消滅國軍，多占領一份國統區的土地，這就是愛國行為。這個觀點看上去有點荒唐。然而提出這個口號的恰恰就是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同志。毛澤東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P182頁）。毛澤東還說過一句十分精典的話，那時中日剛恢復邦交正常化，日本來了一批政客，毛澤東同志握住他們的手說：“感謝你們！沒有你們的侵略，就沒有今天的我們。”

毛澤東同志說這番話或許有一點幽默成份，大家不要見怪，畢竟他老人家是在說真心話，我們不能說毛澤東同志不愛國。

說起“愛國”， 我想起小時候看過一部叫《鄧世昌》的電影，鄧世昌與他的海軍戰士們為抗擊日本瓜分中國領土的侵略野心在海上與之奮勇拚殺。為保衛中國海疆不受侵犯，最後浴血壯烈犧牲。我想，沒有人會認為鄧世昌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英雄。我接着要說孫中山，孫中山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傑出的愛國主義者，這點沒有人會說否。在鄧世昌壯烈犧牲的前後期，孫中山在幹什麼呢？他在1894年發動了“廣州起義”，那時清政府正處於中日戰爭史上最慘敗之時。孫中山幾度密見日本領事，要求提供推翻政府的武器。當日軍占領我膠東半島後，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趁機大量發展由日本浪人和日本中下級軍官組成的革命黨人來擴充自己的軍隊，發動新的軍事革命，以推翻中央政府。如果說鄧世昌是愛國的，那麼孫中山的行為又是屬於什麼呢？

歷史總是很搞笑的，有時也愛開玩笑的。眼前就是一例：手中這本《歷史》一書，介紹了中國遠征軍入緬甸抗日，重創日軍，戰績巨大，卻沒提遠征軍軍長孫立人一個字。為什麼會這樣？只因為他後來與林彪交戰了。（如果我們連自己歷史都無法在學生面前正本清源，那麼又怎能阻擋一衣帶水的對手在彼岸篡改歷史呢？）

廢話少說，現在回到文章主題上來。1944年，河南百姓解除了5萬國軍武裝，這不是愛國行為！而是一場歷史悲劇。多少年來，我們一直把“愛國”當作一種神聖的信仰物加以朝覲；把“人民”想象成那麼高貴、厚重。我們抱着凝重的崇敬之心去愛，去思考。“愛國”成了我們共同信奉和追求的、至高無上的倫理價值，它可以取代其它一切的道德價值尺度。然而很多時候，“愛國”是以悲劇的面目出現的，這種悲劇之臉往往又是以“革命”的名義孽生的。人民，既是“愛國”的扮演者，同時也是“愛國”的受害者，它被嚴嚴實實框定為對本民族和本國家的一種忠誠表現。

於是這樣，在我們幼小的時候，我們的政治老師便把這種“忠誠” 一塵不改地刻在我們的心坎上。我們自以為這就是對政府最崇高的敬愛，而不是文革時的那種“愚忠”表現。我們的父輩們又嚴格地讓我們將這種“忠誠”當作一個貞操完美地保護起來。我們的“愛國”情結就是這樣被一點點灌輸與培養起來的。在“愛國”一茬茬爐火的陶冶下，我們終於成為一群沒有特別的稟賦、特別的愛好，只靠一種思維模式存在的清教徒。雖然我們變得面目全非，但還是相信自己總有一天會修道成佛，成為一名超脫凡境的真人好漢。

歷史的悲劇不能再演。河南人，你們看了我的文章不要怒目而視。如果你愛你的省會，那麼就把今日河南的歷史概念與六十年前演繹的歷史悲劇區別開來。你們有權申討那時的國民政府因腐敗和長期治理無方所造成的悲劇，但絕不可以“河南人”的名義抹去那段歷史的存在。

河南人，你們盡可以對我的文字進行大批判，或許這能代表你們熱愛自己省會的一種善良意願表現。然而我要說：意願只能代表意願，不能代表進步。河南的經濟與周邊其它省會相比還不是很發達，不發達的經濟鑄就了一批意志消沉、生活困頓的人。河南人的形象在受損。下崗、倒閉的事履履發生，為官者不為百姓辦事，目睹這些事卻無法改變這種事實，這不啻是河南人、乃至全體國人心頭上一塊苦澀與重負之石。愛可以揮之即來，但恨不是那麼好抹去的。正如泰戈爾在《民族主義》一書中所說：“你可以向別人借來知識，但你無法向別人借來性格。”

李清照有詩云：“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抔土。”我想，有什麼樣的河南人，就有什麼樣的聲音。我們不能改變事實，但可以改變看法。
最後我要說：謝謝大家再次閱讀我的文章。我想：傳統生活模式以及觀念上的自我否定，無論對整個中華民族還是對一代河南人來說，都是一種痛苦的選擇。這就是歷史！任何溫情脈脈的行動都將無濟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