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雄文：從美國的本質反觀中國z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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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hou

晉燕侯領消防員（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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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15 on 10:14
晉燕侯領消防員（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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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宗教信仰對美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進程一直有着決定性的影響，在這裡，限於篇幅，不再細述。美國社會的宗教性，不僅決定着其國內政策，而且也深深地影響着對外政策。在以後的章節中，將講述其外交如何受宗教影響的。
　　
　　沒有去過美國的中國讀者，看到我對美國的宗教性的描述，可能會感到大惑不解，他們會說：“瞧，你說美國是這樣一個宗教性國家，宗教不是都對行泛濫抵制嗎，那麼，你看好萊塢電影，美國人那裡有宗教性呢，美國人不是把性交當兒戲嗎？每一部賣座的電影不總是帶點床上戲嗎？那些主角哪個沒有一個濫交的美女做伴作陪襯呢？美國電影表現的紙醉金迷男盜女娼不堪稱世界之最？”。這是中國百姓對美國所抱有的印象，中國人對美國抱有的印象是充滿暴力、性紊亂、肉池酒林、毒品泛濫，主要來自於美國電影的渲染。
　　但是，美國電影表現的情景不是真實的美國，那只是一些脫離了基督教或對基督教不懷好感的藝術家們表現的虛擬的美國，或美國一部分人的生活。美國時代雜誌社記者著名作家大衛艾克曼說：“美國的主流報紙、期刊和雜誌不怎麼反映美國內地的宗教熱忱。流行文娛節目也沒有表達出一個虔誠的美國的印象。”其原因，艾克曼說：“好萊塢、強勢媒體、學術中心和重要的金融基礎機構多半是由放棄宗教，或至少放棄基督教信仰的人們所控制”。也就是說，好萊塢強勢媒體等製造美國形象的機構或人都是些世俗化文化人士，他們表現的美國是其所樂見的世俗化一面。關於美國的實際情形，艾克曼說：“占據這個國家文化界頂層的那些人多半是些世俗人物，而美國的平民百姓則依然我行我素，去教堂做禮拜、捐助慈善團體、繼續遵循十誡或山上寶訓”。
　　所以，真實的美國不是一些脫離了基督教精神的演藝人員表現的美國，也不是這些演藝人員所代表的日常生活。實際上，多數的美國人私生活都很保守，循規蹈矩。尤其是在性問題上，美國人的保守態度可能在世界上也屬於前列。
　　眾所周知，克林頓因為萊溫斯基而差點遭國會彈劾，不得不到國會去詳詳細細披露與萊小姐的做愛細節，表示懺悔，以求民眾的寬恕。以前也有以位總統競選人因為被披露異性醜聞而不得不退出競選。在美國，政治人物競選時都渲染自己對家庭的愛，包括對自己寵物的愛，強調自身私生活的嚴謹，做出一副好爸爸、好丈夫的形象。如果政治人物保養情婦，無論是在議會還是政府，必然會喪失支持，甚至身敗名裂。此外，許多非政界的公眾人物為保持好的形象也保守私生活的嚴謹。去過美國的人都知道，在美國很多城市，夜生活並不豐富，晚上基本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燈紅酒綠。，在一些宗教影響教強烈的地區，夜晚尤其寂寞。
　　其實，真正的肉池酒林和性混亂的，是在日本或在現在的中國以及歐洲的一些國家。日本經濟高度發達，社會也徹底世俗化，所以，在日本，感官的刺激已經是大多數人的生活樂趣，美酒美食美女美男基本是社會的普遍價值，對這些的追求也被認為是天經地義而被理解和寬容。日本的福田首相在競選時曾被人指責包養了一個情婦，福田首相回答此問題時說；“你說錯了，包養的不是一個，而是兩個”。然後，福田情深意長地向眾人講述了他與兩個情婦的相遇及真情，讓人覺得福田又敢愛又負責任又坦率，完全是一個男子漢形象，結果，福田反而人氣大增，競選首相成功。這是一個比較能夠說明日本社會的一個實例。性的紊亂在日本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所謂“援助交際”也就是大學生考出賣肉體來獲得社會上某人的經費支持，在日本很盛行，中國人所熟悉的“人體盛”之類的別出心裁的色情餐飲，確實是日本的獨創。
　　中國現在色情業的發展也令人矚目，性觀念的開放也可以與日本一比了。看看現在的網站，那個沒有所謂“性福”平台呢，而這些網站任何人包括兒童都可以登陸。濫交在很多年輕人中間流行，覺得這才是一種時髦，是對西方生活的實踐。包養二奶現象好像已經不再局限於商海中的成功人士，每一個貪官後面都有那麼一段二奶的故事。據說，在某地區，已經不再攀比誰的二奶漂亮了，而是攀比私生子怎麼樣，因為私生子的狀況就把某人的財力影響力及二奶的水準就全比出來了。這幾個力量缺一個，就不會有什麼好的或公開的私生子。中國的狀況大家很熟悉，不再贅述。
　　歐洲的色情也很發達，歐洲已經世俗化的緣故，這個在下面詳述。(2.4萬字)
　　
　　 第二章 美國的表面的世俗化特徵，是基督教理念的實踐，並非真正的世俗化
　　
　　“你所需要的，你們的天父都知道，你們要先追求神的義，然後一切都會加於你”——《馬太福音》
　　
　　那麼，怎麼看待、怎麼理解前面講述的美國的各種表面的世俗化特徵呢，也就是說，怎樣理解美國表現出來的政教分離、信仰自由、物質主義等的特點呢？
　　我國的學者把美國社會表現出的強烈的世俗性與同樣強烈的宗教性，稱作是 “宗教信仰無所不在與世俗精神歷久不衰的共生現象”，是一種“令宗教學者感到困惑的普遍的拜物性與顯著的宗教性的悖論式結合”。美國世俗化學者但尼爾貝爾（Danniel Bell）則說，美國人得了“精神分裂症”，有兩個不同的語系，一個是拜物的、功利的、利己主義的語系，一個是宗教的、利他的社區的語系。
　　其實這種理解、描述和定義都是錯誤的。
　　從下面的對基督教精神史的考察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當今世界被認為是世俗化國家特徵的政教分離原則和信仰自由的原則，其實起源於耶穌時代的原始基督教教義，成形於近代基督教新教的教義；在當今世俗化國家被認為是物質主義的勤勉、儲蓄、敬業、追求財富等世俗化觀念，就如社會學家韋伯所論證的那樣，其實起源於近代的基督教改革，反映了新教清教徒派和路德派的宗教理念。
　　美國作為清教徒當初要創建的基督的王國，其立國精神、國民道德等都反映了清教徒以及路德宗等新教教義。就美國的政教分離原則而言，它是依據新教的政教分離的宗教信念的而設立的；就美國人的狂熱的物質主義而言，它由來於基督教新教的勤勞致富榮耀上帝的理念，不同於世俗國家的物質主義，不是拜金主義。
　　一、首先，我們先看政教分離原則和信仰自由的原則
　　政教分離與信仰自由的原則，起源於基督教中耶穌對弟子的教誨，成形於的新教的“因信稱義”教義。
　　在基督教史上，最先對政教分離原則提出來的，是耶穌。據《聖經》記載，在回答法利賽人提出的是否應該向皇帝納稅的時候，耶穌回答說，“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眾所周知，凱撒，是耶穌時代羅馬皇帝的稱呼，在這裡，凱撒代表世俗政府，上帝代表宗教，這句話的意思可以理解為“政府的歸政府，上帝的歸上帝”。這句話，被後來的新教徒認為是政教分離原則的教義依據。
　　早期的基督教徒忠實地執行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他們從來沒有嘗試去干涉政府的世俗權利，或者嘗試去讓教會行使政府的權利，很長一段時間，基督教僅僅作為民間信仰在社會流傳。到了羅馬帝國的晚期，從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開始，基督教成了國家支持和維護的宗教，開始了與政權的結合。以後的皇帝也看到了基督教的可利用價值，開始尊基督教為國教。這個時代的政教結合，還僅僅是政權對教權的干預，反映着基督教作為民間信仰時代承受政權壓迫的傳統，政權力量優越於教權，教權則對皇權的世俗事物尚無實質的影響，皇帝除了在精神上受宗教的影響之外，不讓教會人士不干涉統治，也不會給教會以世俗的權利。比如君士坦丁時代，君士坦丁就稱自己為主教中的主教，並且在君士坦丁的主持下，教會平息了教義的爭論，形成了著名的尼西亞信經。
　　發展到了天主教時代，天主教的教義中因為包含有“因行為稱義”的思想，以及因為歐洲的王權由於宗教結合的需要，基督教開始了與政權的密切癒合，王權的代表者往往就是教權的首領，執掌和管理着教會，或者教會被賦予了相當程度的世俗權力，成為近似於政教合一的宗教。
　　天主教成為政教合一的宗教，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天主教的教義中包含有“人因行為稱義”的思想。
　　傳統天主教儘管起初受奧古斯丁的教義詮釋影響很大，但在以後的發展中，逐漸接受了帕拉糾主義的人“因行為稱義”的思想。人能“因為行為而稱義”，意思是人通過善行可以在上帝面前稱義，即通過各種宗教儀式、善行、贖罪行為等等來獲得救贖。因此，天主教在其宗教實踐中，非常注重人的行為的公義性，注重信徒的修道修養，要求信徒行善，做好事，多捐款。極端的例子，是在中世紀天主教發行的贖罪券，那時，天主教讓人相信，人可以通過買贖罪券而獲得靈魂的救贖。教士說：“當聽到錢進箱子的叮噹相聲的時候，一個靈魂就因此得救了”。此外，天主教還注重禮拜時的繁瑣的宗教儀式，認為遵守這些儀式也是得救的必要程序。
　　因為相信“因行為稱義”，相信行為的正當是得救的手段，因此，天主教傾向於嚴厲地約束信徒的行為。中世紀的修道院要求修道士進行刻苦的修行，遵行嚴厲的紀律。
　　同樣，因為“因行為稱義”的教義，教會也渴望能夠在社會上約束世俗百姓的行為，以使世人能通過善行獲得的救贖，以建立世上的基督教王國。
　　這種渴望經常變成對權力的渴望，因為只有政權才具有約素百姓行為的權利。這是教會與政權結合的思想基礎，也是教權當初渴望與政權結合的的動機。
　　天主教的政教合一的局面的產生，是一個漫長的政教癒合的過程，有着很複雜的因素。在天主教方面，“人因行為稱義的”的教義，是促使政教合一的教理基礎；在政權方面，也有着與教權結合的渴望，因為通過君權神授的理論可以獲得政權的正統性。兩個可以相互利用的勢力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中世紀的政教合一的局面。
　　
　　如同基督新教的英文字意Protestantism所表達的一樣，作為天主教的抗議派而產生的新教，在“人因何在上帝面前稱義”的問題上，也有着與天主教截然不同的看法。
　　基督教新教的最基本的教義是人“借着恩典，因信稱義”，就是主張，人“本着恩典，因着信仰，被神救贖”。這個教義引導信教徒主張政教分離和信仰自由。
　　這個教義的基本邏輯是，因為人的本性的不可救藥的墮落，所以人的行為都帶有罪性。人做一件好事或一些好事都不能掩飾其行為的整體的罪性，甚至所謂好事也往往出於人的自利自滿自傲等罪性，也不是真正的好事。比如，有許多人的捐助或舍施或幫助他人，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優越感，甚至是一種自我宣傳，而不是來自內心的真正的善行等等。因此，人僅僅靠自己和自己的行為是擺脫不了罪性，也就擺脫不了靈魂的滅亡。
　　這個教義說，人的稱義和獲得救贖，依靠上帝的恩典。救贖來自上帝，來自於上帝對人的憐憫。從人的墮落程度來講，雖然沒有一個人是能夠得到救贖，但上帝對人有充分的恩典，有充分的憐憫，上帝將救贖作為一種恩典賜給人們。
　　那麼，救贖怎樣體現呢？這個教義說，救贖體現在這樣一個事實上，就是，上帝作為人子，降臨於世，在十字架上替他們死一回，替他們贖罪；並且將聖靈賜給信仰上帝本身替人贖罪這一事實的人，讓他們靠着這個信仰，得到來自上帝的聖靈，使他們因聖靈充滿而棄絕罪性，成為再造的新人，從而使身體和靈魂獲得救贖。這個救贖意味着身體不再受罪念的困擾，而靈魂則可以不死，並上天堂。
　　也就是說，他們“本着恩典，因為信仰”而被救贖。
　　《聖經》的《羅馬書》說“義人因信而生”，人“因信稱義”，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新教徒反對並批判天主教的“人能通過贖罪善行等行為”獲救的思想，馬丁•路德在《論基督徒的自由》一書中說：“任何沒有信仰的行為，都將受到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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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hou

晉燕侯領消防員（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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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的“人因信稱義”和“信仰乃是上帝的恩賜”的教義，使得新教不傾向於約束人的世俗行為，因為在新教看來，善行來自於信仰，來自於上帝，是聖靈在人的內心做工的結果。人去約束的人行為是沒有用的，天主教的實踐證明是約束不了的，只有依靠上帝，只有上帝才能真正讓人行善。因此，新教認為，真正的基督徒是沒必要遵守教義上的清規戒律的，有了上帝賜與的聖靈，人的行為自然就體現了上帝的善，就可以“隨心所欲而不逾矩了”。保羅說，“哪裡有聖靈，哪裡就有自由”，指的就是基督徒擺脫宗教律法約束的自由。
　　新教因為不傾向約束人的行為，也就缺乏與政府結合的欲望，缺乏獲得世俗權力的欲望。
　　同時，因信稱義的教義導致的一個直接結論，就是，既然信仰是上帝賜與的，是上帝親自做功的結果，那麼，信仰在本質上是信徒與上帝之間的事，與政府沒有任何關係。
　　此外，新教這個教義還導致了信仰的個人主義，信仰的個人主義認為，既然信仰是上帝賜與的，那麼，在信仰生活中，重要的就是個人，個人才是上帝所賜信仰的載體，個人的靈魂是上帝拯救的對象。上帝通過聖靈在個人心靈做功，個人也通過聖靈與上帝直接溝通，這樣，在個人與上帝之間，不再存在神父等中間環節，而每一個信徒都是祭司。
　　每一個信徒都是祭司的教義意味着，在信仰上，除了《聖經》和聖靈之外，沒有任何權威和信靠，無論政府還是教會的領袖，也就是說，政府和教會的領袖都不能強迫別人的信仰和搞宗教迫害。
　　
　　依據這些教義，新教徒主張政經分離。作為新教的始作俑者，馬丁•路得通過對耶穌的“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的教義的詮釋，闡述了政教分離的意義，他說：
　　教會與政府分屬兩個不同的王國，教會管的是屬靈的領域，教會通過傳播福音，來給人帶來屬靈的公義性。政府管的則是世俗的領域，政府通過揚善懲惡來保證社會的和平和秩序，它不可能給人帶來屬靈的公義。政府的唯一任務是專注世俗的秩序，教會的唯一任務則是宣講和教導耶穌基督的福音。它們兩者在人的生活中承擔不同的功能，分管不同的領域。
　　同樣，依據這些教義，新教徒主張信仰自由。既然“信仰是上帝的恩賜”，來自於上帝，那麼，個人和團體就不能限制別人的信仰。新教徒說，當年耶穌在傳播福音的時候，對不信者也並沒有強制，他只是通過教訓和傳道讓人們悔改，並沒有訴諸任何強制力。馬丁路德在給德意志親王的信中說：“政府的職能不是禁止或教導人們宣講自己想要的東西——無論是福音還是謊言”。
　　
　　新教徒對政教分離和宗教自由的執著，還源於自己在天主教統治下遭受長期迫害的體驗，以及對天主教長期政教合一體制所帶來弊端的反省。這些弊端，在新教徒看來，都有害於信仰。
　　首先，政教合一帶來的最為明顯的弊端，是宗教迫害，而宗教迫害會使信仰帶有屈從或偽裝色彩，從而有損信仰的真實性。
　　基督教在獲得政權的支持之前，內部的正統與異端的鬥爭僅限於教義的爭論，並沒有血淋淋的宗教迫害。在原始教會時期的對諾斯替主義的排除，在教父時代的“三位一體”信仰的確立，都沒有伴隨對異端的肉體的壓制。在基督教成為羅馬的國教之後，因為與國家權力的結合，教義之爭逐漸演變為宗教迫害，教會的控制者為維持自己教義的正統性開始用暴力對待異端。在中世紀，天主教獲得了對歐洲社會的政治、文化、思想的絕對支配之後，宗教迫害發展為統治者對整個社會的所有持異見者的全面壓制，魔女裁判、異端裁判、火刑成了這個時代的特色。中世紀末期，基督新教因為對天主教的世俗以及神學權威提出了抗議和挑戰，成了天主教剿殺異端的最大規模的犧牲品。在幾百年的天主教的對基督新教的迫害中，有大量的新教徒被屠殺，僅在1572年8月23日一個夜晚，新教的胡格諾教派就在巴黎被天主教的國家勢力屠殺了2000多人。著名作家斯邁爾斯寫的《信仰的力量》一書，詳細地記載了法國天主教徒動用國家力量對新教徒實施的迫害，上萬的人被屠殺，流放，禁錮，或被剝奪財產。
　　在天主教對新教的迫害中，雖然有許多新教徒為信仰不屈地獻了身，但也有許多新教教徒為保全生命或財產，不得不宣布放棄了新教信仰，重新皈依天主教，但實質上，這些教徒中，有許多人仍然保守着自己的新教信仰和新教的宗教儀式，背着人群舉行自己的宗教聚會；或者雖然被武力迫使放棄了新教信仰，但也無法回歸天主教而找不到信仰。
　　因此，新教徒們在長期的遭受迫害的歷史中認識到：國家權力的強制只能使信仰帶有偽裝或屈從色彩，不是來自靈魂的真正的信仰。
　　其次，政教合一的另一個弊端，就是教會與政權結合會產生的巨大的世俗利益，而這種世俗利益會使得信仰趨於形式化和帶有功利主義目的。
　　在政教合一的體制下，作為神聖權威與世俗權威的相互交換和利用，教會賦予了統治者以正統性，政權則給了教權以大量的土地和其他的世俗的好處和財富。教會因為與政權的結合而成了社會的特權機構，教權階層也成了享有特權的富裕的貴族階層。隨這種現象而來的，是教會向功利主義機構的蛻化以及信仰的形式化和功利化，許多教士也變成了趨利好財之徒，而不再是神的僕人。比如，原先在宗教儀式中許多代表信仰的活動變成了盈利指向的行動，當時的發行贖罪券和一些其它的宗教行為，直接就是賺錢的行為，某教皇在過足了榮華富貴的日子之後，在死之前竟聲稱自己實際上並不信上帝。
　　新教徒因此也認識到：國家權力與宗教結合會導致權力對信仰的腐蝕，權力派生的世俗利益讓靈魂直接成了世俗利益的的奴僕，信仰由此變成了通向世俗利益的階梯，而不再是真正的信仰。因此，受權力腐蝕的信仰只能是帶有功利主義的假信仰。
　　天主教近千年的政教合一的實踐證明，政教合一的體制與信仰無益，反而有害於信仰。
　　
　　主張政教分離，是新教的一個特色，新教在本質上都是主政教合一的，因為這是它基本教義所導致的必然結論。路德闡述了政教分離的教理和《聖經》依據之後，眾多的新教教派在因信成義的教義基礎之上以及對天主教的政教合一的傳統的反省基礎之上，主張政教分離。
　　路德之後在德國興起的敬虔主義運動，是對以後的新教造成很大影響宗教運動，現在的北美的大多數新教教派都很大程度地受了敬虔主義的影響。比如在北美具有眾多教友的聖公會、長老會、浸道會、衛理宗等等，都吸收了敬虔主義的教義，一些大的教會支派直接就是敬虔主義的分支，如聖潔會、五旬節派、靈恩派、拿撒勒派、靈召會等等。敬虔主義的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主張徹底的政教分離，該教派的創始人之一施本爾稱政教合一為凱撒教宗主義，是天主教的惡劣傳統。另一位創始人親岑道夫主張，國家不能強制宗教信念或習俗，良心具有完全的自由，政府與教會應該完全獨立。
　　新教的再洗禮派是激進的政教分離和信教自由的主張者。再洗禮派現在在北美也很有影響，它的一些主張現在在新教界都成了理所當然的見解，如成人洗禮、反對教會內的迫害異端的做法等等，門諾派教會直接是他的延續。再洗禮派把政教合一稱為君士坦丁主義，認為任何教會與政府的官方關係是不合法的，因為耶穌和使徒從頭到尾都沒有認可這種關係。
　　此外，靈修派、以及現在仍有較大影響的一位神論等，都對政教分離的原則做過闡述。
　　
　　西方世界自天主教確立起絕對的統治以來，信仰被天主教所鉗制，社會上沒有什麼宗教和信仰自由。在天主教統治的末期，由於新教對政教分離和信仰自由的原則的理解和信奉，信仰自由的局面在新教國家瑞士首先出現。
　　瑞士日內瓦在宗教改革時期是一個獨立的城市，城市政府的領導人迎接當時的新教思想家卡爾文來日內瓦幫助完成宗教改革，於是卡爾文成了日內瓦的牧師。由於卡爾文教義的嚴謹無懈可擊的說服力，以及政府部門對卡爾文的近似崇拜程度的信仰，卡爾文對日內瓦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使得日內瓦成了嚴格履行卡爾文教義的城市國家，卡爾文的教義在日內瓦得到徹底的普及，並通過日內瓦對歐洲產生了巨大影響，日內瓦因此成為宗教改革的中心。
　　卡爾文的嚴厲的個性、對自身教義的幾乎偏執的自信、以及政界人士對卡爾文的信賴，使得日內瓦的政權近乎稱為卡爾文的奴僕。卡爾文的教義也嚴厲地約束了日內瓦人民的世俗生活。這讓當時及後世的新教教派指責卡爾文建立了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權，實際上，這是在革命中不可避免地出現的對精神領袖的狂信和崇拜所導致的局面，卡爾文終生沒有擔任日內瓦的任何政府職務，一直是教會的牧師，政府官員也沒有被允許擔任教職，在體制上，政權與教權是分開的，不像天主教的政教合一，國教的最高領袖往往直接就是政治領袖。
　　卡爾文死後，日內瓦再沒出現向卡爾文這樣具有強烈個人影響力的精神領袖，於是，由於新教思想的普及和深入人心，由於新教中固有政教分離的教義，日內瓦無可遏制地形成了在天主教以來歐洲首次看到的宗教寬容的局面，成為全歐洲信仰環境最為自由的地區，也成為歐洲的宗教迫害的避難所，眾多的人為躲避宗教迫害而躲到日內瓦來，包括在歐洲鼓吹唯物主義而受到通緝的著名思想家伏爾泰，伏爾泰的唯物主義在當時不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都將它視為敵人，但在日內瓦，伏爾泰受到了日內瓦新教政權的庇護。
　　著名奧地利作家茨威格說：“那些在別處因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信仰而飽受迫害的人們，最後，都在卡爾文主義統治的地區找到了庇護所”。
　　茨威格實際上是厭惡新教而同情天主教的，但他對日內瓦國家的宗教自由局面的描寫卻很客觀。
　　以後，隨着卡爾文主義在歐洲的擴展，歐洲爆發了多次卡爾文宗與天主教之間的戰爭，最為著名的是三十年宗教戰爭，戰爭之後，在天主教無法消滅新教的情況下，歐洲逐漸開始了普及政教分離制度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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