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的歷史真相慢慢重現 （1）

轉自鐵血論壇

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西晃山那邊的芷江有個廢棄的“國民黨機場”。不過，我對芷江全部的印象，也就是那裡有個“國民黨機場”。在那年月，國民黨和反動派三個字，就如臭肉連皮一樣。

歷史老師和中學歷史教科書，都沒有隻言片語提到這座歷史名城。我這個大山溝里對《地道戰》、《地雷戰》、《平原游擊隊》百看不厭的少年，知道小英雄雨來，知道小兵張嘎，知道放羊的王二小，知道神勇無比的李向陽，但我不知道百里之外的芷江曾經有過飛虎隊，當然，更不知道有個美國佬將軍陳納德。

對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來說，歷史的真相被遺忘和篡改，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等到上高中，我是從同學的嘴裡才知道，山那邊還有座受降紀念坊，有座凱旋門。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岡村寧次派今井武夫於1945年8月21日至23日飛抵芷江，接受投降命令。1947年2月，國民政府在受降地建“受降紀念坊”。這是一座四柱三拱門的“血”字型碑坊，亦稱“中國第一血”。

一寸山河一寸血。從七七盧溝橋事變，到8•；15日本投降，一共八年零四十二天。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中國僅僅軍人就傷亡三百餘萬，二百零六位將領為國捐軀。中國是在血海中迎來了勝利。“八年烽火起盧溝，一紙降書出芷江。”為了紀念那個來之不易的歷史性時刻，有了凱旋門、有了受降紀念坊。

世事難料。當冉莊地道戰遺址有幸是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中國唯一一座紀念抗戰勝利的凱旋門，唯一一個紀念受降的標誌性建築，卻曾遭到損毀，它們和那一度舉世聞名的芷江機場一樣，在荒蕪中被國人集體遺忘和冷落過一個又一個春秋。1978年10月，當日本靖國神社正式放進14名甲級戰犯的靈位時，受降紀念坊和中國凱旋門還在等待着批准修復開放。

一個建築的經歷背後是一個民族的德性和一個國家的命運。

烽煙過去六十年了。越來越多的國人已經意識到，無論政見如何，任何為抗戰做出過貢獻的人，他們流過的血，出過的力，都不應該被遺忘。他們的名字應該永遠留在中國的英烈譜上。人們不甘心遺忘。許多塵封的歷史真相又在慢慢重現。雖然重現得有些緩慢，但是重現的步伐卻是遏制不住的堅定。

日本無條件投降六十周年的日子在慢慢臨近，但中國是否戰勝了日本這個疑問，卻是六十年也揮之不去。有的日本人就說，“日軍並非戰敗，中國軍亦非勝利”，或者說“日本敗給了美國，而沒有敗給中國。日本在中國業已獲勝”。

日本人的這種論調，在中國人裡面也並非沒有一點市場。

難道坐落在芷江的凱旋門，就是一座中國人自吹自擂的紀念碑嗎？

平心而論，日本在美國面前遭到了軍事上的慘敗，這是事實，而且還是飽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國應該世代銘感的事實。比如，1942年6月的中途島戰役，日本喪失航空母艦4艘、重巡洋艦1艘、飛機275架，陣亡3500人，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軍事形勢從此逆轉。此後，萊特灣之戰，日本海軍幾乎被全殲，四艘航空母艦、三艘戰列艦、六艘巡洋艦和十二艘驅逐艦被擊沉，飛機損失數百架，並有一萬多名飛行員和水兵喪命；萊特島之戰，五萬六千日本人喪命；塞班島一役，日軍死了四萬一千人；沖繩島戰役，日軍在戰場上死亡的，至少有十萬七千人；在打了六個星期的硫磺島戰役，二萬要塞防守日軍陣亡，只有216人被生擒……在中國戰場找不出這樣的戰例。就那人們津津樂道了幾十年的平型關大捷，按照通常的說法，這大捷也只是殲滅了一千多敵人。這樣說不存在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問題，因為這不過是事實罷了。

我們應該清醒冷靜地看到，中國當時並不具備打出像中途島之戰中那般戰績的國力。美國在1943年到1944年，最高生產記錄是每天生產一艘船，每五分鐘造一架飛機。6年的戰爭里，美國生產了8萬7千輛坦克，29萬6千架飛機和5千3百萬噸位的船隻。自然，不僅中國根本不具備這樣的國力，而且日本也不具備這樣的國力。戰爭結束時，日本一半的城市化為廢墟，三分之一的工業遭到毀滅……，日本本土落到如此悲慘的境地，那是美軍打擊的直接結果。貧弱的中國在堅持抗戰的過程中，也受過絕非無足輕重的美國之惠。且不說美國對中國有別的什麼援助，就拿當年為國人熟知的飛虎隊（“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1943年，改為第十四航空隊）來說，它不僅在中國最艱難的歲月里飛越駝峰，從印度接運戰略物資到昆明、重慶，而且第十四航空隊到抗戰結束時共擊落日軍飛機2600架。這個數字對喪失了制空權的中國意味着什麼，不言而喻。

自從中途島戰役之後，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是一個失敗接着一個失敗。可對中國來說，日本卻從來就不是只一戳就破的紙老虎。尊重歷史是正確吸取經驗教訓的基礎。可以說，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刻，絕大部分被日軍占據的國土並沒有收復，絕大部分日軍也沒有遭到包圍或者殲滅，而且純粹從軍事上來說，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確實是勝多敗少。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中國也無須證明自己在打敗日本上發揮了與美國同樣重要，或者比美國更重要的作用。

尊重歷史不等於妄自菲薄，更不等於說中國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無足輕重。這一點無須旁徵博引，1942年羅斯福對兒子伊里奧特說的那段話，就是一個非常直觀的答案：“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調到其他地方？”

中國建造了凱旋門並不是中國往自己臉上貼金，日本向中國投了降那是不爭的事實。中國是當之無愧的戰勝國，也就是說，中國戰勝了日本。中國抗戰的最終勝利，是世界史上弱國擺脫強國欺凌壓迫的成功範例。企圖蛇吞象的日本失敗了。不過，中國最大的勝利不是軍事上的勝利，而是戰略上的勝利；不是物質層面的勝利，而是精神層面的勝利。日本失敗的歷史，成了如果戰略失當強國也會挨打這一教訓的經典註腳。雖然中國在軍事上並沒有取得像盟軍在歐洲北非那樣的戰績，但是中國軍民表現出的不屈不撓抗戰到底的忠勇精神，並不比其他國家遜色。中國的勝利，就是這種忠勇精神的勝利。

要理解這一點，首先必須明白中日兩國的國力對比。

日本是當時的工業強國之一。從1931年到1937年，日本經濟在世界上可謂是一枝獨秀，工業增長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業總產值近60億美元，占國民經濟總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產能力達到年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餘輛，造船能力為40餘萬噸，造艦能力為5萬噸。而中國是飛機基本上沒有生產能力，大口徑火炮、坦克、汽車沒有生產能力，僅能生產少量小型艦艇，可是主要部件和原材料必須依賴進口。1937的中國，只能生產步兵輕武器和小口徑火炮。

七七事變前，現代工業僅僅占中國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0%，而且這還包括相當數量的外資企業的產值在內，工業總產值不過13.6億美元，不到日本的1/4，而中國人口卻大約是日本的五倍。在重要的戰略資源方面，“七七”事變前，中國的鋼產量是4萬噸，而日本是580萬噸，僅為日本的1/145；中國石油年產量為1.31萬噸，日本為169萬噸，只有日本的1/129；中國銅年產量為0.07萬噸，日本為8.7萬噸，是日本的1/121。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防工業與日本相比，居於絕對劣勢。

就空中和海上力量而言，戰爭全面爆發時，中國能夠參加戰鬥的飛機只有223架，而七七事變時日本陸軍航空兵團共有作戰飛機大約960架，海軍陸基和艦載作戰飛機共640架。盧溝橋事變前，中國實際作戰艦艇只有60餘艘，排水量共約6萬餘噸，且不說多為超齡舊軍艦，僅僅就排水量而言，也只有日本海軍的1/20。中國最大的巡洋艦海圻號還是1896年從英國購買的。當時日本的海軍實力位居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英國。

這一組組數字是枯燥的。但只有知道這些枯燥的數字，我們才會明白，中國軍民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開始了他們漫長的戰鬥；只有知道這些枯燥的數字，我們才能理解，什麼叫血肉長城。

也正因為這樣，193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不被日本侵略者放在眼裡的中國。日本陸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問戰爭所需時間時，說“一二個月就足夠了”。

可正是這個中國，在1941年12月8日美國和英國向日本宣戰之前，獨自跟日本鏖戰了四年多。這是幾十個“一二個月”。日本“予敵一擊，結束戰局”的美夢化成了泡影。中國軍民是在用血寫歷史，用血捍衛疆土，用血證明中國不好惹。雖代價之慘重史無前例，可中國在戰鬥，沒有屈服，沒有膽怯。

英國不是在實力如此懸殊的狀態下迎戰德國。

法國不是在強弱對比這般鮮明的格局裡跟納粹較量。

斯大林不是在這樣的劣勢中跟希特勒對抗……

可蘇聯被希特勒長驅直入，英國不得不在敦克爾刻大撤退。1940年的法國也算是一個大國，可它卻在六周之內就被德國征服了。貝當政府的巴黎投降了，重慶還在戰鬥；昔日被稱為“法蘭西救星”的貝當元帥在為法國掘墓撒土時，中國的精神堡壘依然屹立在陪都山城。

此時展現在世界面前的中國，是一個英勇頑強的國度。

可是，時光再往後移，同樣是這個中國，同樣是這個中國的政府，卻在9•；18事變後一再被指責賣國投降。9•；18事變後，要求“絕交宣戰”的呼聲響徹雲霄。主戰情緒背後的邏輯很簡單：“日本占領中國領土，中國必須抵抗，即使是戰敗、戰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恥的，不戰而失地更是永遠洗刷不掉的恥辱。”就連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為阻攔請願學生挨了頓打。

確實，中國從1928年5月的濟南事件算起，屈辱是一個接着一個，而中國政府是一忍再忍。南京國民政府甚至在1935年6月10日發布《睦鄰敦交令》要求：“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1935年11月，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蔣介石是在罵聲中停戰、妥協、退讓、交涉。

中國的和平努力，在血氣方剛者看是軟弱投降。如果無論什麼時候不管什麼情勢都只能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不流盡最後一滴血不罷休的話，那中國七七盧溝橋事變前的對日關係史，就只能寫成國民政府賣國史了。蔣廷黻曾致力於阻止提前對日作戰，這位曾經擔任過國民政府駐蘇大使的傑出外交家、學者，難道就是賣國賊了？愛國離不開理性。蔣介石在1936年6月16日的日記中就說：“倭寇咄咄逼人，戰禍終不能免，然必有相當之準備時期，始得應付裕如。”有勇也需有智。

在沒有上帝的世界中，弱國的獨立與生存需要大智慧。事實上，誰都不能迴避當時中國內憂重重，以及作戰準備和作戰能力這些現實問題。比如在軍火製造方面，中國除了來復槍和輕機槍外，還不能生產新式重武器。從財政狀況來看，直到1937年對日作戰前夕，國民政府的全年收入約合4.17億美元。歷史學家黃仁宇說：“雖說當日的購買力與今朝不同，這4億是一個極為纖小的數目。”此時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軍事強國。客觀地看待實力對比，不是膽怯，不是軟弱，而是冷靜、明智。面對日本這樣一個敵手，需要培育持久作戰的能力。最後對決的時刻來得越晚，就越有備戰的時間。國民政府在弱勢和內亂的形勢下並不是無所作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後改名為“資源委員會”），為未來的戰爭做準備。1934年初，蔣介石在日記中為自己列出的一項任務“決不任總統與行政院長，專心建設西南”。1934年12月29日，蔣介石日記寫道：“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這就是說，蔣介石想“以剿匪為掩護”建設西南作為抗戰基地。此後，蔣介石一面在西南追擊紅軍，一面加緊建設西南，統一雲、貴、川三省。1935年2月4日，蔣介石在廬山規劃國防工業方案，電令趕筑西南各省公路。3月，在重慶提出“四川應為復興民族之根據地”。這一切對後來的中國抗戰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果中國在1931年9•；18事變後立即宣戰，那就意味着中國孤立、倉促地和日本對決提早將近六年時間。當然，這樣做是顯得強硬，顯得愛國，而且政治家也將因此贏得政治本錢和一時的名聲。但是這對整個國家的命運，可能就會像蔣廷黻在《獨立評論》上所說的那樣——倉促對日作戰將遭失敗。

說正義必定戰勝邪惡，那是一種鼓勵，一種自信。我們需要這種鼓舞、這種自信。但是，這不應該妨礙我們還能意識到，古今中外不乏弱國消失在強權鐵蹄之下的悲慘案例。冷靜的智慧和英勇的精神，對於保家衛國同樣重要。只有理解中國的國情和中國是弱國這一歷史事實，我們才能夠客觀地看待蔣介石1937年7月17日在廬山談話中所說的：“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有時，委曲忍痛不是貶義的軟弱，更不是投降主義，而是冷靜、理性和明智，是弱國的生存智慧。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絕對化地用到國際問題上，那是對國家前途不負責任。強硬需要時機，需要條件，需要資本。臥薪嘗膽不等於賣國主義、投降主義。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委屈忍痛沒有底線，沒有時限。誠如廬山談話所言：“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