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十年來“大躍進”研究若干問題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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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g 發表於 2006-6-3 16:17:35

十年來“大躍進”研究若干問題綜述

李慶剛

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2期

[關鍵詞]“大躍進” 研究綜述1995年以來

[中圖分類號]D65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952(2006)01-0053-13

[收稿日期]2005—01—10

[作者簡介]李慶剛，博士，講師，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100091。

作為一個時期和社會運動的“大躍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1995年，謝春濤發表的《“大躍進”運動研究述評》一文，就學術界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對“大躍進”運動的研究情況，作了綜述。[1]本文擬就1995年以來學術界有關“大躍進”研究的新的學術觀點作一綜述。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文章篇幅及本人視野所限，本文涉及和參考的主要是研究“大躍進”的有關學術論文(包括一些概括性的資料綜述和回憶，以國內學者發表的文章為主)的觀點，不包括有關著作中涉及“大躍進”的相關內容。有的學者在1999年發表的文章中，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躍進”研究的若干問題進行了述評，主要討論了五個方面的問題：“大躍進”的提出；“大躍進”發動的原因；“大躍進”運動失敗的原因；“大躍進”運動的後果；“大躍進”運動中的教訓與啟示。[2]1995年以來對“大躍進”研究的範圍實際上已經遠遠超出這幾個方面，而且對這些經常探討的問題在認識上有了很大的深化。

(一)關於“躍進”或“大躍進”口號的提出及演變

張志輝指出，一般認為，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是以“躍進”代替“冒進” 的開始。他根據薄一波的回憶指出，1957年6月26日周恩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已出現“躍進”一詞，比11月13日早近5個月。[3]李丹慧對張志輝的考證進行了補充，主要說明了當時由於“反冒進”而反覆檢討的周恩來，在給毛澤東信中表達了不敢居大禹之功，表明自己報告中的“躍進”一詞，與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所倡導的精神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4]齊霽在研究綜述中，對兩人以上的觀點進行了總結。[2]李慶剛對各種“躍進”詞彙進行了考證，認為“大躍進”口號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這一社論中提出的。[5]魯振祥考察了“躍進”一詞從普通詞語到賦予特定含義的過程，認為有三篇文章與此密切相關：一是周恩來1957年6月26日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二是1957年10月 27日毛澤東主持制訂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三是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他考察了從“農業大躍進”到“全面大躍進”的嬗變以及“繼續大躍進”和“大躍進”一詞的關係，考察了“調整”代替“大躍進”的過程以及直至1979年才發生的對 “大躍進”從正面讚頌到批判否定的變化。[6]

(二)關於“大躍進”發動的原因

對“大躍進”運動發生原因的探討，是“大躍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廣泛研究。

李向前探討了促使“大躍進”運動發生的因素：第一，中國當時的經濟模式是欠發達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越是經濟欠發達的國家，其內外部壓力越大。“大躍進”的發生與此有關。第二，為了走自己的路。“大躍進”發起的年代，人們以前所未有的“衝動”，來進行一場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超越前人的工業化實驗。第三，理論約束與現實矛盾。一方面，我們必須遵循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生產的一般原理，尊重蘇聯某些經驗；另一方面，又必須創造一整套符合自己情況的方法、政策。一方面，我們要爭取高於資本主義甚至社會主義蘇聯的發展速度；再一方面，又面臨着基礎薄弱、技術落後、人口眾多的現狀。這些矛盾給發展戰略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第四，造“因利制權”之勢。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世界局勢相對平穩，毛澤東有“因利制權”的戰略考慮。“大躍進”運動的發生，同這個時期內外環境特點以及我們試圖加以利用它們的戰略考慮有關。[7]曾紅路[8]、黃愛軍[9]、杭國芳[10]、王令金[11]、李成貴[12]、虞文清等人[13] 與李向前的觀點基本相同。王玉貴指出，對於1956年周恩來等領導的“反冒進”，毛澤東進行了批評，如此直接導致了“大躍進”的發生。[14]王軍正指出，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和平競賽及中國“趕超”戰略，毛澤東“左”的錯誤的發展，對馬克思主義“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和“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飛躍”的思想觀點的錯誤理解及宣傳，群眾對領袖的盲目崇拜，是導致“大躍進”運動發生的社會歷史原因。[15]李知明指出，發動“大躍進”運動的原因是沒有處理好幾個關係：一是戰爭與和平的關係，二是蘇聯模式與中國特色的關係，三是民主與集中的關係，四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關係，五是物質與意識的關係。[16]王萌碩指出，這一時期整個社會所存在的急於求成、狂熱個人崇拜的特殊社會心態為“大躍進”運動的順利發動提供了基本的社會心理因素。而當時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趕超浪潮使發動這場運動獲得了巨大的外部壓力。[17]何雲峰指出，“大躍進”運動的發生，與對革命經驗的采借有關：以群眾運動作為經濟建設的主要運作方式；在分配方面倡導恢復供給制；在激勵機制方面突出政治掛帥；在領導體制方面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18]朱地也指出，“大躍進”的發動既有現實的原因，也有歷史的淵源。一方面，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是基於“走自己的路”的要求；另一方面，“大躍進”運動又是黨的歷史上大生產運動的再現。[19]尹書博從政治體制層面探討了“大躍進”運動發動與持續的原因：毛澤東對中共中央集體決定的“反冒進”的錯誤指責，導致了“大躍進”運動的發動；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是“大躍進”的錯誤得以持續的重要原因；法制很不完備，以政代法，是“大躍進”運動得以延續的重要原因之一。[20]李若建從多個角度研究了“大躍進”發動的原因。他認為，不應該把個人或某個階層對“大躍進”的影響因素誇大。廣泛存在於社會各階層的烏托邦思想、濃厚的不誠實氛圍、傳統的生育觀帶來的人口壓力等三個方面，對“大躍進”的形成有重大影響。[21]楊乃良通過分析，也認為個人和基層單位在“大躍進”發生過程中都擔當了不同的地位、作用和責任。[22]李若建還指出，糧食統購統銷制度、農業合作化與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城鄉分割體制等經濟體制都對“大躍進”發生有影響。[23]此外，李若建還從社會流動的角度分析“大躍進”中的狂熱行為，認為下放產生的大量社會地位不一致者對“大躍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4] 吳海紅認為，趕超思想與“大躍進”運動存在互為因果的關係。[25]齊衛平、王軍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趕超思想與“大躍進”運動都是當時“左”傾指導思想的產物，是一對並列的錯誤，兩者之間存在着一定的聯繫，但並不是互為因果的關係。即使沒有趕超思想，在“左”傾指導思想的影響下，“大躍進”運動的發起也是不可避免的。[26]

對於導致“大躍進”發生的外部因素，特別是國際因素，學者們討論的很多。

宋銀桂指出，在東西方冷戰背景下，中共有一種搶速度的緊迫感，在破除了斯大林模式的迷信後，中蘇之間的齟齬使加速發展的意識被強化，激起了“大躍進”的浪潮。[27]程重陽指出，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認識與抓時間搞建設，“東風壓倒西風”的形勢與改變落後面貌、增強國力、維護世界和平的願望，中蘇兩國在國家利益上的矛盾與獨立自主搞建設，這三方面是導致“大躍進”發生的國際因素。[28]劉際鋼、林桂平指出，如果沒有從50年代開始的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試圖打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浪潮，也就不會使中共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高速發展經濟的新路；如果沒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根深蒂固的“左”傾思潮，也不會使中國黨內“左”傾思想加速發展，導致“大躍進”的發生。[29]李安增、趙付科[30]、李曉勇[31]等人和以上的綜合觀點基本相同。劉建國指出，社會主義陣營的趕超浪潮是影響和推動“大躍進”運動發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國際因素。[32]陳冬生研究了中蘇關係的演變對“大躍進”運動的影響，包括對“大躍進”發動的影響。[33]

對以上學者們關於“大躍進”運動成因的研究成果，高其榮進行了綜述，將“大躍進”發動的原因歸結為以下幾種觀點，即：“國際環境壓力”論、“擺脫蘇聯模式”說、“社會主義建設準備不足”論、“政治體制弊端和毛澤東個人專斷作風”論、“國際趕超熱潮影響”論，“國民心態推動”說、“存在社會基礎”說等。 [34]

(三)關於“大躍進”運動的總體評價

李銳指出，毛澤東所導演的“大躍進”，大大超過了中國經濟政治所提供的現實舞台，這就決定了它不能不歸於失敗的命運。[35]李付安指出，“大躍進”運動因其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的巨大反差而成為一場深刻的歷史悲劇。造成這場悲劇根源的因素在於：工作着重點的轉移受到了“政治統帥經濟”的干擾，“以蘇為鑑” 誤入回歸革命方面經驗的歧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為唯意志論所扭曲，趕超戰略在積極平衡論的支配下走向極端。[36]針對有人片面肯定“大躍進”中取得的一些成就；郭德宏指出，對於“大躍進”期間取得的成就，當然不能否定。但“大躍進”造成的破壞遠比成就大得多。“大躍進”除了對國民經濟造成嚴重的破壞以外，還造成三個嚴重的後果：直接導致了三年嚴重困難時期；對自然環境造成巨大破壞；對人文環境造成嚴重破壞.[37]虞文清指出，“大躍進”運動不同於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實質上仍是一場生產建設運動；它雖是領導者輕率發動的，但還不是錯誤發動的，更沒有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而是黨在前進中犯的錯誤，是探索中的問題；再次，“大躍進”運動看起來也不應全盤否定，應該看到有失有得，只不過失大大超過了得，得不償失罷了。[13]

對於“大躍進”的總體評價，涉及怎樣認識“大躍進”運動本身和“大躍進”時期的問題。董志凱指出，“大躍進”運動與“大躍進”時期不能等同，應該將兩者加以區別，“大躍進”時期取得的成績不是“大躍進”運動直接或必然的產物。[38]陳衛華指出，兩者是不同的，當把“大躍進”運動本身與作為時間概念的“大躍進”時期分開時，就會發現雖然這場運動是錯誤的，但在這期間，由於全國人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39]

關於“大躍進”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關係也是學者們關心的一個問題。董志凱指出，“大躍進”運動對我國工業建設作用基本上是負效應。它阻礙了工業建設的持續快速發展和工業化的持續進程。與“文化大革命”相比，“大躍進”運動雖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成績與付出的代價不成比例。[38]陳衛華指出，“大躍進” 對生產力造成了破壞，延誤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但同時，“大躍進”對中國現代化建設也起了一些積極作用：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在“大躍進”前後的探索，開闢了一條與蘇聯模式不同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這個認識的獲得與“大躍進”中對現代化的探索分不開；在“大躍進”期間，由於全國人民的努力，由於當時動員了空前規模的人力、資金、設備、投資，也由於党進行了幾次糾“左”努力，仍取得了一些成績，為以後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較為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時，也為今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反面經驗。[39]楊大利指出，“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把人們從農業激進主義的幻想中喚醒，並為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奠下思想和政制的基礎。[40]

有的學者還總結了“大躍進”的經驗教訓。鮑素萍指出，“大躍進”的教訓是：經濟工作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要培養一批按經濟規律辦事的人；經濟建設必須搞好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經濟建設必須堅持經濟效益的原則。[41]劉際鋼、林桂平指出，“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有：發展國民經濟要有計劃、按比例，做到綜合平衡；要力戒急躁情緒，虛心學習和研究國內外經濟建設中一切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不能把革命戰爭年代的經驗當作教條，照搬套用到經濟建設中去；必須從自身客觀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必須尊重客觀規律，堅持調查研究和一切經過試點的原則；要大力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29]虞文清指出，“大躍進”運動的失敗教訓是：必須堅持而不能違背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必須堅持而不能違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必須尊重而不能違背客觀規律；必須繼承而不能丟棄黨的優良傳統與作風；必須正視錯誤而不能迴避矛盾。[13]李付安總結的主要經驗有：必須按照經濟規律指導經濟建設；不能拘泥於舊有的經驗、做法和模式搞建設；解放思想是必要的，但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42]

(四)關於“大躍進”時期的人口及相關問題

很多學者對“大躍進”造成的人口損失問題進行了研究。

李成瑞在有關文章中指出，美國著名人口學家科爾教授利用有關材料研究後，估算我國1958～1963年超線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700萬 (2680萬)；蔣正華教授經過研究，估算1958～1963年我國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1700萬(1697萬)。李成瑞進行比較研究後，認為按科爾的線性公式計算，超線性死亡人口約為2200萬(2158萬)，科爾、蔣正華兩人採取的方法各有其科學依據，但蔣正華的科學性更高一些。[43]李若建根據有關計算，推算在困難時期中國損失的人口在3000萬以上。[44]丁抒在有關文章中，認為死亡3500萬是個下限，真實的非正常死亡數很可能與4000萬相去不遠。[45]造成人口死亡，糧食不足是一個關鍵因素。林毅夫、楊濤以經濟計量方法對食物供應量、食物獲取權與中國19591961年的饑荒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人均糧食產出(代表食物供應量)和農村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偏向)，都是決定分省死亡率的重要因素，而制度性因素是中國饑荒的主要原因。 [46]李若建對“大躍進”時期中國糧食產量、消費與流通情況進行了研究。通過數據分析，他指出，雖然饑荒與糧食短缺有關，但是更重要的是糧食的使用與分配。[47]

此外，李若建就“大躍進”時期流動人口的基本情況、流動人口的構成、流動的成因以及流動人口的安置與歸宿等情況進行了研究。[48]同時，他還對“大躍進”時期的人口遷移類型及遺留的問題進行了研究，[49]對“大躍進”與困難時期家庭、婚姻與生育問題進行了研究，總結了其表現形式和規律。[50]

(五)關於與“大躍進”相關的“三年自然災害”問題

有沒有“三年自然災害”，這本來不是一個問題。但有的學者卻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觀點。金輝在分析有關數據後指出，1959～1961年沒有什麼“自然災害”，全國氣候可以說是天公作美。他指出，“左”傾狂熱及其指揮下的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法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難。[51]丁抒贊同金輝的觀點。[45]王維洛指出， “三年自然災害”的提法，是宣傳與強制性思想教育的結果。他根據有關數據，認為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從1959年到1961年期間中國經歷了一場非常嚴重的全國性、持續性旱災。[52]

對於這種說法，有的學者也運用有關數據進行了反駁。陳東林指出，應實事求是地對自然災害和決策錯誤之間的關係給予結合說明。不承認決策錯誤、完全歸結為 “天災”的說法及否認有“三年自然災害”、只說明“人禍”因素，甚至直接說“大躍進”餓死若干萬人的說法，都是不全面的。[53]陳東林還根據對災情、受災面積等資料圖表的分析，證實這三年發生了持續的嚴重自然災害；從農村糧食減產因素看，自然災害略大於決策錯誤；從農村一個時期的集中缺糧情況因素來看，決策錯誤影響遠大於自然災害，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54]中國氣象局的張海東、張尚印、李慶祥對我國1959～1961年期間的氣候特點進行了研究並作了總結，認為這三年期間的天氣氣候條件對全國的農業生產十分不利。從氣象災害造成的損失來看，1959年和1961年為損失偏重年份，1960年為嚴重年份。[55]

(六)關於領導人與“大躍進”關係的研究

毛澤東與“大躍進”的關係是研究者關注的一個熱點。趙士剛指出，應當把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願望與經濟建設的“冒進”結果區別開來。國際歷史環境的壓力、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加群眾運動能創造更高生產力與毛澤東“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觀規律”的哲學思想等能解釋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願望的成因，但不能說明 “冒進”的成因。[56]王玉貴研究了毛澤東對中央一線領導的嚴厲批評與“大躍進”運動發動之間的因果關係。[14]陳晉指出，“大躍進”以後，對經濟工作不像在軍事上那樣自信的毛澤東，再也沒有過多地插手經濟工作。[57]陳立旭分別從農業和工業兩個方面概述了毛澤東糾“大躍進”之“左”的努力。 [58]王建華的研究指出，毛澤東在“大躍進”運動中有認識和決策上的重大失誤，也有奮力糾“左”的重大舉措，有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性成果。[59]任萍就毛澤東在糾正“大躍進”錯誤的過程中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了許多有益的探索進行了研究。[60]張德鵬分析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心態。[60]唐踔對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初衷進行了分析評價。[62]王貴安對“大躍進”時期毛澤東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的措施和政策進行了研究。[63]張德鵬對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採用的發展生產力的錯誤方法進行了研究。[64]王也揚較全面地論述了毛澤東關於“大躍進”的思想，分析了這種思想的現實、歷史及哲學來源。[65]王明生對“大躍進”前後毛澤東的分配思想進行了研究。[66] 對於劉少奇與“大躍進”的關係，有關學者也進行了研究。李曉紅以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發言為例，對“大躍進”中劉少奇的求是精神作了總體分析並指出了其原因。[67]曾成貴指出，劉少奇當時是極力主張搞躍進的。但在糾“左”期間，劉少奇主張採取朝前看的態度，對形勢和問題的看法與毛澤東是一致的。 [68]黃嶺峻也指出，劉少奇積極參與了“大躍進”運動的決策與推動，與當時的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一樣，他對“大躍進”的錯誤也有一個認識過程。[69]杜本禮就劉少奇對“大躍進”運動的反思進行了研究，指出在反思的基礎上，劉少奇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見。[70]

此外，喬培華對“大躍進”中有着極大影響的“信陽事件”作了概述，指出了周恩來對這一事件的關心與檢討。[71]蔣永青對陳雲在“大躍進”後恢復農業和減輕國民經濟損失的努力作了研究。[72]馬冀就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對“大躍進”模式的反思進行了研究。[73]尚柯記述了“大躍進”期間李銳給毛澤東寫的三封信的內容及其所持的實事求是的態度。[74]蕭島泉的文章反映了楊獻珍在“大躍進”中的言行和品格。[75]郜忠武的文章，反映了趙樹理在“大躍進” 中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浮誇和大搞公共食堂的做法。[76]

(七)對地方及各行業“大躍進”情況的研究

朱培民對新疆的“大躍進”運動進行了研究，指出並分析新疆的“大躍進”運動錯誤和損失較少的原因。[77]張業賞對山東“大躍進”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取得的成績及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78]石尚斌對貴州“大躍進”的發動、過程及造成的結果與經驗教訓做了概述。[79]孫保定對“大躍進”期間河南人民公社的發展狀況做了研究。[80]尹書博闡述了“大躍進”時期主觀主義在河南泛濫的歷史教訓。[81]郭聖莉、高民政研究了“大躍進”中上海居委會組織“大辦經濟”的功能及其主要活動。[82]高華、黃駿簡要分析了1960年“持續躍進”中城市人民公社興起的背景、內容以及若干特徵。[83]周飛舟對與“大躍進”有關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國省級政府對災荒的反應和救助進行了研究。他指出，大部分省份對災荒作出的反應和救助一方面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即使大量返銷救荒，也顯然由於浮誇風、反右傾等政治因素的影響而不夠及時，同時現行的購銷體制內含高昂的執行成本，大大降低了對災荒的救助效率，使得本來就已經太晚的救荒變得收效甚微。[84]

對省以下地方“大躍進”有關情況的研究，有的學者挖掘得較細。如：張勝林對當時河南省信陽縣雞公山水稻浮誇情況進行了調查；[85]陳興榮對四川省安縣 “大躍進”的情況進行了考察，總結了其中的經驗教訓；[86]梁志遠就安徽毫縣農業大放“衛星”情況進行了回顧，總結了教訓；[87]左穎嶷考察了四川成都華陽縣上遊人民公社農業“大躍進”和工業“大煉鋼鐵”運動的有關情況。[88]

另外，學者們也對各行業領域的“大躍進”情況進行了研究。羅平漢對科學界的浮誇情況進行了概述。[89]“大躍進”運動中，統計工作的浮誇為運動火上加油。趙勝忠和孔德超的文章記述了這方面的情況。[90]李蔭培考察了北京市統計局工作在“大躍進”中受到挫折的情況。[91]辛建領記述了濟南一中在當時大搞“體育大躍進”的情況。[92]

(八)關於“大躍進”時期社會心理的研究

翁有為對1958年的“大躍進”思想、人民公社思想及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作了探析。[93]宋連科分析了“大躍進”思潮產生的條件。[94]萬俊人從道德的角度對“大躍進”進行了反思。他指出，沒有科學理性的約束、缺乏健全社會體制規範或制度控制、沒有健全的公民美德的支持和基礎，社會總體化的經濟行為、政治行為和文化道德行為就會失控，成為某種集體無意識的非理性盲動。這是“大躍進”時代經濟冒進的社會心理原因。[95]王章維、郭學旺探討了“大躍進”中的國人心態。這種心態主要有：忽視客觀規律，貪多求快、急於求成的社會心態；違反科學原則，狂熱的權威崇拜的社會心態；缺乏理智思考，巨大的社會遵從和行為依附心態。[96]羅重一從關於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趕超”思想、破除迷信的思想、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和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思想四個方面，分析了“大躍進”發動之初時的思想環境。[97]王光銀指出，“大躍進”時期廣泛存在着“急於求成”、“攀比競賽”、“‘左’比右好”、“妄自尊大”、“盲目崇拜”等五種特殊的群眾社會心理。這些群眾社會心理對“大躍進”運動的發生、發展和持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98]謝永川指出，“大躍進” 時期的社會心理主要表現為：急於求成、自負、崇上、盲目攀比、從眾等，多方面的因素影響了“大躍進”時期社會心理的形成。[99]崔廣陵論述了三種急功冒進型的社會心理與“大躍進”運動之間的關係：一是強烈狂熱的趕超意識，正是在這種意識的驅使下，盲目提出和制定不具現實可能性的趕超戰略；二是主觀精神決定一切的唯意志心態，正是在這樣的心態下，以為凡是只要想為的就能達到目的，從而導致不顧客觀條件的空想與盲幹；三是普遍的過高欲求期望，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心理的輔助之下，那些“左”傾冒進決策才得以順利地貫徹與推行。[100]

(九)對“大躍進”時期社會群體及事件的研究

任何運動都是由人參與其中的。對於“大躍進”中群眾的熱情與幹勁，李成貴給予了讚揚。他指出，人民群眾在“大躍進”中表現出的艱苦奮鬥和純粹獻身的精神，正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稀缺品。[12]對於“大躍進”中的群眾運動，孫運菊指出，運動是對嚴謹、科學的規章制度的一次大衝擊，是對自然資源、物質財富的一次大破壞，是實行平均主義的結果；同時，“大躍進”中的群眾運動是人民群眾自身積極性的迸發，也是對我們黨威望的一次檢驗。[101]發動群眾運動，當時的基層幹部發揮了巨大作用，李若建對“大躍進”中基層幹部的行為進行了分析。[102]對於“大躍進”這樣激烈而又帶來嚴重後果的運動，卻沒有引發劇烈的社會動盪，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討。李若建指出，“大躍進”時期並沒有出現歷史上曾經在大饑荒中經常發生的那種嚴重的社會動盪的原因在於：社會控制的嚴密；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政策調整比較有效；找到一批人來承當責任、平息民憤等等。[103]

“大躍進”中，運動和事件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李銳回顧了“信陽事件”並指出了其教訓。[104]對於“大躍進”中的公共食堂問題，孫聞浪指出，對公共食堂，領導人經歷了從熱情稱讚到冷靜對待再到做出正確決策的過程。[105]李若建分析了不同利益群體在“大躍進”時期公共食堂中的行為，指出在公共食堂這一問題上，人的良知與欲望的衝突、個人的價值取向特別是利己的價值取向是導致困難時期悲劇發生的重要因素。[106]李若建還對“大躍進”時期城鎮化高潮與衰退情況進行了研究。[107]

(十)對“大躍進”中浮誇風的研究

黃根蘭分析了“大躍進”時期浮誇風的成因，指出根本原因在於“左”傾錯誤思想的指導。[108]戴清亮也指出，浮誇風是“大躍進”中的首禍，浮誇風根源源於“左”傾指導思想。[109]劉明鋼論述了“大躍進”時期浮誇風的危害，指出浮誇風導致了隨之而來的全國性的大饑荒，致使黨和政府一系列重大決策失誤，嚴重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損害了黨的形象，影響了我國的國際聲譽。[110]高其榮對“大躍進”中浮誇風的表現形式和基本特點進行了研究，指出“大躍進”時期的浮誇風有不自覺浮誇和自覺浮誇兩種表現形式，“大躍進”中的浮誇風具有持續時間長、範圍廣、浮誇程度驚人、牽涉人員多、危害性大等特點。 [111]梁寶渭介紹了廣西的三大浮誇個案，對全國最大的水稻高產“衛星”——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1．13畝的中稻田畝產達到13萬斤的情況、對忻城煤炭 “衛星”上天(日產煤炭110．36萬噸)及鹿寨鋼鐵“衛星”(一天生產鋼鐵20．7萬噸，一天完成中央分配給廣西全年生產20萬噸的任務)的情況作了介紹。[112]

“大躍進”中浮誇風的形成，與當時的新聞報道失實互為促進，關係很大。唐秀平對“大躍進”中新聞報道失實情況進行了論述，並分析了其原因。[113]

(十一)“大躍進”與決策民主化

“大躍進”中浮誇風的形成與決策沒有做到民主化有很大關係。對此，一些學者進行了研究。賴亦明指出，“大躍進”決策總目標在實際工作中發生了嚴重偏離。首先是實現目標的方案抉擇錯誤，全黨接受了“大躍進”方案；其次，作為目標的重要內容的時間在“大躍進”的狂熱中一再縮短；再次是實現目標的措施的片面性和非科學性。工業方面，鋼產量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的任務按當時的能力是不能達到的。[114]程自功指出，“大躍進”的失誤，在某種意義上是由於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信息機制失靈所造成的。“大躍進”期間，正是由於中央計劃的信息壅塞和決策盲目，而導致了全民大煉鋼鐵的資源配置決策的嚴重失誤，導致了大刮 “共產風”的侵犯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嚴重失誤。[115]戈寧、戴黍指出，從科學決策的觀點看，“大躍進”是一次重大的決策失誤。從科學決策的前提看， “大躍進”決策目標的確立，不是建立在調查研究和科學預測基礎上的。從科學決策的保障看，“大躍進”是在反右擴大化和多次批判反冒進的背景下發生的，民主遭到嚴重損害，懾於政治壓力，下級機關提供信息和反饋時報喜不報憂。從科學決策的原則看，“大躍進”趕超英美的決策目標，盲目追求以鋼為綱的片面發展，造成了重工業內部各生產環節之間的比例嚴重失調。[116]謝春濤指出，決策缺乏民主程序，是“大躍進”運動付出慘重代價的最沉痛的教訓。[117]

(十二)“大躍進”時期的經濟發展模式問題

張濤指出，“大躍進”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不成功的，但這種模式之中存在“合理的內核”，即將發展建立在中國自己內部現有的因素與結構上，最大限度地調動本國內部的資源，擺脫對蘇聯的依附。毛澤東設想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最終決定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速度的不是中國的資金和物質資源，而是中國的人力資源。他認為，無論對“大躍進”式的人力資源發展政策如何評價，“大躍進”式的發展模式從單純重視貨幣資本的意識轉化為重視人力資本的意識，強調最大限度地調動本國內部資源的發展，還是有其理論價值的。[118]朱耀武也肯定了這一點。但又指出，“大躍進”時期經濟體制變革在動力安排上，重視人力資本的價值，卻偏頗地把政治運動作為體制改革的主要動力；在改革程序的設計上，無論從改革的經濟環境的選擇還是對改革路徑的依賴，都內含着激情和理性的衝突。[119]周樹立指出，“大躍進”經濟發展模式的突出特徵就是力爭高速度。[120]

對於“大躍進”與抗戰時期延安大生產運動的關係問題，學者們也進行了研究。朱地指出，“大躍進”運動是黨的歷史上大生產運動的再現。毛澤東希望通過發揚革命傳統，以人民群眾精神力量的發揮，來彌補當時資金、物資的匱乏。[19]王也揚也同意這種看法：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是想再現當年的延安大生產運動，他把過去的鬥爭經驗當作了完成新的任務的制勝法寶。[65]而黃義英認為，“大躍進”不是再現了大生產。不同之處：背景不同；目的不同；結果不同。說“大躍進”再現大生產，不但與事實不符，而且還會令人對黨的群眾路線產生誤解，認為走群眾路線的結果有時是好的、有時是不好的。“大躍進”自始至終都是背離黨的群眾路線的。[121]王玉貴指出，“大躍進”與大生產運動雖然發生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但兩者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以發展經濟為中心、反對單純從財政打主意，大搞群眾運動等方面有明顯的相似與繼承之處。由於歷史條件的不同，兩者所要達到的目標也就不盡相同，因而出現了截然不同的結局。 [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