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宋代是中國所有朝代中最特別的一個朝代，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它的統治方式幾乎和現代沒有多少區別：它是一個文人政治，政黨政治，中央集權政治，農工商貿並重的政治。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徹底，文人出任國防部長（樞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現的新鮮事，但在宋朝，這可是一個常例。軍隊的改革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這也是現代國家指揮與管理軍隊的基本制度。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後，曾在太廟裡刻下祖訓，此訓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廟時，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引導到太祖誓碑前背誦。開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廟時方知其上的內容（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難能可貴的是，宋代歷朝皇帝都還算聽話。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歷史上迄今最為開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可以說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根本的制度上確保了宋朝所以成為中國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時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稱道而身行之的時代。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試問哪朝哪代，文人有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橫飛，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絹試臉，而老包卻只當不見，仍然在慷慨陳詞；江湖（此江湖非金庸之江湖，是相對中央的地方政府）之上，范仲淹妙筆生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對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宋一代，是中國知識分子活得最滋潤的時期。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會。我們不否認宋代有政治鬥爭，但政治鬥爭往往只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黨同伐異，但沒有從肉體上消滅。最多是貶謫。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雖然政見上不同，但私誼卻還不錯。歐陽修死後，給予歐陽修評價最高的，不是他的黨內同志，而是政敵王安石。可見那是一個君子時代。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的名人都出現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仁宗朝同時出現），絕非偶然，是適宜的政治政治環境孕育的果實。中國歷史上的比較成熟的政黨政治，就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政治現象。以王安石為偶像的改革黨和以司馬光為偶像的保守黨輪流執政近百年，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奇蹟。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提出的是政黨，而不是歷史上人們常常批評的朋黨。中國歷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間拉幫結夥，互相傾扎，為禍國家社稷的情況。歐陽修對此有過論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歷史上的朋黨，往往純粹為了利益而相互勾結，互為依託。政黨則不一樣，雖然他們之間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們有理想、有訴求，並希望有機會實現這種道義。套用現在的話，就是政黨首先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具體而現實的目標，有綱領、有組織、有領袖。這些現實時髦的東西，早在仁宗時代就實施了，雖然效果不好，最後未能挽救北宗的敗亡，但其作為政治制度的先進性，卻不能忽視，更不能抹煞。

縱觀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漢自始至終，未脫離過外戚之禍，這個王朝的一開始就沒有開個限頭，呂后當權，差點幹掉劉氏江山。最終，它還是亡在外戚上。除了外戚之外，漢還搞了諸王分封，結果也差點壞了大事，漢以後的西晉，就毀在諸王分封上。八王之亂，結束了西晉的統治，也開始了中原地區的首次外族治權。唐朝似乎重武輕文，地方官員都委以軍政大權，人權、財權、治權都在各藩鎮，結果尾大不掉。原來玄宗因對外開拓，在邊境駐以重兵，設立十大兵鎮，以節度使為最高軍事長官。節度使領若干州，權力很大，初時由中央派重臣充任，立功後往往入朝拜相。天寶以後，李林甫為了鞏固本身權位、堵塞邊帥入相的路徑，藉口文官不懂軍事，多用胡人擔任節度使。類同於羅馬帝國用蠻人當兵替自家打仗，可結果如何？與羅馬帝國的下場很相似。任用胡人統帥兵馬，等於將國防拱手讓給異族，結果在極盛期就發生了安史之亂，蠻人攻占了兩京，並且丟失了所有擴張的版圖，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後期發生了逆向的蠻族化），首都幾次被攻陷，完全是一個分裂的局面。自唐德宗後，中央政府已經名存實亡，很象春秋時代的周王，地方諸侯想到你了，就給點，想利用你了，就送點。由於唐朝中央政府沒有對各地進行有效地管治，造成軍閥混戰。中原地區的經濟與軍事實力空前削弱。北方蠻族趁機侵入中原，並不斷蠶食領土。到朱溫代唐時，中原已經成了漢族與蠻族雜居的嚴重現實。契丹人及其它蠻族趁機成立了自己的國家，建立了類似儒家文化的政權。可以說，藩鎮之亂，造成唐朝的滅亡，並直接形成了以後五代十國這一中國自先秦以來最為嚴重的大分裂。河西走廊的失去，使中原王朝失去了控制北方的最重要的戰略要地和戰馬的主要來源。唐朝早期的政治成功顯然無法彌補它稍後的政治失敗，中國自中古時期以後的不幸，實際上都是唐朝埋下的種子（這句話可能使很多讚美大唐的人不爽）。過去，我們鄉下有一句罵人的話叫“鬼混唐朝”，過去我不太理解，現在我終於理解了，但因唐朝國策錯誤導致的這次大分裂對中華文明的危害之深，即使今天大多數人都沒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實際上，對中華文明影響最深遠的，就是東胡系（鮮卑、契丹、女真、蒙古）蠻族有機會從游牧民族逐漸地轉變為依靠農業與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這一點成了稍後宋朝統一的主要障礙，也是北宋滅亡的主要因素，同時，也是明朝滅亡的間接因素。宋立國之後，當政者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建立怎樣的政治架構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舉制建立人才選拔與任用機制，既打破門閥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決官僚世襲制的弊端。雖然自隋代就開始了科舉制度，但這一制度作為人才選拔的基本制度還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條件的降低，選拔人數的增加（唐代錄取進士，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少則幾人、十幾人。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舉制度作為國家開科取士的手段實施，使宋代很快進入了士大夫時代。什麼叫士大夫？坐而論道，躬身行之。從此無論寒門士子，還是農桑人家，學而優者，均可以出入廟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使文官地位居於武官之上。地方官員的主要責任是牧民，守土之責由中央任命專職的軍事長官去處理（這些制度不正是現代的政治制度嗎），二者皆由中央調遣，互不統屬。這就徹底革除唐季以來軍閥割據的政治傳統，也徹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頻繁更替的政治基礎。由於宋代皇帝都比較好地執行太祖的祖訓，大臣和言官都敢於發表意見，甚至可以當面和皇帝爭執，這種開明的政治氣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擔當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時候甚至是主角（這是中國其它所有朝代所沒有的，即使是現代，也是難得一見的）。太宗駕崩時，李皇后夥同內侍王繼恩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想立長子而廢太子，遭到宰相呂端斷然拒絕，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立殿不拜。請轉簾，升殿審視無誤，方率群臣拜呼萬歲（端大事不糊塗）。英宗即位後，慈壽太后一日送密札給韓琦，語及皇帝與皇后不奉事，有為孀婦作主之語。此乃皇家事，由大臣來做中，宋前宋後各代均罕見。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婦對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戀權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廢）為太上皇。講這麼多，要傳達的意思就是兩條：由於採取文臣治國，兵權集中於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擁有比過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權力。權力實際上更集中。其次，由於宋廷採取更寬鬆、更開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權得到一定的束縛，大臣參與決策與執行政策的權力比歷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正因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經濟、科技、文化、藝術、工藝上的繁榮與先進。使中華文明自春秋戰國後推向另一個高峰，至少到目前為止，達到中華文明的巔峰。自宋以後，朝代的更替再也沒有發生五代類似的悲劇。可以說，宋朝政治制度的革新，是一次成功的改革。不過後人每每詬病宋之武弱。宋的對外悲劇前面有專述，本節不再解釋。這裡引用明朝一位學者的話來作一個總結：“或謂宋之弱由削節鎮之權故，夫節鎮之強，非宋強也，強幹弱枝，自是立國大體。二百年弊穴，談笑革之，終宋無強臣之患，豈非轉天移日大手段。”諸般作法均有流弊，兩害之中權其輕，兩利之間權其重，不亦合乎？

宋代和其它主要王朝不同的是，宋代並不過分強調以農為本，宋代的商貿都十分發達。有宋一代，由於邊境問題一直不斷，歲幣一直是朝廷一項經常性支出。龐大的軍隊和官僚系統也需要國家有足夠的收入才能負擔。在國土面積較漢唐減少的情況下，支出卻大幅增加。增加國家的財源顯得十分重要。顯然，依靠土地收入肯定有限，土地稅賦過重不能養民，國家歲入過低又不能支撐政權。發展貿易，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主要來源。北宋的貿易十分發達，到了南宋，貿易對於國家的經濟地位顯得更重要，甚至可以說，南宋是靠貿易立國的。貿易的發展帶動商業繁榮，商業繁榮又拉動手工業與規模工業的發展。宋朝時期，我國的治金、採礦、陶瓷工業已經十分發達。北宋時期就大量開採金、銀、銅、鐵、煤等礦藏，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世界歷史上最早的製造工廠和加工工廠。如造船廠、火器廠、造紙廠、印刷工廠、織布廠、各地的官窯等。南宋時的軍器所工匠竟達七八千人，廠里的工人按期領工資。因為工商需要先進的技術，所以在宋代中國的四大發明中的三項被發明或是開始得到廣泛使用。北宋時期，鋼產量已經超過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產量（美國學者郝若貝教授（Robert Hartwall）根據宋代兵器製作、鐵錢鑄造和製造農具等方面的消耗情況，推算出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的鐵產量大致在7.5－15萬噸，這一產量是1640年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產量的2.5－5倍，整個歐洲各國（包括俄羅斯歐洲部分）到18世紀鐵產量大致在14－18萬噸之間，因此宋代中國的鐵產量基本可以達到這樣的水平。）。首都開封已經是一百多萬人的大都市（這種規模就是在今天也是了不起的），百姓做飯燒的是煤而不是柴草（宋代的煤產量無疑是居世界第一，而且開採技術非常先進）。由此可見當時的工業水平和普通人的生活水準。宋朝國家財政收入主體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逐步邁進。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的“小自耕農”直接徵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實在是絕無僅有。由於工商業的高度繁榮，促使國家採用紙幣 交子（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正式由政府出面設立交子務，隨着紙幣發行量的增加，越來越多的地區使用這種便利的貨幣。西方最早的紙幣是1661年斯德哥爾摩銀行發行的，但這家銀行很快倒閉。至1694年，英格蘭銀行開始正式使用紙幣，比中國晚了700年左右）。

隨着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商業活動也空前活躍起來。在宋代，商業的發展首先表現在市場規模的擴大和市場數量的大量增加。唐代城市實行嚴格的坊市制度，將商業區和居住區分開，居住區內禁止經商。宋代逐漸打破了坊市格局，允許商人經商，街道上隨處可以開設店鋪。尤其是北宋都城開封和南宋都城臨安，城市人口都超過百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大都市。其商業更是異常發達，據一些學者統計，北宋開封已經有6400多家大中型工商業者，8000－9000家小商小販。在城市周圍和鄉村的交通要道逐漸形成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集市。這種集市在嶺南稱為“墟市”，北方稱為“草市。”這些集市又被總稱為坊場，它們遍布全國各地，形成星羅棋布的交換網絡，所有這些都表明，宋代商業活動空前活躍。與此同時，宋代的海外貿易也是空前繁榮，根據周去非《嶺外代答》等資料記載，與宋朝保持通商貿易的國家達到50多個，因而宋代海外貿易範圍較前代大大擴大。當時中國的商船不僅堅實耐用，而且船體龐大，據《夢梁錄》記載，宋代大的海商所用的船可以容納500－600人。更重要的是，出海的商人掌握了全世界最為先進的航海技術，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南針應用於航海，從而使海外貿易得到了巨大發展。工業、商業、貿易的高度繁榮，客觀上要求與之相匹配的技術與工藝，因此，宋代中國技術方面顯著領先世界也就不足為奇了。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都成熟和開始於宋代，這不是一種巧合，而是經濟高度發展與繁榮的客觀要求與必然結果。今天，我們以不肖一顧的態度看待宋代，不也謬乎？

總之，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宋代的政治經濟，我們都可以從中國現代、世界現代的國家政治中找到種種熟悉的影子。可以講，當時的宋朝，以一種異乎尋常的成熟，超越了同時代的所有文明。這也是歐美史學家對中國歷史上宋代痴迷的根本原因，老實說，由於語言的限制，他們對宋代的人文成就了解得並不多，所以還不能完全把握和理解宋代真正的情況。自元代以來至今，所有的朝代都異乎尋常地抵毀宋代，宋代已經成為落後弱小的代名詞。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歐亞沒有經歷蒙古人的浩劫，宋代的貿易一直與海外相通，以宋代人的開放態度和對提高工業規模化的迫切追求，當歐洲發生工業革命時，我想，宋代會即時知道並了解工業革命及以後技術革命的內容，其次，對那些能夠極大提高生產產量的技術與設備，宋代人必定會很快引進來，以當時人的聰明程度，即便不考慮創新和發展，學習、仿製當無問題。如果這樣，中國就不會錯過工業革命這班車，中華文明就不會整體上落後於西方文明。可惜！
再次，宋代是我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巔峰時代。哲學、倫理、教育、科學、文學、藝術、醫學、工藝可謂是百花齊放，並且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類的戰爭主要有三個階段：人類與野獸之間的戰爭，冷兵器作戰時代，熱兵器作戰時代。在人類的遠古時期，先民們的主要敵人還不是人類之間的爭鬥（可能為了爭奪食物也會發生混戰），而是和大型食肉動物之間的搏鬥，作為大型食肉動物的捕捉對象，人類必須設法擺脫這一類動物的捕捉行為；同時，人類在捕獲較大獵物之後（特別是大型草食性動物），還要設法避開大型食肉動物的掠奪。火的發現和使用，基本扭轉了人與動物之間戰爭的不利局面，並加速了人類向更智慧方向進化的過程。這一階段的結束實際上是另一階段的開始，當絕大多數動物對部落不構成威脅的時候，部落之間的相互威脅便產生了，從此，以冷兵器為戰爭工具的時代開始了。人類的文明史，大多數時間是冷兵器作戰的歷史，一直延續到工業革命時期，利用槍炮等武器不緊密接觸便可大規模殺傷敵人時，熱兵器時代才來臨。因此，工業革命是戰爭歷史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在工業革命之後，先進文明與落後文明之間的戰爭被稱為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或者是先進文明對落後文明的大屠殺。幾萬歐洲殖民者能夠剝奪幾百萬十分驃悍的印第安戰士的領土，並把他們的人口差不多幹掉一大半；幾千名英國軍隊便擊潰了驃悍的八旗軍隊，迫使大清帝國簽下城下之約；燦爛的印加文明不到幾十年便毀滅於西班牙人的屠殺；這些歷史足以說明，熱兵器時代下，裝備先進火器的軍隊，在和冷兵器的文明進行作戰時，基本占有戰場的絕對優勢。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向英法聯軍衝鋒時（按冷兵器作戰的戰術對付槍炮，僧親王沒有死真是造化，毛同志發明的游擊戰術，在如今器不如人時代或許是最好的辦法），完全暴露在英法軍隊的炮火之軍，那完全是一場血腥屠殺，蒙古騎兵驍勇善戰，但已經無法和現代裝備的敵人爭鋒了，最後幾乎是全軍覆沒（三萬多騎兵，最後只剩下幾個人）。熱兵器時代的先進文明之間的戰爭，最後決定勝負的，不是戰場的幾個勝利，而是經濟實力、科技實力以及科技實力轉化為先進武器的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協約國最終停戰是因為經濟支撐不了戰爭，而不是戰場的失利，這也為二戰埋下伏筆。德國大多數人都對凡爾賽和約不滿，感覺自己不是戰敗國（戰場上並沒有失敗），但受到戰敗國的嚴重懲罰。最後就是二戰，二戰的結果也是決定於交戰雙方的經濟與科技實力，很明顯，盟國的實力要遠遠超過協約國的實力，最終的結果也證明了這一點。南斯拉夫的常規軍事力量較強，一般認為，美國軍隊如果和南斯拉夫軍隊進行常規的地面戰，可能雙方都會有很大的損失，因此，南斯拉夫人希望美國人來地面和他們打，然而，科索沃戰爭是一場典型的不接觸戰爭。南斯拉夫人只有挨打的份，沒有還手的機會，成天拿着槍對天空咬牙切齒，有多窩囊就有多窩囊。由此可知，在熱兵器時代，技術上、經濟上的差別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本人從來都不認為正義與否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現在有些專家總是將越南戰爭、朝鮮戰爭掛在嘴邊，無非是兩點：正義必勝和以弱勝強。這種觀點十分危險，它會誤導人們輕率地向一個不宜打擊的對手打出第一槍。朝鮮戰爭的實質是當時兩大陣營之間的戰爭，雙方勢均力敵，美國及盟國經濟實力要超過對手，中朝方的優勢在於戰場緊靠戰略大後方，戰爭物資運輸要比美國容易得多。至於裝備水平，雙方沒有實質性差異（前期是存在差異），正因為雙方互有優勢，雙方都無法獲勝，最後的結果就是在戰爭起點處停戰。越南戰爭是一對三的戰爭，世界上面積第一和第三大國加一個小國聯手對付一個面積第四但經濟實力是頭號的大國。戰線就在中國附近，後勤供應方面美國要比越南困難得多，美國最終被迫撤軍，實在因為耗不起，而不是戰場上吃了敗仗。我們的專家總是講朝鮮和越南打敗了美國，但卻很少提及站在它們身後的另外兩個巨人，作為政治宣傳，倒沒有什麼，如作為軍事理論，可能是危險的）如果遵循這一法則，世界就不會有侵略，非洲就不會暴發部族之間的屠殺，以色列早該被巴基斯坦趕出被占領土。然而，在冷兵器時代，經濟與技術的進步似乎與勝敗沒有直接關係。戰爭的結果與文明的先進似乎關係不大，相反，往往都是野蠻民族戰勝先進民族。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文明史上的主軸上，基本上都是落後文明最終征服了先進文明。雖然先進文明在一段時期內，可能會支配周邊的落後文明，如羅馬帝國曾經將高盧人收為奴隸。但是，羅馬帝國最終還是亡於日耳曼人之手。古希臘是現代西方文明的搖籃，在古希臘文明輝煌的年代裡，羅馬人基本還處於蒙昧的狀態。然而，正是羅馬人，最終將古希臘各城邦國家一一攻破。當那個羅馬士兵殺死阿基米德時，他可能還不知道，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古希臘最傑出的科學家。波斯人征服埃及、羅馬人征服古希臘、日耳曼人征服古羅馬人、蒙古人征服中國人，為什麼這些先進文明反而被比它們更落後的文明所征服？這些野蠻民族在征服先進文明的時候，自身文化仍然很落後，它們都是在征服先進文明之後，從被征服者那裡學習更多的文明成果。古羅馬人認為自己是古希臘文明的繼承者，日耳曼人認為自己是古羅馬文明的繼承人。這在現代是不可想象的，一個國家如果在技術和經濟上不比對手占有優勢，想戰勝對方幾乎是不可能的。正是因為人們基於現代戰爭遊戲規則的認識，現代很多國人，包括歷史學家都對發生在宋元時期的歷史十分不解，並且深感屈辱。人們在屈辱之餘，便不假思索地將失國的歷史責任統統推給當時的統治者或統治集團。推給當時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傳統。加上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讓野蠻民族整體性占領並實施殘暴統治的朝代，宋以後的人們便不假思索地讓宋朝完全背負中華文明衰落的全部責任。即使明朝最後為女真人所替代，現在的許多歷史學家仍然將責任部分推給宋朝。這實際是一種偏見，亦或是對歷史的無知。我們只要稍為冷靜一點，仔細地去考察一下二十四史，或許就會對宋代寬容一些。縱觀中國歷史，由北方的勢力戰勝南方勢力最終獲取政權幾乎是一條不成文的規律。它基本是中國政治演變的主軸。當商部落成為中原的主宰者時，當時的周部落正位於現在的陝西偏遠的一塊地方，和夷狄等蠻族為鄰，然而，正是這個部落最終取代商部落成為中國的主宰。當中原的齊、魯、晉、鄭等國在忙於相互爭奪之時，就在當年周部落興盛的附近出現了秦部落，它也處於中國西北的邊遠地區，與夷狄相鄰，地理環境、生態環境似乎和中原地區相比，存在較大差距，然而，歷史卻選擇秦國統一華夏。以後的許多歷史似乎反覆證明，一旦北方與南方對峙之時，最終獲得勝利的都是北方，楚漢相爭，最後是北方的漢戰勝南方的楚；三國時代，北方的晉，最終消滅了南方的吳與蜀；南北朝之所以結束，是因為北方的隋最終消滅了南方的陳而統一；五代末，北方的宋消滅了南唐、吳越、巴蜀而統一；北宋末期，北方的金消滅了南方的宋；南宋末期，北方的元消滅了南方的宋；唯一的例外是明朝，南方的明打敗了北方的元而定都南京，但好景不長，到了第二代，又是北方的成祖打敗了南方的建文帝；最後，北方的清國消滅了南方的諸明小王朝；洪秀全跑到南京定都，最終又為北方戰勝南方增加了一個例子，就是當今國共內戰，共產黨被趕出南方根據地之後，三萬疲憊之師到了北方竟然起死回生，逐步壯大，最後橫掃中原，占領南京，統一中國。我不知道這到底是宿命，還是暗合了其它的政治規律。如果歷史只有宋朝是這樣的結局，我們可以有理由斷言宋朝當局要為失敗負上全部責任，如果歷史一直在輪迴，我們是否有必要分析更深層次的原因？中國的二十四史，是冷兵器戰爭貫徹始終的歷史，考察冷兵器戰爭的特性，或許有助於問題的解決。

在冷兵器時代，戰爭需要通過士兵肉搏來決定戰役的勝負，士兵的戰鬥意志、體能、兵器、戰術、戰略在戰鬥中是勝負的關鍵。春秋時代，諸侯國的實力往往以戰車的數量來表示，所謂萬剩之國就是大國，千剩之國是中等國家，再次就是小國。這種以兵車為基本戰鬥元素的軍隊在戰鬥中顯得不夠機動，面對胡人騎兵的衝擊往往只有挨打的份。因此趙武靈王實施胡服騎射，使騎兵成為中國的基本戰鬥組織，從而基本扭轉了傳統兵車的弊端，極大地提高了趙軍的戰鬥力，也使趙國成為一時的強國。從此，騎兵在中國軍事上一直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對於中國南方的漢人來說，沒有什麼比蒙古的鐵騎和滿清的鐵騎更讓他們驚心的了。中國最良種的馬是蒙古馬，最好的養馬區域是河套地區及河西走廊，這個地方土地肥沃，氣候濕潤，宜農宜牧，素有北方小江南之稱。因此，河套地區不僅是養馬之地，更是最重要的戰略走廊和屯兵之所。據有此地，不僅可以解決宋國的戰馬問題，而且進可以控制大漠，退可以屯田自守。然而，自唐末以後，党項人控制該地（禍由唐的制度錯誤，自太宗之後，唐的守邊軍隊漸漸落入外藩之手，由胡人建立軍隊替唐中央政府作戰 僱傭軍終釀大禍，安史之亂即出於此，西夏的始作蛹者也是唐政府之誤，党項人因征戰有功，被唐政府派去治理河西走廊，從此，該部落有了立足之地），逐漸經營，實力不斷壯大，進而和宋分庭抗禮。到了元昊時期，已經成為宋的主要外患（當時的遼國實際上慫恿元昊對抗宋國，自己居中調停，坐收漁翁之利）。宋軍幾次用兵，即使是能臣范仲淹親自經營，也沒有取得多少成績，只得以和談而告終。失去對河套地區的控制實際上等於失去了冷兵器時代的戰略優勢，遼與夏控制馬市，和現在美國對中國的出口控制尖端科技一樣，目的就是使宋軍在野戰中難以形成戰略機動和實施大迂迴戰略的奔襲能力。然而，宋軍要想戰勝遼、夏、金，奪取河套地區和幽雲十六州故地，必然要深入敵國境內作戰。根據遼、夏和金的地形、地貌來看，宋軍深入敵境後，必然和敵方在曠野中進行決戰，但這種戰役有利於騎兵長途奔襲而不利於步兵行軍與作戰，尤其在華北平原上，小股騎兵發起衝鋒進行不斷襲擾後，待宋軍的箭頭消耗差不多時候進行決戰，大部騎兵對宋軍發起衝鋒，在沒有有效兵器阻止的情況下（在現代戰爭中，為防止敵軍騎兵衝鋒，在槍炮的有效射程內必須儘早開火，一定要先期運用火力壓制住騎兵的衝鋒，否則，一旦騎兵突破火力，對於陣地上的步兵，就意味着一場屠殺，稍有戰爭經驗的人都知道這個事實），缺乏機動，當時又沒有火器壓制（關鍵是遠程火器）的宋軍，面臨什麼樣的命運就可想而知。同時，一旦宋軍長驅直入敵境，敵方的輕騎兵對宋軍的後勤供給進行不斷的襲擾，也會對宋造成重大的困難。因此，沒有足夠騎兵的宋軍如在遼、夏、金的腹地作戰（如同現代戰爭中沒有制空權一樣，地面部隊往往只有被動挨打的份兒），無論從戰略上還是戰術上，都無勝算的可能，甚至可以說是自殺。宋的幾場對外戰爭失敗均突顯了宋軍裝備上的這種劣勢和遼、夏、金在戰略與戰術上有效的利用敵方劣勢。幾場戰爭的過程基本上相似，先是宋軍沒有遭遇多大的抵抗就長驅直入敵國境內（誘敵深入，），一旦宋軍進入平原開闊地帶，北方軍隊便即時切斷宋軍退路和補給線，並運用騎兵運動優勢，將宋軍切成幾段而各個擊破。由於宋軍機動性不夠，無法尋找敵軍主力進行決戰，使宋軍的一些技術兵器難以發揮作用，最後只好被動挨打，一旦不能速戰速決，必須立即撤軍，宋軍往往在撤退時又首尾難顧，以至釀成潰敗（宋太宗親征契丹時，先是長驅直入，結果是全軍覆沒，自己靠化裝才得以倖免）。北方軍隊優勢在其機動性，聚則呼嘯而至，散則倏忽而去，尋其決戰而不得其門，不期而至則防不勝防，討之難得要領，置之則邊患叢生。幾次北伐，均以慘敗告終，喪師失地，兵敗求和，最終只有納貢的份兒。現在，人們多以人事之由苛責宋代君臣，是否有失偏頗？老實說，除了馬匹之外，北方人要比南方人更具有進攻性，即使在今天，南方人的個性還是比北方人更柔弱，而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強悍，以淮河為界，南北兩地人的性格可謂是涇渭分明。如果沒有熱兵器，我想，光靠揮舞大刀，估計南方人仍然不是北方人的對手，以後的中國歷史基本還是遵循這個規律。

那麼，為什麼北方民族會如此強悍呢？首先，北方的生存環境要大大惡劣於南方，基本上是靠天吃飯，生活處於高度不穩定狀態。生存的壓力迫使居民在進行掠奪的同時，時刻提防被他人所掠奪，他們必須先將自己武裝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才有能力去掠奪，同時也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勞動成果不被同樣陷入困境的鄰居所掠奪。因此，北方居民的軍事意識和軍事組織能力都比南方人要高得多。其次，北方人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結果，早在漢朝末期，北方已經是漢胡雜居，到了南北朝之後，這種情況更普遍，少數民族對中原地區的滲透更徹底，甚至人們已經分不清誰是胡人、誰是漢人。然而，即使經過幾代的漢化，許多胡人（主要是東胡人，如鮮卑人）雖然生活習慣和語言文字已經和中原漢族沒有區別，但是他們祖先的諸多民族特性還是保留下來，如強悍的風格、好鬥的個性等等，這種性格反過來也影響了與他們混居的其它漢族居民。使中國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好鬥（今天還是這樣，兩個上海男人吵得鼻子碰鼻子，都不會動手，這在北方是不可想象的，本人無意撕裂族群，只講事實）。再次，漠北區域是中國少數民族衍生的主要地區，一撥又一撥的蠻族從漠北向中原遷徙，使北方的原居民不得不遭受比他們更野蠻的部落的不斷襲擾，在這些蠻族人面前，北方人必須表現得更勇敢和更具震撼力才能讓蠻族知難而退。環境造就了北方人的性格，而性格又影響了北方人的文化。強悍和好戰就是北方人的特徵，可惜，大多數居在南方的宋國人並不具備這一特性，這使宋國在戰場心理上就輸了一籌。冷兵器時代的戰爭是面對面的搏鬥，殘忍而血腥，不象現在遠距離作戰，按一下按鈕，導彈就飛出去，死多少人，不會親眼目睹，即使文弱的書生也可以勝任殺人的角色，但面對面地殺人，除了需要力氣之外，更需要勇氣。而這一點，恰好北方人勝過南方人。
在冷兵器時代，戰役基本由冷兵器完成。在雙方勢均力敵的時候，往往戰役的結果也不會出人意料，要想製造戰爭奇蹟，必須尋找冷兵器以外的其它戰爭手段。三國時代給了我們很好的幾個案例來說明。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彝陵之戰、盤蛇谷之戰皆以奇制勝。四戰皆用火攻，雖然不是熱兵器時代，但卻巧妙運用火的威力，取得大勝。然而細想一下，四戰之中，還各有差別：官渡之戰是火燒袁軍的糧倉，動搖袁軍軍心，在袁軍撤退之際，各個擊破。赤壁之戰是由於曹軍部屬多為北方人，不習水戰且暈船，曹操使用鐵索連船，本以為可以解決北方軍隊的暈船問題，沒想到遭到東吳人的算計，被付之一炬。彝陵之戰，是因為劉備連營百里（三國演義里有一段專門講這個問題：劉備統帥大軍，依山連營幾百里，部署圖傳到成都總部，孔明大驚；傳到魏國，曹丕大喜。為什麼？這兩位均從圖上看到劉備必敗無疑），最後被陸遜多處放火，燒得乾淨。盤蛇谷之戰，蠻兵的藤甲雖然刀箭不入，但卻有一點不好，此物採用當地特有藤條，浸於油中，半年方取出曬之；曬乾復浸，凡十餘遍，才造成鎧甲，雖不畏刀槍，但卻怕火。孔明一把火，將三萬人燒得乾淨。火攻應是古代戰爭中威力最大的，且容易尋找戰機的一種非冷兵器戰術，但要達成戰略與戰術目的，火的使用，必須有不易轉移與疏散的地形、地貌，易於燃燒的但卻有重大軍事價值的物事。然而，在宋遼戰場、宋夏戰場和宋金戰場上，如果宋國作為進攻的一方，進入敵國境內之後，卻不易尋找與製造這樣的戰機，反過來，由於宋國部隊駐地比較集中，物資很多（北方貧困，不可能就地取軍需物資），反而容易被敵方尋找火攻的戰機。除了火攻之外，還有水攻，但北方多是旱地，平原地帶，沒有形成水攻的自然地埋，因而也不方便運用此法（倒是金國的兀朮差點命喪黃天盪，北方軍隊進入南方，反而需要顧慮水攻之法）。宋軍在敵方境內的戰場上無法運用奇兵，實際上就意味着宋軍無法通過運用其它戰術與策略來彌補它裝備上的不足，而這種不足恰恰又是戰略性的。那麼，它統一北方的願望難以實現也就是歷史與現實註定的了。

宋代經濟科技實力都大大超過遼、金、元。據此就斷定宋朝可以打敗遼、金、元，這是現代戰爭的戰爭思維方式。宋代的悲劇在於它還沒有進入熱兵器作戰時代，雖然它的經濟與技術都是那個時代最先進的國家，雖然它發明了火藥（這可是熱兵器最基本的物質），但它還沒有來得及製造威力巨大的火器。它沒有亦或還沒有找對方法將其技術與經濟上的優勢變成軍事上的優勢。令人感嘆的是，它離這一點確實不遠了，或許只有一步之遙。對於中華文明來講，宋代可以說是能夠成功保持中華文明優勢但又能吸收西方先進文明並與之共同發展的最可能的朝代。與其它主流朝代重本抑末的國策不同的是（本即農業、末即工商，漢、唐、明、清均以此為國策），重文、重商、重貿卻是宋朝的國策，這在中國歷史上的確是異類，也恰恰是宋最為後人詬病的原因。然而，這些特點恰恰是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徵。宋代如同一個早熟的胎兒，它來得不是時候，在它快要臨盆的時候，卻由於外力的摧殘，胎死腹中。可惜！可惜！可能有人會講，假如宋代的歐洲，科技文化都比中國發達，你怎麼知道宋代人會很好地將外國的東西學會並在國內推行。我無法回答這一假設，但後面的歷史或許能作一個旁證。大清國的末年，中華文明已經勢微很久了，特別是與歐美差距已經很大。然而，在大清國及以後的民國派出的留學生中（有些學生甚至連完整的中小學都未學通），卻出了許多當時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和思想家，出了許多學貫中西、大師級的學者。這些學人的經驗表明，能否在學術上趕上同時代的歐美人，之前的基礎不是決定性的，個人的天資和其後的努力才是決定性的。即使是那些被八股文讀昏了腦子的孩子，只要天資好，肯用功，同樣能跟上當時時代的步伐。眾所周知，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學術屆的頂級人物，都來自於五四前後的那個時代。之前，我們閉關自守，是井底之蛙；之後，先是知識遭賤，後是文人自賤，進而是文人自殘，在容閎派出留學幼童一百年後，本來應是大師輩出的時代，現在卻是大師頭銜輩出，但大師卻與我們漸行漸遠的時代。我們現在擁有的僅僅是幾個早已逝去的大師的牌位而已。在舊時代，雖然軍閥混戰，政治黑暗，但文人還是一個受人尊敬的階層，他們和統治階層的關係千絲萬縷，至少，統治者對文人還存在表面上尊重，對文人的生活（至少對頂尖文人）還有一定的禮遇（那時的一個教授是不會為家計而操心的）。作為一個文人，還有諸多自由，包括擇業的自由和出國的自由，也還有批評政府的自由（只要不對其統治構成威脅）。然而，現代，特別是反右之後，不要說文人人格上沒有尊嚴，連人身的自由都沒有保障。在這樣的環境下，文人徹底墮落了。共和國成立之後，我們的政治哲學不再是中華傳統的政治哲學，不再是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王道與仁政，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這種哲學源於歐洲，但目前即使在歐洲，也是一種新的，非主流的哲學。這是一種鬥爭的哲學（中華傳統文化的特點是包容和中庸），它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有相當大的排它性。如果說元朝是中華文明衰落的開始，那麼，當今的中國，中華文明的傳統基本上已經斷裂。文革發生後，使文人深藏在記憶里的最後一點傳統也給政治大潮沖洗乾淨。我們現在除了使用經過改造後的漢字外，還有多少中國傳統的東西？當今中國，最大的失敗是整個教育的失敗，最大的墮落是文人價值觀的墮落。現在中國出不了大師，問題就在於此。沒有獨立的人格，就沒有獨特的發現，就沒有創新和發展。然而，在宋代，對文人的管理是寬鬆的，文人與統治者之間關係不是對立的，甚至可以說是友善的。正因為這種政治制度，才使宋代的人文成績達到中國文化的頂峰，以五四時代知識精英的成長及他們以後產生的成就看，我敢斷言，如果宋代面對我們現在這樣的局面，我們在學習西方文化方面的成績絕對要比現在取得的要高。宋代是一個貿易發達的社會，它對外開放的政策和外部物質文明的交流使它獲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和速度必然要優於閉關鎖國的明清兩朝；宋代是中國古代工商最發達的社會，工商業者對利益的追求，容易推動先進文明的進入和先進技術與設備的引進。這一點可從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工業與商業發達得到驗證；宋代一立國就不得不開始進行外交活動，雖然當時也有華夷之分，但已經不再以老大高居，這種情勢比較有利於對外交流與合作，也比較容易開展雙方平等互利的外交關係，這種關係可以避免傳統中國的那種只講禮儀而不注重實質與利益的往來（傳統上中國皇帝往往樂意聽人喊一聲爺就開心和滿足）。

然而，所有的這些都是假設，我們只能對歷史發出沉重的嘆息。當今東風勢微，西風漸盛，長此以往，今天的埃及、希臘、伊拉克、伊朗等國的現實，就是我們明天應該面對現實。以後，當我們提到中華文明時，人們把它當成歷史，當成曾經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先民的歷史。而我們的後代會完全生活在歐洲文明之中，習慣、文化傳統、語言等等。這一切，就不是冷兵器下的文明悲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