犧牲自己和強制他人的格瓦拉

作者：程映虹
Tuesday, June 13, 2006 12:17:46 AM

1967 年十月八日，玻利維亞軍隊在一次伏擊中將格瓦拉的隊伍全部消滅，格瓦拉和數人被捕。聽說抓住了格瓦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顧問迅即趕到。此人實際上是個古巴人，名叫羅德里格斯，出身於古巴一個富翁家庭，古巴革命後流亡美國並矢志推翻卡斯特羅政權。他加入了中情局，參與了對古巴的一系列顛覆和入侵，豬灣入侵時他還冒險潛入古巴策應。四個月前當他的上司告訴他已證實格瓦拉在玻利維亞，問他是否願意去協助圍剿時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中央情報局給他的任務不僅是圍剿格瓦拉，不讓游擊戰蔓延，而且是從中了解古巴在拉美大陸的整個戰略。

羅德里格斯趕到現場後勸玻利維亞軍方將格瓦拉交給美國人，送到關塔那摩基地去，但被拒絕。玻利維亞軍方不想背上把格瓦拉交給美國人的罪名，他們深知此人在拉美激進分子中的影響。他們的決定是立即處決，對外宣布格瓦拉是在戰鬥中被打死的，這樣便無可指責。

羅德里格斯無奈，只好把繳獲的文件迅速拍照，包括格瓦拉最重要的文件《玻利維亞日記》。拍完後他來到囚禁格瓦拉的小屋，和他進行了談話。

格瓦拉從羅得里格斯的談吐中懷疑他不是古巴人就是波多黎各人。羅德里各斯告訴他自己出生於古巴，現在加入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專門對付古巴的 2506縱隊。格瓦拉於是知道這不是一個中情局的職業特務，而是一個和他一樣具有強烈的政治信念的人。也許正是這個因素使得他對羅德里格斯的態度顯然比對那些玻利維亞軍人（他們多半粗野無知，只想從俘虜身上搜尋值錢的東西或者紀念品，他們有俘虜的物品可以保護自己的迷信）要緩和得多。據羅德里格斯的回憶錄說，他和格瓦拉談了好幾個小時，到後來羅德里格斯承認對這個放棄高官厚祿出生入死獻身於自己信念的人，他已經沒有了國破家亡的仇恨，而是一種真正的尊敬。

這裡又有一個不無深意的小插曲：當羅德里格斯說在古巴人民自己的物質生活都成問題時，它有什麼理由去解放其他國家時，格瓦拉說古巴的困難是美國的封鎖造成的。羅德里格斯問道：難道你認為象你這樣既沒有經濟經驗又沒有起碼的金融知識的人去管理國家的工業和銀行，古巴的經濟能搞得好嗎？格瓦拉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卻告訴他了那個自己在一次會議上用"一個好的共產主義者"從卡斯特羅那裡得到了那個本來應該給"一個好的經濟學家"的國家銀行行長的職務的故事。格瓦拉在生命最後關頭有講這個故事的心情，確實可以讓人對他的個性以及對國家經濟事務的態度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十月九日下午一點十分，格瓦拉被玻利維亞軍人槍殺。後來當玻利維亞的記者們趕到現場採訪時，他們被告知格瓦拉是在戰鬥中打死的，記者們還看到了他身上的彈洞。但對記者進一步的追問和懷疑，軍方一概拒絕回答，並警告了一些公開表示不相信軍方說法的記者。當時有一位將軍在做了有限的介紹之後，對追問的記者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其餘的就是歷史了。"格瓦拉的遺體被秘密埋葬，直到三十年後才被發掘出來。當它被運回古巴時，卡斯特羅為這具在野地里深埋了三十年的骸骨舉行了國葬。

格瓦拉是二十世紀最有傳奇色彩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他的死在拉美、西方甚至世界範圍內引起了感情色彩十分強烈的反響。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來自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和革命運動的反響遠不如西方世界。蘇聯陣營和拉美絕大多數共產黨把他的死看作是暴力革命和個人冒險主義的最後失敗；而中國正處於文革的最高潮，對外處於封閉狀態，普通人甚至都不知道格瓦拉是何許人也。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左派中，只有古巴影響下的拉美激進分子和幾個非洲國家把他看作偶像。

但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知識界和青年學生中間，格瓦拉不但是對西方物質主義個人至上社會的否定，人類崇高信念和精神超越的象徵，也是對蘇聯官僚制度和異化了的社會主義的批判。卡洛爾認為西方知識分子之所以崇拜格瓦拉是因為"對他來說只有一件事是真正重要的：創造新人，個人與共同體的完全結合從而反映出人的真正性質……在他看來革命鬥爭是升華人和解放人的手段，它使得人在通向完美的階梯上不斷攀登，直到完美。"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左翼知識界對格瓦拉的另一個評價和他們對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態度密切相關。有一本題為《切．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和革命戰爭》的書（1974年出版）認為格瓦拉主義"超越了斯大林主義和改革主義，回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因此是當代革命的希望。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觀點：斯大林主義當然是令人厭惡的，但在這些知識分子眼裡改革也不是出路：改革出不了英雄，演不出史詩，只會帶來物質滿足的平庸，看來只有以格瓦拉為代表的革命後的革命，不斷革命，永遠革命，從一場以社會制度為對象的革命轉變為以人為對象的革命， 才能象一出高潮迭起的精彩戲劇那樣使他們這些旁觀者感到刺激和滿足。

這些生活在西方"腐敗" 和"異化"的物質社會中吃穿不愁的知識分子終於等到了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英雄。這個英雄使他們忘掉了那個他們覺得乏味不堪的、而又恰恰是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所念念不忘的發展和吃飯問題。他以堂吉珂德的精神與人的物質欲望戰鬥，以十字軍的氣概遠征，以藝術家的熱忱塑造人。而且他又是那麼年輕，那麼英俊，最後象耶穌被釘上十字架那樣獻身。這使得他們太激動了。薩特用典型的薩特式的語言說格瓦拉是這個時代"最完整的人"。美國詩人、學者辛克萊．劉易斯說他是當代的加里波的。他還成為很多音樂和美術作品的題材，好萊塢在一九六九年就拍攝了一本正面歌頌這個英雄的故事片，找到了一位相貌酷似切的演員。他的頭像甚至被印在汗衫、鈕扣、帽子和手帕上。在哈佛、柏克利和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這些美國學生運動的重鎮，他成了學生的偶像，印有他頭像的衣服和紀念品和娛樂、體育界的明星照放在一起地攤上出售。這種現象在倫敦、巴黎、柏林和蒙特利爾都能見到。甚至在當今歐美大學的學生宿舍和辦公樓里，有時還可以看到他那張著名的以血紅色為背景，頭顱微昂、面容嚴峻的照片。

在格瓦拉留給他的兩個兒子的信中，他說到他們長大成人時，那時已經是世紀末。如果那時他還活著的話，他說將在兩種情況下和他們在一起：要麼共同拿著武器和帝國主義戰鬥，要麼就和他們一塊坐著宇宙飛船向著月亮飛去。換句話說，在他眼裡，人類只有或者是地獄或者是天堂的兩種前途。

一九六0年，有一次格瓦拉的一位叫尼庫拉斯．昆塔那的建築師朋友去看他，當時正是大規模處決政治犯的時候，這位朋友的密友因為傳播反共傳單而被殺。談話當然是極不愉快的。格瓦拉說："革命是醜惡的，但卻是不可避免的，革命過程的一部分是不公正的，但卻是為了未來的正義。"昆塔那說他從來不相信任何基於不正義的東西。格瓦拉問道："即使是為了衛生的不正義？"當再次得到昆塔那的否定的回答後，格瓦拉說："你必須離開古巴。你有三種選擇：立刻離開古巴，我不阻止你；或者是三十年徒刑；再就是面對行刑隊。" 次年，當卡羅爾第一次訪問古巴時，他採訪格瓦拉，特別問到為什麼在革命後的古巴不允許有政治信仰和意識形態的自由，格瓦拉回答道："我們拒絕這種自由，因為我們認為革命的第一位和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對人民進行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教育，"在每天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候， "給人民以在正確和錯誤的意識形態之間徘徊的權利等於犯罪。"

正是這種對"未來的正義"的信念，和自認為有"給"人民以選擇信仰和意識形態自由的權力，使得格瓦拉在他的代表作《人與社會主義在古巴》中提出了人是需要改造的半成品、在革命過程中有一種自然的選擇使得一部分先鋒註定要去分配獎賞和懲罰、知識分子有"原罪"以及革命領導人在不惜犧牲自己的時候必須對群眾的命運有"冰冷的決心"等等直言不諱的說法。他的古巴人民不惜被核大戰一掃而光的驚世之語因此也決不僅僅是憤怒時刻的誇張。

作為國家最高經濟領導人，格瓦拉這樣的人對任何國家的金融和工業都會是一場惡夢。他對經濟和金融不但沒有最起碼的知識和經驗，而且也沒有起碼的興趣。貨幣在他看來本來就是應該廢除的，而經濟生產的動力只應該來自於人的革命覺悟。很多人讚美他下鄉義務勞動，一去往往就是一兩個月，但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在一個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下，最高經濟領導人這樣長時間脫離領導崗位，難道人們還能指望有一個商品充裕的經濟嗎？他脫離經濟領導崗位最長可達三個多月（出國訪問並布置自己的出走），在這段時間裡他的銀行和工業部如何運轉？那些西方知識分子大概從來就沒有認真考慮過這樣一個可能性：如果這個被他們讚美的英雄跑到他們的國家去接管經濟和金融大權，那將會是怎樣一種災難？他們還會有閒情逸緻去欣賞這個"最完整的人"嗎？

在某種意義上，格瓦拉代表了二十世紀的一個典型現象：犧牲自己和強制他人的結合。這個現象至今還有相當的迷惑性。格瓦拉一生和人的物質性、自利性和個體性作鬥爭，最不惜犧牲自己來為"新人"作榜樣。如果他是一個宗教人物，例如一個高僧或者一個傳教士，僅僅通過自己的身體力行和道德感召來來為塵世樹立一個超越的榜樣，那麼他確實為人類精神的歷史留下了不滅的一章。但他是一個政治家，當他利用政治權力和國家機器來強行灌輸他以為是唯一有價值的原則時，便無疑剝奪了其他人，尤其是無法表達出自己意志的普通人對生活的選擇權利。其次，犧牲這個事實本身，無論多麼壯烈感人，都不是評價為之犧牲的那個事業的標準。如果壯烈犧牲能說明事業的正義的話，那麼世界上"正義"的事業數都數不過來了。格瓦拉總是說自己痛恨非正義，但從來沒有意識到對普通人命運的控制和操縱就是最大的非正義。塑造"新人"是他認為最偉大的使命，然而他卻從來沒有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他本人也是一個人，在這一點上和別人沒有區別，那麼他憑什麼認為自己有權利去"塑造"其他的人？在倫理上，格瓦拉對人的"塑造"不但缺乏最起碼的正當性，而且誇張一點說，是一種獨夫的暴戾和控制他人命運的渴望。如果說他的自我犧牲精神極其可敬的話，那麼在同樣的程度上他對他人的強制便極其可怕。

波普爾的一句話值得我們深長思之："每一個人都有權利為了一個他認為值得的目的犧牲自己，但沒有人有權利去強迫或者煽動別人為了一個理想而犧牲。"

－－原載：《中國之春》，選自程映虹《卡斯特羅傳》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