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雄文：從美國的本質反觀中國z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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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hou

晉燕侯領消防員（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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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燕侯領消防員（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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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15 on 10:20

美國的政教分離的原則和信仰自由的原則，來源於新教教徒的這種宗教信念。
　　作為新教徒創立的國家，在美國，主要的基督教教派都主張政教分離，除了沿襲了英國國教傳統的聖公會以外，幾大在殖民地又影響的教派如公理會、浸信會、衛理公會、再洗禮派等，都是政教分離的支持者。美國的建國者們在制定憲法草案時規定：“國會不會制定出一種推崇某種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的法律”。在正式的憲法中也導入了正教分離的原則，這正是新教政教分離和信仰自由理念的政治實踐。世俗歷史學家托馬斯貝雷（Thomas Bailey）看到了新教的信仰自由思想對美國憲法的影響，因此，在其關於美國建國史的巨著中，稱馬丁•路德是“美利堅非直接的建國之父”。美國的社會學家施密特說，“建國者們確立政教分離的原則，不是因為在他們眼裡宗教不重要，而是太重要了”。
　　現在，政教分離已經成為美國政治生活的一個基本原則和社會生活的一個習俗。除了福音派中的一些右派團體之外，一般美國人都能對政教分離的必要和原委有相當程度的理解。在前面的論述中，由於涉及到宗教教義，可能對一些讀者來說比較難懂，如果除去難解的宗教教義，把美國人對政教分離和信仰自由的理解作一個通俗的描述，那麼，可以描述成這樣：
　　由於新教使得美國人把信仰看成完全是上帝對個人的恩賜，因此，信仰在美國人看來也就是與政府無關的事情，是任何一個人或者團體都不能干涉的事情。政府在美國人看來，僅僅是人民雇來管理公共事務的公務機構，負責國防、治安、衛生等公務，也就是負責處理好人民世俗生活中的公務部分。如果這個公務機構還強迫百姓來信仰某個宗教或干涉百姓的信仰，那麼，就是超越自己的職權範圍並且在干涉公民信仰生活了。
　　這種感覺如果用中國人熟悉的詞語來打個比方，就是，在美國人眼裡，美國這個國家，相當於一個大的社區，人民是住在這裡的業主，政府則是人民也就是業主僱傭來的物業公司。物業公司也就是政府主要負責修理和維護設施、打掃垃圾、保護社區安全等工作，信仰則是上帝賜給業主個人的恩賜，是居民個人與上帝之間的個人的溝通，因此，與這個物業公司毫無關係。假如這個物業公司還強迫或誘導業主來信仰某個宗教，如物業老闆所信的某個教或某大法大功之類，那麼，這個物業公司就是超越自己的工作範圍行為荒誕而且不倫不類了。
　　這就是美國人對政教分離和信仰自由的感覺，也其實是政教分離和信仰自由的原則的本質。這種感覺在美國人身上已經內化為一種常識，內化為一種天經地義的道理，但如前所述，獲得這種感覺和明白這個道理，則牽涉到長期的宗教教理之爭和政治制度之爭，花費了近千年工夫。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美國有一些右派團體主張一定程度的政教合一，甚至有的主張建立新教的神權政治，這些團體都在正統的新教教義之外，信仰一些爭議較大的非正統的神學思想，如統治神學和千禧年主義的思想等等，這些神學思想都主張通過基督徒的努力把世界建設成基督教社會，因此，信奉這些神學思想的團體救自覺或不自覺地主張政教合一。這些右派團體有時會產生較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有時是通過基督教信仰強烈的總統及政府產生的，有時是作為一種強勢的社會運動而產生的。比如，現在的小布什政府就很有些神權政治的色彩，“統治神學”的思想在起着作用。但是，無論這些團體怎麼有影響，都無法改變美國憲法對政教分離的規定，無法改變美國人對政教分離原則的確信。
　　
　　政教分離的原則起源於新教的宗教理念，沒有經過新教的洗禮而接受現代政教分離政治制度的國家，往往把握不住這種感覺，要麼有時政治家將信仰作為一種時髦來顯擺，要麼就冒犯政教分離原則而做出教化政治的舉措。比如，日本的一些領導人，估計就沒有理解政教分離的意義和本質，常常以公務身份入總理大臣等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並在國際場合解釋這種行為的時候說“這是我個人精神上事情”，這聽起來就有些滑稽，自相矛盾。如果以個人身份，那確實是個人問題，但因此就不應該以公職身份參拜。如果以公職身份參拜，就不是個人問題了，而是一種公務行為，是代表着這政府，這就違背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也就不是個人的精神的問題了。近來日本憲法又要允許政治家以公職參與一定的宗教活動，那就顯得更缺乏對近代國家基本原則的理解，也就相當於讓物業公司的人員在小區內以物業公司的名義從事宗教活動，那物業公司也就脫離了它的服務性和公務性本質，脫離了它的原來的宗旨，這將給日本國家的民主政治帶來無窮後患。
　　
　　政教分離和信仰自由的原則作為現代開明國家的立法原則一旦被確立，出人預料地表現出了它的現實的世俗功效，給政府帶來了現實的巨大好處，這個好處就是：政府因此得以專心致志地處理世俗事務，致力於社會管理和服務水平的提高，而不必捲入宗教的教義之爭；或者因為偏袒某教派而導致國家在政治上和國土上的分裂。這個好處體現在大英帝國身上，讓世人一攬無遺。大英帝國作為新教國家，在殖民地國家執行了政教分離的政策，承認殖民地國家百姓的信仰自由，沒有以政權強制力的方式去改變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教，也沒有以政府強制力的方式讓印度成為基督教國，因此，大英帝國不曾面臨來自宗教上的反叛或其他壓力煩惱，從而長期地維持了從北美洲到亞洲、再到阿拉伯半島的廣袤的日不落帝國。
　　政教分離和信仰自由的原則的這些現實功效，政治家們有目共睹，於是它們在近代開明國家之間迅速地普及開來，據此之故，世俗派學者認為這兩個原則起源於近代政治的現代化和世俗化，是實現了政治的現代化並且和社會世俗化的國家的立法表現。但其實，如上所述，其真正的起源還是基督教宗教變革，反映的是宗教改革中產生的基督新教的理念，及其 “因信稱義”的教義。
　　
　　我們現代人的很多生活習俗和信念，其實都起源於基督教，只是現在大多數人都生活在世俗化國家裡而沒有意識到罷了。歐洲社會自羅馬帝國時代開始，受基督教統治達數千年，基督教的理念深深地印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人們的生活習慣和理念，許多生活習慣和理念都與基督教有淵源關係。基督教的這些習慣和理念又伴隨着歐洲文明在近代的向全世界的擴張而摻入到全世界，成為人日常的理念和習俗。比如，公曆眾所周知就是基督教曆法，周休日也起源於基督度的禮拜制度，一夫一妻制起源於基督教教會對神職人員的要求等等。
　　世俗化國家的研究者出於其方法論的偏見，不願承認許多對人類產生重大影響的級思想社會制度等起源於基督教的事實，喜歡從世俗的現象中找到其根源。其實，作為曾經統治西方社會各個方面達近千年的思想和制度，基督教給西方社會和歷史打上深深的痕跡一點也不奇怪。即便是反基督的思想也擺脫不了基督教的痕跡，比如馬克思的著作里就有大量的基督教術語。從下面的論述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不僅是政教分離信仰自由等制度起源於基督教，其實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被學者認為是起源於基督教改革，民主自由人權等等思想和制度也起源於基督新教的思想。
　　二、其次，我們來看看美國的物質主義
　　在美國，被當作世俗化標誌的物質主義，其實起源於基督教新教倫理，並且在現在依然表現和反映的是新教倫理。
　　一般宗教都趨向於把物質的東西稱為“惡”，早期的基督教異端諾斯替主義把宇宙萬物有形的物質都當作惡，認為是惡魔創造了物質世界，因此凡是物質的，就全是惡的，包括人的肉體。這種思想曾經流行於西方和非洲，在現在的西方也很有市場，著名的精神分析家榮格就被認為是個諾斯替主義者。
　　早期的基督教也把對金錢的追求當做是罪。《聖經》中耶穌說：“你不能同時侍奉兩個主，即侍奉上帝，又侍奉瑪門（金錢）”，“財主進天堂比駱駝鑽針眼還難”，“不要積攢財富在這個世界上，容易腐爛，被蟲咬，要積攢財富在天上，那裡不會被蟲咬，也不會鏽壞”。因此在早期的基督教里，強烈的物慾被當作是順從了惡魔的誘惑。基督教在天主教階段的也保持了這種特點，除了被權力腐蝕的教士之外，真正保持了天主教信仰的教士也把刻苦修行甚至是對肉體的虐待當作通向天國的必由之路，修道院的修士那時以對自身身體的酷刑來保持自己的清心寡欲，以免讓自己順從“肉慾（基督教特指世俗的欲望）”而犯罪。
　　但是，宗教改革之後基督新教，鼓勵人們努力致富，並發展出一套完全不同財富觀。
　　那麼，新教為何以及是如何鼓勵教徒致富的呢？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韋伯作了經典考察和論述。
　　韋伯是德國劃時代的思想家，是現代社會學難以跨越的里程碑，被稱為西方的“馬克思”。韋伯在考察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時發現，一般天主教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要遠遠落後於新教地區的經濟發展，天主教國家的資本主義萌生也比新教國家的資本主義的萌生要晚。比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天主教國家的經濟就遠比英國、德國、法國的等新教國家的經濟落後，其資本主義的萌生也比新教國家要晚。
　　在翻閱教會資料時，韋伯也發現，在歐洲各國，一般天主教徒的子弟都喜好選擇文學藝術等人文學科來學習，在社會上也從事得多是收入不高的人文方面的職業，收入不高，賺錢的欲望也淡漠。而清教徒子弟都傾向於學習經濟、金融、理工科、醫學等等，在社會上從事的職業也多是收益較高的職業，賺錢欲望旺盛，韋伯描述，“商界領袖、資本所有者、有技術的高級工人，甚至經過搞技術和商業訓練的現代企業的員工，大部分都是新教徒”。
　　進而，在考察歐洲及新大陸的社會倫理職業倫理時，韋伯發現，比起天主教徒來，清教徒及路德派的基督新教徒更具有資本主義精神。比如：
　　天主教徒鄙視世俗工作，僅僅把聖職當作對神的侍奉。與之相反，新教徒把自己世俗的職業當作是一種“天職”，即路德說的“上帝給予的職業（Belief）”，把世俗工作的完成和完美當作對神的侍奉，對世俗的工作有着極大的熱情和關注；
　　天主教徒的禁慾與世界上其他宗教的禁慾一樣，是脫世俗的禁慾，即不關心世俗事務的清心寡欲。新教徒的禁慾則更帶有入世性，他們關注現世，致力於世俗職業的成功，但在消費上非常節儉克己禁慾。
　　清教徒的這種入世、敬業、勤勉、節約、樂於致富，樂於投資的生活倫理，與初期資本主義階段的勤勉、節約、致富、投資社會的資本主義精神一脈相承。
　　基於上述研究，韋伯推定，最初的資本主義精神產生於新教倫理，資本主義階初始階段的原始積累得助於基督教新教倫理，近代歐洲的資本主義產生得助於早期新教徒的旺盛活躍持之以恆的經濟活動。
　　韋伯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詳細地論述了新教的教義如何造就了教徒的“入世性禁慾”的生活態度，這種生活態度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淵源關係，這種態度如何進了社會的原始積累從而刺激了歐洲資本主義的產生等過程，並用大量的經濟發展史、教會發展史、教會通信資料來予以論證和支持，令人信服地論證了新教教義所含有的強烈的資本主義精神，以及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的發生所產生的啟動作用。
　　韋伯的觀點在當時盛行唯物史觀的歐洲思想界產生了巨大影響，以後又陸續有很多韋伯的支持者對韋伯的觀點予以了充實。雖然韋伯的觀點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並且在現代也有爭論，比如松巴特就認為資本主義精神產生於猶太教的合理化盈利精神，但任何一種對韋伯的反駁由於都缺乏史實的論證和支持，所以韋伯德論述至今沒有被駁倒。

2006-06-15 on 10:22

　新教徒由於把工作當作敬虔，當作對上帝的侍奉，新教徒的財富觀因此也就有很大區別。
　　路德派的信徒認為，財富是榮耀上帝的，是人努力工作的結果。創造財富，產生富裕和繁榮，服務人類、榮耀上帝，是信徒的義務。卡爾文派的人認為，繁榮和富裕是受神祝福和被揀選的表徵，也是在榮耀上帝。
　　新教徒的這種財富觀，也有《聖經》的支持。在《舊約》中，被稱為“信仰之父”的亞伯拉罕、以及以色列人祖先雅各都是富可敵國的大富豪，他們的財產都被認為是因為信仰上帝而蒙受上帝祝福的結果。《舊約》的《約伯書》講述，阿拉伯人約伯曾經被撒旦試探而失去一切財產的，最後因為對上帝的至信不移而蒙受祝福，又獲得了比以前更多的財產。在《新約》中耶穌也說：“你們不要為吃什么喝什麼而擔憂，那都是外邦人所追求的，你所需要的，你們的天父都知道，你們要先追求神的義，然後一切都會加於你”。在這裡，“你所需要的”，指的是人生活所需的物質財富。也就是說，無論依照舊約還是新約，新教徒認為，信上帝的，上帝都給予祝福，這個祝福當然也包含財富上的祝福，就多多地給上帝的信徒以財富。
　　那麼，怎樣理解耶穌的“人不可侍奉兩主”的論斷？新教徒用近代的“公共財富”的概念進行了合理解釋。這種理論說，財富有蒙神喜悅和不蒙神喜悅的兩種，那種靠勤勞得來、並且用來投資建設、造就社會就業、提高社會福址、造福社會的財富，它的性質是一種“公共財富”，是榮耀上帝蒙神喜悅的；那種靠掠奪盤剝而來又用於浪費奢侈、夸富鬥富、欺壓鄰舍的財富，其性質是“私富”，則是不義的，是罪。在耶穌時代，財主們的財富大都是靠掠奪盤剝而來，又用於浪費奢侈、夸富鬥富、欺壓鄰舍，所以受到耶穌的譴責。
　　
　　美國是由清教徒創立、新教徒占社會主體的國家。早期清教徒的勤勉、節約、樂於致富，樂於投資的生活倫理，曾經是美國初期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以後，新教教徒的致富精神和財富觀仍然支配着美國社會。
　　我們看到，美國人一方面勤奮工作、拼命地賺錢；另一方面又勤勉地上教堂虔誠地禱告，同時又向各種慈善機構、學校、以及國外慷慨地大把捐錢。這正是典型的清教主義的行為方式。
　　美國人辛勞勤奮地工作、狂熱地追求財富，崇尚經濟成功，體現着清教徒的創造財富、榮耀上帝的精神。美國有86%的人口信仰教，其中的60%是新教徒，這些教徒把在世俗的職業上的努力，也看作是上帝的侍奉，把勤奮看作是有信仰的表現，反映着新教教徒的“工作就是禱告”、“工作是上帝的面具”、 “職業乃是天職”的理念。世俗職業的成功以及相應的報酬都是蒙上帝的祝福，是在榮耀上帝。
　　美國人的巨大財力和富庶的生活，在美國的基督新教教徒看來，是蒙受神的祝福的表現，是相信上帝的結果，是因為相信上帝蒙神救贖的表徵，是在榮耀上帝。尤其是在今天，美國國家所用有的巨大財富被有些新教徒比喻為當年所羅門手下的繁華和財富，是在向全世界宣示上帝的祝福，是上帝揀選了美國的表徵。
　　那麼，世界上貧窮落後野蠻的國家，在美國人看來是因為不信上帝而沒蒙受上帝祝福的結果。
　　美國人上教堂勤勉禱告，向各種慈善機構、學校、以及國外慷慨地大把捐錢，在美國人看來，則是作為教徒所必履行的宗教義務。在美國，企業界做的慈善事業要比別的國家多得多，其利潤中每年拿出作為捐款的，遠比其他國家的企業要多，很多其世界性的慈善基金都是美國企業界的捐款。美國的教會很富有，擁有巨大的資金，而這些資金一般都來自實業界和商界。依靠這些資金，美國的基督教界向全世界派遣了大量的傳教士使團。
　　我們在美國的企業家身上可以看到清教徒的精神。被當作今日美國英雄的比爾•蓋茨是勤奮工作發財致富的典型，這位企業家靠勤快和智慧是自己成為世界首富。但我們知道，比爾•蓋茨給自己的後代留下的財富不多，而多數都留作了慈善基金或發展基金。由於其捐款巨大，蓋茨被評為2005年美國《時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大財閥洛克菲勒，早年賺錢刻苦勤奮，結果他四十歲時身體就被累跨，但他捐起錢來也出手闊棹，似毫不吝嗇，現在全世界許多人仍然因為他的捐款而受益。從他給他兒子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虔誠的基督教信仰和向兒子傳教迫切心情。這類企業家在美國很多，以前讀過報紙消息，說某位企業家向教會捐了許多款項，臨死前才為人所知，當教會向他表示感謝的時候，他說，不用謝，錢不是他的，是上帝的，托他保管，然後交給所需要的人。如果置身美國，會發現這類例子和故事比比皆是，中國的各類在址書刊也常登載。
　　
　　一面拼命賺錢、追求財富，另一面勤去教堂，大把地向社會捐款，這種現象，在一般世俗化國家的人或研究者眼裡，感到不可思議，因此，才會認為美國人患了“人格分裂症”，兼有拜物的利己的和宗教的利他的兩種意識，認為美國是“宗教信仰與拜金主義悖論式地結合”在一起的社會。其實，明白了清教主義的工作倫理和金錢觀之後，就會明白，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行為，其實有着同樣宗教信仰基礎，是源於同一宗教的信仰行為。
　　我有個朋友在美國公司工作，他與美國人相處時，經常談論賺錢的事，久而久之，美國同行說他“He is seculer（他很世俗）”，朋友聽了很不服氣，心想：“你們大老遠從美國來，不就是為了賺錢嗎，你們不更俗”。我給他解釋了美國人的思想和行為習慣以後，朋友對美國人的說法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也就是說，談久了賺錢的事，還要論及信仰和靈魂的事，如果表現出興趣就是錢，那麼，就會被同樣喜好賺錢的美國人說稱“世俗”。朋友還告訴我，他們在華的頂頭老闆，是投資公司的總公司里的重要人物，深諳賺錢之道，而且賺起來也心狠手辣，但同樣是這位老闆，竟然同時還有着傳教士的資格證書，讓公司的人們一直覺得此人真正偽善，覺得美國人的基督教確實虛偽。朋友說，明白了美國基督教的金錢觀之後，這一切也就釋然可解了。其實，不只是我的這位朋友，如果你在美國企業工作，你就會發現你周圍的美國員工可能就是基督徒，他們可能在業餘時候在某種地方傳教。如果進一步，我們在中國觀察周圍，你就會發現，你的美國朋友，雖然可能是一位外語教是或商人，但他們之中很多人同時可能都是傳教人員。
　　
　　這樣來描述美國人的經濟行為，並不意味着美國人都是正人君子，也不意味着美國的企業界的財富都來得很正道。美國也不乏坑蒙拐騙殺人越貨之徒，也不乏時常爆出醜聞的企業。為什麼會這樣，這就牽扯到新教創造資本主義之後的資本主義自身的異化問題了。
　　異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概念，同樣適用於清教資本主義的演變。資本主義的產生早期得助於清教徒的節慾但旺盛而持久的經濟活動，起源於新教的創造財富榮耀上帝的宗教理念，這在前面通過韋伯的論述已經有所講述。但同樣也是這位韋伯指出，資本主義一旦確立之後，就是開始了自身的異化過程，這表現為，早期的清教徒的創造財富榮耀上帝的倫理，在資本主義確立之後，逐漸在資本主義的運作中開始退後，取而代之的是為發財而發財的盈利主義，盈利競爭開始成為資本主義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則，榮耀上帝的原則卻被拋到腦後。資本主義體制不再為宗教動機所驅動，而僅為逐利動機所驅動，成為單純的高效率的生產和盈利體制，人的價值和上帝則不復存在。
　　這是韋伯描述的資本主義自身的異化。馬克思主義不信上帝，但馬克思主義者看到了在這種資本主義體制中的人的價值的被忽略，把它描繪為人的異化和勞動的異化。兩者描述的同一個異化現象，這個現象在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存在。
　　美國是一個清教倫理仍在起作用的國家，清教精神仍為企業界的主流，因此，美國的資本主義比別的國家的資本主義要顯示出更高的信義，更多的鄰人愛，勞動者也率先擁有了更多的權利。但美國的資本主義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和演變，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異化的現象，這就表現為一些經營者的信義的喪失，表現為坑蒙拐騙的行為和其他各種如偷稅漏稅欺騙股東等醜聞。（1.4萬字）
2006-06-15 on 10:14
晉燕侯領消防員（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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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15 on 10:23

第三章 美國的外交是意識形態外交
　　
　　“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都誤判了形勢，他們不了解美國這個國家。美國這個國家進行戰爭，從來不依據利害權衡和得失盤算，美國人打仗，從來都是依據道德和國民的好惡。” —— 日本第一任情報局長、駐泰大使岡崎久彥
　　“美國蔑視力量平衡的概念，認為實力外交不道德。美國的國際秩序的標準是，民主主義、集團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決”。 ——亨利·基辛格
　　
　　一、美國的外交注重意識形態
　　美國自獨立以來，就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早期是對西部疆域的拓展，現在被說成是國內事務，實際上當初是從法國西班牙就墨西哥等國或奪或買地獲得土地，也是對外活動。南北戰爭之後，在形成現在的美國的規模之後，美國開始走出美洲，參與更廣泛的國際事務，其間主動投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今天，美國已成為影響全世界至為重要的國家，把握着幾乎所有國際問題的關鍵，從台海，到中東，到非洲，到歐洲，都擺脫不了美國的影響，幾乎所有國際熱點的當事國領導人，都把美國的態度當作首先必須考量的因素。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講，北美洲遠離世界的紛爭熱點，美國在成為世界強國之前，對國際事務可以有較大的迴旋餘地，視國家的利害狀況，既可以採取的閉門的孤立主義，也可以採取開門的國際主義政策。儘管美國一直有孤立主義的主張，但美國自建國以來孤立主義就沒有得志過，開門的國際主義政策一直是美國的對外政策主調，包括被認為是孤立主義的門羅主義，其實也是為了獲得在拉美和太平洋地區的支配權，是為了向太平洋地區擴展，也是一種開門主義。甚至，我們在美國的國際活動中看到，美國在對他國的問題上經常採取干涉主義態度。
　　為什麼美國一直採取開門主義政策，甚至是干涉主義政策？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美國的開門主義和干涉主義，容易被理解是為了爭奪資源和搶奪市場等，被認為是追求國家物質利益的行為。一般世俗國家的學者都從利益角度來解釋美國的外交動機，筆者曾在全國最大的書店找遍了關於美國外交的書，發現，除了美國人自己寫的書介紹了意識形態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之外，所有我國學者，都將美國的對外政策解讀為追逐利益的行為，沒有考慮到意識形態對其內外政策的影響。對二次世界大戰的解讀也是如此，認為美國參與二戰，是美日兩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長期爭奪利益的結果，日本想獨占亞太，美國要求利益均沾，因為利益對立，不可調和，導致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在亞太地區火併。美國支持中國的抗戰，也是出於自身的利益考慮等等。
　　其實，這種世俗化的利益論考量，是經不住推敲的，考察美國對外政策中意識形態所占的分量，就會發現，意識形態才是美國外交政的基石。
　　那麼，什麼是美國的意識形態？考察美國的歷史，可以發現，美國的意識形態表現出這樣的內容和特色：
　　1， 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執著。
　　2， 強烈的選民意識和同樣強烈的天命意識。
　　意識形態一般是指某自成系統的價值觀，在這個意識形態的系統內，價值觀一般都有簡單化和絕對化的傾向。在美國，美國人的選民意識、天命意識、和舉國上下的對自由民主的執著，一直是一種不容置疑的自我評判和價值判斷，是被認為是絕對有道理和正確的，是美國的意識形態的主要構成內容。
　　首先，我們看美國人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執著。美國人認為，自由、民主、人權之好，是不容懷疑的，他們符合上帝的旨意，人的權利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獲得了最大的保障。只要是不民主的，不自由的、反人權的，就是壞的。無論在哪個國家，那個民族，也無論其窮或富，民智是否開化，經濟水平是否達到一定程度，民主都應該是應該實現的社會制度，人權都應該是受到保障。
　　在美國，民主、自由、人權等等，是一個被絕對化了的、含有崇高和神聖的意義的詞，意味着幾代人的理想和奮鬥精神及奮鬥歷程，就像前幾十年在中國提起共產主義、老紅軍等這樣的詞一樣，被絕對化和意識形態化。人們看到，由於對民主自由的執著和意識形態化理解，美國人有時表現得很單純，許多由別的國家跑到美國的流亡者，只要聲稱自己是民主鬥士，就會受到百姓和政府背景的人士的支持和愛戴，獲得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和幫助。相反，只要你表現為不理解或不喜歡民主，你就會遭到感情上等各方面的冷遇。
　　其次，我們看美國人的強烈的選民意識和同樣強烈的天命意識。美國人認為，美國是上帝的國家，是上帝選中、受上帝祝福、體現上帝榮耀的國家。美國負有上帝賦予的使命，體現着上帝的意志，美國要做全世界的領導者，將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
　　這種選民意識和天命意識在美國的歷史上不斷地被表述，成為美國人的一種特有的自我感覺。
　　馬塞諸殖民地的英國的清教徒宣布，他們建設的新大陸將成為耶穌所說的建在“山上的城”，將成為照耀全世界的光。第一任總督文思洛宣稱，新教徒“新世界的開拓，是上帝賦予的使命”。
　　首屆總統華盛頓在給各州州長的信中說：“現在，獲得了完全的獨立和自由的美國人成了全世界最受人注目的角色，站在舞台中央。這個舞台，是上帝為了顯示人的偉大與傑出而特意設計的。”
　　十九世紀與愛倫•坡等交往甚密的作家約翰•奧薩利班在一篇《前途遠大的偉大國家》的文章中說：“我們國家，註定要向人類展示上帝的美好意志，那就是：我們是讓人類進步實現個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國家，我們一定能完成這一使命。這將是我們今後的歷史，美國正是為了這一使命而被上帝揀選的。”
　　奧薩班利還說：“美國命中注定要採取好的行動，我們除了對一些可以吸取的經驗以外，對過去的事情一概不感興趣，遠大的未來才是我們的舞台，我們的歷史要在未來中創造。在我們的心中，有上帝的真意和慈悲的目標，有沒被過去污染的良心，我們正在進入人類未曾踏入過的空間。我們註定要成為引導人類進步的國家，任何障礙都不能阻擋我們的前進，上帝的意志與我們同在。”
　　近期的里根總統則說：“我們必須考慮到，我們應該像一座山巔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視着我們。所以，如果我們在所承擔的這項使命中虛偽地對待我們的上帝，並因此促使他不再像現在這樣保守我們，那麼我們必將成為世人談論的趣聞和笑柄了。”
　　里根還說：“我們必將再度成為自由的楷模和希望的燈塔”。
　　現在的布什總統說：“在美國人的善良、理想和信念當中，無處不看到上帝的旨意”。布什在第二次就任演說中還說，美國要做黑暗世界的燈塔。
　　這種選民意識和天命意識還表現為美國人的自信和優越感。托克維爾在其《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形象地描述了這一點，他說：“美國人在與外國人相處時，不允許說美國的一點壞話，並且無止境地渴望受到外國人稱讚”，“如果這個外國人對此有牴觸，那麼他們就開始自己稱讚自己，他們即便是對自己的業績持有懷疑，但也願意用自鳴得意的目光來欣賞自己的業績”。托克維爾舉例說：“我曾經向一個美國人說，你們的國家真不錯，這個美國人馬上回答說，真是這樣，世界上再沒有這麼好的國家了。我誇獎了美國的自由，這個美國人馬上對我說，自由是上帝的恩賜，可是世界上還有那個民族配享這樣的自由呢。”
　　
　　美國的意識形態中的幾個特點，強烈地體現在總統的就職演說上。總統的就職演說一般是美國意識形態的大展示，歷史學家瑞克申科曼（Rick Shenkman）研究了歷屆美國總統的就職演說，發現它們有個共性，就是所有美國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必然會提到以下幾點：美國人應該敬畏上帝、美國人應該推動全球自由民主與和平、美國是世界的楷模、美國人應該全民團結、總統對人民的智慧有信心、尊崇開國元勛等。
　　這幾個共性都包含了對民主自由的執著以及美國人的天命意識和使命感。
　　
　　美國的意識形態在其建國之初就存在，可以說是美國生來具有傳統悠久的東西，我們從首先到達美國成為美洲開發之父的“五月花號”搭乘者們簽訂的契約中，從早期其他殖民地的文件中，都可以看到以後成為其意識形態的基本要素。以後的美國各個時代重要人物的言論、各時代的主流思想，都表達出這種選民意識和使命感以及對自由民主的信奉，一直延續到美國的今天。
　　這種意識形態，決定了美國建國以後的對外政策的主調，它使得美國人自建國以來就在周圍世界推銷自由民主制度，然後隨着美國的實力和影響的擴張，逐步開始在全世界充當民主自由和人權的保護人。以後，又加上了推行人權保障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