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十年來“大躍進”研究若干問題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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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g 發表於 2006-6-3 16:17:35

十年來“大躍進”研究若干問題綜述

李慶剛

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2期

(十三)對“大躍進”時期民歌及文學的研究

文藝作品來源於社會，反映社會現實。對於反映“大躍進”的新民歌和文學的發展，許多學者進行了研究。

趙金鐘、嚴象品指出，“大躍進”新民歌的產生，弊大於利。[123]趙金鐘具體指出了“大躍進”新民歌運動的五大流弊：新民歌運動的本質屬性是政治的而非藝術的；新民歌所表現的內容大多是虛假的、片面的、違反客觀規律的；新民歌在詩體形式上存在着單一化和排斥形式美的傾向；新民歌運動中出現的一些違反藝術規律的口號給新詩的正常發展帶來了極其嚴重的消極影響；把“民歌體”定為一尊，破壞了詩壇的“生態平衡”，阻礙了新詩創作的多樣化。[124]岳冗指出，“大躍進”詩歌無疑具有某種積極意義，但就整體而言是失敗的，在文學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訓。[125]陳翔探討了“大躍進”民歌興起的原因及作用，指出要一分為二地評價“大躍進”民歌。[126]彭禮賢以《紅旗歌謠》為主要研究參照，論述了“大躍進”民歌中的勞動主題、愛情主題、頌歌主題以及民歌從迷誤到開始有所醒悟的軌跡。[127]邢小群以郭沫若在“大躍進”中的《百花齊放》和《紅旗歌謠》的創作與編輯為例指出，當時郭沫若雖然有着靈魂的掙扎與困惑，但他精神的主導面，不是疏離當時的環境，而是順應和強化着這種環境。這也是他身前身後引起了許多負面評價的基本原因。[128]劉涵華也對郭沫若與《百花齊放》進行了重新解讀，認為《百花齊放》曲折地反映出了郭沫若對自己知識分子的身份、立場、角色意識產生懷疑與動搖。[129]張軍雲對郭志剛、董健等主編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論述“大躍進”時期文藝的觀點提出了疑義，認為教材囿於時代因素局限，一些觀點失之偏頗。[130]李新宇將1958年的文藝“大躍進”放在20世紀中國文學流變的坐標上進行考察，認為正是在這一群眾性的文藝運動中，權威話語與民間話語一道徹底掃蕩了殘存的知識分子話語，並決定了此後20年文學運動的方向和基本形態。[131]趙俊賢對“大躍進”時期的文學進行了研究，認為“大躍進”文學徹底政治化，喪失了文學的品性。[132]

(十四)對“大躍進”中教育領域有關問題的研究

在“大躍進”中，以“教育躍進”為表現形式，以突破蘇聯教育模式束縛，實現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達到培養更多工農知識分子為目標，教育領域掀起了一場“教育革命”。如何看待這一“革命”，有關學者進行了探討。楊鳳城對“文化大革命”前的1958年和1964年的兩次“教育革命” 情況進行了研究，比較了它們的異同與關聯。[133]張健提出要實事求是地評價“大躍進”中的“教育革命”，既要否定當時不正確的做法，又要肯定其取得了一定成績。[134]周玉良、方曉東[135]、鄒時炎的觀點[136]與張健基本一致。對於“大躍進”時期頗有規模與聲勢的掃除文盲運動，李慶剛作了評述，總結了經驗教訓[137]。此外，李慶剛還考察了“大躍進”中具有代表性的江蘇省農業中學的曲折發展過程，總結了其中的經驗教訓[138]。

謝春濤十年前寫的研究綜述中，指出了“大躍進”研究中的值得重視的五個問題：“大躍進”前後的社會思潮問題；“大躍進”運動的國際背景問題；“大躍進”運動的經驗來源問題；“大躍進”期間的決策機制問題；“大躍進”期間毛澤東以外其他領導人的作用問題等。[1]綜上所述，應該說，在十年中，學者們在探討這些問題方面是做了很大努力的，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同時，研究的問題也遠遠超出了這些範圍，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了很大拓展，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與此同時，研究中成果雖然數量較多而有深刻見解的少，深度不夠，重複選題和重複論述現象還比較嚴重。有的研究視角獨特，但挖掘深度不夠。這是在以後的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的。另外，對於作為運動的“大躍進”，學術界研究的較多；對於作為一個時期的“大躍進”所包括的豐富內容，學術界已開始給予較多的關注，並出現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仍將是今後需要深化研究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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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蒙]